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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两个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因此，本文将以“藩镇之乱”为主线，帮助读者更全面的认识唐朝三百年。
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但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不一样。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来自内乱，而且乱的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首都共九次沦陷（严格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遥遥领先，其余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每一项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排No.1，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问题就出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挂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多活几天就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能一次次夺回，并坚挺150年，而且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答案就是：藩镇。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因此采纳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都砍了，那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不为藩镇头疼，但却为辽金蒙元郁闷。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 “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150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可是在一般读者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150年历史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西汉七国之乱，东汉军阀混战，西晋八王之乱，甚至于春秋战国，其实都是藩镇之乱。不知什么原因，藩镇现在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200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这是一个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中央直接管辖就是累死也管不过来啊。既要对地方有效控制，又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于是二者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隋朝速亡，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现在通信技术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央也会抓狂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就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倘若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是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就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藩镇，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的。唐朝立国前50年，对外战争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唐高宗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个进攻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言之，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广设军镇，划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可见，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战区开始变身藩镇。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少兵，为了抵御叛军，朝廷于是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成立领导班子，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藩镇；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元和国计薄》统计为48，《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42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一，“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二，“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削藩战争的主力。
三，“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四，“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也不过八个，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乱平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171起，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都是藩镇内乱，士兵杀逐主帅。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
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姑息政策，平叛其实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程度。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放任权力下移，以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军向叛军发起最后进攻，不久后便攻入叛军老巢河北。叛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举手投降，朝廷将其原地任命为节度使，安史乱平。但河北割据，长达二百年的藩镇动乱史拉开了序幕。虽然绝大多数藩镇不是割据型，绝大多数藩镇动乱也不是对抗中央，但割据藩镇与中央的较量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因此，本文将以割据型藩镇为重点来展开唐后期藩镇之乱的全貌。
李怀仙为“卢龙”（又叫“幽州”或“范阳”）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听着更像人名）节度使，李宝臣（就是张忠志）为“成德”（又叫“镇冀”或“恒冀”）节度使，薛嵩为“相卫” （又叫“昭义”，不久被田承嗣吞并，朝廷另设昭义战区，也称“泽潞”）节度使。此外“淄青”（又叫“平卢”）兵马使李正己发动兵变驱逐原节度使，山南东道士兵推将领梁崇义为帅，朝廷均以节度使授之。卢龙、魏博、成德、昭义、淄青和山南东道，这六镇成为了唐朝的第一批割据藩镇。
不久后，卢龙兵变，李怀仙被部下朱希彩杀死，朱希彩自称留后（就是代理节度使，朝廷承认后才是正式节度使，藩镇将领无人敢自封节度使，都是自封留后，然后要求朝廷予以承认）。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想趁机揩点油水，结果被朱希彩所败。朝廷唯恐河北又乱，赶紧授朱希彩节度使旌节。结果没过几天，卢龙又兵变，朱希彩被士卒杀死，变兵拥立朱泚为留后，朝廷授节度使。卢龙刚消停，昭义节度使薛嵩就死了，士卒拥立薛嵩的儿子薛平为留后，但薛平不想当这个节度使，让位给其叔叔。一时间，昭义的权利交接发生动荡。田承嗣趁机发兵进攻昭义，一举拿下了昭义六州中的四个。
在此之前田承嗣甚至还立了一个“四圣堂”，里面供奉着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四人。田承嗣的一系列悖逆行为震动朝野，之前一直忍气吞声的代宗皇帝终于忍无可忍。此外，成德、淄青二镇早已看田承嗣不顺眼，田承嗣吞并昭义实力大增，二镇更是打翻了醋坛子，于是皆上表朝廷请讨之。代宗皇帝于是下诏，命河东、成德、卢龙、淄青、淮西等九镇发兵讨伐叛镇魏博。战场上的田承嗣处于绝对劣势，但田承嗣通过撒泼耍赖、挑拨离间等手段弄得联军内部分裂。联军战场上收获不大，田承嗣又服软认错，代宗皇帝也就予以宽恕。
代宗皇帝这个人命运比较坎坷，本来生在太平盛世，王爷的日子快活似神仙。不曾想渔阳鼙鼓动地来，平静美好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跟着爷爷父亲颠沛流离，爷爷和父亲到死都没有搞定安史狂贼。他运气不错，即位不久就平定了安史之乱，完成了祖孙三代的夙愿。但七年多的安史之乱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过几天消停日子。但事与愿违，他还沉浸在平定安史的喜悦中的时候，不知怎么地就稀里糊涂的让吐蕃打进了长安，他只好稀里糊涂的去陕州流亡了两个月。
回到长安屁股还没坐热，平叛功臣仆固怀恩就反了。搞定仆固怀恩后，郁闷的代宗将年号改为“大历”，试图去晦气换心情。可是那些跋扈的藩镇节度使就像一个个定时炸弹，为了睡个安稳觉，代宗忍气吞声竭力安抚。可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就不让他睡得安稳，宣称自己晚上睡觉都不敢把腿伸直，怕不小心踹破了长安城，甚至扬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周智光属于脑子进了水的狂徒，旋灭。但是他的狂言确是空前绝后的，唐朝直到灭亡，没有第二个节度使敢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代宗皇帝的性格并不强悍，加上坎坷的经历导致内心很脆弱。当田承嗣抗拒朝命的时候，他只是想给田承嗣一个惩罚，一个教训，让他别把朝廷不放在眼里，并不以削藩为目的。本来这是是削藩的大好时机，别说举天下之兵，就是举中原藩镇之兵，搞定田承嗣也轻而易举。况且此时卢龙、成德、淄青这些割据藩镇也还恭顺，站在朝廷一边，愿为讨叛出力。倘若以雷霆之势一举攻灭魏博，将田承嗣全家屠灭，枭首示众，必将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天下藩镇谁敢跋扈？
可代宗的基因是懦弱的，尽管有时也想有所作为，但最后还是极尽姑息之能事，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进一步助涨了藩镇跋扈的气焰，朝廷权威进一步下降。汴宋（又叫“宣武”）战区将领李灵曜就从这次讨伐魏博看到了朝廷的软弱，田承嗣刚一认错服软，李灵曜就公然抗拒朝命，自封留后，朝廷姑息承认。李灵曜气焰愈发嚣张，任命自己的人为辖区内的刺史县令，并且勾结田承嗣，欲效河北藩镇为割据之势。
朝廷发诸道兵讨之，李灵曜毕竟与田承嗣差的远，朝廷在中原藩镇的统治根基也远比河北藩镇雄厚，三个月后，李灵曜即被生擒送京师斩首。李灵曜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来，不过割据藩镇通过平灭李灵曜赚了个盆满钵满。尤其是淄青（又叫“平卢”），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本就拥有十个州的土地，如今又取五州，共十五州土地，拥兵十万，雄踞山东，在割据藩镇中实力遥遥领先。魏博镇由于相助李灵曜，代宗下诏讨之，田承嗣再次上表认错，代宗懦弱基因再次发作，复其官爵，一切不问。
至此，代宗朝与割据藩镇的故事宣告结束，除昭义被魏博吞并，朝廷另设昭义战区外，其余五镇巍然不动。割据藩镇在代宗朝总体上处于韬光养晦的状态，对中央比较恭顺，暗中发展实力。相比割据藩镇，西南西北边疆的御边型藩镇表现要活跃的多。让代宗皇帝郁闷的除了关东（潼关以东）那些狂妄的藩镇节度使，就是唐朝的宿敌吐蕃。安史刚平，吐蕃就趁唐廷不备，溜到长安旅游了十五天，致使代宗皇帝很不情愿的去陕州度假两个月。之后吐蕃也不让代宗消停，连年入寇。
事实证明，虽然吐蕃趁乱攫取了唐朝大片领土，甚至还攻陷了长安，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强大，主要是因为唐朝军事无暇顾及。一旦唐朝军力西顾，吐蕃还是无法应付，他们只在长安待了十五天就被赶了出去。其后虽然连年入寇，但全部失败而回，无功而返，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相比西北边镇的防御政策，西南边镇则对吐蕃采取了攻势，战绩也比西北边镇辉煌。比如“击吐蕃于西山……攘地数百里”“追击于大度河外……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在抵御吐蕃入寇的作战中，浑瑊、马燧、李晟等新一代将领崭露头角，他们在德宗朝的削藩平叛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即位。德宗在位时间很长，仅次于高宗和玄宗。他也很有才，文学水平很高，是唐朝皇帝里写诗最多的。但同时，他也可以说是唐朝最大的昏君，唐朝最主要的两个毒瘤，阉党和藩镇在他手上发展壮大，成积重难返之势。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朝是亡在德宗的手里的，柏杨先生就对德宗极其鄙视，斥为“猪皇帝”。可德宗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猪一样的，即位后的一系列动作，颇有当年太宗、玄宗之风范。大家都“以为有贞观之风”，认为“明主出矣”。
德宗胸怀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决定对割据藩镇开刀，他不能容忍这些国中之国的存在，决心重振中央权威。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一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被江湖骗子毒死，他的儿子李惟岳上书朝廷，要求承袭父位，德宗坚决不许。这下割据藩镇炸了锅，他们早就相互勾结，要把土地传给子孙。田承嗣死的时候，传位给侄子田悦，当时的代宗委曲求全，同意了。如今德宗不同意李惟岳接任成德节度使，触犯的是所有割据藩镇的利益。
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淄青李正己、立刻联合起来，准备以武力对抗朝廷。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也因为德宗要他入朝而恐惧不敢前往，遂也加入反叛行列。面对这些跋扈的节度使，德宗毫不退缩，下诏命中原、河东地区的各个藩镇集结部队，准备讨伐这些“合纵以抗天子”的逆贼，甚至还征调了在西边防御吐蕃的边防军。此外，同为割据藩镇的卢龙（朱泚上位后不久便入朝了，节度使由其弟朱滔接任），因为与成德有仇，所以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了平叛行列。自此，唐朝第一次武力削藩拉开了序幕。
战争爆发后，唐军进展顺利：魏博军连战连败，田悦只剩数千残兵据守魏州，魏博镇几乎被唐廷扫平；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儿子李纳众叛亲离，被唐军包围，在濮州城头上大哭着忏悔，要求归顺；梁崇义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讨平，传首长安；成德在唐军巨大的压力下出现内讧，李惟岳被部下王武俊所杀，王武俊归降朝廷。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战争爆发，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对抗朝廷的四个叛镇就几乎全灭了。可谁也想不到，这就是唐朝削藩取得的最大战果，此后再也没有被超越。（后面的元和削藩效果最好，但战果一般，所以很快反复）
削藩战争打到这一步，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可德宗急于求成，处事不当，导致形势瞬间逆转。讨平成德后，德宗将成德一分为三：易、定、沧三州设“易定”战区，赐号“义武军”，以张孝忠为节度使（自此直到唐亡，义武一直效忠朝廷，是河北藩镇中的唯一）；以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观察使；以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观察使；成德七州瓜分完毕。攻打成德出力最多的是卢龙，朝廷便将德、棣二州赏给了朱滔。 张孝忠、王武俊、康日知三人都是原成德旧将，也都是归顺朝廷的降将，所以朝廷将成德瓜分为赏，可是这个赏赐引发了王武俊的强烈不满。王武俊认为：三人里我功劳最大，是我手刃逆贼李惟岳的啊，凭什么给张孝忠的赏赐比我多？给他三个州，给我才两个州，给他节度使，给我才团练使，这是何道理？那个康日知算什么东西，居然和我同等的赏赐，简直是侮辱人！朝廷接下来命他支援官军战马和粮草，王武俊更是不安，毕竟是原叛镇将领，这道诏令在王武俊看来就是要削弱他的实力，回头再和他秋后算账，来个兔死狗烹什么的。
相比较王武俊，卢龙节度使朱滔更是气歪了鼻子。攻灭成德全凭卢龙一己之力。张孝忠就是朱滔招降的，也正是在卢龙军的巨大压力下成德才内讧的。特别是朝廷事先允诺，他打下的城池全部归他，结果打完仗分蛋糕的时候没他什么事了。朝廷是划给他了德、棣二州，可这两个州是淄青的。朝廷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赏他，什么意思不言而喻。朱滔勃然大怒，老子流血流汗打下了成德，半毛钱的好处也没得到，又让去打淄青，耍大爷我呢！特别是卢龙与成德、魏博、淄青一样，都是割据藩镇，那三个挂了卢龙自然感到唇亡齿寒。
在魏州奄奄一息的田悦看到了这个机会，派人游说朱滔和王武俊，朱、王二人与田悦一拍即合。随后朱、王二人发兵救田悦，官军败绩。之前李希烈在讨平梁崇义之后，本打算将梁崇义的山南东道据为己有，结果德宗不同意，另派人担任节度使，李希烈因此也对朝廷强烈不满，遂生二心。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一月，朱滔自称“冀王”，王武俊自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以朱滔为盟主，这等于宣布独立，建国了；十二月，李希烈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这下，不但削藩成果丧失殆尽，唐朝反而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局面。河朔四镇与淮西李希烈虽然各自称王，但是四镇在一年多的战争中已经元气大伤，消耗太大，迫切需要一个出来吸引政府军火力的。心想事成，四镇刚称王李希烈就跳出来了。四镇立刻遣使向李希烈称臣，并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丝毫不懂“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被四镇的马屁拍的飘飘然，仗着自己兵精粮足，表现的非常活跃，和政府军打得难解难分。
李希烈也确实有两把刷子，快一年了朝廷对其依然无可奈何。到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德宗再次向前线增兵，调泾原战区的边防军5000人讨伐李希烈。这只部队冒着冬雨前进，尽管又冷又饿，但是大家心里都还有一丝兴奋，因为这次行军要途经长安，届时朝廷必定会有丰厚的犒赏。虽然上了战场九死一生，犒赏对自己也没有实际意义，但家人可以因此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很多士兵都带着家属。结果他们在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雨水中等来的却是一些难以下咽的粗糙饭菜，物质赏赐一个子都没有。
士兵们狂怒了，一脚踢翻面前的垃圾食物，怒吼着冲进长安，冲向皇宫。德宗赶紧下旨每人赐帛二匹，又赐金帛二十车。乱兵们更加愤怒，更加疯狂。长安城的百姓站在路边冷漠的看着变兵杀进皇宫。德宗急招禁军御敌，可是没有一个人来。万急之下，一百多个宦官簇拥着伤心的皇帝仓皇出逃，太子甚至亲自手持兵器殿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兵变”，唐朝首都第三次沦陷，皇帝第三次出逃。
乱兵拥立闲废在长安的朱滔的哥哥朱泚为帅，空缺的龙椅对朱泚产生了强烈的诱惑，朱泚的野心急剧膨胀，迫不及待的要一屁股坐上去爽一把。德宗出逃才一周，朱泚就在长安称帝，随后屠杀了宗室77人。然后朱泚发兵急攻奉天（今陕西乾县，德宗皇帝流亡地），要将皇帝一举拿下。幸亏周边的西北藩镇紧急入援且并力死战，总算暂时保住了摇摇欲坠的奉天城，给削藩前线的主力部队回援争取了时间。
得知泾原兵变的消息后，正在与叛镇相持的朝廷王师只好紧急回军勤王，其中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动作最快，击败了朱泚，解了奉天之围。随后，其他几路勤王部队到达，将朱泚围在长安。可由于李怀光与宰相卢杞不和，卢杞在德宗面前挑拨离间，德宗于是没有接见李怀光，反倒命令他乘胜攻取长安。李怀光想到自己千里竭诚赴难，又立下大功，可皇帝居然连自己见都不见，不由得勃然大怒，上书申诉，并且不再进击朱泚。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君臣嫌隙愈来愈深，李怀光愈发不自安，最后决定造反，袭击奉天。
德宗皇帝只好又狼狈的从奉天逃到了梁州（今陕西汉中）。可李怀光造反的行为不得人心，部将纷纷归降朝廷，李怀光实力大为削弱，只好带着残余人马逃往河中，以求自保。随后唐军各路人马合击长安，朱泚兵败如山倒，最后被部下所杀。德宗回到长安后，下诏讨伐李怀光，李怀光内外交困，连战连败，最后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
在李怀光反叛之前，德宗在奉天下了一道“罪己诏”，对目前国内这种战火弥漫、生灵涂炭的现状承担了全部责任，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向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包括叛将叛军）谢罪，并表示除朱泚之外，其余人等一律免罪。这道诏书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炸弹，起到了很好的收人心的效果。五大叛镇的人心本就不稳，比如当初朱滔决定援救田悦的时候士卒差点兵变，此外死谏的，宁死不从的，投降朝廷的比比皆是，大家谁也不想得一个“贼”的名号。
就像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说的：“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看到诏书后，王武俊、田悦、李纳赶紧去王号，上表谢罪。朱滔依旧不思悔改，还想当他的河北盟主，可是人家不听他的了。朱滔怒，发兵击魏博，最后在王武俊和李抱真的联合打击下惨败而回，不久后死去。平定李怀光后，朝廷停止了对李希烈的用兵，只作防守。这种政策反倒加速了叛军内部的分裂，不久后李希烈的部将陈仙奇屠灭李希烈全家，举众归降。
从781年战争爆发到786年李希烈败亡，唐朝的第一次武力削藩持续了五年。这场战争以消灭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重振中央权威为目的。但事与愿违，这场试图加强朝廷统治力的战争却演变为了安史之乱后又一场大灾难，旧叛未平、新叛又起，唐朝统治差点崩溃。河北藩镇依旧割据，区别就是从成德分出去了一个义武，南边的割据藩镇由山南东道变成了淮西，再就是割据藩镇的节度使换人了。可见这次削藩的成果为零，如果算上削藩过程中不慎后院起火，这次削藩的成果是负数，只赔不赚。 战争结束后，受了惊吓的德宗心灰意冷，其后的二十年，对外姑息，对内敛财，彻底抛弃了开始时的雄心壮志，做起了“猪皇帝”。唐朝的内外形势也进一步恶化。对内，宦官势力发展壮大，藩镇骄兵愈发跋扈。对外，由于代宗时河西、陇右没于吐蕃，致使安西、北庭成为了孤悬在外的孤岛。二镇尽忠竭力，闭境坚守27年，但最终还是在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被吐蕃攻陷，就剩了一个西州（今吐鲁番）还为唐固守。如此一来，唐朝西北领土全部丢失，国土面积萎缩到了就比北宋大一点的水平。
但德宗朝也还是有亮点的，比如外交上，之前名义上的兄弟之国回鹘向唐称儿称臣（石敬瑭是“儿皇帝”，德宗是“爹皇帝”），玄宗时投降吐蕃的南诏又重新归顺唐朝。但最亮的光彩还是来自御边藩镇。在削藩战争结束后，吐蕃又开始给唐朝添堵，尽管两国已经签订了边界条约，但吐蕃依旧连年入寇。西北藩镇在抵御吐蕃上表现中规中矩，这一次吃了亏，下一次又还了回去，基本是个平手。相比较西北边镇，西南边镇的表现要出彩的多。
尤其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继承了代宗时期西南藩镇主动进攻的传统，连续对吐蕃发动攻势，取得很大胜利，给吐蕃以重创，甚至生擒吐蕃宰相。“（韦皋）治蜀二十一年，数出师，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韦皋）服南诏，摧吐蕃……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韦皋的胜利，迫使吐蕃与唐朝改善关系。加上来自西方的压力增大，“蕃军大半西御大食”，唐朝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
德宗之后即位的是顺宗，但顺宗即位前就得了病，说不成话，即位后病也没好，不会说话自然无法执政，加上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顺宗才当了7个月皇帝就荣升为太上皇。顺宗在无意间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中国历史上从即位到荣升太上皇时间最短的皇帝。也是唐朝皇帝里做太子时间最长，做皇帝时间最短的一个。顺宗在位期间，发生的大事就一件，史称“永贞革新”，也叫“二王八司马事件”，这是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藩镇对斗争形势有一定影响，本文就不提了。
即位的是宪宗，他是唐朝皇帝里得到较高评价的三个人（太宗、玄宗、宪宗）之一。宪宗最大的功绩就是他取得了削藩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国家统一，巩固了中央统治。书写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历史最辉煌的篇章，因此宪宗统治时期被称为“元和中兴”。宪宗即位的时候，藩镇的割据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当时全国48个藩镇有15个藩镇是不报户口不缴赋税的，也就是说有15个藩镇在统治层面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但这里必须强调一下，这并不代表这15个藩镇都是割据藩镇。
割据藩镇的特点是除了名义上隶属中央以外，其他方面和中央没有任何关系，完全自给自足，并且不遵守朝廷的法令政策。这15个藩镇里只有魏博、卢龙、成德、淄青和淮西完全具备这个特点。剩下的10个藩镇及全国其余的33个藩镇与这5个不同。
首先，节度使并不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和“军士拥立”（当然也存在这种现象），朝廷对节度使及其他官吏人选是有决定权的。
第二，很多藩镇无法脱离朝廷而生存，比如西北御边藩镇，这些藩镇本身的赋税是不够用的，对朝廷拨款的依赖性很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特点，这些藩镇是服从中央法令、政令及号令的。
可即便如此，形势依旧严峻。48个藩镇里有15个不申户口不缴赋税，那既申户口又缴赋税的藩镇有多少？8个，只是藩镇总数的零头。可见大多数藩镇虽然不是割据型，但其权利依旧过大，随时有对抗中央的可能。特别是某些有野心的节度使，看到河北藩镇这样的榜样，羡慕嫉妒恨的心理是难免的。都是节度使，凭什么他们就那么逍遥快活，我就得处处受朝廷掣肘？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一样？
宪宗即位之初，就遇到了几个这样的节度使。第一个叫刘辟，他是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僚。宪宗即位才一周，韦皋病故，随后刘辟就自封留后，然后模仿河北藩镇，让将士们向朝廷上书要求授节度使旌节。宪宗很恼火，坚决不同意，命刘辟入朝做给事中，另派人担任西川节度使。刘辟抗旨，阻兵自守，新任的节度使走到半路一看这架势不敢前进，返回了朝廷。宪宗由于刚刚即位，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授刘辟节度使。
没想到刘辟得寸进尺，又要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宪宗拒绝后，刘辟居然发兵攻打东川。宪宗再无退路，任命禁军将领高崇文（其孙高骈，唐末风云人物）统兵进剿。八个月后，高崇文生擒刘辟。在讨伐刘辟期间，朝廷还发动了讨伐夏绥的战争。夏绥节度使叫韩全义，被宪宗解职，韩全义便将职权交给了他的外甥杨惠琳。朝廷新任命节度使后，杨惠琳和刘辟一样“勒兵拒之”，宪宗下诏命河东、天德军讨之。杨惠琳非常不经打，不到一个月脑袋就被送到了长安。
第三个试图效仿河北的是位于今天浙江省的镇海节度使李琦。李琦是皇家宗室，但人品较差，欺上瞒下，贪赃枉法，残害百姓。但由于巴结德宗巴结的比较好，所以乌纱帽一直无忧，他还招募了一批私兵。宪宗即位后，重整朝纲，看到刘辟杨惠琳败亡后，李琦深不自安，也上表要求入朝。但他并不甘心放弃专制一方的权利，又想到浙江山高皇帝远，估计朝廷不会对他怎么样。于是又上表说自己有病，要求延缓入朝。
宪宗大怒，你说入朝就入朝，你说不入就不入，到底是谁说了算？下诏强令入朝，李琦无奈，遂起兵造反。宪宗下诏命淮南、宣武、义宁等诸道兵讨之。政府军还没到，李琦内部就已经打成了一锅粥。镇海辖区内的很多官员不想跟着李琦造反，纷纷发兵讨伐李琦，李琦也发兵“平叛”。不料他派去“平叛”的将领私下谋划：“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其势已蹙，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遂倒戈，生擒李琦送京师。 说点题外话，宪宗也继承了李唐皇室私生活不检点的传统，看到李琦的小妾郑氏貌美，便据为己有，生下了宣宗皇帝，又成就了一桩李唐皇室的乱伦案例。此外，宪宗的正妻（严格说也不是正妻，因为理论上的正妻是皇后，宪宗没有立皇后）郭妃（郭子仪的孙女）是他自己的姑姑。郑氏是那种少有的幸运儿，作为反贼的家属，本来是要株连的，现在因祸得福，成了皇妃，后来被追封为“孝明皇后”。可见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取决于他的领导，“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确实说的不错。
在连续讨平三个跋扈的节度使后，雄心勃勃的宪宗把目光转向了河北，意欲铲平天下祸乱的根源，第一目标就是成德。在德宗削藩时，成德镇就改姓王了，首任节度使就是王武俊。王武俊死后，儿子王士真继任，到了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时候，王士真也死了，其子王承宗按照“惯例”担任留后，然后上奏朝廷索要旌节。宪宗打算乘此机会向河北藩镇开刀，决定拒绝王承宗，节度使由朝廷派人，如果王承宗奉诏，一切都好说，如果胆敢抗旨，那就兴师讨之。
但宪宗这次明显欠考虑，之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另一个割据藩镇淄青身上。德宗时期的淄青节度使是李纳，李纳死后儿子李师古继任。在宪宗讨伐刘辟期间，李师古也死了，然后李纳的另一个儿子李师道自封留后，朝廷当时正在征讨刘辟，不想节外生枝，也就予以了承认。同样是父死子继，相距时间也很近，承认李师道，不承认王承宗，这如何服人？而且成德与西川、镇海的情况也截然不同，成德割据已经快50年，“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
就像清人王夫之说的，当时最不应该打的就是成德，因为成德最难打，“南有魏博以为之障，北有幽燕（指卢龙）以为之援，东有淄青为率然之首尾”。要打也应该先打淮西，因为淮西“处四战之地，旁无应援”。所以讨伐成德的动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的强烈反对，包括宪宗的核心智囊团，与之前讨伐西川、镇海时智囊们的主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宪宗朝的名相李绛，劝到：“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但宪宗内心深处还是想打，在考虑了李绛等人的意见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从成德划出德、棣二州，设“保信”战区，同时命成德向朝廷缴纳赋税，并且交出辖区内官吏的任命权，这实际上是一个削弱成德实力的方案。宪宗对成德念念不忘，正式的任命诏书长时间不发，弄得王承宗越来越心虚，越等越害怕，于是不断向朝廷上书解释。宪宗便派人去成德安抚王承宗，也顺便探探虚实。
王承宗接待钦差的礼数非常恭顺，并且表示愿意献出德、棣二州以证明自己的忠心。王承宗的恭顺让宪宗找不到讨伐的口实，只好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节度使，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这个薛昌朝是王承宗的亲戚，也就是说虽然从成德划出去了德、棣二州，但这两个州还是在王承宗自己人的手里，所以王承宗没有一点意见。而宪宗这样做，则意在分裂王承宗的势力，你原来的手下现在和你一样都是节度使，你还想管着他的难度就增大了。
但王承宗割让二州的举动引发了其他割据藩镇的不满，大家都一样的活法，你开了这个先例，那朝廷以后要割我的地怎么办？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使出了阴招。他一面派人向王承宗诬告薛昌朝与朝廷勾结，另一方面把朝廷的使者留下来大吃大喝数日。如此一来，等到使者到达德州的时候，薛昌朝已经被愤怒的王承宗给抓走了。宪宗大怒，命王承宗放人，王承宗拒绝，早就想打的宪宗终于找到了借口。从此，拉开了宪宗削藩生涯中最为郁闷的一页。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十月，宪宗下诏命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统领左右神策军（中央禁军）、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诸道兵马讨伐成德，同时命成德周边的藩镇，包括魏博和卢龙也发兵进讨。田季安又使出了阴招。一面表示奉旨讨伐成德，然后又派人告知王承宗：“我打你，那是背友，不打，那是叛君，所以啊，你给我一个县，对你来说微不足道，我也可以给天子交差。”卢龙最初也很纠结，但其与成德本就是世仇，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出兵讨伐。
可以看出，这次削藩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是核心领导班子意见不统一，第二是宦官掌军。都知道宋朝限制武将权利，但这种情况其实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安史之乱期间频繁更换军队统帅，攻打相州的时候不设主将，平叛功臣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来瑱等人饱受猜忌，中央禁军交予宦官不交予武将，宦官监军制度大盛。武将不得专掌军事对唐朝的削藩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宪宗也继承了这个传统，自肃宗之后第二次命宦官负责大规模军事行动。
结果是魏博得到一个县之后按兵不动，其他诸道兵马迁延不进，互相推诿扯皮。而吐突承璀身为全军统帅，毫无军事能力，他所辖的神策军接战不久一员骁将即战死，士气大损。打了大半年，诸道兵马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反倒是同为割据镇的卢龙讨伐最为卖力，战果也最大。战场上师久无功，翰林学士白居易屡次劝谏宪宗退兵。而王承宗这时也向朝廷服软认错，他的同伙淄青和魏博也上书要求赦免王承宗。宪宗无可奈何，只好予以宽恕，并重新任命其为成德节度使，鸣金收兵。
到了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的时候，当时朝廷正在讨伐淮西，京城发生了恐怖事件。主战派的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遇刺，一死一伤，有人告发这是成德干的（到底是成德还是淄青，始终没搞清楚，但淄青派人行刺的证据确凿）。愤怒之极的宪宗下诏怒斥王承宗，拒绝其朝贡，并撂下句狠话：“你等着，回头弄死你。”然后命魏博、振武、义武做好准备，随时出击。而王承宗愈发嚣张，“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次年（公元816年）元月，宪宗再次对成德动手，“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讨。”
最后的结果如何呢？“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馀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壹，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宪宗二讨成德再次以失败告终。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十月（宪宗死于本年年初），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继位。当时的形势是：五个割据藩镇，淮西、淄青被灭，魏博早已归顺，卢龙也早已归顺，只是还没正式移交而已。成德孤立无援，况且朝廷两次讨伐虽然失败，但那是操作问题，不是实力问题。王承元不想步淮西、淄青后尘，决定回归朝廷。至此，成德镇割据58年而灭。 在第一次讨伐王承宗失利后不久，同样的父死子继在魏博出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继位。魏博是割据藩镇中最为跋扈嚣张的，宪宗于是把宰相们召来商议如何应对。宰相李吉甫主战，另一位宰相李绛反对。宪宗虽然内心倾向于兴兵攻讨，但他知道李吉甫是一个阿谀谄媚之徒，而李绛却是一个真正的智士，上次不听李绛的劝谏，执意对成德用兵，结果灰头土脸，所以宪宗这次打算认真听听李绛的看法。
而李绛也没有让宪宗失望，献上了一条非常精彩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计策。李绛认为田怀谏年龄太小，军府大权必归旁人，此人肯定压不住诸将，而魏博军政制度有很大弊端，在这种弊端下，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魏博必定内乱，田氏就算不被灭族也要沦为阶下囚。而那些藩镇节度使最为痛恨和提防的就是这种将杀帅的篡位（因为他们自己中有很多人就是靠这种方式上位的，比如前文说过的卢龙朱希彩、朱泚，成德王武俊，淄青李正己），所以魏博新帅只有投靠朝廷才能自存，否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
因此李绛的计策很简单，胡萝卜加大棒。命诸道练兵备战，按兵养威，进一步对魏博施加军事压力，静待魏博之乱。魏博一旦有变，朝廷迅速接收，并对魏博将士予以重赏。一来收魏博人心，二来乱邻镇人心。其他藩镇恐惧部下效仿魏博取朝廷之赏，必“争为恭顺矣”。宪宗一时摇摆不定。李绛劝道：“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恒州（指成德），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天下骚动，所费七百馀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
宪宗终于下定决心，采纳李绛计策，放弃用兵。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李绛所料，甚至比他预想的还要好。田怀谏年龄太小，军府之事由其仆人蒋士则决断，蒋士则也果然犯了众怒。而朝廷正式任命田怀谏为节度使的诏书迟迟不到，也就是说田怀谏不是合法的魏博领导人，军心更乱。终于发生兵变，军士们拥立田兴为帅。而田兴虽然是田承嗣的侄子，但却是个忠臣义士，一颗赤心向朝廷。他向拥立他的军士们提出必须“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否则他不当这个节度使。众军许诺，田兴遂杀蒋士则，囚田怀谏，然后上奏朝廷等待处置。
宪宗立刻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赐名田弘正，表彰其弘扬正气的义举。这里要解释一样，这次授田弘正节度使与之前藩镇内乱后朝廷授新帅节度使并不一样。以前都是藩镇内乱后新帅自封留后，然后派人持将士的请愿书赴朝廷，朝廷然后签字确认。这种情况下，节度使的任命不是朝廷的意思，而是将士的意思，恩命在下不在上。而这次田弘正没有自封留后，也没有送什么将士的请愿书，他只是把兵变情况告知朝廷，然后由朝廷处置。所以这次宪宗任命其为节度使是朝廷的意思，不是以前那种人选已定，朝廷签字。
然后又降旨重赏魏博将士钱一百五十万缗，魏博六州百姓免赋税一年，然后派人去魏博宣慰。田弘正待钦差极为恭顺，礼数极重，并请钦差视察魏博辖区。然后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割据藩镇的节度副使一般由节度使的儿子担任），并奏魏博辖区缺官九十，也请朝廷派人。魏博割据以来，节度使的住宅规格超越朝廷规定，这些房子田弘正一概不住，行朝廷法令，输赋税。魏博归国，其他割据藩镇有齿寒之感，屡次派人游说田弘正，甚至还打算联合起来攻打魏博。田弘正始终不为所动，至此，魏博割据50年而灭。
说来也巧，天下尽人皆知宪宗志欲扫平割据，而那些割据藩镇还偏偏就喜欢在宪宗朝扎堆闹事，给宪宗提供讨伐的借口。魏博归顺后，淮西（又叫“彰义”）就开始作乱。淮西镇从李希烈开始割据，后来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不久后陈仙奇又被部将吴少诚所杀。德宗自从削藩失利后就吓破了胆，对骄兵悍将的废主自专，杀逐主帅听之任之，一味姑息，谁上台他就承认谁是节度使。所以淮西镇愈发跋扈，在德宗朝后期就开始闹事。朝廷兴师讨伐，打了三四年，灰头土脸，然后也就不打了，不了了之。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月，新一任节度使吴元济上任后淮西又开始作乱，出兵攻打周边州县。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宪宗正式下诏削吴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看上去实力悬殊，但战事却成胶着状态。我总结原因四个：第一是唐军统帅无能，比如第二任统帅韩弘甚至“欲倚贼以自重，不愿淮西速平”；第二是宦官监军，事情必须宦官同意才能执行，打胜了功劳是监军的，打败了罪过是将领的。第三，吴元济手下颇有人才，尤其是有些能打的将领；第四，唐军十六道兵马总数虽多，但平均下来每部也就几千人，而且四面进击兵力分散，心又不齐，几乎没有什么配合协同，唐军人数优势无从体现。
因此战争打成了持久战，而且成德、淄青勾结淮西，破坏削藩。战争爆发伊始，王承宗、李师道便屡次上书朝廷，要求赦免吴元济，宪宗予以断然拒绝。然后王承宗就派人进京为吴元济游说，并上书诋毁主战派宰相武元衡。李师道就更加阴毒了，与手下谋划后，决定发动恐怖袭击，制造恐慌情绪，迫使朝廷退兵。先是派人袭击了河阴转运院，河阴院是国家仓库，贮存着大量的江淮租赋，结果袭击成功，钱帛三十余万缗、粮食二万余斛被焚。然后又袭击主战派大臣，宰相武元衡被杀，御史中丞裴度受伤。后来又准备在东都洛阳制造更大规模恐怖事件，事泄而败。
这些恐怖袭击确实达到了李师道预想的效果，河阴院被焚后“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武元衡、裴度遇袭后“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裴度虽然没侥幸没死，但很多人却要求宪宗将其免职，以安成德、淄青之心。在战场无功，后方又乱的不力局面下，宪宗的神经异常坚韧。河阴院被焚后，坚决拒绝了罢兵的请求。面对罢免裴度的声音，宪宗怒斥：“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指王承宗、李师道）！”然后立刻将裴度提拔为宰相。
而朝中正直的大臣，也没有被李师道的恐怖行为吓到，更加坚定的支持削藩大业。兵部侍郎许孟容在宪宗面前声泪俱下：“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请奏起裴中丞（裴度）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受伤卧床的裴度也对宪宗说道：“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籓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之心更加坚定。不久后唐军在淮西遭遇大败，罢兵之声又起，宪宗说道：“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 史称宪宗用裴度为相后“讨贼愈急”，也确实太急了点，淮西尚未平定，愤怒的宪宗又下诏再次讨伐成德，结果前文已经介绍了，无功而返。宪宗急于求成，双拳同时出击，同时陷于两个战场，结果只能是欲速而不达，最后只好罢兵成德，专心淮西。而淮西前线虽时有捷报传来，但无实质性胜利，战场胶着形势依旧。宪宗焦虑不已，一面对前线诸将给予重赏，一面又表达强烈不满，表示无功必罚。随后宪宗做出了两个重要的人事调整。一，任命德宗朝名将李晟的儿子李愬负责西线作战；二，任命宰相裴度为前线统帅，并亲临前线督战。
这两个人事调整非常关键，也非常正确，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裴度的任命。宪宗朝的裴度、李绛是安史乱后最杰出的宰相之一，能比得上他俩的我看也就陆贽和李德裕而已。李绛人品、见识和谋略放在整个唐朝都是第一流的，丝毫不逊于盛名在外的“房、杜、姚、宋”四大唐朝名相。而裴度更是被誉为整个唐朝历史中唯一一个能与郭子仪相比的人物。裴度临行前，对宪宗立下军令状“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感动得泪流满面。
之前的两任统帅，并不真心出力讨贼，所以各路人马不能形成合力，加上诸将受制于监军，从而导致作战不力。新帅裴度则是坚定主战派，而且诸将恐裴度分其功，所以唐军就在思想上达成了统一。而且裴度到达前线后，将监军全部罢免，兵柄专制之于将。史称唐军从此“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唐军主将李光颜、乌重胤向淮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吴元济知道李光颜骁勇，尽发精锐主力来挡。一直在西线示弱的李愬，终于等来他一直在等的机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大雪之夜，李愬率军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淮西割据36年而灭。
淮西之战打了三年，虽然过程很不完美，但却以最亮的光彩画上了一个最完美的句号。“李愬雪夜袭蔡州”不但是唐朝削藩战争中最为精彩的一笔，也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在战争过程中，唐军屡受挫折，三易主帅，宰相遇刺，国库被焚，罢兵之声不绝于耳。但宪宗始终不为所动，与裴度君臣上下一心，他们的坚持也最终换来了回报。成功在很多时候需要的只是那一点点坚持。
淮西既平，王承宗破胆，乞求于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希望田弘正可怜可怜他，帮他向朝廷求情。表示愿意送两个儿子去长安做人质，献德、棣二州，并像魏博一样输赋税、请官吏。宪宗看在田弘正的面子上勉强同意，但宪宗深恨王承宗，并没有赦免他的罪过，也没有恢复他的官爵。其实成德镇这个时候已经回归中央了，只是朝廷不承认的王承宗还没有下台而已。淮西是第一个被朝廷武力讨平的割据藩镇，杀鸡骇猴的作用很明显。破胆不是王承宗一人，还有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横海节度使程权，卢龙节度使刘总。
横海镇并非割据藩镇，但从德宗起至今已三代世袭，节度使程权想到这点，顿时头皮发麻，赶紧举族入朝。卢龙是宪宗时期表现最为恭顺的割据藩镇，并两次参与了讨伐成德，而且很卖力。但毕竟还是割据藩镇，而且如今成德求饶，魏博归国，淮西被灭，形势如此，节度使刘总同样觉得头皮发麻，在手下的劝说下，刘总决定归国。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最为滑稽，淮西被灭的消息传来，李师道吓的不轻，听从手下劝告，上奏朝廷，要送儿子入朝为质，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也同意了。
可晚上上床之后，老婆一阵枕边风吹来：“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献之！今计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之未晚。”如此愚蠢的话居然让李师道点头称是，随后便拒绝献地纳子。淄青是割据藩镇中实力最强的，最先拥有15个州，现在也还有12个州，所拥土地几乎是其他割据藩镇的二倍。在宪宗讨成德时候，淄青站在成德一边；魏博归顺的时候，淄青百般阻挠，还试图联合成德、宣武攻打魏博；讨伐淮西的时候，淄青制造恐怖事件，杀宰相、烧仓库、乱东都，甚至出兵攻打徐州，极尽一切手段破坏朝廷削藩，可谓是罪行累累。
如今又出尔反尔，抗拒朝命，宪宗怎能饶得了他？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七月，宪宗下诏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出兵讨伐。这次讨伐不比淮西，天下形势变了，诸道兵马心很齐。比如宣武节度使韩弘，他坐镇宣武已经十几年，在此期间从来没有入朝，而且拥兵自重。虽然他并未行割据之事，也服从朝廷号令，但朝廷并不以忠顺之臣待他。后来朝廷任命他做讨伐淮西的第二任统帅，结果他“欲倚贼以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到了如今，韩弘深不自安，这次是拖着病体杀向淄青，欲诛李师道以自赎。
开战后淄青屡战屡败，而李师道军政不修，昏庸懦弱，猜忌诸将，上下离心。最终在唐军巨大的压力，和李师道的猜忌下，淄青大将刘悟战场倒戈，联络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然后率军回袭郓州，生擒李师道并斩首。开战仅七个月，淄青十二州皆平，淄青割据55年而灭。至此宪宗削藩取得最终胜利，朝廷政令达于全国，国家重归一统。“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籓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虽然卢龙、成德二镇是在宪宗死后才正式移交的，但这并不影响胜利属于宪宗。
从代宗到宪宗，这是藩镇之乱的第一阶段，藩镇成形并发展壮大，削藩与割据的对抗是主题，最终以朝廷削藩胜利而告终。从穆宗开始，藩镇历史进入第二阶段，藩镇割据死灰复燃并且并且愈发酷烈。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幽州军乱，士卒囚禁节度使张弘靖，拥立朱克融为帅。同月，成德军乱，兵马使王庭凑率兵杀节度使田弘正，自封留后。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朝廷发诸道兵马讨伐。但是半年后，官军饮恨而归。在此期间，魏博众将逼杀节度使田布，行河北旧事。由是唐廷再失河朔，讫于唐亡，不能复取。
此时距离宪宗讨平淄青仅仅两年，距离卢龙正式移交仅仅一年，宪宗开创的统一局面被完全破坏，加上朝中朋党斗争，宦官专权，唐朝统治日薄西山。为什么这么快就反复了呢？藩镇之乱持续二百年，必然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均田制的破坏和府兵制的消亡。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兵农一体，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可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没有地可种了，然后纷纷逃亡，农民没了兵从何来？这种现象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到了玄宗时期，这府兵制就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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