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崇高”作为两个不同的美学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悲剧强调的是实践主体事业的失败和个人的毁灭所带来的令人惋惜的痛感，而崇高则强调的是实践主体事业的失败和个人的毁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昂、奋发的斗争精神。悲剧和崇高都强调矛盾斗争双方跨越障碍的艰巨性；在审美感受上，都于失败之中激发起人们对人类本质力量的伟大自豪感，并由痛感升华出美感。“悲剧中所体现的崇高，经常以其庄严的内容和粗犷的形式震撼人心，引起人们的崇敬和自豪。它是对进步社会力量的实践斗争的积极肯定。”[1]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没有“悲剧”这一概念，但纵观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崇高的悲剧精神却贯穿其中。《三国演义》中的主人公处于时代和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他们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希望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去变革乱世，然而任谁也逃脱不了时代命运的必然悲剧。那些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却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推到历史祭坛上的悲剧人物身上，就突出地显现着这种悲剧性与崇高性相统一的悲剧性、崇高美。
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大部分杰出人物的命运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身上都显现着浓郁的悲剧性崇高美。
一、变革社会的悲剧英雄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他们都为变革苦难社会而奋斗，这些人物都可以代表变革社会的进步力量，是作者和人们心中的理想楷模，但却都以失败、毁灭而告终。在冲突中，使自身具有了悲剧性崇高美。下面就试以刘备为例，分析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崇高美。
刘备作为《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他以“兴复汉室”变革社会为其奋斗目标，是罗贯中笔下着力渲染的代表社会理想的“王道仁政”的化身。《三国演义》写刘备虽然有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缺点，但是，以仁义待人的刘备，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刘备能在天下大乱、王权衰微的汉末建立蜀汉政权，正是靠着他的“仁义”。但作者极力塑造的以仁君、贤臣、义友为代表的蜀汉集团却被代表社会现实霸道的曹魏集团所覆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自然流淌出浓烈的悲剧性的崇高美。《祭天地桃园结义》，是罗贯中笔下浓墨重彩的开篇之章，不难看出其中寄寓了作者浓厚的情感。所以当刘备听到关羽被东吴袭杀的消息后：“大叫一声，昏绝于地”，“三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号哭终日，继之以夜”，甚至说出：“朕不与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的话。刘备虽然坚持取小义而舍大义，以至于付出了江山、性命的代价，但是，这种坚持伦理的殉道精神，却充分显示了道德感的崇高性。
在《三国演义》的回目中，从《定三分亮出茅庐》至《白帝城先主托孤》，按理说在有诸葛亮和五虎上将的全力辅助下，作为群首的刘备应该可以如愿以偿地大展宏图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以刘备之名为回目的十四条中，我们看到刘备多次的失败，占了八条之多，一半以上。作为蜀汉集团之主的刘备在大好形势之下接连失败、一败涂地，并最终导致整个蜀汉集团的覆灭，最初的“救困扶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美好愿望也随之一并消散。
从“悲痛的要素在悲剧的感情中，必须从属于积极要素，即鼓励的要素。否则，悲剧性就会转化为厌恶、反感、畏惧。”[2]刘备仁政理想的破灭，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蜀汉集团和整个时代的悲剧。在刘备身上所体现的爱民为国的仁道的崇高品质，令我们从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在历史前行的过程中的艰难和不易，折射出中华民族精神中坚忍不拔、正视苦难、并为之奋斗而不惜牺牲的崇高的、伟大的精神。
二、现实权术的悲剧英雄
如果说刘备等人是为了变革社会而牺牲的悲剧英雄，那么曹操便是在冷酷的现实权术下牺牲的悲剧英雄。“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曹操无疑是《三国演义》中性格最错综复杂的人物之一，是一个能臣兼奸雄的双重形象。他同样有高昂的斗争精神，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其人生命运却充满了困惑、彷徨和痛苦。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历来不被后人认同，甚至深恶痛绝，至于说出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是招来了千古骂名。李贽评曰：“孟德杀伯奢一家，误也，可原也。至杀伯奢，则恶极矣……更说出：‘宁使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之语……不知此犹孟德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故吾以世人之心较之，犹取孟德也。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天下人负我，休使我负天下。’谁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者，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为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
然而，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晚年却是在痛苦、折磨中度过的。一生的戎马征战，加之难以挣脱的精神重压，使得曹操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头风失眠等多种疾病，时常梦见伏皇后、董贵妃、吉平等冤魂前来索命。清人黄摩西在《小说小话》中感慨：“最不幸者莫如魏武帝”，而“文人学士，虽心知其故，而亦恂世俗之奇说，不敢加以辩证”。曹操在现实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走向肉体乃至精神的毁灭，从而显示出一种悲剧的崇高美。从道德上看，曹操的言行似乎处处充满着矛盾，但从政治的需要去看，却是时时地服从于现实的政治军事利益。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哲学和他的才干智慧与权术结合，成为文学史上封建政治家的一种典型。不论我们是赞扬或谩骂曹操，在三分天下的乱世中，他仍然完成了建功立业的壮举。现实权术作为凭借，在乱世中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为统一国家、推动历史前进所做出的牺牲，则显现了壮大的崇高精神。
三、无奈现实的悲剧英雄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等英雄人物在乱世中能够拥有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一片天地的话，那么同样有一批英雄人物，他们虽然心怀万里，却不得不寄人篱下，无法将自己的抱负展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因为壮志未酬而遗恨终生，相对于曹、刘而言，他们的深沉、凝重的悲剧性更有一种沉郁凄戚、荡气回肠的持久感。下面试举一例，对此类悲剧性人物进行分析。
庞德本是马超的旧部，后来因故投降了曹操。在卷十五之《庞德抬梓战关公》一节中，赤胆忠心的庞德在曹操面前欲“上报我王宠遇之恩，下救黎民倒悬之急”，求得了先锋印。但于禁等人却对他的忠心非议，而曹操也欲收回先锋印。无奈之下，庞德“免冠顿首，流血满面”，却求告不得，又不顾兵家之忌讳，战前抬棺而出。虽然在战场上与关羽力战百余回合未分胜负，但在随后的云长水淹七军中却被关羽生擒。按常理说，庞德之兄在汉中为官，其故主马超又在蜀汉集团“五虎上将”之列，作为降者，归顺蜀汉是正常之举。而且在《三国演义》之中，降将历来是作为活生生、有自尊、有人格的人来对待，被俘者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但庞德因为战前在曹操面前说了决绝的话，一旦战败被俘，就不得不死，悲壮固然悲壮，但却没有丝毫可以回旋的余地。
总之，在《三国演义》基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理想，对英雄人物的渴望，宣泄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感情。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经历了社会动荡的巨大变革，“有志图王”却终生布衣的他，对于痛苦有着深切的体会，也就更能理解三国时期英雄人物成长、奋斗的悲壮与崇高。罗贯中在他们身上寄寓着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刚健奋发精神，作品中人物的品质、才质和禀性遵循着理性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规范。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精神都激荡着悲剧性崇高美。
注释：
[1]杨辛，甘霖：《美学原理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2]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1994年版，第227页。
（赵亮，辽宁锦州，渤海大学中文系，12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