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最尊敬的文人苏轼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最尊敬的文人苏轼

 

一、  前记

苏轼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一位文人，他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历久不衰。苏轼也是文人最痴迷最喜爱的文化人之一，他的惊世才华，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令人神痴心醉。他留下了大量的诗词书画作品，也留下了极为翔实的史料，让后人有充足的条件来研究他，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文学大师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一文中，明确倡言“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可见苏轼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地位，虽然这儿仅仅说出了文学地位，但高超的绝世的文学才华是以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为基础的，这几个人，尤其是苏轼，即使没有如此惊世的文学才华，仅是他的道德人格也足以使他名垂千古了。而对苏轼评价比较全面的是另一位大师林语堂先生，他的评价非常有趣也非常地道：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先生的这段话，概括了苏轼所有可能的身份，但在他的笔下对苏轼的描述还是太过理想化了，因为苏轼还应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一个苦难者。 

这一点，苏轼自己没有忽略掉。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他自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足见坡公胸襟之坦荡。其中“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句，即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实际上，苏轼是一个真正的全才，他代表了宋代各种文化创作的最高境界，而他本人也是一个人格魅力四射，政治上济世悯农，刚正直言的人，他儒释道三教圆融，对人生意义有独特体会，他的超然旷达和乐观率真更是令无数人倾倒，有一种人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令人瞩目和激赏的，具有这种独特人格魅力的人很少，而苏轼恰恰就是最耀眼的一个。

二、黄州前的苏轼

公元1036年，苏轼生于四川省眉山县，父苏洵，母程氏。父亲为他取名“轼”是颇有深意的，在于告诫他人生不可太直露，要有所“外饰”，苏轼一生孝顺父母，唯独在这一点上“有改于父道”了，他为人直挚坦率，与人交谈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结果一生屡遭贬谪，历尽灾难。另外，他还有一个平生最引以为知己和挚友的弟弟，苏辙。

生于富饶美丽，名人辈出，文化氛围浓郁的四川，苏轼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化熏陶，陈子昂，李杜，初唐四杰以及高适、岑参、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和四川有着不解之缘，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苏轼终于成为有宋一代文化上的集大成者，而四川的钟灵毓秀也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也许，只有这样一片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一个人，当人杰地灵独集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旷世奇才就诞生了。

苏轼兄弟二人从小就受到很严格的家庭教育，在父亲的严厉监督下，他终日苦学不辍，直至五十年后在海南还梦到父亲监督他读书的情景：

    夜梦嬉戏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

    今乃粗及恒、庄初。恒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诗集卷四十一·夜梦》

母亲程氏亦是出身书香之门，她仁慈果敢，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在督促和教授儿子读书的时候，她善于言传身教，曾与年幼的苏轼有一段关于范滂及范母的有名的对话，苏轼有志为范滂，程夫人就毅然愿做范母。有了这样的家庭影响，加上蜀中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的陶冶和他自己的天资聪颖，苏轼成长为一个才华卓著的青年，他光辉的人生历程即将开始，惊人的文学天才即将横空出世。

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随父亲赴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兄弟二人双双考中。第二年，苏轼又和弟弟参加了礼部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这篇文章，使当时的文坛领袖、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激赏，拔擢在第二名。此后，欧阳修热情奖掖苏轼，赞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欧阳修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提携后进，一时间使苏轼名满天下。而苏轼也不负其厚望，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乃师。就在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一举成名之际，母亲程夫人病故，于是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

 二次离家赴京时，苏轼依旧豪情万丈，舟行万里，父子三人诗歌唱和，共计一百多首，其中苏轼的诗就有四十二首，诗风豪健，建功立业的志向充满他的心中：

    故巢岂足恋，鹰隼岂能容。

                                  ——《诗集卷一·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

这些诗透露出苏轼政治上的雄心勃勃和乐观、自信、豪迈的气质。弃舟登陆后，三人把这一百多首诗作结为《南行集》，又名《江行唱和集》，三人分明是北上赴京，却把诗集命作《南行集》，不知何故，难道取意于船北进而山岸南行之意？

 回京之后，苏轼考入制科优等，苏辙也同科考中，只是略差了一点。在考制科之前，兄弟二人雨夜对床，畅谈人生，约定功成名就之后，一定退隐归乡，共度余年，此后，兄弟二人虽聚少离多，但彼此都没有忘记这个约定。可见，苏轼在未正式登上仕途之时，就已经怀有退归田里的的理想了。但是他的归田理想并非弃世出仕，而是完成社会责任后的功成身退，此时的儒家济世精神绝对是他的主流思想。在他赴凤翔府任职与弟弟分别时，依然约定“慎勿苦爱高官职” ，这并不是故作清高的矫情和做作，乃是他的真实心态。

 凤翔府任职期间，苏轼勤谨踏实地开展工作，果断地解决了许多扰民的难题，在天旱时不计辛劳地祁雨，儒家的济世精神在他的行动中第一次得到了实施。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还是让他苦闷不已，他不可能解决宋朝积弊已久的吏制。任满之后，苏轼回京担任了直史官之职，得以饱览宫中珍籍，名人书画。然而妻子王弗却突然因病去世，这给了苏轼沉重的打击，十年之后还梦到夫人，写下了传世的那首名作《江城子》，后面还将说到。灾难还在继续，第二年父亲苏洵又逝世，兄弟俩再次回家守制。 

待苏轼回朝官复原职，担任殿中丞，直史官，差判官诰院的时候，朝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朝因军权集中，重用文官，官僚机构膨胀，积贫积弱已久，神宗皇帝深感耻辱，锐意求治，富国强兵，任命王安石执政，进行改革。然而新法一出台，就遭到了元老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这批德高望重的老臣包括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及欧阳修等人，然而神宗和王安石不顾反对，急于求成，迫使这些老臣纷纷离朝，于是就有了更多反对的声音，神宗和王安石的一意孤行陷入了孤立。而王安石又必须尽快起用新人，无暇考察他们的人品才华，致使一批投机小人趁机钻营，只顾邀功贪赏，四出扰民，使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更给新法的推行加上了恶名。面对新法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苏轼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变法的立场上。所以在神宗召见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出新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缺陷。神宗虽宠信苏轼，王安石却不能苏轼影响了皇帝变法的决心，在与皇帝几度争执后，他终于把苏轼轰出了皇帝的视线，担任开封府判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苏轼的犯谏直言，他一直密切关注新法，新法重“国计”而轻“民生”使百姓饱受磨难，而投机小人却隐瞒不报，不使神宗知情，以身许国，刚正直言的苏轼岂能容忍？他上了洋洋几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攻击新法，指陈对国计民生的忧虑，忠义之心溢于言表。然而奏疏如石入大海。几个月后，他写了《再上皇帝书》，言辞更加激烈，但是依然没有回音。

朝廷小人当道，新法害民，苏轼只得请求外任，于是通判杭州，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一方面，苏轼依旧怀着致君尧舜，匡扶社稷的理想，另一方面，杭州这个东南大都会又吸引着他，怀着矛盾的心情，他来到了杭州。然而“有田不归如江水”的退隐思想还是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在杭州，他写下了无数歌咏西湖山水的优美诗篇，“欲把西湖比西子”的比喻至今令人称奇，杭州的每个角落，每个盛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而且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填词。然而他并非仅仅一个风流太守，他依旧关注国计民生，关注百姓，他解决了杭州百姓的饮水问题，而且面对百姓的苦难，他又写下了一系列反映百姓疾苦的诗篇：《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等，深刻揭露了新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爱民如子的苏轼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在东南水旱灾害之后，苏轼受命到常州等地发放赈灾粮，除夕之夜凄冷孤寂，写下了《除夜宿常州城外二首》这样凄凉苦寂的诗，流露出对人生命运和仕途的深思，在诗中他写道：“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南来三见岁云徂，只恐终生走道途”。

杭州任满后，苏轼又历任密州、徐州知州，这两地大大地考验了他的政治才能和济世精神。一到密州，即遇旱蝗灾害，饿殍遍野，他不得不一面治蝗祁雨，一面设法筹粮赈灾，并且屡次上书为民请命。徐州任上，又遭遇大水，苏轼不顾安危，亲临城头治水，终于保住了徐州城。此后，他又加固防水工程，以防洪水再来。同时在这个时期，他虽然依旧反对新法，却也发现了其中一些可以肯定的东西。他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苍天可鉴，而殊不知，他的坦率直言，刚正不屈却为他埋下了祸患，因为此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小人们恐苏轼受宠当权，纷纷视他如“眼中钉，肉中刺”，竭力罗织他的罪名。

 终于，在移任湖州不久，有名的“乌台诗案”发生了。苏轼是一个真挚坦率的人，不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而且他锋芒太露，遇到不入眼的事就“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更何况，以他在文坛上万众瞩目的地位，他的诗作总是流传甚广，这样，那些小人们想在文字上挑他的毛病就太简单了。

 于是，小人们左一道奏章右一道奏章的告诉神宗皇帝，苏轼诗中有怨谤之意，怀有不臣之心，而且不惜花费大功夫从他的诗中一字一句地附会出许多“证据”来，必要治之死地而后快。就算神宗皇帝再宠信苏轼，这么多的奏章也会使他疑惑，于是堂堂湖州太守，一个世界级的文化伟人，被系上绳子，如驱鸡犬般的拉进了大牢。也许他们迫害苏轼的初始目的很简单，使之不能掌权，而当迫害一旦开始后，他们就把对苏轼的嫉妒，怨恨，以及自己的自卑心理加进去了，苏辙的话说的很明白“东破何罪？独以名太高。”既然他出色，就给他抹上墨，下了狱，痛责一番，出出恶气，满足那些小人们的龌龊心理。在审案期间，李定等人对苏轼极尽侮辱刑耻之能事，以致达到了“垢辱通宵不忍闻”的地步。审讯告一段落，苏轼在强大的压力下写下了两万多字的供状，只待定罪了。而却有讹闻传言他即将被处死，在几近绝望中，他给弟弟子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悲凄之情令人垂泪。好在太皇太后一力挽救苏轼，正直的士大夫仗义执言，八方营救，苏轼才得以免死，贬官黄州。苏辙以及苏轼的很多好友也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处罚，案件的牵连面很广。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庞大而系统的文字狱了吧？可惜，被苏轼撞上了。

三、  谪居黄州，苏轼真正的成熟了

“乌台诗案”从身体和精神上都给苏轼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并没有使苏轼噤言检行，他的豪情依旧不减，刚刚从狱中走出来，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处境，就已经“试拈书笔已如神”了，简直是“死不悔改”。

然而黄州的日子是真的不好过。苏轼顶着一个芝麻芥子大的小官，拖家带口地来到黄州，只是由当地州官看守的一个犯人而已，性质近似于流放。想当年意气风发，名满天下，皇帝青眼相加，重臣延为上客的苏轼，一下子沦落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小镇黄州，而且因案件连累的人太多，“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他向来认为的那些亲友，已经视他如瘟疫，躲之不及了。这对天真诚挚，喜好宾朋的苏轼来说，太寒心，太寂寞了。

糟糕的事，现在糊口也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诗集卷二十·初到黄州》

苏轼的乐观幽默果然是天赋的秉性，只是此时的忧患处境用诙谐的诗句写出来却让人心酸，那种强烈的反思和自我嘲讽是很沉重的。幸好黄州的鱼笋不错，又有前人作例子，不妨也就安置下来吧，例支官家剩酒袋，暂时将就糊口。

 然而这场灾难却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不定又会惹出什么祸患来。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鸿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如果终生不复起用，那么他就只得以犯官的身份老死此地，身背无尽恶名了，这才是他真正忧虑的，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和从诉说困着他，心中的郁结化做了极为凄美的诗句：

    缺月挂疏桐，漏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集卷二·卜算子》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他的寂寞他的恨也是无人能省的，这种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了寂静无声。

虽然痛自节俭，日费不过一百五十钱，然而一年有余，积蓄也就告罄了。在好友马正卿的帮助下，苏轼获得了一块贫瘠的土地，一家人过起了躬耕的生活。躬耕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没什么，但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就是一种耻辱了，因为儒家的祖师孔子鄙视士人耕作。而苏轼却在躬耕中既得以糊口，又找出了快乐：“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一家人勤勤恳恳，倒也求得一饱。而且在第二年，他又在园中起了一座五间房子的农舍，号曰“雪堂”，虽然平时还要寓居临皋亭，但总算有个待客的地方了。苏轼又根据白居易《步东坡》一诗将田园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俨然做起陶渊明第二来了：“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他躬耕的生活过的很理直气壮很有骨气：“腐儒粗砺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当然，苦日子绝对不会是一种享受的，苏轼只是善于苦中作乐，宽慰自己罢了。他一直向往归乡退居田里，如今退居田里成真了，不过没能回到富饶美丽的眉山，只是偏僻的小镇黄州而已。但是他也就知足了，因为他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爱戴，更重要的是，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陪伴他了。

苏轼此时早已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的心态日益趋于旷达和平静，甚至有了仙去的念头：“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闻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这只是他一时纵情高歌而已，不想却引起了很大的误会，实际上，他是不会这么做的。最能体现他此时心态的是另外一阙词：《定风波》，全词如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豪情旷达又起，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了，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纱》）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令人肃然起敬，非东坡不能出此语。这对一个逐臣犯官来说，怀如此忠义之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要和前代的逐臣一比较，便能利见分晓。

一场大的灾难，一段躬耕的艰苦生活，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剥除了地位和荣誉，在无人陪伴的穷僻小镇，苏轼真的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于是三咏赤壁一经传出，即成为千古绝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政治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实在是苏轼向长空发出的一声长啸，是强者的壮音。相比之下，前后《赤壁赋》则更多的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自我宽解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令人叹服。而《后赤壁赋》中道家思想就更明显了，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而实则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的境界。三咏赤壁是苏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诗作。赤壁给了苏轼神秘的灵感，苏轼也使黄州赤壁千古垂名，这里究竟是否三国赤壁倒退居次要了。

黄州的谪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的能力，顺乎自然的，他将再次迎来政治上的辉煌。

四、  政坛生活看似辉煌，实际上苏轼走的并不顺利

神宗皇帝将苏轼从黄州调出，未来得及起用就自己先去世了，就在苏轼准备定居常州时，新任皇帝哲宗却继先帝“遗愿”，起用了苏轼。实际上，背后起作用的是高太后。

实际上，这是新法和旧法力量对比的一次转换，高太后在神宗在位时就反对变法，如今神宗以崩，哲宗年幼，高太后就揽起了大权，于是尽弃新法，起用司马光等一批元佑党人。既然苏轼是反变法之列，又深得先帝赏识，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回京后，苏轼担任礼部侍郎；不足十天，迁起居舍人，朝政所有事物都参与其中；不足三月，有迁任中书舍人，代皇帝起草制诏，正式参与大政方针及百官选派，地位显赫；半年之后，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撰写将相任命，皇后及太子册立文书及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批答大臣奏章，实际上已是“内相”，倍极人臣之宠荣。然而此时的苏轼对功名早已淡泊，“再入都门万事空”，他已彻悟人生本质，又怎会在乎轩冕之荣？不过儒家济世思想在他心中是占绝对主体地位的，以他的忠君不渝的品质，他一直兢兢业业，不负皇帝的知遇之恩，舍身报国，在所不辞。一年后，他又兼任经筵侍读，为皇帝讲经史，实则“帝王之师”，致君尧舜的理想大有可能实现，这是最佳的位置。

此时的苏轼可谓万众瞩目，政界要人，才满天下，文坛领袖，苏轼威望与日俱增，国外使节都必询问苏轼的情况，可见他已名扬四海，远播邻国了。但是苏轼并不以此为傲，他依旧平和近人，生活简朴，并且不遗余力地提携后生晚辈，“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得以名传天下，与苏轼的热情培养和提拔是分不开的。

然而苏轼毕竟是苏轼，他的忠直敢言是不能改变的，每遇不入眼事，“如食中有蝇，必吐之而已”是他最明显的性格特点。在外任贬谪期间，他对新法有了一些了解，认为有些法令不当弃除，如免役法等，而司马光必要尽弃新法，这就在两人间产生矛盾了。苏轼据理力争，司马光一字不理，顽固守旧，使苏轼不计个人，忠心为国之志不得大展，于是怒骂“司马牛，司马牛”，实在是天真率性的表现，但他的一片忠肝义胆令人折服。

由于反对尽弃新法遭致朝臣敌视，又不小心陷入了党争漩涡中，程蜀两党之争不断，苏轼备受排挤，不得已再次请求外任，因为接连不断的弹劾实在是使苏轼穷于应付。高太后虽不舍，但也终于勉强同意。

于是又连续四任知州，做了被万民的几件大好事：治理西湖，治理颖水，上书请求宽免积欠，毅然停办万花会，政绩卓著，万民景仰，家家悬像供奉。更快慰的是，苏轼过了几年安逸的生活，在留连山水，诗词书画间陶冶了性情。然而更深的祸患却又要降临了。高太后去世，哲宗要恢复神宗新法，于是正剧又有了大的变化，元佑党人纷纷受到迫害和贬谪。

五、  一路五改谪命，白发投荒岭南

既然新法重新推行，新任执政者自然是对元佑党人不遗余力的迫害，只是此时新法旧法不再是焦点，真正的斗争实质早已是党派间的政治手腕反复。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苏轼兄弟，兄弟同朝共居高位，自然树大招风。苏轼以本官充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事，但他已感到风暴的来临，而实际上，定州是他一生任职的终点。他写下《鹤叹》一诗，以傲岸不驯的孤鹤自况：“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致以身为子娱”，对仕宦已经不屑一顾，但是他的政治地位使他不得急流勇退，祸患近在眼前。

短短一两个月间，贬谪诏令一道接一道，三十多位在朝高官全部贬谪到岭南等边远地区。苏轼也身在其列，而他的罪名依然是“乌台诗案”的翻版，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罪名可以安置给他了。但他是一定要被贬谪的，罪名并不重要，只管寻章摘句捏造一个就是了，然后贬谪才能顺理成章。

先是撤消朝职，知定州，以左侍郎知英州军，继而降为充左侍郎知英州，后又诏令不得叙职，仍知英州，未到英州，第四道谪令到达：落左承义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一夜之间，由外放州官降为听候安置的犯人。如此频繁的贬谪诏令，令人目不暇接，更何况被贬谪的人！可惜未到贬所，又接到第五道谪令：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贬谪暂时告一段落，惠州贬所也就是六旬老人暂时安身之地了吧？真可谓“福渺祸多，是亦古今之罕有”了。

虽然境遇如此，苏轼并没有太多的悲观，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他依旧豪迈赋诗：“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慈湖夹阻风五首》）。”他相信历史自有公论，他的忠贞孤节必如明月当空，千载长存！他对人生的遭际有着从容镇静的心态：“人生何处不巉岩”，但他也对平生的遭遇有些悲哀了，报国无门，归乡无路，长年漂泊都快成水手了：“便和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引人凄苦，“地名惶恐泣孤臣”，到了这步田地，依然孤衷不减，可敬可佩，感人肺腑。然而他对出世入世也改变了初衷，甚至有些迷惑，他开始月下思念亲人：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阳关词》

他初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他不再局限于人生一时的得失，对坎坷的仕途和名缰利锁也感到了厌倦，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他深悔流落尘世，遭受无尽穷厄，从此，佛老思想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万里跋涉，苏轼终于抵达惠州贬所。惠州的条件甚至比黄州还要差的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谪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生活充满忧虑，时时慨叹命途多舛。然而他的到来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倍受感动。何况，惠州确实民风淳朴，风光秀美，而且民众又多热情好客，苏轼也就安心住下了：“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枝二首》）。”非荔枝留客，命运留客，乡亲留客也。而且地方官也待以殊礼，特许暂住合江楼，风景如画，住所奇佳。不过毕竟不能久留，他又寓居到了嘉佑寺，暮鼓晨钟，他的心态愈加空明清净。

    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樽。

                                      ——《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这真是只有高僧才能达到的“禅”的境界。

苏轼年已老迈，只怕来日无多，今夕荣辱对比反差巨大，没有超乎寻常的承受能力是难以忍受的，苏轼自然也有情绪的起起落落，好在他已参透人生本质，又有佛老思想作为根基，与贬谪黄州之时相比，他更善于驾驭和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他甚至想，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把贬谪地当故乡，倒也使自己从凄惨遭际中解脱出来了。

可是，惠州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加上苏轼任官时又没有积下浮财，生活就更清苦了。但他善于在辛酸中做出幽默，买不起羊肉，就廉价买购羊脊骨，焦盐酒浸，剔寻肉末，还津津乐道，大力推荐，“意甚喜之，如食蟹鳌”，并开玩笑说：“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虽然幽默，但读之却令人心酸落泪。艰辛如此，苏轼对惠州的评价居然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低俨然又成了乐土。

 苏轼在贬谪期间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旧起这积极的作用，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他的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于人民的疾苦，毕竟他是一个心地仁厚，爱民如子的道德家。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苏轼为民可谓殚精竭虑，身为犯官而能如此，千古只此一人了吧？当然前提是惠州官员的积极配合。绍圣二年九月，朝廷大赦天下，但元佑诸臣不在赦免之列，于是苏轼以为会终老惠州了，于是买田建居准备安顿下来。然而新居未成，家庭又遭变故，苏轼的爱妾朝云病逝。如果说王弗善察事理，王闰之温柔贤淑，那么朝云就是他真正的知音了，她的去世给了苏轼极大的打击。朝云与苏轼患难与共，无怨无悔，带给了苏轼很大的安慰，如今去世，就如塌下半壁苍天，苏轼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痛和孤独，在诗词作品中他多次提及和悼念朝云。

但是当政者是不会让苏轼安定的，而这屡次迫害苏轼的人竟是他当初的朋友章惇！朋友一旦化为仇敌，阴险更是远胜常人，令人心寒。据说苏轼再次遭难与一首诗有关：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

章惇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新居落成不足两月，苏轼就又被轰除了惠州白鹤居，赶到了海南儋耳。同时，苏辙也被贬到了雷州，与儋耳隔海相望。

然而苏轼早已不再与执政者傲然相对了，他以一个彻悟人生的智者的眼光和胸襟俯视一切，无论对方怎么打击报复，到了苏轼身上这种仇怨已化为无力之掌，就像一拳击出，却不知怎么打在了不受力的棉絮上。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兄弟二人藤州相遇，共聚二十余天，共叙天伦之乐，在这将近一个月的共处中，终于又能同睡同起，形影不离了，但没想到这次一别竟成永诀，兄弟相约“夜雨对床”的约定终成泡影。 

踏上海南岛，真正的艰苦生活到来了，而苏轼对人生的哲思也达到了极致。他设想自己犹水盆泼洒下的蚂蚁，水干之后遇到同伴尚自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以蚂蚁的卑微可笑来反映自己的遭际无甚堪伤，，依然保持乐观。他把贬谪地儋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了，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桄榔树下。纵然他再超然乐观，树下风雨愁眠也使他受尽折磨了，何况当时他已是六十二岁的白发老人！幽默中的辛酸比悲哭更令人难以消受，后人览此，岂能不长怀叹息！而且儋耳黎民不事耕种，岛上物质匮乏，无肉无药，甚至粮米也依靠海船从大陆运来，一旦海运不继，苏轼父子就要断炊了。幸好汉黎各族人民都很爱戴和关怀他，断炊之时总是接济他：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斗酒只鸡定膰吾。

                                                       ——《纵笔》其三

不过这时他不用露宿了，在桄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就取名“桄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

在海南期间，苏轼愈加敬仰陶渊明，时时以渊明的率真任性自戒，视之如前生，他羡慕陶渊明躬耕力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他自己仕宦三十多年，竟没能走出这一步，于是自愧弗如。实际上他所好的陶渊明也是被他“禅化”了的陶渊明，他喜好的渊明的为人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设计，而且他同样爱好陶诗，例证就是他的一百多首和陶诗，深得渊明韵味。这时的苏轼已经达到了天然真性的境界，他已彻底回归了本真。另外，苏轼也极为推崇杜诗，因为杜诗“集大成”、“备诸家体”，有规矩，他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老杜的七言律诗伟丽壮大，意境苍凉悲壮，是一种典范可学的诗。另一方面，杜甫的忠君之心与苏轼相得益彰，“一饭未尝忘君”，这是苏轼最为赞叹的，杜甫的忧国忧民以及他的人格精神，诗作思想，是苏轼追慕的典范。实际上，苏轼的诗作经历了由刘禹锡，李白，杜甫，最后学习陶渊明的过程，结合他的经历，即知这是由锋芒毕现转向成熟，又趋于平淡的人生观念所影响的诗歌风格变化的过程。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海南的生活虽然倍极艰辛，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善于与当地居民相处，更善于苦中作乐醉酒之后在路上闹出笑话也习以为常：“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找不到回家的路，醉眼朦胧中寻牛屎辨路，可笑已极。因为他的平易近人，七旬老妇，总角儿童都乐意与他开玩笑。儋耳的艰苦使苏轼消瘦了许多，但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养生之道，也许苏轼能够生还北归，就与他的养生有关。

 即便如此，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蛮荒之地传播文明文化，改变当地的落后风俗，使当地有了琅琅的读书声，并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海南风俗的开化，文化的传播，都与苏轼有着极大的关系，无怪乎海南人民至今缅怀苏轼，他是当之无愧的。就让那些当政小人迫害去吧，苏轼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拥有人民的爱戴，这多少会让他们感到尴尬。

六、遇赦北归，却客死他乡

 朝政又一次发生大的变动，徽宗即位，神宗皇帝的皇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形势又有利于元佑党人了，于是大赦天下，元佑诸臣纷纷内迁，苏轼也得以北归。在乘舟离儋时，他对海南的奇景颇为牵挂，视为平生奇遇，于是叹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能活着北归毕竟是一个奇迹，“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也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在常州原有田宅，多想在此安度余生呀。然而苏轼即将入相的传言却日渐多起来，只是此时的苏轼已经只想归田了，何况朝廷已经允许他随处居住了，六十六岁的他是真的无心于政治了。就在他即将抵达常州时，却病倒了。多年来的贬谪艰苦生活，反反复复，又从瘴疠之地的海南返回，一年来水陆跋涉，身体早已垮了。病情几度反复，苏轼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临终之际依旧神志清明。苏轼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历经磨难又多姿多彩的一生。我们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苏轼用自己的一生践履了这一真理，为人生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苏轼一直盼望回乡归隐，但他终生都没能实现这个理想，一是宦海漂泊，政治漩涡的斗争使他身不由己，也因为他终生没有余财置办产业，所以落得客死租借的孙氏馆，一代文化伟人死境竟如此凄凉，岂不令人落泪，千载之下，犹自痛伤。

苏轼已经过世近千年，但他的精神实质，他对人生意义的哲思，以及对文学的贡献还是要细论的，生前事，身后名，他的精神灵魂和文坛贡献是永不磨灭的，我们该了解他，记住他，一个世界级的文化伟人留给我们的思考太多，留给我们的财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