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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有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题记 在幼儿园，在路上，或者就在自己家里，看看孩子清澈的眼睛，感受一下孩子纯净的心灵。为什么这样清纯的孩子在成长历程中学会了说空话、大话、假话，为什么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制假、售假，为什么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在公共食品里添加吊白块、敌敌畏? 尼采在《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一文中说：“尽管有其他方式了解一个人的自我，但我知道，了解自我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了解他自己的教育者和栽培者。” 中国的教育者在受教育者那里是无法藏身的，他终于在受教育者身上暴露了自己，暴露了自己的弊病。 中国的“假”是有悠远历史的。大秦帝国的朝廷上，赵高导演过指鹿为马的现实剧，于是朝廷上的高官全部说假话以明哲保身。这种中国式的明哲真可谓太明哲了！ 到了明末，李贽对中国的“假”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以为这“假”的根子在“假人”身上。而假人并非生来就是假的，他本来是有一颗“绝假纯真”的“童心”、“真心”的，然而文化、社会、教育、环境却障蔽了那颗宝贵的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于是，“其人既假”，于是，“满场是假”、“无所不假”的社会诞生了。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则试图追问：自然科学为什么诞生于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有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道理很简单，“满场是假”、“无所不假”、假人丛生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以真为指南的自然科学的。 钱学森去世前一再追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拔尖人才？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层层追问。其实“钱学森之问”不只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拷问，而是对整个中国教育的批评，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批评。 李约瑟难题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质疑，而钱学森之问则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诘问。 其实，中国人不可谓不重视教育，以至于“虎妈”近些日子成为某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化标志之一。但是中国的教育缺少灵魂： 其一，从教育内部的传统和现状来看，中国教育缺少教育学的现代立场和观念； 其二，从教育的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缺少教育学的现代立场和观念容身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朱清时在深圳的大学改革屡屡遭挫的原因。钱学森晚年高度推崇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教育，那种生活。而朱清时试图将南方科技大学建成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无论是钱学森还是朱清时，都认为中国要出拔尖人才，就必须按照在全世界著名大学通行的教育规律办学。然而，办这样的大学，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的。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简单的、初级的经济学问题，可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秀才们用了多少时间，经历了多少波折，中国的改革派领袖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抛弃了计划经济背后的假大空的伦理幻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給中国经济总量带来了腾飞。 可见，只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经济的发展就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同样，只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中国的教育就会立竿见影，培养出优秀人才。 在《忏悔录》中，卢梭自称已经认识到政治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明、总之是最好的人民？” 政府的性质是由其主张与推行的教育所体现的，而政府所主张和推行的教育又不断地生成政府的性质。政府与教育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性质。这个政府是好的还是坏的，是高效的还是低能的，往往从其推行的教育中可以窥得。仅从当前中国教育已经暴露的问题便可得知，中国教育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而要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按卢梭上面的说法，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便需要加大力度。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来源：《江苏教育》2011年第2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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