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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徐福像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文化占有很显著、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居于领先水平，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其内在的创造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一种民族文化，无论它曾经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先进、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仅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四次高潮 在欧亚大陆，有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发源地，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中华文化自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 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张骞在西域时，发现当地人使用“蜀布”、“邛杖”，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四川的物产通过印度传到了中亚一带。徐福东渡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秦始皇时，齐地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百工，泛海东渡，最后到了日本，“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在那里定居下来，再没有回到中国。徐福给日本带去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一部分中国书籍。日本人对徐福带去的先进文明十分重视，有许多纪念徐福的遗迹，如在纪伊半岛的熊野浦，据传是徐福一行的登陆地点，有“徐福之丘”和“徐福宫”等纪念物。韩国济州岛的正房瀑布，据说是徐福途经的登陆地点之一，在那里建有一座“徐福文化展示馆”。当地的城市叫“西归浦”，也与徐福的故事有关。战国后期以及秦王朝建立时，中国多年战乱，有许多居民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给那里带去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的发展。大概徐福就是这些移民的代表。 但是，比较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从西汉时代开始的。从那时起，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四次大的高潮。 汉代出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疆域广大，中华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格局已渐成熟，工艺学术全面繁荣，出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广泛交流，播撒自己的辉煌于广大的地域，初步确立了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汉代的张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寻找大月氏人建立反匈奴联盟。张骞西使历经13年，备受艰辛，虽然最后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以抗匈奴的目的，但他实地考察了东西交通要道，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实际情况，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成为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张骞之“凿空”，意味着东西交通大干线“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丝绸之路”所指，是从中国的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的陆路大通道。这条交通大道犹如连接东方和西方的金丝带，从汉至明历1800余年，一直承担着中国与欧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职能。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到唐代，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达到第二次高潮。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中华文化也达到了一个兴隆昌盛、腾达壮丽的高峰。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长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会融合的中心。各国庞大的外交使团出入长安，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与各国的贸易十分繁盛，以至于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成千的外国留学生在长安国子监学习中国典籍和学术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唐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邻近的许多民族争相仿效，煞费苦心。人们不仅视中国为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也将其看作是国家与文化最杰出的楷模。”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的东亚文化秩序。“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北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具有使用汉字、提倡儒学、流行中国化佛教、实行中国式典章制度以及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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