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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上共经历四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地集中于中国腹地，这一次民族大融合以华夏民族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第二次，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华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朝代更迭、战乱不断，民族迁徙出现交互现象，一部分汉族往周边流动，一部分周边少数民族往内陆流动。这一时期，北魏王朝的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的祖母文明太后和他本人，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孝文帝继位时只有五岁，祖母文明太后临朝执政，对鲜卑化的朝廷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冯太后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再颁俸禄制，孝文帝深受影响。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正式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太和十八年（494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收藏古今汉家典籍，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到洛阳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联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废太子元恂。一系列举动推动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制”，有效地缓解了民族隔阂，促进文明进步和民族融合。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客观上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上，获得地位的巩固和更广泛地传播应用。同时北魏政权在经济、政治、社会、军事上的发展，也得到了中华文化古老智慧的强有力支撑。而鲜卑与汉人的通婚制度，实现汉族人种的优化，变得更加强壮。
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即使存在元朝这样颠覆性的政权更迭，而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却最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江海般的胸怀包容吸收一切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养分，在不离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进化和发展。无论政权如何变，无论外来文化如何强悍，无论中华文化会在一个时期内如何式微，中华文化的根脉始终不断，因为中华文化的源泉就在中华民族儿女的心里，因为中华文化的灵魂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液里，因为中华文化就在中华儿女的生活里，一言一行日用而不知。这正是“柔弱胜刚强”的智慧，这正是“地势坤以厚德载物”的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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