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著作权官司摘自《读者欣赏》2010年第2期特别策划“禅外说禅”，刊登时有删节
文/葛兆光 曾经有一本名叫《佛教征服中国》的书影响很大，我觉得它的精彩不亚于中国学者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但是，这本书的名字我不认同，我认为不是佛教征服中国，而是中国征服佛教。其实，整个中国佛教，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禅宗，后来的思路就是沿着惠能所开创的思路走的，而这个思路只不过披着佛教的外衣，实际上是长在老庄的根上的。神秀的偈语和惠能的偈语，实际上就是印度禅学与中国禅宗的分界线。所以，记录惠能说法的《坛经》这本书在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 在中国佛教里，历来都是把印度传来的佛经叫做“经”，这是因为佛教的起源在印度，“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如是我闻，佛说如是”才是正牌经典。但有一本书是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惠能的《坛经》，这本由中国人自己的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书，也被称之为“经”。 据说，惠能在广州南海出山以后，他的团体迅速发展。于是，他到了现在的广东韶关，在当地一个叫做大梵寺的寺庙里开宗说法。此地一位姓韦的刺史带着几十位官员和一些儒者一起来听惠能讲演，盛况空前。相传《坛经》就是当时开坛讲演的记录，记录者叫法海，是惠能的学生，不是传说里面镇住白娘子的那个法海。这个说法就一直这么流传下来，没人怀疑。 但是，20世纪初敦煌的文献大发现，却使这部书的来源突然有了问题。因为在敦煌发现的古文书里面，有一些禅宗的古书，这些古书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让人怀疑《坛经》到底是否真的记载了惠能的言论，它是不是后人伪造的或删改的。敦煌的发现，使《坛经》的真伪、内容、思想突然成了问题。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坛经》不是惠能所作，而是惠能的学生神会编出来的，他的结论使全世界研究禅宗史的人都目瞪口呆。胡适的论证是这样的：第一，公元800多年的时候，有个叫韦处厚的人作《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说神会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竟成檀（坛）经传宗”。胡适认为9世纪的人讲这句话，说明《坛经》是神会编出来用来作为传宗凭证的。第二，敦煌文书里面还发现了很多神会的资料，神会讲的很多道理和《坛经》是一样的，也可以证明《坛经》可能是神会编写的。第三，使禅宗真正在中国取得绝对优势的是神会，所以神会炮制《坛经》，并确立了一个死去的权威。所以，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最后讲了这几句话：“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就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和永久的影响。” 胡适这个人极聪明、敏锐而且好发新见，他一生在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思想，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胡适好像有点证据不足。首先，用《坛经》当传授的凭证，是《坛经》中说过的。《坛经》中说，“不得《坛经》，即无禀受”，即没有《坛经》就不算南宗的弟子，大概神会也只是沿袭了老传统而已，可能惠能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肯定《坛经》作为他们这一派的凭证，所以这不足为凭。其次，老师和学生的话相似，不一定是学生炮制了老师的话，也可能是学生抄了老师的话，这也是不能作为绝对证据的。最后，确立禅宗地位的人不一定就是禅宗的创立者，历史上有很多著作都是在作者去世很久以后，才成为绝对权威的经典的。 但是，胡适关于《坛经》的考证里面，确实还有一个疑问始终得不到解决，因此他的质疑也无法推翻。这就是《坛经》最后暗示，惠能死后二十年，将有一个人继承他，为禅宗的复兴大声呼吁，这恰好就是神会的故事。神会在开元二十年在邻近东都洛阳的滑台大会上宣布，惠能这支禅宗要跟神秀对抗，而且要取代神秀这一支禅宗，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惠能死后二十年。如果不是神会在事后编写，惠能怎么可能预言二十年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种比较调和的结论，就是原来可能有一本《坛经》，是惠能说法的记录，但是后来神会在里面掺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加了很多东西，而神会一支后来曾经很兴盛，所以他们传的《坛经》就成了禅宗的经典。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坛经》若不是惠能时代的原本，那会不会是神会时代的修订本呢？在敦煌发现的《坛经》大概于惠能去世六七十年、神会去世二十多年后抄写而成，这个抄本只有12000字，有两个卷子，一个藏在大英博物馆，一个藏在敦煌博物馆，显然已经不是原本了。在日本京都的兴善寺，还藏有一本宋代初期抄成的《坛经》，有14000字，和敦煌的抄本又不一样了。到了北宋中期，一个叫做契嵩的著名和尚又做了一个校订本，有20000字。而此后流行的，是元代的两个和尚宗宝和德异分别依据契嵩的本子编成的，有23000多字，共分成十章。在敦煌、日本的各种版本发现以前，大家都是读这个本子，没有谁有疑问。可见，这部中国佛教自己的经典是渐渐形成的，是不断增加修订而来的。我们一定要了解，所谓的“历史”和“经典”，有时就是这样被书写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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