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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和贡献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103951-1-1.html 我们说中华民族，应该讲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单称，而是指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的一个民族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复称、一个民族命运的共同体。 在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古代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并以这一文化为纽带，使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其中虽然经历过历史上多次的大动荡、大分化，发生过民族战争和摩擦，但巨大的凝聚力仍然把各个不同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坦白的说，民族间的战争在客观上其本身也是一种民族间的交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和平和非和平的交融；推进了中华文化的整合、融合及发展，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所谓多元一体，即是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 多民族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民族融合，这个自然规律实际上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上古代中国发生过几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每一次迁徙都形成了一次大汇合、大交流，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南北朝、隋唐以及元、清两代，古代中国北方游牧区域和中原、南方农耕区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大迁徙、大交流，使的各个历史时期，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许多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朝时期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古代民族既是如此。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大家金人元好问，实际上就是鲜卑后人，还有些古代民族直到现在还依旧存在，但是其民族特征基本上已经没有鲜明之点了，如满族、土家族，其中要说满族和汉族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大概就是存在几个小小的自治行政单位，装点门面而已。 “文化”指的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文化的研究》，是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由人类创造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其中包括了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式，归置于某个个别的民族单位，其民族的文化也就是该民族在长期历史活动中，所形成这三种方式，以此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而有着自己的民族特性。但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同样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系统，具有一个动态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而封闭的，同样有着传承性和不间断的发展性。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有高下之分，如果发生交融，其总体趋势则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有人曾经举了一个例子，高低文化之间的交流，就是如水一样，由高向低流，高低不同的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往往呈现出这种由高向低的流动，甚至是注入式的一种淹没状态，相比较为低级的文化往往会自觉不自觉的融入到先进高级的文化里面去，这个客观规律也正使得古代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在相互的交流交融中，不断进步、由低级原始状态发展为高级先进状态，进而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 这类情况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如金源女真勃勃兴起的时候基本上尚处于原始状态，民风质朴，“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而食”《松漠纪闻》。女真民族这种文化的原始、匮乏，犹如一张白纸，一条干涸的河道，其原有的原始性造就了女真民族对中原文化强烈的接受性。进入中原建立封建政权后，女真民族对于中原文化有如海绵一样尽情吸吮，从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女真的汉化无论是其汉化的速度、深度或者广度，与其他民族相比都是惊人的快速，女真民族在这个时期的进步甚至可以用飞跃来形容，堪比北魏拓拔鲜卑而不为过。这种飞跃，对于女真民族的进步来说无疑是具有决定性的。 后世对北魏拓拔鲜卑汉化多有称道，认为是集南北朝之大成，认为拓跋鲜卑的汉化有力的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对金源一朝后世所提阙如。倒是宋元时代之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并为此惊叹不已。时宋人真德秀对此总结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而郝经则认为真德秀之语“为不刊之论”，郝经高度评价金朝的汉化：“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 “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金史》。百姓杀鸡，打一声招呼，酋长便巅巅的遛过来一起大嚼，这种淳朴再也没有了！ 又如语言，汉族作为国家的“正音”亦即所谓官方语言，是在北魏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汉语并行的鲜卑语日益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得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着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其时拓跋氏钻研儒术不遗余力，还著书立说，治理国家遵照儒家观点。同前秦苻坚将自己比作中原文化圣人之道的保护者和继承人一样，孝文帝拓跋宏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进而把儒家学说推崇到空前的地位。孝文帝其人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社会生活都与儒家学学不可分离。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发生本质的转变，加速了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认同，最终鲜卑民族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对于中原汉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的发展功莫大鄢。 再如中华饮食文化，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贡献非常巨大，《齐民要术》一书中大量记载了历史上汉族及许多民族的科技文化知识和成果。《齐民要术》从育种和引种、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饮食文化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雄辩地说明了中国传统科技的辉煌成果是汉族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并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经济是“多元交汇”的体系这一观点。 在这本书中关于农牧科技和饮食文化方面的详细记录中，闪烁着历史上各个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记录了这些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科技文化成就如何融入汉族传统科学技术的经典之中。这本书使我们可以确认，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辉煌成果，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其中就包含了少数民族的重要贡献。 如“五谷、果蓏、菜茹中非中国物产者”《齐民要术》，这里的所谓“中国”，就是指黄河流域中下游汉族传统活动地区，是一个地理概念。《齐民要术》卷十所列举的将近二百种植物，大部分都可以视为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栽培作物或野生植物。如“戎菽”是山戎族驯化和培育的一个大豆品系，再如水稻，中国是世界上水稻栽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浙江余姚河姆渡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就已种植水稻，可以认为大米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驯化的，“南方有蟑鸣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齐民要术》，而我国迄今首见的“正月种，五月获”再生稻，则是南方民族首先育成的“盖下白稻”。还有“楚葵”“芹菜”、“越瓜”“甜瓜”、“西域之蒜”、“南夷之姜”等。 观《齐民要术》一书，其中所记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多半或出产于少数民族地区，或与少数民族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可以由此而肯定，少数民族对中华农业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绝不是几朵小浪花而已。 大量的事实表明，古代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文化，是在多种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向前发展的，其中便有古代中国内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与中华大地外部的文化交流，其中少数民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古代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也往往以少数民族为中介。总之，在历史上多种文化交流中，古代中国各个少数民族都为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并不断传承、光大之。汉族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辉煌；诸少数民族也有卓越的文化创造，如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传》、柯尔克孜的《玛纳斯》，又如维吾尔族《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阿诗玛》等等都是彪炳千秋的杰作。而且，在汉文学精品中，同样渗透着少数民族的贡献，汉化蒙古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便是明例。再如医学方面，汉族医术渊深博大，藏医、蒙古医也别具异彩，且与汉医相互启迪、补充。总之，现存56个民族，以及历史上迁徙、消亡了的民族（如匈奴、党项、契丹等），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区域的“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实际上来自于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晓谕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需的主张采用“怀”，这种天下一家的思想至汉，更有大的发展，除王允外，汉代著名著作《淮南子》更阐述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也正是这种天下一家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古代民族的大融合。 民族之间的融合，既有和平形式，也存在着残酷的杀戮，这对任何任何一方都是惨痛的，罪恶归罪恶、结果归结果，历史总是无情的向前发展了，不会因为某一个时期而停止前进，杀戮者也阻拦不了这个只管向前走得历史巨人。同样，后人在看待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事件时，不能一概而论之，对于事件中战争引发的杀戮罪行，应该给予坚决的谴责，对于事件的客观后果也应该给于认可，两分法看问题，不能因为事务的某一方面就将全盘否定之，需要辨正的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矛盾、也有和合，不能因有战争而否定民族融合的客观事实，也不能因为融合而漠视战争中间的罪行，这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不可分，不可绝对化，绝则错，这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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