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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两个方面阐释题目，一方面是诗人，另一方面会涉及到佛学和禅。在中国，讲到佛学，大家自然会想到禅。在中国文化传统以及整个诗歌史上，自佛教传入后，几乎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会多多少少和佛教有所关系。 今天我们只集中讲唐代，因为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期，而且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在西汉、东汉两汉之际，东晋前后才开始对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产生深入影响。东晋后，佛教中心主要在南方，最为主要几处中，有当时的南朝首都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还有就是会稽，以及庐山。在荆州长江中游也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佛教在唐代发展到顶峰状态，而在此时期，所谓禅宗的影响也逐渐扩大，达到非常高的程度。所以当时诗歌的高峰和禅学发展的高峰是有交集的，虽然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节奏有所不同，有各自的起伏路线，但在唐代它们是有交集的。 禅僧交往 这里有一条线索，它是中国禅宗发展的主要线索。禅宗最早由达摩传入。达摩到北方后就坐禅面壁，后又传了几代，禅宗系统里第二代慧可；第三代璨法师，也就是僧璨；第四祖是道信；第五祖是弘忍。其实到了道信和弘忍阶段，禅宗才真正成规模。弘忍当时是在今天湖北黄梅双峰山传道，自弘忍后禅宗开始南北分宗，这不仅是禅宗史上也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禅宗分宗主要是因为弘忍门下的大弟子神秀，神秀当时有很崇高的声望，他在弘忍圆寂后，到了今天的湖北当阳玉泉寺开始传道，名声大振。神秀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在出家前便已饱读各种经书，在大概50岁的时候成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在玉泉寺传道的影响非常大。大概在他94岁时，武则天把他迎到首都长安，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对神秀是真诚跪拜。这也成为禅宗发展中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从一个地方宗教开始变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宗教。神秀九十五六岁时，长安、洛阳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人、官员都是他的弟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当时在政坛、诗坛都举足轻重的张说。神秀于一百岁圆寂，他圆寂后的碑，就是张说所写。 神秀圆寂后，他的影响还在持续。他有两个弟子，义福和普寂，其中普寂在北宗系统中被认作禅宗七祖，很受崇敬，因而也扩大了神秀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除此外，还有一个人需要一提，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诗佛王维。王维受禅宗的影响相当深远，众所周知一个人接受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者一个宗教的影响，其实往往并不全是他个人的主观行为，也受当时社会氛围和生活环境所影响。对王维来讲，最主要的影响是他的家庭。王维的母亲以弟子身份在大照普寂禅师身边学习三十多年，王维的一个兄弟王缙是普寂的在家弟子，而且后来官位做得非常高，成为朝廷的核心首辅，是宰相级别的人物。众所周知王维在安史之乱时曾被乱军关压，乱军还非要给他一个官职做，王维没办法只好接受。但这在当时就是附逆，是大逆不道的。但王维的仕途后来并未受到此事太大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王维当时写了一首诗，表达对自己处境和叛军的不满；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兄弟王缙说自己可以不做官，以此为王维抵罪，这样才把王维保全下来。严格讲，并无材料能够证明王维和北宗、普寂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母亲和兄弟都跟普寂、北宗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王维对禅宗北宗也是相当了解的。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南宗。慧能当时在闽南传道，他到弘忍那里求法，但是他实际上只是在寺庙里做杂役，做完杂役后就照《坛经》说法。当时弘忍要传法，要求大家做一个偈子表示他们的觉悟，神秀做了一个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据记载慧能几乎是不识字的，他听了别人念后，觉得这偈子没有表达出真谛，就自己做了一首并找人代笔写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看到后就传法给了慧能，并让他到南方传法。慧能到了南方后弟子众多，这里列举了几位，非常有名的是神会，他对南宗禅的推广至关重要，把慧能的思想推广到了全国。南宗禅原来的影响范围局限在南方，慧能离开弘忍后到南方18年，这18年中，他基本上就没有传法，日日混在猎人当中。《坛经》里有他自己的回忆。后来他开始说法，神会继承了慧能的这些意见，就开始向北传播。他一开始在湖南，后来到了南阳传法，所以当时人们都叫他“南阳和尚”。他到了南阳后，主要是批评北宗的一些说法，并写了名为《显宗记》的文章，指出禅宗的北宗是所谓“渐”，南宗是所谓“顿”，即顿悟成佛。神会代表了慧能的思想，立足南方禅宗思想对北方的禅宗提出了强烈批评。安史之乱后，南宗禅影响更大，最后终于压倒北宗，获得胜利，流行于全国。 神会是一个禅宗的系统，它和诗人的关系还要说到王维。王维和北宗禅没有非常确凿的联系，但是他跟南宗的联系是非常确定的。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在开元末年，一种说法认为是在天宝初年，王维在南阳遇到神会，跟神会进行了交流，这是一个说法的过程，当地一个姓寇的看守和官吏们还参与了此次说法。当时神会有一个说法是人不需要修道，王维听后非常惊讶，并表示疑惑不解，神会回应他说，因为人本性清静所以不需要去修，如果修的话，起心来修即起念要来修，其实也是妄心，所以还是得不到解脱。 这些自述后来都保存在敦煌藏经洞，20世纪初被发现后，被带到了法国和英国。1920年胡适去法国和英国博物馆里去搜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看到了敦煌出土的神会和尚的这些自述，这些自述记载得非常清楚。神秀最早是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是有一套修炼的功夫并时时去实行的。而对慧能来讲，这不是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时时拂拭的，只要本性清静，拂拭的功夫其实是不需要的。 由此可见王维身处盛唐时代，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及整个唐代大变动的时期。在禅宗发展的关键时刻（弘忍以后神秀和慧能南北分宗，开始北宗影响力非常大，后来南宗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最终压倒北宗），王维和他的家庭都与禅宗有密切联系，他本人对禅宗的北宗、南宗都很了解，甚至和慧能非常重要的弟子神会有直接接触，他在南阳驿站见到了神会并受到其欣赏。正因此，慧能圆寂后，神会请王维为老师写了一个碑，唐代这种事情是非常普遍的，都会请当时著名的文人为高僧大德圆寂后作碑。王维为慧能作的碑叫能禅诗碑，这个碑是了解早期南宗禅以及慧能最重要且确凿的一个文献。 从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来讲，碑的史料价值是第一位的。因为碑是当时作的，而且作碑的文人所获得的资料都是高僧大德的弟子提供的第一本材料。敦煌本《坛经》肯定是晚唐五代时候的，宋代也有，但最流行的是元代的中薄本。最早的敦煌本《坛经》连一万字都不到，但是元代的中薄本《坛经》已经有两万多字了。在某种程度上，王维的经历和神会的经历介入到了禅宗发展的关键时刻。 与王维同时期的还有一个最了不起的诗人，就是诗圣杜甫。他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的人物。杜甫其实与当时的禅宗也有接触，而且与南宗、北宗都有接触。杜甫早年漂泊，后来在长安十年求了一个小官，安史之乱后，他也被叛军所抓，但他没有王维那么重要，叛军是一定要给王维个官做的，以便把他看管起来。杜甫当时被囚在长安城内，可以自由活动。他诗中提到自己在长安城的那几个月还去访问了僧人，其中一个僧人叫赞上人。他还为赞上人写了九首诗。其实在唐代很多诗人都会和高僧交往，但为一个僧人写九首诗的情况还是不多的。 后来杜甫到了四川，最后在成都草堂度过很多时日，晚年则在夔州，并写了秋兴八首，达到了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当时他写了一首诗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是给两个当时做官朋友的。这一百韵是五言长篇排律，是杜甫诗集里最长的五言排律，诗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包括早年在长安以及后来在四川的漂泊。所以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对杜甫来讲是一个自传性回顾平生的作品，也是一个比较郑重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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