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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我们身边总会多了这么一句话：“雷锋叔叔三月来了四月走。”可我的脑子里总是清晰地刻录着这样的画面—— 孩童时代的我，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看着挥舞着双手的指挥，和着音乐老师的手风琴声，卖力地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厂办服务公司的门口摆起了长龙，补陶瓷盆修收音机，还免费剃头呢！不过大都是老人和小孩，正赶时髦的毛头小子们是不会去的。每到这个时候，妈妈总会从床底下掏啊掏啊，掏出个落满尘灰的破脸盆让我去修去补。我也乐得，带上小弟扛上盆子，屁颠屁颠地去了。在队伍中总会遇到几个熟识的伙伴，他们手里多半拿着和我差不多的东西。大伙儿叽叽喳喳、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街头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同一首歌曲；大街小巷，一帮帮人扛着扫把来了一拨又一拨，有学生有干部，大大小小好不热闹。把街上的每一个死角都清理得干干净净。那时，我坏坏地想：“清洁工人最喜欢这几天了吧！大街上一层不染，他们不乐得清闲吗？”我还知道，在这个时候，福利院的门槛会被踩破，那些老奶奶的头发即使一年也没这些天洗得次数多。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放下髻子又扎起髻子，布满皱纹的脸上哪怕笑得僵硬，她们也满是善意地笑着。 长大了的我，当上老师。突然发现这个年代的孩子不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不知道“钉子精神”，更不知道雷锋是何方神圣。扫马路、擦洗站台、去福利院……在3月悄悄地退出了这个历史舞台。我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很薄弱，可我仍会固执地告诉孩子谁是雷锋，什么是“钉子精神”。可我也曾暗自叹息：“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2002年，我莽莽撞撞地来到厦门。在联系不到朋友的情况下，我无奈地在汽车站上了一辆开往火车站的43路公交车。慌乱中，我发现自己包里最小的钞票就是五元。我捏着五元的纸币，弱弱地问了一声：“师父，我可以站在这儿找零吗？”司机挺大声地说了一句：“这到火车站没几站了，怎么找？”我一慌就要投下这五元，他又不让。焦急尴尬中，一位烫着卷发的中年阿姨走了上来：“小姐，我帮你刷卡吧！”我感激涕零，一边感慨“厦门人真好”，一边不停地说着“谢谢”，阿姨摆摆手，笑着对我说：“这没什么，曾经也有人这么帮助过我。”说完，她回到后面的座位上坐下了。我战战兢兢地接过这“火炬”，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遇到有人投币没零钱，我总会站起身帮忙刷卡，我也会笑着告诉他（她）：“这没什么，曾经也有人这么帮助过我。” 想到这里，我也释怀了，何必去纠结“雷锋叔叔三月来了四月走”呢？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古时候的“雷锋”吧；用苹果手机发微博、将做好事进行到底的郭明义，亦或是一掷千金的曹德旺，还是自创的“中国的士第一印”的可爱的哥薛慧……现代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我何必去纠结他们会不会唱雷锋的歌、讲雷锋的故事呢？ “老师，这是我们的义卖所得，全捐了吧！”望着这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我笑了，谁敢说这样可爱的孩子不是“小雷锋”呢？ 原来，雷锋叔叔就在这里，他一直不曾走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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