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背负技术的工具以“遇佛杀佛”的姿态大刀阔斧地迈进时，已无法回归原始的自然。自然以流变的形态被“抛入”现代。向自然的回归也必然是与文明进程相映衬的回归，以反思和转换自然观形式的超越的回归。
谈论自然时，我们不难说出“物”、“自然界”、“自然而然”、“人与自然”等语词，然而我们真的是在谈论自然本身么，还是另有所指？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这一问题也同时被“抛入”人的思想世界。然而“如何存在”的发问，始终无法回避对自然的思考与介入。当我们谈论自然时，实际上始终指向的是人这一维度。因而有必要反思，当我们为自然命名的同时是否也将自然遮蔽，将自然人化的同时是否也将人自身非人化。
走向逍遥：古典时代的精神启示
先秦诸子大都将自然设定为为人所用的对象，而道家却以自然为精神家园。在老子奠定了自然无为的形上维度后，庄子再次回到自然本身，并给出自然的多重维度和人的“自然化”这一终极理想的存在图景，从自然之中获得人逍遥在世的启示，处于现代技术世界的人们，基于同样的如何在世的思考，或许会问，庄子企图回到的自然仍是今天可以企及的自然之境么？庄子的自然之论本身是否足够现实呢？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以天言自然，“无以人灭天”的确是以“天”为前提，然而从存在的层面来说，荀子对庄子的批判似乎因未能理解庄子追求“天人合一于天”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形态这一最终落实点而“蔽于一曲”。“天”不过是庄子眼中更为理想的人的存在形态，即将人“自然化”，依然是立足于人之在而关涉自然。
庄子试图使人与自然在道的统一视阈下相互融合、各得其适，从而走向逍遥的自由之境。人通过合于天而达到合乎人性的存在，“与天和”从而“与人和”，自然既是形上的又是实在的，并是沟通形上形下、天与人的实现原则。首先，在本体论上，庄子将自然规定为道的特性。“物物而不物于物”，自然之道以无为的姿态生成万物并内在于万物之中而成为万物的自然本性。道与自然相通，使自然具有了形上的根据，顺于自然乃是当然之则，故而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莫之为而常自然”。相反，人对自然的妄然介入便是不合于道的。其次，自然又通指天下万物，“通天下一气也”，人是自然之一物并与自然平等。因此，人以人的尺度将自然设定为其予取予求的对象，既是对自然界万物之本性的扼杀，也是人的本真之性的自失。最后，既然人是自然之一物，且自然乃是人之天性，故合乎人性的存在应该取消人的刻意作为而本于自然，即合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化人为天。由顺于自然并进一步合于自然便可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之境。逍遥是自由也是自然之境，自然由此成为一种存在境界和价值取向。
逍遥如鲲鹏者依然有待于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终极形态的无待与逍遥乃是思想的、态度的，从而只能是人的。于是，庄子转向认识论上的齐与通的自然之道，认识从而实践自然之道才能达到逍遥。逍遥的在世方式是身体更是思想与情感的自由。
回归自然：技术时代的诗意乡愁
庄子认为当时的社会形态已经从本然的存在形态沦为分化的世界，“道术将为天下裂”，是认识论的分裂也是存在形态的分裂，而如何使存在图景的分裂回归到统一的、未分的形态？从其现实性上来说，与道相通的自然又构成通向逍遥之境即合乎人性的存在形式的途径和实现原则。“天地任自然”，以自然的即合乎道的存在视阈改变现实的即分化的存在形态，使万物成为自身的价值和目的。循乎天道而回归自然，取消天人之分、物我之别，“同于大通”，把外在的自然律升华为对人的存在具有导向作用的人生法则，以实现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为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
如何存在的最终指向和意义固然是人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给予人的“自我中心”以合法地位，“大同而无己”、“吾丧我”正是要求人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对物的工具性尺度和外在的社会规范对人的自然之性的抑制，从而化解人与世界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对立而达到并重建二者的统一与融合。“物物者与物无际”，人需“兼怀万物”，使天人的对峙走向“与天地为友”。在惠子与庄子的“大树之辩”中，惠子以对物的有用性的要求责难庄子之论是“大而无用”；而在庄子看来，惠子则是“逐物而不返”，不知正是与物同游的“无用之用”，即大木、无何有之乡、树的遮蔽与人的栖居，才构成了人与自然各得其性的理想的也是本然的存在图景。唯其“无用”，才使人与物在同一过程中都回到自身，实现其本真之在。
“周文疲敝”的时代，庄子的“天”及“逍遥”皆具有理想的形态，本然的存在被理解为玄同的世界，固然难以抵达；同样在工具理性对人性与物性的逼迫与遮蔽下，海德格尔以“诗意的栖居”相回应，其诗意的态度敞开于天地人神的聚集，人在世界中和万物一同游戏，共同生成自身。而在现代技术世界，人与自然的存在同样是支离的，我们何以回应又如何栖居？生态哲学、心灵哲学、生活哲学等的兴起显露出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反思，文学与艺术也无不流露回归自然的乡愁。借助庄子的思想世界反思我们的在世方式，我们看到，在技术时代的今天，人被工具化、技术化，对物的有用性的贪婪蔓延至对人的有用性的考量，“无用之用”在工具技术的整体锁链中难以获得生存之地，本真的存在在求生存的疲于奔命中被遮蔽甚至扭曲。当我们背负技术的工具以“遇佛杀佛”的姿态大刀阔斧地迈进时，已无法回归原始的自然。自然以流变的形态被“抛入”现代。向自然的回归也必然是与文明进程相映衬的回归，以反思和转换自然观形式的超越的回归。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