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父母：当妈妈变成爸爸

在同性恋已经不是新鲜话题的今天，变性人仍然属于弱势群体。在许许多多法律不曾涉足的领域，习俗和传统仍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道阻且长，宽容和接纳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或许只能寄托在时间身上。

莎宾?巴特莉特来自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在她母亲变为男人三年后，她说，“妈妈”现在比以前幸福。（照片由莎宾?巴特莉特提供）

 

作者：苏珊?唐纳森?詹姆斯

2012 年 3 月 27 日

 

在莎宾?巴特莉特 13 岁那年，她的母亲从一名女性变成了男性。那时父母离婚已经有 10 年了。

莎宾从小在一位论教派的影响下长大，尽管该教派在性别与性向方面较为多样化，但她并不太了解变性人是怎么回事。

莎宾现在 16 岁，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市。在她的记忆里，母亲“从来都不是个特别女性化的人，”而是逐渐“显露出更多的男子气概。”

“那次我从爸爸家里回来，妈妈让我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她要去变性，”莎宾说，“身边亲近的人有所改变是个很难面对的事实，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根据威廉姆斯研究所的估算，有 75 万美国人可归为变性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3%。该研究所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在同性恋（男/女）、双性恋、变性人方面的智囊团。

“美国变性人歧视调查”在对近 6 千名对象的调查中发现，约有 38% 的变性人已为人父母，且至少有 18% 的变性人需抚养至少一个孩子。

该项调查由“美国变性人公平中心”于 2011 年实施。

变性父母认为，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份意味着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与此同时，对于他们的孩子而言，这不啻于一场灾难——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场灾难。

“刚开始我有一种失落感，直到一年以后看到妈妈变得很快乐我才有所好转，”莎宾说，“现在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就在上周，参加纽约市议会竞选的变性人梅尔?怀莫讲述了自己在 2009 年从女性变为男性时，他的两个孩子所遭受的诸多麻烦。

“为了让他们感觉自在一点儿，我们作了非常深入的交谈，还有过几场谈判。”他向纽约时报介绍，他还说自己仍然允许孩子们叫他“妈妈”。

黛娜?拜尔曾是一名外科医生，她已两次参选马里兰州众议院议员。她说，“只要你愿意，时间能够治愈所有的伤痛。”

拜尔希望自己能成为美国首例州一级的变性获选者。

“我现在努力提倡正视变性人，这只是一种医学症状，”拜尔现年已经 60 岁，她天生就是个双性人（生有较小的阴茎和部分子宫），但被当做一个男孩养大。“那时候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从 7 岁开始她就明白自己是个女孩。跟其他那些感觉自己生错了身体的人一样，拜尔说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十年前，拜尔做了变性手术。那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 14 岁，一个 17 岁。

“小儿子经常住在家里，他没什么问题，这是个逐步接受的过程，”她说，“但大儿子住校，没能亲自见证这个过程，所以他担心比较多一点。”

在毕业典礼上，她的大儿子不知道如何向朋友们介绍自己的女性父亲。

兄弟俩担心，父亲选择变性是否意味着他们两个会是同性恋。“这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拜尔说，“我的父亲变成了我的母亲，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于是她很平静地问他们，“小伙子们，你们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结果他们都喜欢女孩。”

如今，两个儿子都接受了她的新身份，叫她“黛娜”。

“讳莫如深是最有害的做法，”拜尔说，“你要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而且变性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千万不要不告诉他们。孩子们很清楚你是不是在撒谎。”

另外一些父母说，换个新身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莎拉（化名）从一名男性变成了女性，这让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她原本在郊区受人尊敬的生活，而且还失去了她的孩子们。

“我简直失去了我的一切，”这位 50 岁的波士顿女服务员说。“我原本已经实现了美国梦。我有一套带有地面游泳池的房子，在政治上我也很活跃，而且我是商会主席。”

最痛苦的是她失去了她的孩子们——初婚生育的 27 岁的女儿，再婚生育的 17 岁的女儿和 16 岁的儿子。

“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真正弄清楚过自己的性别，”她说。“我不知道同性恋和变性人是怎么回事。我想的是‘天哪，这太变态了。’我们那一代对这些是非常忌讳的。”

尽管如此，莎拉还是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我想象自己是个女的，我很嫉妒那些穿连衣裙的女孩，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生活在一个男性世界里，我以为我必须要这样活下去。”

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活全部围着孩子们在转。“我跟孩子们的关系十分亲近。虽然我的婚姻濒于崩溃，但我想要孩子们。我太爱他们了。”

最终，莎拉患上了抑郁症，还尝试过自杀。婚姻破裂之后，莎拉的妻子给她递去了一份保护令（译注：保护令亦称禁止令，可禁止当事人以任何方式接触受保护方。在本文中，此保护令禁止莎拉接触其妻子及孩子。），并且法庭撤销了她作为父（母）亲的权力。

莎拉说孩子们“被吓坏了，而且非常震惊”，他们支持母亲的决定。

莎拉于 2007 年做了面部女性化手术，2009 年又做了变性手术。如今，她说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幸福，但她仍然为孩子们而感到心痛。

“他们想见我的话，我一定会在的，”她说，“我会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的。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种自私的行为，也许从某些方面看来确实很自私，可是对我来说，那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另外一些变性父母的情况是，一个孩子能够接受，而另一个孩子无法接受。  

青春期女儿对抗变性母亲  

56 岁的亨特?汤普森来自马里兰州，是一名离异的针灸师，育有四子。2006 年，他由一名女性变成了男性。

他的长女当时 27 岁，她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示“可以接受”。但他 17 岁的女儿“大惊失色”。

当他还是个女孩的时候，汤普森经常跟男孩子一起玩耍，而且感觉自己就是个男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我的一切全都乱套了，”他说。到 18 岁的时候，汤普森想到过自杀。

他在大学期间成了婚，并在毕业前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当女人唯一的好处就是，我能生出男孩儿，”他说。“在心底，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个男的。”

他首先改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接受了激素疗法。如今，他已经做完了胸外科手术，甚至还改了自己的出生证。

“我觉得棒极了。我开始做我自己了，”他说。但与此同时，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他感到心力交瘁。

“大女儿能够接受，”汤普森说。“她已经足够成熟了，能够理解我需要做我自己。”

他暂时没有告诉正在伊拉克服役的儿子，但他的二女儿为此焦虑不已，“我怎么去跟朋友们说？我结婚的时候怎么办？”

她很困惑，“这让我变成什么角色了呢？我是个女的，而我母亲却告诉我她是个男的。我是不是因此就变成个怪胎了？”

“她现在已经能够接受了，但有两年她非常难过。”汤普森说道。

他最小的儿子仍然住在家里。节假日的时候，家人会聚一聚。现在孩子们愿意在公共场合叫他“亨特”了。

“在家里他们喊我妈妈，这没什么，”他说。“但这只能是在私底下。”

汤普森给其他变性父母的建议是，“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被吓坏了......但我最终还是站了起来并且能够告诉别人，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希望他们能跟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坦诚就好。”

对莎宾而言，尽管她上的是家庭学校，而且生活在较为自由的“肥皂泡”里，但她仍然因为母亲的变性而遭到同龄人刺耳的评头论足。

“有一个认识的女孩对我说，如果她的父母那样做的话，她就跟他们断绝关系，”莎宾说。“我觉得那是无法接受的。”

“朋友们会对这个感到好奇，”她说。“我以前在公立学校的一个朋友问我，有个变性父母是什么感觉。这种问题让我不太舒服。”

但大部分的朋友都表示支持。

莎宾说，她 6 岁的妹妹比自己的处境要好些，因为母亲变成男人的时候她还很小。

“她说有些男人很特别，天生并不是男人。有些女人也很特别，天生并不是女人。还有些人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莎宾说。

她承认这种过渡非常不容易，但她建议有同样遭遇的孩子们要有耐心。

“时间长了，慢慢就会变好，而且无论你的父母怎样改变，他们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莎宾说。“只不过，可能会变得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