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蜀水文化
一、水利事业是古蜀水事活动方式的核心
1、古蜀人的勃兴、迁徙与水利息息相关
远古未开发的古蜀地域,江河纵横,雨量丰富,草木茂畅,禽兽繁盛,人皆择高而居。天彭地处湔山,地势较高,水近江源,故很早就得以开发。开辟天府之国的古蜀精英人物传留下来的史迹极少,现在只能从汉代人的追述中得到粗略印象。汉代扬雄《华阳国志》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时蜀民稀少”。古蜀人在蚕丛时代“居岷山石室”,“民无定居”。只有鱼凫“猎至湔山”,越过今龙门山分水岭来到气候温和湿润的迎风坡时,才找到了定居务农的客观条件。一般认为,蜀王鱼凫“猎至湔山”可以视作蜀中农业萌发的标志。《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后世又称土主)。……移治郫邑(即郫县),或治瞿上(在今双流县南)”。以上大抵可以看出,从鱼凫时代开始,古蜀人基本开始过上定居生活,农业逐渐成为古蜀人的经济主体,古蜀人不断向平原拓展。这个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因为水给古蜀人滋润沃土的同时,又给古蜀人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水技术的不发达导致以农业为主体且在平原上的古蜀人受水的制约较大。大致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杜宇王朝辖区发生了特大洪水,杜宇氏治水效果不佳,鳖灵在此时来到蜀地。至于鳖灵治水的手段,所有文献都突出一个“决”字,可见他的主要策略是疏导壅塞。鳖灵因治水有功,万众归心而登上了蜀国王位,起了一个“开明氏”的名号,又称“丛帝”。尽管开明政权时期水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但水患远远没有解除。至开明9世,“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梦”,楚语中有水泽的意思,“梦郭”就是水泽中的城市,洪水曾经把它淹没过。因此,当时开明氏都城的迁移,很有可能是被水患驱赶的结果。从考古情况看,水对古蜀人的威胁是相当大的。如,温江鱼凫城的城垣做成一种斜坡,很象现今梯形断面的河堤,这意味着当时城市的主要功能可能是防水而不是防盗。1986年三星堆古城的考古探测中,发现惟独北垣不见;而北面的鸭子河畔则有一带状的高地,可能是北垣残迹。由此可以推断,古蜀人因水而迁的历史可能在三星堆重演,洪水冲毁北垣导致古蜀人仓皇放弃三星堆古城。
2、在漫长的治水历史中,古蜀逐渐形成独特且卓有成效的水技术
古蜀人发明创造的竹笼卵石法实为科学上的一大独创:就地取材、费省价廉、施工环保、效果良好。竹材和卵石本是成都平原盛产之物,就地利用最为经济。编竹为笼,充填卵石,工艺简单,性能优越。散石被竹笼约束为整体巨石,抗冲能力大大加强。这种结构又是半透水的,用来做堤坝,经受的水压力很低;而基底由于有泥沙的壅塞挤压,抗水压能力也与日俱增。竹笼卵石法的使用相当灵活,挡水、防冲、护岸、排水导流、抢险等均可。世界奇迹都江堰综合水利工程则标志着古蜀的治水技术达到高峰。一般说来,我国的治水,从鲧开始,采取的是堵塞的办法,亦即筑坝拦水。鲧的儿子禹,采取的又是疏导的办法,其主要的目的都是防洪。防洪固然可以保住人的生命及其财产,但防洪主要还是对水害的躲避而已,并不能将水害变成水利。真正要做到避水害用水利,就必须对水采取综合开发的态度,即防洪、灌溉、航运(包括原始的漂木)、甚至改善环境等等并举。这样综合利用开发水资源,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并不容易实现。而李冰率领民众所开发的都江堰工程就是一项与众不同的综合工程,它成功地做到了对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关于都江堰的妙处,历代赞誉有加。都江堰工程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其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的地势、水势,采取无坝分水,壅江排沙等独特水技术,成功避免水利工程最为头痛的洪水冲击和泥沙淤积等问题,继而实现自流灌溉。这一切无不透着一种顺应水的自然特性,鱼嘴、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等均是因势利导。往深处看,都江堰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内涵,这对现今经济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二、古蜀水文化的影响
1、治水观念深入人心岁修是都江堰的创造。岁修制度早在李冰时期就确立,它包括岁修(每年一次的检修)、大修(每5年一次)、特修和抢修,并在历代岁修中形成了“深淘滩,低作堰”、“逢正抽心,遇湾截角”等一系列岁修准则。无需官方督促,民间也会自发从事岁修活动,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千百年来岁修制度的坚持,固然有切身利害的推动,但这也与治水观念的根深蒂固不无关系,乃至岁修制度能达到民间自动运行的境界。从汉代开始的祭祀李冰的活动,逐渐形成了都江堰特有的水的宗教,衍生出都江堰特有的岁修节日———“放水节”。祭典隆重,万民欢腾,宗教仪式和民间节日浑然交融,凸显出蜀地官民对水利的深切关注。宋史《河渠志》载:“大观二年(1108年)七月,诏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则引灌,涝则疏导,故无水旱。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自今如敢妄有检计,大为工费,所剩,坐赃论。入己,准自盗法,许人告。”宋朝法律规定,民不可告官,而都江堰特许民可告官,不能不说是都江堰的特殊,而这种特殊性正是治水观念深入蜀地人心的正常反映。治水观念的深入也推动了治水技术的普及化。近代岷江上游少数民族农闲出山,常到成都打工,其腰间系有小木牌,上写“包打水井”、“包砌河坝”等字样,颇具古代蜀人治水遗风。
2、浓郁的水文化是四川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
至于这一点,从原古蜀区域的现今城市名称中即可看出一些痕迹。如双流、新津、温江、蒲江、苍溪、岳池、内江、南溪、夹江等。此外,有些城名,虽然表面上看不出它与水的关系,其实却与江河大有渊源。象郫县,就因为古都江堰有一条郫江;绵竹、绵阳,与古绵水有关;梓潼,有梓江和潼江流过;巴中,在巴河之滨;雅安所在的青衣江,古有雅河之称;泸定所在的大渡河,古又名泸水;茂汶所在的岷江,古有汶水之号;小金的得名,是因为有一条小金川在脚下流动。蜀地许多民俗活动与水也紧密相连。唐宋时期,农历二月和四月,有“小游江”和“大游江”活动。至今,蜀地多处在五月端阳还要举行龙舟竞赛。半个世纪以前,有四月初八“放生节”,当日成都人纷纷购买鱼蟹等,到府河和南河中放生。到立秋节气,成都人便挑一担井水或者河水,烧茶服下,谓之“吃秋水”,据说可以免患痢疾。七月半,还有放河灯的习俗。独具特质的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渗入到了成都人的个性中。
四川历史有个特点,那就是地理的封闭性和文化上的开放性形成了一对巨大的矛盾。导致这种特点的因素很多,如蜀地自古就有长江和大规模的栈道与外界沟通、四川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蜀地自古就是民族走廊等等。其中有一个因素往往被研究者忽略,那就是水文化的因素。《成都通览》有民谚说“四川是个回水沱”,这种说法很耐人寻味。所谓“回水沱”是指靠近水岸的底部有个深坑,它产生的向心力可以把水面漂浮物吸引过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这恰是四川文化的象征之一。自古蜀起,四川区域文化就早早地具有了如水般的开放性特征,这与浓郁的水文化的长期浸润不无关系。
总之,自古蜀以来,四川尤其是成都平原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蜀地发展进程来看,因水兴蜀并无夸张之意。特别是治水事业,历来治蜀者均以之为重。从哲学层面上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资源,就不可能拥有未来,尤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就四川经济发展而言,水文化得天独厚,是具有很大开发价值的资源。近年来,四川提出了“治水兴蜀”的口号,此举无疑对传承古蜀水文化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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