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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词典与辞典的区分 ——一个辞书学的基本问题 提要：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以往在“词典”和“辞典”两个书面词形的理论处理和实际应用方面存在的随意和混乱。第二部分论述“字”、“词”、“辞”三个概念含义的历史沿革以及至今已鼎足对峙的客观事实，着重阐述汉语文中实际存在的“字词之辨”和“词辞之辨”。第三部分根据汉语文的实际情形和中文辞书编纂的客观需要，论述利用其词形差异将“词典”和“辞典”划分为两类辞书的构想。第四部分论述这种划分在辞书学上的一些相关问题，这种划分适合汉语文的实际，有助于解决辞书编纂和分类方面的尴尬和混乱，有助于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词 辞 词典辞典 辞书学
当前，在对“词典”和“辞典”两个书面词形的理论处理与实际应用方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随意和混乱。归结起来，有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通行的理论定义把它们作为同一概念。(现代汉语词典>(1996修订本)：“[词典]收集词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参考的工具书。也作辞典”，“[辞典]同‘词典”’。(汉语大词典>“词典”条释义与<现代汉语词典>相同，“辞典”条释为“汇集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加以解释，供人查阅的工具书”，释语微别，而实质相同。国家标准<辞书编纂基本术语>(征求意见稿)：“辞典dictionary 也称‘词典’。以词条为单元，给出语词性或专业性注释的辞书”，“词典dictionary 即‘辞典”’。朱炳昌《异形词汇编>明确地把它们列
于其中。总之，理论上或官方的规定，均将“词典”和“辞典”作为毫无别义作用的异形词。
第二，“词典”和“辞典”既为一对异形词，官方又未规定何为规范形体，于是就放任自流了。我们随意抽取了424部辞书，其书名用“词典”者201部，用“辞典”者223部，可谓平分秋色。<中国语文>1996年第5期的简讯(中国辞书学会首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召开>和<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1期的论文(论语文词典的推陈出新>，可谓专业性文章，而其中“语文词典”、“语文辞典”自由交替使用。
第三，遍观辞书编纂界，形形色色的“词典”、“辞典”泛滥成灾。成语、典故、谚语、俗语、歇后语、名言、警句、楹联、诗文欣赏??五花八门，皆披上了“词典”或“辞典”的外衣。至于具体斟酌用“词典”还是“辞典”时，又罔知所措。二者无别，而此外亦无更好的名目，能不令人头疼么?
种种混乱，原因何在?如何治理与消除混乱?
田我国古代无“词典”或“辞典”之名，收单字者统谓之“字书”。然“字”、“辞”、“词”及其所代表的概念却早已产生，并随着时代与语言的发展而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字”偏重于书面形体而言，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后则统谓之“字”或“文字”。而就其记录的古代语言单位而言，它们又皆为今天语言学意义上的词。“辞”本指争讼。(说文>：“辞，讼也??犹理辜也。”朱骏声通训：“分争辩讼谓之辞。”以后引申指所有的言语文辞，成段的甲骨文叫“卜辞”，(易>有卦爻辞。可见“辞”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凡词、语、句、段乃至篇章，皆可谓之“辞”。“词”，<说文>谓“意内而言外也”。后人对此语的理解颇有分歧且不去说，然“词”在汉语早期应用中确有两种所指。其一是指虚词。
许慎在<说文>中就是这样运用的，如“者，别事词也”，“乃，词之难也”等等。后世的虚词专著如<经传释词>、<词诠>等，即是取“词”的此种意义。其二是指言语、文辞。在这种意义上，它与“辞”完全合流了。“言词”与“言辞”、“词令”与“辞令”等一大批词语，意义混然无别，以今观之，皆为一组组异形词。
继唐诗之后，我国又兴起了一种叫作词的韵文形式(又称“长短句”)。而“词”这个字眼儿也就新增了一个义项，专指这种韵文形式时，如宋张炎<词源>，明杨慎<词品>，就不能再写作“辞”。近现代以降，西方语法学的传入，实为汉语史上一件大事。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word(法语叫mot，德语叫Wort)的传入，引起了汉语中“字”、“词”之辩的一场革命。而究其实，其内因又在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倘使我们一直口说笔写先秦式文言，这场革命就不致发生了。因为古汉语及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字、词基本对等，<说文解字>直至<康熙字典>中的“字”，皆可作如是观。1898年面世的我国第一部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即是以“字”来对应西方的word概念，分“名字”、“动字”、“介字”等九类。然而古代汉语发展到近代白话并进而成为现代汉语，文言文发展为白话文，“字”与word概念的矛盾，就日益突出了。是谁率先用“词”来对应word概念?据查考，早在1907年出版的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就完全用“词”来表示word的概念了，并讲了字、词之别。1924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著作——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就完全用“词”来指称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了。1949年后，我国语言学界又从词汇学的角度对“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人们对“词”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它既是语法上的一级语言单位，又是词汇上的一级语言建筑材料单位。从此，“词”的概念就深入人心了。汉语、中文发展到今天，“字”、“词”、“辞”已经成为三个独立的概念。(1)“字”在古汉语中为词，在现代汉语中为语素，即词的组成部分。(2)“词”在现代人的眼里，首先是指语言中那种最小的可以独立用来造句的单位。这种后起的意义反而后来居上占了上风。过去的虚词义，亦并入此义中来了，因为实词为word，虚词亦为word。而“词”指长短句那种韵文形式的意义，虽亦偶或一用，但早已退出了现代人的生活。(3)“辞”现在多用于广义的言语文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过去是跟“词”相通的，且现在的word义照理也是蕴含其中的。而今word义从广义的言辞中分化出来，由“词”单独承当了，在word意义上，“词”与“辞”就形成了对立，或者说“词”对“辞”是排斥的。词、词汇以及词汇学，绝不可写作“辞”、“辞汇”和“辞汇学”。广义的言辞义，尤其在容易发生混淆时，人们已逐渐倾向于只用“辞”来承担。在专业性较强的场合，甚至还非常严格。例如修辞和修辞学，是修饰言词、语句乃至篇章的学问，不可写作“修词”和“修词学”。这样，“辞”与“词”也形成了对立，“辞”对“词”也是排斥的。
我们历数“字”、“词”、“辞”三个概念的发展变化，意在说明，汉语文在完成“字词之辩”的同时，也完成了实际上的“词辞之辩”。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以应正视这种变化；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以又应正视这种差别。要说特色的话，这种“字”、“词”、“辞”之别，正是汉语文不同于世界上其他语文的中国特色，也应作为建立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体系的客观依据。照理说，我们的语文中既有了“字”、“词”、“辞”之别，工具书亦应有相应的“字典”、“词典”、“辞典”之别。可“字典”早已独立门户了，而“词典”、“辞典”却混于一伍。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初，还正是中文以“字”为词的时代。人们最初以“字”对译英文的word，相应地也以“字典”对译英文的dictionary，如190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英华新字典>。“辞典”原是日本为对译英文的dictionary而借用汉字造出的，说是仿“字典”一名造出来的也未尝不可。我们在清末就从日本将“辞典”借用过来了，如宣统三年(1911)上海扶轮社就编印出版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当时叫“辞典”还算是名符其实的，因为古汉语中单音节单位叫“字”，而word概念的“词”尚未产生，双音节以上的单位则习惯归入“辞”，“辞典”正可以泛指收录“超字单位”的工具书。如前所述，“词”又与“辞”在言语文辞意义上通用，因而我们又很容易地造出了“词典”的写法，如20年代初就有了<国语词典>和<白话词典)。于是就有了“辞典”等同于“词典”的既成事实。可见“辞典”和“词典”的混用是建立在“辞”与“词”混用而没有形成对立的背景之下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矛盾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语法学、词汇学和修辞学的建立与研究的深入，“词”与“辞”形成了对立。另一方面，词汇学研究表明，现代汉语“词汇”这个大仓库中的材料，又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词(word)，第二个层次是各种各样的“语”，即成语、谚语、惯用语、俗语、歇后语等，一般统称为“熟语”。这些“语”，现在都承认在结构上不是词，而是比词大的语言单位，只是其作用相当于词而已。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词”已不等于“辞”了，还继续让“词典”等于“辞典”，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另一方面，词汇已经划分为“词”和“语”两级层次了，而“词(辞)典”则仍混为一个层次(汇集“词汇”或“词语”加以解释)，这又是一个矛盾。这种矛盾在80年代以前还不算突出，但其后忽然出现了辞书热，各种专以“语”为收录对象的词(辞)典爆发性涌现。人们对词(辞)典的起码要求，首先得是解“词”的。而专解“语”不解“词”的工具书也叫词(辞)典，人们颇感别扭。更有甚者，许多连词汇中的“语”也不沾边的东西，什么名言、名句、名段、对联、文学描写、名篇鉴赏等等，亦得以冒在词(辞)典的名下。可话又说回来，这些东西不许它们叫词(辞)典，又该叫什么呢?看来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没有适合它们的一个名目，原来“词(辞)典”的定义，只适合“词”、“语”混收的情形，不适合“词”、“语”分收的情形。“词汇”库中那些比“词”大的固定结构，称“语”也罢，统称“熟语”也罢，总算有了个名目。可专收这类“语”的工具书却没有自己的名目，那种种连“语”都不是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着实应该为它们单立一个“户头”了。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欲治理辞书编纂的“滥”与“乱”，亦应由正名始。
照以往“词典”、“辞典”相等的成规，根据整理异形词的原则，就该取消一个。然而若取消“辞典”，“词典”字面示义太窄，不利于容纳那么多的超词单位；若取消“词典”，“辞典”包容性是增强了，但却真正成了一个杂货仓，以滥名治滥实，只能愈治愈滥。看来此路不通。我们认为：应该利用“辞”与“词”意义上已经形成的天然差别，果断地将“辞典”与“词典”区分开来!“词”的word义既已深入人心，只收词的工具书写作“词典”自属天经地义。所有比词大的语言材料则一律推给“辞”负责，这类工具书作“辞典”也名正言顺了。这样，“词典”与“辞典”各有其收录对象，各司其职，划然分别。若“词”、“语”兼收，则视二者所占比重而定，以“词”为主用“词典”，反之用“辞典”。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其宗旨都是收“词”的，不能因为兼收了部分的“语”而叫“辞典”，也不能因为以单字打头而叫“字典”。这样的“词典”也算名符其实的。典故、掌故之类，反映的是文化的积淀，有的可能以词的形式出现，但更多的是以短语乃至句子的形式出现，以用“辞典”为宜，用“词典”就有名不符实之嫌。至于本就着重于句子的名言、警句、对联等，着重于段、篇的作文描写、名篇鉴赏之类，古代就归入“辞”，今天仍可继续由“辞”负责，这类工具书归入“辞典”亦属顺理成章，叫“词典”反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
总之，我们认为，既然有了“字”与“词”的对立，也就应有“字典”与“词典”的对立；既然有了“词”与“辞”的对立，也就应有“词典”与“辞典”的对立。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必墨守以往的成规。早期不是只有一个“字典”之名吗?时代发展了，语言变化了，我们又及时地分化出了“词(辞)典”之名。如今再把“词典”和“辞典”分化开来，也是时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汉语和当代辞书编纂客观现实的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将“字典”、“词典”、“辞典”三分，使各循其名，各责其实，这正是当代辞书编纂的中国特色。“词典”、“辞典”之分，都是确指的概念，均指具体辞书而言。
然而当一般叙述、不确指时，毕竟还需要一个“ci典”概念。比如我们常概括地说“语文ci典”、“知识ci典”、“ci典编纂”等，是用“词典”呢，还是用“辞典”呢?我们觉得这时又用着了“辞”字包容性强的特点，应一律用“辞典”。这就是说，还应有一个兼容二者的上位“辞典”，以单独与“字典”相对照。这并非我们自乱其例，只是考虑到不同情形而让“辞典”义有广狭而已，而惟此方更加严谨。另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百科全书，既有“全书”之名，自可独立一类。至于涵盖“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的更大概念，学界早有定论，叫“辞书”，且无其他写法(不作“词书”)。“辞书”上面的概念叫“工具书”，更勿庸赘言。我们阐述了划分“词典”与“辞典”的客观依据，而这在理论上也非忽发奇想或向壁虚构。主张为专收词汇中那部分超词单位的工具书另定名称的，国外辞书分类理论已有了先例。1978年，苏联辞书学家A．M．蔡文发表了(关于俄语词典的分类问题>一文(见(词典学论文选译>，商务印书馆，1981)。他把俄语的词典细别为两类：JIeKCHKOH和0ppa3apn~，翻译者分别译为“词词典”和“语典”。所谓“词词典”即只收词或以词为主的辞书，所谓“语典”则专收类似于我们称为“熟语”的各种单位。我们认为这种主张还是很仃见地的，可惜介绍到我国后没引起什么反响就销声匿迹了。
本文关于“词典”与“辞典”的划分，可说已吸收A．M．蔡文这种理论，我们定的“词典”，就是他的“词词典”，而其“语典”概念，则已吸收进我们定的“辞典”中来了。我们的“辞典”不仅容纳词汇中的“语”，而且可以容纳超“语”单位。如有人觉得有必要为后者另定名目，也不是不可以讨论。
在我国，对于以往将“辞典”与“词典”相等同的现象，亦非毫无异议，且不无相当好的意见。杨祖希、徐庆凯主编的(辞书学辞典>(学林出版社，1992)中，“辞典”条这样说：
“辞典”和“词典”，一般可以通用，但有不同之处。??“辞典”可以包括“词典”而“词典”不能包括“辞典”。
“词典”条又说：
中国对“辞典”的另一种写法。一般用作“辞典”的同义词。但是以谚语、格言、书名等为收录对象的辞书，称为“词典”有名不符实之嫌，称为“辞典”较为适宜。
其“辞典”条的说法，分明是要建立一个广义的上位“辞典”概念；其“词典”条的说法，又分明是对将专收“超词单位”的辞书叫作“词典”的做法提出非议，主张应称“辞典”。这都是很好的意见。可惜这都是在词条释义中附带提及的，读者无法进一步了解其理论与客观上的“所以然”。而除此外也再无其他的系统阐述。还有一种把“词典”与“辞典”区分开来的主张，即让语文辞典用“词典”，百科及专科辞典用“辞典”。这种划分并无什么理论上的所以然，只不过是想当然而已，因为它经不住人们问一句：语文的word是“词”，百科或专科的word为什么就不是“词”呢?所以仍应由所收词目的结构是“词”还是“超词单位”而定。依照我们的划分，百科及专科辞典大多也要用“辞典”，不过我们的根据是这类词语结构更多地是短语(phrase)。如“化学变化”、“哺乳动物”、“多年生草本植物”之类，在外语中也是典型的phrase。日本倒是为百科及专科辞典另定了专名，即“事典”。不过我们却不能引进此名，因为它不适合汉语。“医学事典”、“植物大事典”之类，人们会不知所云。另外有人主张按规模大小来分，大型的用“辞典”，小型的用“词典”。这更是毫无道理。12卷本的<汉语大词典>不可谓不“大”，能仅仅因为其“大”就不叫“词典”吗?大型、小型的有了规定，而像<现代汉语词典>这样公认为中型的呢?可见这种划分更是一团糟。
总之，将“词典”、“辞典”作为两个概念划分开来，利用其形体差别在辞书编纂实践中发挥区别作用，这种指导思想是好的。但关键看如何划分。如果理论上不能服人，实践上不能理乱，该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世界上的辞书编纂已有悠久的历史，但辞书学却是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它于20世纪中期才诞生，仅有数十年历史；中国辞书学70年代末才兴起，仅20余年。所以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任重而道远。它不仅要借鉴外国理论，而更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汉语的“语情”，中文的“文情”，以及当代辞书编纂的实情。有鉴于此，我们不揣固陋，将在辞书编纂实践中划分“词典”与“辞典”的构想奉献于方家读者面前。大家完全可以就此展开讨论，以求得共识。我们的辞书编纂及其名称已经乱了，我们不能任其再乱下去。总之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体系的完善，并由此带动我们泱泱大国的辞书编纂事业走上规范化的大道。
2011-03-09 人教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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