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却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深渊。贵州军阀作为与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峙的西南军阀政府的一个派系，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局势中，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1912年唐继尧入黔，打着军政府的招牌，投靠北洋军阀，组成由滇系军人与贵州各派势力的联合政权，对辛亥革命志士和人民进行镇压。唐继尧督黔的时间不长，但开创了贵州的军阀统治。

　　1913年10月，唐继尧离黔赴滇，向袁世凯政府推荐刘显世作为贵州的统治者，从而拉开了兴义系军阀统治的帷幕。兴义刘氏起家于封建团练，刘显世当上了兴义系军阀头子，执掌一省之权后有一句名言，“孰云方面不易为，吾视之犹兴义之团务放大耳。”刘显世将他做兴义团练的那套搬到了贵阳，在他周围，刘氏血族姻亲、门生故旧纷纷执掌大权。他依照湘军办法建军，以封建宗族、乡土、师生等关系作为纽带，由刘统一率领、层层相依、指臂相连。但这只武装是由团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既没有生产枪支弹药的军工体系，也没有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从而限制了军事力量的扩张。由于这样的军事、经济地位，必然导致了对外的依赖性。刘显世主要依附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袁世凯倒台后，刘氏完全投身于滇系。滇系也将贵州作为他的势力范围，频频插手贵州政局，以至十余年中滇军曾三次入黔。

　　为改变这种局面，王文华（刘显世的外甥）及其追随者努力扩张实力。王文华周围有一个以日本士官毕业生为主，保定系和云南讲武堂为辅的年轻军人集团。以王文华为首的军人集团，大都出身兴义军阀的中下层，权欲特别强烈。王文华集团“自命维新，凡以德谟克拉西主义为口头禅”，主张要顺应世界潮流，刷新贵州的统治，因而被人称为“新派”。“新派”也利用姻亲、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以加强自己的向心力，但他们的组合，更多的是思想倾向和行动目标的一致。由于他们掌握军阀的命根——军队，又特别富于冒险性；所以新派黔军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进占以重庆为中心的富庶地区，把持川南盐井，搜刮川省财政，将“新派”的军队迅速扩张。随着“新派”军事实力扩充及王文华政治上拥戴孙中山，“新派”与滇系唐继尧及兴义系“旧派”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迫于形势，王文华集团乃策划“民八”“民九”事变，终在1920年10月，将在贵州统治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予以推翻，“新派”则登上权利的顶峰。

　　王文华在政治上拥戴孙中山，是西南军阀中主张以武力解决南北争端的强硬派。正当北洋军阀虎视贵州，但又找不到合适代理人的时候，因与王文华争夺黔军领导权而被黜、对王文华怀恨在心的袁祖铭买凶刺杀王文华。在王文华死后，贵州暂时出现了权利真空，袁祖铭则利用机会分化瓦解“新派”，二度定黔，夺取贵州的统治权。嗣后袁祖铭勾结北洋军阀，占据川东、川南大片地盘，黔军势力在四川一度达到顶峰。但随着北洋军阀的内部争斗及四川军阀的联合行动，袁祖铭被逐出四川省。离川后，袁祖铭集团以“十万之众”投机北伐，结果被蒋介石分而除之，袁祖铭也在1927年1月30日，被蒋介石的唐生智部以“年宴”为名，捕杀于常德。袁祖铭集团的败亡，标志着“兴义系军阀”的彻底瓦解。

　　以周西成为首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在兴义系军阀瓦解的同时猛然崛起，一揽贵州军政大权；从1926年到1935年，统治贵州长达十年之久。由于周西成既不象兴义系军阀那样是富甲乡里的豪门，世代举办团练，能够在辛亥革命后依靠滇军的支持，轻易地建立起统治；又不象唐继尧、刘存厚曾参加过同盟会，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不象陆荣廷从清朝开始便一直手握兵权。周西城内无可调遣的军队，外无可仰仗的势力，要达成政治目标，只有网罗亲信、联结死党。他将桐梓一带热衷于政治投机的人，纷纷拉入小集团，用亲戚、同乡、同事的纽带麇集一起；经过一番经营，以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人为骨干的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正式成立。

　　1922年，周西成挤走参谋长徐朝光，将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周西成便以这一旅为基础，依附强者、兼并弱小，在西南各军阀势力间投机取巧，不折手段的扩充实力，终于登上了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省长的“宝座”。桐梓系掌权后，大肆任用桐梓人，以致社会上流传着“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的谚语。在集团的高级亲信中，周西成还排定了“群（毛光翔）、绍（王家烈）、佩（江国璠）、用（犹国材）”的继位顺序。在政治上，周西成倾心结交新桂系，拉拢四川军阀刘湘，竭尽全力打掉国民党中央势力染指贵州的一切企图，独揽贵州军政大权。蒋介石对此极度不满，但周西成已牢牢控制了贵州政局，蒋对他也无可奈何。在经济上，周西成修建公路、兴办实业、彻查财政积弊，使其当政的年代成为贵州军阀史上经济上的“小康时期”。

　　周西成稳固贵州财政后，曾一度对外扩张。后来在趁云南军阀内讧之机，又想攫取滇政，结果反被云南军阀龙云与袁祖铭余部李燊打败，周西成亦战死于鸡公背。周西成死后，桐梓系的矛盾表面化，毛光翔虽接管统治权，但其才识平庸、威望不足，整个桐梓系貌合神离。1929年以后，蒋介石加快了从桐梓系集团手里夺取贵州军政大权的步伐，运用政治上分化瓦解和军事上逐步渗入的方法，动摇桐梓系在贵州的统治基础，扩大和加剧桐梓系集团内部的矛盾。

　　1932年，王家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接管统治权，就任省主席。王家烈当政的三年，始终未能将桐梓系的军权统一起来。毛光翔虽然交出军长和省主席职务，仍继续保留着总指挥头衔，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以暗中指挥除王家烈之外的队伍。而王家烈妻万氏肆无忌惮的干预政治，兄弟子侄纷纷出任要职，形成“二同”（桐梓、铜仁）人掌权的局面，两派争权，酿成“金克木”之类的闹剧。在桐梓系元老眼中，投靠了蒋介石的王家烈，已经背叛了周西成组织的桐梓系，只有将王赶下台，桐梓系才能在贵州继续生存，遂爆发了贵州军阀史上最后一场大战“王犹之战”，战争从1932年打到1935年，历时两年多。而蒋介石中央亦借1934年红军入黔的机会，派遣嫡系部队进驻贵州，俟王家烈部队经王犹之战的消耗和主力被红军所歼后，即策动王家烈部下逼使王家烈交出兵权。后王家烈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参议，1935年5月3日，偕同张学良飞往汉口，从此结束了他军阀的统治生涯。

　　从王家烈下台，“黔军”被整编起，贵州军阀的统治正式结束。从此，占有全省地盘、拥有独立军队，并与中央及外省军阀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实体在贵州就不复存在。贵州军阀统治，从1912年3月唐继尧入黔始，到1935年4月王家烈下台，首尾共经历了23年。这23年，没有一届军政府不倾全省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军事扩张，称霸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