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是我自己用了多年，算是比较熟悉的一种手边工具书。中学时粗粗通读一遍，三年前因为工作原因曾拟精读一遍，但最终限于时间精力，只完成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精读计划。当时手头的那一套还是在孔网承一位章姓老先生特价转让，现在想起来还是感慨，包括当时的那种学习条件以及在当时所付出的努力。 因为一般的所谓繁难字用不上常见的字典，如果《康熙字典》上查不着，也就懒得再查。最近因为工作原因，用到几种古汉语字典，其中就有上海某专业辞书出版社所出的一种，以及声誉很好某古汉语专业字典一种。一用之下，大失所望。同时比较了几种常见的古汉语字典，发现这些字典实在不堪专业人员之用，大概初中生对付课本中的所谓文言文选段也许还能凑合用用。 懒得在那些书里摘例子了，大概说一下就行了，反正本意也不是要具体针对哪部工具书挑刺。 为什么说这些工具书都不堪用呢？既然讲古汉语，必然要涉及到异体字，以及古今传承字，再加上通假字，混乱的情形本来就很难理清。传统训诂学发达，但是很多成果用到现在的字典类工具书中，因为受学派影响，凡是大一点的字典，都是多人编成，而编者即使是名家学者，往往各有师承，所以，编出来的这个字典，还是个杂烩。这是涉及到训诂学与现在的古汉语相关字典的一个问题。 说版本。这也是为什么前边会提到某专业辞书出版社出的名声很响亮的几种“大字典”都不好。广告里总是说某某收字有多少，有多少，以数字为胜。但是语料来源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版本问题。字后释义举例，说某书某句话里怎么用了某字。但是不讲版本，这个字能定下来么？抄本的古籍里，有抄手的误笔，刻本的古籍里，有刻工的误刻。这些写错的，刻错的，缺胳膊少腿的字，或者大腿长在脖子上的字也能算作字收进来么？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某个词确实出于某书，某字确实出于某文章，但是作为语料来源，要选“正版”，你不能在天桥底下的三轮车上10块钱3本弄个盗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驴》来做语料库，然后恰好就把那个里边的倒霉的“驴”友给牵出来溜。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在古代，有些作者本人，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小心写错字的，还有因为无知专门捡“怪”字写出来吓人的，但是事实上他自己又偏偏没搞清楚那些个“怪”字的本义，自己就用错了，这种人所用的“异体”跟现在的90后喜欢用的“火星文”属于同一语系，与古汉语不搭界，那我们今天的字典里还能不能把这些字的“火星文”用法当作古汉语中的一种“通假”或“异写”来收录？ 专辨源流有《同源字典》，但偏重于以音定源，而且收字多为常见字，不足以处理古籍中更多的繁难僻字，而且遇到“通假”的情况，那同源的理论就不堪用了，否则就成了循环论证。目前可见的几种“通假字”字典，也是见字就收，论到考据源流，似乎编者以为通假可以四通八达，所以往往又不太有源流意识。 辞海，辞源没怎么用过，以前用辞海主要是查他的百科词条，当百科全书用来着，辞源以前也主要是查字，后来发现没有康熙字典好用也就懒得翻了。所以这两个到底怎么样，不好评价，但是对付古籍，特别是要对付繁简字，辞海不堪用是明显的。辞源大概于各种异体与通假能说一些，但毕竟主要不在字形上。 现在说《汉语大词典》为什么好。因为没有一个合用的字形字义字典，那么，多费点周折，这个大词典最起码有个优点是收了很多词，是词，不是字。因为这很多词，读者可以据词定义，以义辨形。就是说，可以把这个词典来当字典用。之所以它足以当字典用，因为它《凡例》里有这样一句话：“古代例证中的异体字，除订正错讹外，悉依原书版本，一律不改为正体字。”（甚至可以说，判断一个古汉语字典专业与否，可以看它凡例中有没有这样的规则） 这句话把它应该说的意思都说清楚了，从源流到版本、校勘，只是欠通假，但通假本身不是单纯的字法问题，那么有例证，有出处，把这个词典当辞源用（因为它还“源流并举”）这个问题可以勉强解决。 《汉语大词典》有没有缺陷？有。版本不精且不论，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本来就不是为了做古籍而设计，所以它所谓的“源流并举”原则，就已经告诉我们，在使用它的“辞源”部分时，就要留意一下，别把“流”当“源”。 另外，台版《中文大辞典》在字形源流问题上做得功夫至少看起来比较到位，在古籍字形辨析上要比《汉语大词典》清晰些，但是一翻开这个《中文大辞典》就能闻到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的气息，让我这种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很是不爽，人生贵在适意，岂能为了区区一个“回”字的九种写法而为之不爽？ 假设一种好点的古汉语专业字典，以字形变迁为主，兼考字义纵向传承，最好再能吸收一下方言的横向分布，在这个基础上区分历代政权的“正”字与民间的“俗”字，那就比较完美了。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能够把训诂学的成果剔除掉流派的负面影响，做一个大会通，然后最好能在选取语料时从文献的内容性质上做一个区分，比如源自专业医药著作中的术语用字与民间通俗的医药术语用字（典型的就是中草药名字的一音多字），比如源自圣旨、朝廷文告、大臣奏折、科场考卷、庭审判书的相关用字，可能就有一定的“正字”的因素，而民间的“葵花宝典”可能抄来抄去把“郁郁乎文哉”抄成“都都平丈我”，照着这种秘籍按图索骥生搬硬套的练，迟早会没有小JJ的，更不要企图文化传承什么的野心了。口头文学的记字本子中的字尤其不可信，因为当时艺人根本就不依据那些字形，像《红楼梦》里王熙凤让贾宝玉帮他记账，其实那些字对于她来说只是些助记符号，怎么写都无所谓，只要她明白她一定会明白，这属于“会意”，跟钱锺书家的保姆买菜时画的那些“示意图”式的原始“象形”没什么实质分别。《汉语大词典》的释例中还有引一些《信天游》《莲花落》之类歌词的，这样的，应该有一个交代。 《汉语大词典》正因为这样的不足，所以说比较适合初中到高中阶段的学生使用（小学生当然还是用《新华字典》，这个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优点在于能够通过词义的广泛学习，为以后精研字义打一个基础。而适于更高阶段使用的字典，还值得我们期待。 如果我们有一个比《汉语大词典》更好一些的字典——这话多奇怪——能够让大学水平的学生使用，那么关于繁体简体字之争，关于什么“五十年政治”与“五千年文化”的狗屁不通的争论都可以休歇，遗憾的是，很多低水平的争论还在浪费着他们生命，而他们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自己的现状，那种由此而生成的错位的文化使命感因而是可悲的，同时也是可笑，这种可笑不仅仅因为无知，也因为他们的愚昧的执著，仿佛一头野牛抵着墙发犟，我们觉得好笑，也觉得无可奈何，而且会觉得惋惜，这是一种时代的不幸。 人应该认识自己，语言学也是认识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一条路，而且，这样的路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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