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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地位突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民族屈指可数。缘何这些国家或民族能在世界上维持其巨大的影响力？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经济发展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不过，倘若人们再进一步问，就会发现，这些国家或民族都有一种独到的，特别的国民心理状态和民族活力，这就是国民精神或称作国民性格。例如，美国人崇尚个人奋斗，求实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和趋向变动的国民性格；德国人自强不息，实用主义的作用和崇拜权威，守纪服从的特性等，这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各国最典型的国民性格，它们是这些国家造就辉煌的秘诀所在或招致灾难的根本原因。
国民性格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一个国家国民性格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该国行为，甚至预测该国家的政治取向，或者命运。
国民性格概念简介及俄罗斯国民性格研究回顾
什么是国民性格？它究竟存在与否？关心这些问题的不只有社会学家，文化学家、语言学家，还有政治家。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导致了表示这一概念的术语的不同，比如有人称之为民族或种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面貌，民族心理特征，民族思想，心态文化，社会性格等等。但最为人们所接受的还是国民性格。同样，研究领域的不同也导致了对国民性格概念的界定不同。美国学者C ·克拉克宏认为国民性格就是行为模式、世界观，还有世界存在的经验。[1](p212)美国学者G·戈勒将国民性格描述为所有具有同一习惯和文化的社会成员的典型行为。[2](p249)中国学者施维达认为国民性格是体现在民族成员关系和行为中相对固定和公认的心理特征。[3](p16)周晓红认为国民性格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个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的总和。[4](p467) 但比较流行的国民性格的定义是1954年A·英克尔斯所做出的，他认为：国民性格是一个社会成年成员中公认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和典型模式。[5](p202)我们无意对国民性格重新定义，但应当说明的是国民性格具有相对性，一个国家人民的性格特征在其他国家人民的性格中也可能找到。上个世纪至今，在研究国民性格的各国中，美国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它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与俄美政治对抗的气候相适应的。二战结束后，历史进入冷战时期，当时的两极——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不仅在政治领域，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也同样激烈。为了在“竞赛”中取得先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立了研究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专门院所。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苏维埃文化研究院，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等，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知名学者及专著。①与美国相比，虽然俄罗斯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研究自19世纪就开始了，但研究领域局限在文学和历史哲学领域，并没有进行系统研究。C·弗兰克，B·克柳切夫斯基，И·扎别林，И·斯科尔斯基等等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苏联）逐渐认识到国民性格的重要性。研究领域也由最初的文学、历史哲学领域向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扩展，研究逐渐系统化。在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研究中，苏联建立后流亡国外的学者们起了很大作用。最著名的就是H·A·别尔嘉耶夫，他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俄罗斯命运》、《俄罗斯思想》和《俄国共产主义探源》中详尽地阐释了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神秘性。近期内，俄罗斯出版了大量有关国民性格的著作，比如Κ·卡西亚诺夫的《俄罗斯国民性格》（1994）、Б·维舍斯拉夫采夫的《俄罗斯国民性格》（1995）和《俄罗斯人的民族形态》（1996）、 С·捷尔一米纳索娃的《语言和跨文化交际》（2000）等等。
俄罗斯与俄罗斯民族作为世界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民族，对世界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也曾使世界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的研究也因此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二律背反及表现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俄罗斯也不例外。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研究由来已久，各家观点复杂多样，但我们综合了他们的观点后，惊奇地发现，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俄罗斯国民性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二律背反的特点，造成这种特征的根本在于“极端性”和“无中间性”。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在俄罗斯有辉煌的历史，在中国经久不衰，而在西方则没有什么发展。为什么？这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国民性格有关。在中国自道家创始人老子辩证思维方法便存在与中国人心中，这种思维方法由三种理论组成——变化论、矛盾论和中和论。在变化论中强调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矛盾论强调世界的万事万物是有各种矛盾构成的，不存在没有矛盾的事物；中和论强调任何事物的变化有一个中间阶段，任何事物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是可以相互变化的，对和错是相对的。俄罗斯人也承认变化论和矛盾论，但他们不承认中和论，他们认为一个事物不可能既是错的又是对的，他们只可能选择矛盾的两个极端之一。对事物的选择与评价只能是好或坏，“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俄罗斯谚语）成了他们的行为处事的信条。他们性格中这种特有的矛盾性被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伊林、索克洛夫称为二律背反。
“我们俄罗斯人是什么样的呢？ ”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和作家总是这样问自己。“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自己原始基因的产物，而我们呢，不是国家，而是国中之国，我们是两种基因的继承人。我们生来就是半人半马的人马座。因此我们对人类的命运有着特别的依赖”[6](p117)——历史学家、哲学家格夫格尔在《欧亚大陆厦》一书中这样写道。人马座，从外貌上就可以看出其好走极端的双重性，即野蛮又文明，既恶又善，既盲目自发又和谐协调。人马座的形象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民族性的真实写照。侨居国外的俄罗斯著名思想家费多托夫在1927年首次用人马座的形象来比喻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他认为，人马座是俄罗斯双重面孔的象征。一面是罗斯纯洁的形象，被捧到圣母化身的地步，另一方面是未来革命流血的形象，是崇高和暴动日子的开端；一面是召集大家参加充满兄弟般情谊的盛大宴会的“和平的诗篇”，另一方面就是毁灭的激情，混乱和分裂的开端，是宣告万恶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土崩瓦解和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彻底破产的地下轰鸣。这种双重面孔就是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的鲜明体现。[6](p117)
И·А·莱班特更通俗地对此进行了解释，“俄罗斯人不善于控制自己，不善于适度地处理事情。俄罗斯人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下是非常疯狂的，为了完成自己的目标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非常自信，不惜以最宝贵的东西来冒险。但是他们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在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们放弃了原有的一切，准备重新开始。他们经常处于从自信到灰心，再从灰心到自信的转化之中，这就产生了他们性格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在这种转化之中，俄罗斯人不希望走中间道路。不知道黄金分割点的所在，“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成了他们的处事原则，他们不会选择任何妥协的方案，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一个极端。例如，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毁坏教堂、庙宇，而现在又极力地恢复它们。由此可见，认为俄罗斯人具有极端性特征的人们是完全正确的。”[7]
只看到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极端性是不够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有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猛摆’的倾向……重要的倒不是这种特有的‘不容忍性’（只有二者之一是对的：不是东正教就是共产主义，不是紧身裤就是肥腿裤），而是它与截然不同的态度（譬如美国人基本折衷的情绪）的对比”。[8](p93)这种对比也就是反映了俄罗斯性格的矛盾性或二律背反。别尔嘉耶夫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他都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概念的民族竟建立了如此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什么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民族会如此顺从官僚统治，为什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19](p21)别尔嘉耶夫总结说：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的秘密所在。这与С·С·阿维林采夫的观点是相符的。他认为俄罗斯性格的二律背反最明显的表现在俄罗斯人对待政权的态度上。[10]
综合以上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思考，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承认俄罗斯国民性格具有二律背反的特点。
俄罗斯人自己这样看待自己，那么外国人眼中的俄罗斯人是什么样的呢？
世界著名的英国钢琴家皮特认为通过俄罗斯音乐有助于了解俄罗斯性格的某些特点。他认为俄罗斯性格的最大特征在于俄罗斯人生活目标选择的不调和性：俄罗斯人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爱和恨都竭尽全力，没有任何中间性。[11]也许正因如此，俄罗斯的音乐家和他们的音乐事业能够达到惊人的水平。他希望英国的音乐家们也能有俄罗斯同行们的那股对音乐的极端热情。
与这位钢琴家相比，美国学者H·迪克斯是从一个临床精神医疗大夫的观点来看待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他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这种性格要求任何事物的好与坏之间的对比是极端的。而事物是好是坏则由他们选择与否来决定。俄罗斯人这种鲜明的特点表现在他们对自己钟情的人和其他人的关系经常变化，表面上卑微顺从，而内心刚愎自用，好像表面崇拜凯撒大帝，而内心推崇上帝一样。在“我们事事不如人和我们比一切人都好”这两种感情之中他们可以自由地来回摇摆。[12](p638)
А·英克尔斯的《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变化》（1969）进一步研究了俄国人性格的矛盾性，作者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滞留在西方的2119名的苏联公民。他发现，这些往日的苏维埃臣民虽然诅咒苏联的独裁主义，却又表示相信和需要强有力的外在权威，或者“精神外衣”。英克尔斯总结说，在俄国人性格中一般都有下列观念倾向：需要依附、需要强有力的外在权威。与此相关的是行为的极端矛盾性，如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信仰和绝望、积极与消极。[13]
与上述学者相比，汤普逊的解释则更显地具有理论性，他从俄罗斯历史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圣愚出发来解释俄罗斯性格的二律背反，也就是他所说的“圣愚法规”，这由五组二律背反概念组成：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憧憬——嘲讽。[15](p26)
在俄罗斯的寓言中，俄罗斯圣愚们，面貌丑陋、装束怪异、行为疯疯癫癫，但他们却内心善良，具有无穷的魔力，危难时刻总会帮助其他人。而现实中的俄罗斯人被汤普逊定义为“程序式的圣愚”。他们的性格经常体现这五对二律背反。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俄罗斯人。尽管俄罗斯学者和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同，但他们的见解却突出一致——俄罗斯人性格具有二律背反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表现得尤为明显。上个世纪俄罗斯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在这两个生命攸关的历史时刻，俄罗斯性格的二律背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仅以俄罗斯人对宗教态度的变化为例。俄罗斯人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选择和抛弃都具有极端性。首先，俄罗斯是一个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在俄罗斯都有虔诚的信徒，其中以信奉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东正教的人数最多。十月革命前，东正教是俄罗斯国教，俄罗斯被称为“东正教国家”。许多世纪内，俄罗斯民族是个宗教观念很强的民族，被人称为“敬奉上帝的民族”。在俄罗斯宗教日历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和耶稣基督、圣母、圣徒、显灵圣像或十字架有关的宗教节日。宗教意识深入民间，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明显表现。
宗教世界观给俄罗斯社会乃至个人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宗教既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深深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俄罗斯国民性格而言，其深刻特征之一就是其宗教性。正如《俄罗斯民族》一书所说“善良、舍己、友善、温顺、忍耐、禁欲、虔诚——俄罗斯民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特点都是在东正教影响下形成的。”[8](p90)
宗教在俄罗斯的繁荣，更直观地表现在教堂和信徒的数量上。以首都莫斯科为例。长久以来，莫斯科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俄罗斯的宗教中心。昔日莫斯科，东正教教堂比比皆是，以致有“copok copokob”的说法来形容古代莫斯科教堂之多。
然而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提倡无神论，通过各种手段与宗教作斗争，进行反宗教宣传，并且颁布有关的行政法令，破坏神殿，把僧侣逐出教堂，把教堂改成博物馆，等等。我国学者蔡伟、陈建樾等介绍道：“在十月革命前，俄国70％的人口都有比较固定的宗教信仰；十月革命后……曾一度使信教人口锐减到10％左右。”[15](p227)美国学者М·科迪维拉在《国家的性格》一书中写道：“列宁和斯大林对俄罗斯9.6万所教堂的90％以上给予破坏或使其为苏维埃国家服务，并杀掉11.23万名俄罗斯传教士中的90％以上。余下的则被完全渗入契卡及其继承者克格勃，并被禁止改宗或布道”[16](p78)毫无疑问，无神论的宣传和宗教的消亡在俄罗斯都带有他们性格的极端色彩。
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宗教的命运在俄罗斯峰回路转，从社会的底层扶摇直上，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俄罗斯出现了新的强烈的“宗教热”。这种宗教热在俄罗斯十分明显。仅从1989年俄罗斯官方统计看，“各个教堂人满为患，全国共有40多种宗教，教徒占人口的50％以上；仅1989 年向政府注册的宗教团体就有686个，比1985年增加了3倍多……全国东正教教堂8500多个，耶稣教堂5000多个，天主教堂110多个”。[8](p92)在全国范围内，人们开放旧教堂，兴建新教堂，恢复宗教的传统、节日、典仪，对上帝和教会的感情重又复活，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及俄罗斯民族的贡献被重新认识和估价。
中国学者程家钧指出，这种“宗教热”带有明显的极端化倾向，这与国民性格不无关系。社会上宗教观的极端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上，过去不承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而现在一些人则认为宗教高于一切，文化包含在宗教中。 1995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长彼得罗夫斯基担忧道：“今天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极端，其实质可归结为过度的忏悔。忏悔是应该的，但不应过分……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倾向：不是把宗教、宗教原则看成文化的一部分，而是相反，把文化看成是宗教的一部分。这很危险。”[8](p93)
通过上个世纪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两件大事——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前后，宗教在俄罗斯的命运，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俄罗斯性格中那种“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的二律背反特点。
俄罗斯性格中对立的东西在其他民族中也可以找到，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可以转变成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可以诞生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诞生于超民族主义，无限的奴性出自于无限的自由，永恒的滞留来自于永恒的漫游……这一切都源于它性格神秘的二律背反。
俄罗斯国民性格二律背反的成因
俄罗斯国民性格二律背反的成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成员，因此不易把握。但是，纵观各家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综合得出两条公认的原因——环境原因和文化原因。
1.俄罗斯国民性格二律背反的环境原因
许多学者、哲学家、艺术家都认为俄罗斯性格的形成与地理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有关。B.查理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俄罗斯农业生产的时间特别短，而收成却不得不用来保证一年的消耗。这一因素使俄罗斯人拥有了极度的忍耐力，使他们具有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蓄自身全部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来一鼓作气地完成工作，然后迎来一段十足的自由时间。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使俄罗斯人的懒惰出了名，而且由于环境恶劣，农业劳动的质量和收成不成正比，这使得俄罗斯人在工作中没有认真和谨慎的习惯。由于长时间和恶劣的环境做斗争，开垦新土地，俄罗斯人因此具有了集体协作精神和乐于助人、甚至自我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精神的一张一弛，使得俄罗斯人成为独特的极端主义者。俄罗斯人习惯于从一个极端步入另一个极端。[17]俄罗斯历史中可以列举出大量的实例：无神论取代了二十世纪狂热的宗教性；无政府主义取代了对国家政权的极度推崇等等。
另外，俄罗斯广袤的地理空间造就了俄罗斯性格的广阔性，也造就了俄罗斯性格的极端性。И．А．Рейбандт认为，俄罗斯巨大的地理空间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民族，他不知道控制自己的必要性。俄罗斯广袤的空间存在于俄罗斯人内心深处。俄罗斯民族不但无法控制这些广袤的空间，反而为其所控制。俄罗斯人内心的广阔性就如同俄罗斯大地一样，从这种内心的广阔性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性格优点和缺陷。[18]А．Д．Шмелев曾说过：“俄罗斯精神的广阔性这个表达可以用来解释俄罗斯人追求极端的特性。追求极端（要么全有，要么一无所有），极端主义，无限性常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性格传统特点之一。”[19]俄罗斯学者В·普伦嘉娜和Е·拉赫琳娜认为，“тоска”“удаль”就是这种极端性格在俄语中的体现。[20](p169—174)而这两个反映俄罗斯性格的词是与俄罗斯大地的广袤性相连接的。因此俄罗斯性格的极端性和俄罗斯大地广袤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А．施梅列夫说道“тоска这种情感是和俄罗斯空间的无限性相符合的”，[21]而恰达耶夫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就是俄罗斯广袤大地的产物”。[22]
由此可见，俄罗斯大地空间的辽阔深深地影响了俄罗斯人，使得他们的性格趋于极端化。
2.俄罗斯国民性格二律背反的文化原因
当我们谈到俄罗斯国民性格二律背反的文化原因之时，不得不指出的是，文化与环境地理位置相关，甚至更强调文化的优先性。俄罗斯地处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И·赫沃斯多娃和Р·施波夫认为：“欧洲和亚洲，以及它们文化、语言的融合造就了俄罗斯语言、文化和俄罗斯民族。”[23]因此，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的双重信仰——东正教信仰和多神教信仰可以解释俄罗斯民族的众多矛盾之处。俄罗斯人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影响之下，俄罗斯国民性格的形成与其说是地理环境的影响，还不如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影响”[24](p9)因此，在外国人看来，俄罗斯文化总显得模糊不清，总是同时以两个相互区别的面孔出现。他们总是以欧洲和亚洲，定居和游牧，基督教和多神教，世俗和精神，官方和反对派，集体和个人的双重面孔出现。这些对立的面孔自古及今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鲜明特征。双重信仰、双重思维、双重政权和分裂这些只是理解俄罗斯文化概念中的几个而已。俄罗斯文化中这种固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产生了自身发展的动力，而另一方面则激化了文化本身内部的冲突性，形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研究者们称之为“双重性”。别尔嘉耶夫和伊林称之为“二律背反”。
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毫无疑问是俄罗斯处于东西方交界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必然结果。别尔嘉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对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性格的二律背反或者矛盾性、复杂性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俄罗斯东西方两种世界历史潮流在进行激烈的冲突。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欧洲的也不是纯亚洲的民族，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聚合体，它连接了两个世界。在俄罗斯内心深处东西方两种起源的斗争将永远进行斗争。”[24](p9)另一个著名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也对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方冲突进行了解释。按他的观点，俄罗斯发生着两个平行，但相互朝各自方向变化的运动进程。一方面是社会上一部分最高文化阶层的欧洲化，另一方面是亚洲生产方式的深化和东方独裁专制的强化，这样直接导致了俄罗斯主体居民在文化水平和自身地位上向东方的变化。[25]因此产生了人民和社会高层规律性的深层次分裂，俄罗斯的东西方不仅连接了两个世界，而且也割裂了两个世界，使他们相互对立。
费多托夫把俄罗斯文化比喻成一个具有两个相互排斥的焦点（东方和西方）的椭圆，这两个焦点之间进行着永恒的斗争和合作，将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的不同意义的两极结合在一起。俄罗斯民族思想的相互排斥的双重性，一方面造成了俄罗斯历史永恒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产生了俄罗斯文化极度力图从二元矛盾中挣脱，并且战胜内在双重性结构的倾向。[25]
俄罗斯文化极度对立的双中心性特点最鲜明的体现，就是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标题都将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合二为一，比如《死魂灵》、《活尸》、《父与子》、《罪与罚》、《战争与和平》、《基督与反基督》、《诗人与人群》、《诗人与公民》、《未开垦的处女地》、《生活与命运》。
俄罗斯人就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其国民性格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根据美国学者Mead的著名图解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文化与国民性格的关系。
历史传统→社会化→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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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格[26]
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影响之下的俄罗斯文化孕育了具有二律背反特征的俄罗斯国民性格。
我们知道，国民性格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鉴于各国国民性格的差异，形成的因素也不尽一致，而在俄罗斯性格的形成中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孤立地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是片面的，应当结合起来，这更能全面的阐释俄罗斯性格的二律背反。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国民性格主要特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的政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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