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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福利国家”气象
（刊于2012年03月31日《华商报》，发表时编者将标题改为《宋朝人的福利》）
吴钩
我曾发微博说，宋代颇有些“福利国家”之气象，政府向无力自活的国民提供“生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福利救济。这条微博引来不少议论乃至质疑，不少网友似乎不相信1000年前的中国社会，居然已建立了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
其实，中国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福利制度，《周礼》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只是在北宋之前，各代的福利救济并不完整，且多为备荒赈灾性质；而到了宋代，我们则发现：当时的政府已经在有意识地构建一个完善的国家福利体系，包括设置孤老院、慈幼局、婴儿局、福田院、居养院、施药局、安济坊、漏泽园等常备福利机构；实施“每岁常例”的例行救济，“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宋史》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并不是溢美之词。
上面列举的宋代福利机构，我们可以略作分类。孤老院相当于现在的福利养老院，是收养孤寡、穷苦老人的官方组织；慈幼局、婴儿局则是儿童福利机构，南宋时候，临安城及州一级城市中多设有慈幼局、婴儿局，“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
福田院、居养院的主要功能是接济、收容“老疾孤穷丐者”，北宋在汴梁设有四个福田院，神宗熙宁二年，京师雪寒，皇帝诏令“老幼贫疾无依（而）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补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徽宗崇宁初年，宰相蔡京又下令各州县设置居养院，“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以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就读”。
施药局、安济坊则是为穷困群体设立的医疗福利机构，北宋崇宁年间，朝廷“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南宋时，“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朝廷）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朝廷）。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漏泽园则类似于现在的福利性公墓，北宋真宗朝，官府“于京城近郊佛寺买地，以瘗（埋葬）死之无主者”。徽宗朝蔡京当政时，又在全国推广此制，曰“漏泽园”，各州县均设，到了南宋，漏泽园福利之设仍是“岁以为常”。
可以看出，宋代国家福利体系的救济对象基本上涵盖了老弱、病残、穷苦、婴孩等社会弱势群体，国家为他们提供的福利覆盖了生育、养老、医疗、教育、收容、殡葬等层面。当然设立福利的宗旨跟落实这一宗旨的效果之间，肯定存在一个折扣，但1000年前的政府能建成这么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还是让我们不能不生出感慨。
那么宋代政府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福利体系的经费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挺让人感叹。大致而言，宋代官办福利的费用，除了部分来自赋税之外，还有几个来源：“内藏钱”，即皇室经费；公田的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如“僦舍钱”，即官设货栈的租金收入，宋代有着相当发达的“国企”，“国企”红利用于国民福利，天经地义。另外南宋时还有一些官员自掏腰包办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福利制度的重视，也导致出现了一些我们在近代福利国家中常常见到的“福利病”，如北宋的州县为了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保姆、乳母、勤杂工，又要添置火头具饮膳、衲衣絮被（这个福利标准是不是太高了呢？），“不免率敛”，以致“贫者乐而富者扰矣”，当时的民谚甚至有官府“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养活人，只管死尸”之讥。官办福利机构所固有的弊病也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公款挥霍起来不心痛，有些居养院居然要“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日用既广，糜费无艺”；又如，应付公事总是漫不经心，有些居养院混入了“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
但是，不能因为出现“福利病”就否定福利制度。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倍增，贫富差距加大，如果没有福利制度“兜底”，社会又如何安宁？避免官办福利弊病的办法，也不是取消福利本身，而是应当发展出强大的民间福利体系相弥补。事实上，宋代社会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由士绅主持、覆盖面更为广泛的民间救济体系，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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