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哲学——关于疾病的思想

 

 疾病的哲学——关于疾病的思想

毛喻原

 

 

现象学强调：人不是被知者，而是知者，因此，

知者不可能不经过反思发挥作用就获得自知。

——弗朗索瓦·多斯

身体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脑和心，所以，
许多病都可以被认为是哲学病。

——老斯

疾病实际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
它的来源，从而也就无法弄清它的去向。

 ——陆蜉

 

   

《疾病的哲学》序言

 

    谁能看见盛世光膜下那片阴沉的黑暗？谁能理解道德幌子下那种无尽的罪恶？原来，拂去那层表面翻滚的浪花，实际上还是那片从来没有涤荡过的冥海，刮走那层表面滚动的沙粒，实际上仍是那座从来没有动摇过的死山。难道那就是你吗？这东方并非神州的地狱！这物国并非健康的病患！

    我曾经以开玩笑的方式对朋友说过：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切记：有四种人的话绝对不能听。1.医生；2.教师；3.家长；4.政委。为什么？因为大多数医生也许根本不知疾病更深层次的成因，因为大多数教师说不定还是徘徊在真正知识殿堂大门外的学童，因为大多数家长可能仍然是没有成熟的孩子，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委本质上就是道德世界的弱诺顿，劣势群体。有一次在新春聚会上给一个大学教授敬酒，我对他说：“可以不听'尚黑’的话，不听'道德’的话，但一定要听身体的话。”一时间，这教授的眼睛大睁，傻了，他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在我们这个时代，'尚黑’虽然是民族病理学的一个非常恶劣的结果，但它同时又反过来成了我们每个个体得病致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在一个个体没有还原出来，没有独立出来的社会，也就是不存在个人一说的社会，一切的道德、法律、价值是没有立锥之地的，这样的社会没有道德、法律、价值诉求的前提。既然这样，听道德的话，就是一句天大的空话，假话，本身就成了一句非常不道德的话。正如季国清先生所说，我们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是人存在在世的结构，就是停车场上把汽车重叠在一起的样式，停放的车不是一辆一辆地单独平搁，而是一辆一辆上下码在一起。处在这种结构中的人，只能是，要么被别人压榨，要么去压榨比人；要么被别人盘剥，要么去盘剥别人，要么被别人拖累，要么去拖累别人。也就是说，生活在这种结构中的人，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被压榨，被盘剥，或者被拖累，根本就没有其他的活法与出路。实际上，这种压榨、盘剥、拖累的结果，就是病。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很多病其实就是这么得的，这么来的。

    我想再次重申：自身（身体）是不会错，不会病的，错的、病的总是自我，是自我让自身出了错，犯了病。尽管在此我们又碰到了汉语语用上的麻烦，汉语的“自我”与“自身”是容易混淆，不易区分的，但我还是想特别加以说明：“自我”指的是“我”的思想、观念、意识、想法、精神的形态与状况，而“自身”指的是“我”的身体，是造化、自然赋予“我”的一个肉身文本，且该文本皆具一种上帝恩赐的正常格式。如果人的意识在其上书写正常的内容，身体就会正常。否则，就是不正常。轻度的不正常叫偏差，严重的不正常，就是病。但奇怪的是，明明是我们的意识、思想、观念、精神让我们的身体生了病，我们不但不去意识、思想、观念、精神的层面寻找原因，反而一味按倒身体医。不但不去走顺势疗法、心理疗法的主路，反而只知道求助医院、医生、药物、手术的辅道。这情形就好比，汽车的指示灯亮了，我们不去查看水箱、油箱，不去检查发动机、油路、电路、刹车装置，而是去拆卸指示灯，检修仪表盘；烟雾报警器响了，我们不去寻找火源，而是去关掉报警器。实在是愚蠢之至、不可思议的事情。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只知道在身体上下苦力，使蛮劲，打转转，这是物国文化、物国人民的悲哀。

    实际上，治病医病的康庄大道是存在的，就在那儿摆着。只是人们睁眼不见，弃之不用。我认为，治愈的正道是：从心灵→身体→医院→医生→药物，而不是相反：从药物→医生→医院→身体→心灵。我经常就纳闷了：明明有大道在那儿摆着，人们偏不走，偏要走弯弯拐拐的羊肠小道，而且开的是破车走。

    身体不会病，是自我让其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意识、我的思想让身体病。所以，任何身体的保险（这是物国所有的险种），如果没有保上精神险（这是物国历来的缺项），都是白搭，等于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身体险是以精神险为其前提条件的。没有精神险的身体险毫无意义，因为疾病就其本质来说，是意识的内容，精神的故事，灵魂的事件。健康是个双保险概念，身体险加精神险。尤以精神险为重，因为不病或治病的真正良方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药物，而是尽量宽广的意念，尽量纯洁的思想。

    前不久，我还对一位患病的朋友讲过：实际上，一切的药物、手术、医院治疗都是辅助手段，主要的途径应该是意识的梳理、思想的澄明和观念的校正。也就是说，治愈是意识中的事情，它永远是一则心灵的故事，是一桩灵魂的事件。

    我深知一个严重的事实：我们物国人似乎先天就处在了一个易患病、而又不易病愈的境地。因为我们先天就缺乏必要的思想资源和灵性资源。我说的是那种能够让人倾心、理解的思想叙述，而不是那些大而化之、不得要领的玄虚秘符。也就是说，要想受益于治病的正途：顺势疗法和心理疗法，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自身的条件，对我们极为不利。可以说，我们是有福难享，有好的方法，不能使用，有好的道路，无法行走，因为鞭短莫及，远水不救近火。

    我们先天就缺乏很多很多的东西，后天又在不断地剔除很多东西。缺乏和剔除的，全都是保证我们的生命正常和健康所必需的。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我们真的就成了彻彻底底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唯身体但又不会善待身体的身体主义者。道理很简单，一个精神进化不充分、不彻底，意识凋敝、观念荒芜、思想闭锁、视界缩窄的人，是无法通过精神的检索、思想的探源、观念的辨析来疗病扶伤、治病救人的。因为我们缺乏思想的资源，不知诸观念的关联，更不明白意识之无意识化的调控机理。无思想积累和资源的个人，肯定无从谈起个人的成熟，个人的独立，无从谈起个人的责任。也就是说，这样的背景只能产生歪歪倒倒、不能用自己的双脚来站立的人，只能产生无数不能自控，不能自主的人。结果，一生病，心头就没有底，没有谱，只能把本该由自己来担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拱手交给别人，交给医院、医生、药物、麻醉师、手术室、护士。即把病患的身体交付出去，任由别人来主宰，来处置。这和他们生病前的情况是一样的，永远抹去了自己应该担当和承受的责任。

    在我看来，我们的医学专家、医学院教授——更不要说一般非医学专业人士和患者本人了——对疾病的理解是非常表皮和肤浅的，他们也许对疾病的生理、生化病理学有一定程度的思考和探讨，也许只涉及到疾病的近因、浅因和枝节因，而对疾病与形而上学、哲学、宗教、心理学、意识理论的关联却少有基本的连接与猜想。听他们的口气，似乎他们已把生命、身体的奥秘弄得一清二楚，巨细无漏。殊不知，这实属一种狂妄，是因为受蔽导致的无知使然。实际上，作为一种常识，每个人都应该清楚：与我不知和应知的相比，我们已知的东西实在是少得汗颜，少得可怜。就我们的身体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所以对疾病，我们切不可妄加断语，乱下结论，哪怕这涉及到所谓科学的断语和结论。因为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或不能列入科学范畴的东西相比，实属九牛一毛，沧海一粟。所以，对疾病的态度和对生命本身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即只能端以谦虚之态，抱以敬畏之心。任何轻狂、鲁莽的，唯物主义式的处置风格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无益的。

    面对物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疾病的心理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的追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现实的诊疗手段、医治方式似乎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难道君不见在如此的医疗格局下，病不是愈治愈多，愈治愈重么？这就是证据，这就是理由。

    我曾经对我的朋友调侃地说过：“我的梦想是让医生失业，医院关门，药厂倒闭，健身房消失。”有人说：这梦想太过无情，太过残酷。我认为：不。其善良的动机如同期望没有军队和监狱一样美好。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医生，没有医院，这世界是何等地人道，何等地美妙！不过，这仅仅是梦想而已。

    我非常痛心物国的这一事实：有疾病的逐渐升级，步步为营，但没有疾病的可控之势，缓减之态。我非常痛心现时的人们只知道明确的病症，却不知真正的病因。我更痛心人们患病之后所遭遇的那种被敲诈、被愚弄、被剥夺的悲惨的命运。当然，写出本文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去拯救、医治别人。其首要的目的意在拯救、医治自己。

    我认为，一个人首先应去关心的是他自己，应去拯救的也是他自己，此乃人生的头等大事。就像自关心是真正的关心一样，自拯救才是真正的拯救。其他的关心和拯救其实都是不着边际的表面文章。我经常在想：要是一个人把自己给侍候，服侍好了，他就不需要别人来侍候、服侍了；要是一个人把自己给安顿、安排好了，他就不需要别人来安顿、安排了；要是一个人自己把自个儿的革命给完成了，他就不需要那些别有用心的职业革命家和社会改革家来鼓捣另一场多半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革命了。正如瑞士文化哲学家让.盖普塞（1905—1973）所说：“世界和人类的必要的改变是不可能通过世界改良者的尝试来完成的；世界改良者们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斗争，但他们却逃避了改善自己的任务；他们在玩弄一种司空见惯、虽然近乎人情但却令人悲哀的游戏，即要求别人们去做他们懒得动手的事；但他们所取得的虚假成就并不能减轻背叛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罪责。”

    在物国这样一种体制和人况条件下，我甚至认为，只要不生病，就是富；只要身体健康，就是福；只要意念纯洁，就是贵。

    我认为，除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方法，事实上没有任何事物需要改变。需要改变的，永远是我们自己。面对疾病，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看”，仅仅“思”，仅仅是“想”，仅仅是接受，承受，然后等待发生在意识层面的一种伟大的转化与改变。

    正如德特勒夫森所说：“看阴影就是照亮阴影。不看并不会使一个原则消去。'凡人’与'智者’的巨大差别就在于，凡人总企图实现一个极，而智者却喜欢两个极之间的中点。只有懂得人是一个微观宇宙的人，才会慢慢地不再害怕在自身发现一切原则。如果我们在一种症状中发现了一种我们缺乏的原则，那么我们就要去学会爱这种症状，这就够了，因为它会实现我们所缺乏的原则。谁要是很不耐烦地总盼着症状消失，他就还没有理解疾病真正的意图。症状在体验阴影中的原则，如果我们否定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很难同时消灭症状。”

    实际上，只要我们接受症状，就能使症状变得多余。当病人对一种症状无所谓的时候，它就消失得最快。无所谓的态度表明，病人已经理解和接受了显示在症状中的原则的有效性。而这一切只有通过“看”才能达到。我们首先要能区别，要体验分离和分裂，然后才能敢于着手统一对立面的伟大事业，即举行一场心灵上的婚礼。所以“人首先要深人到物质世界的对立性中，深入到躯体、病、罪孽和过失之中，以便在灵魂最黑暗的地方，在最深的绝望中找到认识之光。”这种光将使他能够认识到，他那条通过痛苦和折磨的路是十分有意义的，会帮助他重新到达他过去始终都在的地方，那就是：统一，不二的境界，平凡的美好和正常的福乐。

 

                                                              毛喻原

                                                         2011年10月10日北京

补记：译完《印沙安拉》之后，我改写和补写了《疾病的哲学》，使其能成为一本小书的规模。此书最近将由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出版。我想把它作为新春的礼物奉献给我的朋友们。

关于“疾病”的札记   

倘若疾病已经发生，我们就应该提醒自己：要去治的可能并不是症状，不是病，甚至可能不是病人，而是治我们的生活，治我们的心，治我们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治我们对自身专属的那一个人蓝图或橡实的某种背叛与偏离。

一切的唯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因小失大者、就事论事者，没有换位思考和拓展思维的人是休想去发现并理解真正发病之病因的。就像健康的人生需要五个价值的全息支撑一样，患病的人生实际上是对这五个价值中某些价值的严重忽视或悬搁，乃至有意、无意对这些价值的彻底删除。

我认为，只有通灵者、唯心主义者、多点站位者、多元拓展者才能从根本上弄清楚病的来路，从而明白病的去向。

疾病是我们生活步入进退维谷、艰难困境的表征。倘若我们把无意识中的盛怒、极悲、偏颇转化成语言、动作表达出来，那我们就必病无疑，非病不可。

既然疾病是内心缺失或失衡的表征，那我们就需要从内至外，从心至身，从身至药，从药至医，从医至院去进行治疗，而不是相反，走一条从医院到医生，从医生到药物，从药物到身体，从身体到心灵的极其愚蠢的反动路线。

明德尔有言：“可怕的症状通常是你那设法变为现实的最可怕的噩梦。”

奥伊尔的镜子比喻认为：“你的身体状况就像面镜子映出你的心理特征。”

麦克康纳德的银幕比喻说：“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是面镜子，而是一块银幕。我们真正的心态与情感，意识到或幽闭了的情感，都会自动在银幕上显现出来。倘若我们不喜欢银幕上映出的图像，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放映机里的胶片。实际上，在我们个人的身心剧场里，我们只有三种选择：1. 离开剧场（即死亡）；2. 专门在身体上下功夫（生理治疗、药物治疗、食品治疗、保健治疗之类）；3. 在放映机里置入新胶片（即改变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对疾病的看法）。”

面对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人们却囿于一个匮乏而缩窄的世界，自投一个他掐而自甘的罗网，哪有不病、不废、不残的道理？

病不病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内心的饱满、充实，有没有内在的情趣生长点和意义生发源。我认为，一个人不仅应从他生存的环境中去吸取意义的要素，更重要的，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培塑一种意义自动生发、自助成长的机理。一旦有了这机理，对阻拦疾病来说，就构成了我们生命中第一道重要的防护堤。

但在一个集权封闭的社会中，以上所说的两点（1. 从周围吸取意义；2. 自身生发意义。）都是难以实现的，甚至可以说失去了这种实现的前提条件。除非我们撞上了病魔世界难得一病的小概率事件，我们中了封闭社会亿分之一的特大幸福彩。因为这样的社会似乎先天就是无意义、祛意义和反意义的。即，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每个人，与生俱来就遭遇了意义的大扫除、大清洗与大屏蔽。也就是说，他们先天就具有极高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在专制、空乏、单调、低阈、挤压的社会中，实际上，患病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成了人们弥补空虚的填充剂。仿佛在这样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数情况下都在做填空题。只是他们用来填空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是会引来更多问题和麻烦的诸多疾病。于是，疾病就成了一个无意义社会中人们用来冒充意义的替代物，一种貌似有意义，实际上是反意义的临摹品。

“当世界不能让人去关注时，当人不能去关注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时，那就让人去杜撰出、炮制出一种疾病来使其关注吧！当人不能体会意义，丧失意义而又不甘于这种丧失时，那就让他把疾病视为一种在没有意义情况下的疑似意义吧！”这恐怕就是这个由于无意义而犯病的时代对人的一种呼吁、要求、恳请与律令。与其要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世界，不如将就一个有病而呈现虚假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让设身处地生活在其中的某些人有说不出的苦楚，道不完的难言之隐，但对于麻混高高在上、一时无心细读大地之相的造物主的眼睛来说，它自有一套说得过去的表象。因为在上天看来，它至少有精神病式的兴致勃勃、轰轰烈烈，至少有精神病式的一本正经、斗志昂扬。甚至不排除有雄赳赳、气昂昂的牛拜时刻，但那是疯人院里的日常景象。

于是，我们就有了“疾病填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用来填空的。所谓“空”，指的是人生的空缺、亏欠、负债、凹陷、干瘪、偏离。实际上，上帝在造人的同时，也拟定了人生样板的理想模式，提出了完整生活应然的标准原型，给出了每个人的专属橡实，比如说，人类意识的垂直七层，平面俯瞰的圆角（360 °）图景；又比如，人生的五大关系，五大支柱；再比如，人的三商理论，价值五层说。这些都是从观念的层次，对人应有的那种生活所作的一种几乎理想的揣测和几乎完美的猜想。

所以，我们说，小空小填，中空中填，大空大填。也就是小空与小病相应，中空与中病对称，大空与大病互补。因为凡空即是残缺，即是悖论，即是遗憾，即是悔恨。有时，这种残缺、悖论、遗憾和悔恨，意识会假装不觉，但下意识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而人的下意识对这种残缺、悖论、遗憾、悔恨的接纳与延存是有容限与期限的，它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接纳，无休无止地延存。因为没完没了的接纳，无休无止的延存，只能增加存在的抵牾，放大场域的冲突，违背世界之有，且为何之有的宗旨，那肯定是一幅生命徒托虚言，时光无为空转的荒唐图景。尽管单个个体的意识会木然、无知，但种族的集体无意识自会了然于心，肺知脾明。凡偏向理应纠正，凡空亏必得补偿。因为任何偏向与空亏的人生都是对造物意图的诋毁与挫伤。天地不容长期的拖债与亏欠。于是，空有多大，就要用多大的“东西”去填。按理说，用来填空补缺的所取之物，在价值上有一个正态的取舍：缺啥补啥，缺多少补多少，此乃正常。但当个体的意识，不明不觉何为应取之物时，他多半就会偏陋就简选取一种现成的替代之物。而这种替代之物，尤其对一个无神偏智、残情灭灵的国家与族类来说，多半就会以疾病的形态出现。因为对这样的国家与族类来说，在其他精神资源和灵性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疾病就是这种近在咫尺、垂手可得的、最现成的所取之物。即，人们可以随意抓取、任意利用的最大资源。

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非病不可，病而无治，治而不愈的时代，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亏欠得太多，偏离得太远，颠倒得太狠，颟顸得太凶。在其他解救之途尚未找到之前，自然就只能以疾病的形式来抵挡一切，对付一切，搪塞一切，蒙混一切。于是，病就成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我们的未来。

此外，我认为疾病具有强烈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当一切正常的人性诉求无能表达，不能表达之时，生活在思想的层面陷入禁声状态之时，剩下的，就只有轮到疾病来说事，来发言了。结果，疾病就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权威、最有资格的警示者和表达者。警示什么？表达什么？警示这个时代偏离正道的严重程度，表达人心对于生活的极其无奈、强烈不满和深厚结怨。

仿佛有一个声音在说：是的，你可以禁声，禁思想，禁人权，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禁一切，但你禁不了疾病，禁不了普病凡病的趋势与局面。并且禁的结果往往会形成一种悲剧的循环：你愈禁，它愈病；禁得愈凶，病得愈厉害。所以，我认为，当一切证据都隐匿、淹没、销毁之时，疾病就是出场，就是现身，就是证据。是的，人也许可以做一切的假，人可以粉饰一切，隐瞒一切，但你做不了疾病的假，粉饰不了，隐瞒不了疾病。当人们无耻地杜撰，肆无忌惮地自欺，让庞大物国的大多数人都成为谎言和暴力这两大行业的从业人员时，你的病，你周围的病，就是揭穿，就是鞭挞，就是控告。在一个疯子们慷慨激昂、群情振奋，哄歌八股筋，大话踩不烂的时代，疾病自然就具有揭示真相的作用，破迷捣鬼的功能。其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显而易见。

1.  哲学是人类用最好的智、最高的慧来理解、认识、阐释事物的一门学问。哲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是关于我们如何生存的思想。它不仅是关于如何思索的学问， 更是关于如何生活的学问。尽管哲学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的希腊文原义是“对于智慧的爱”），中国古代没有这一术语，与之接近的说法可能是“理”和“道”， 但作为一种对一门学问的称呼，哲学这一概念在今天还是被全世界接受了。尽管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哲学，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对哲学的基 本定义却是一样的，即哲学是关于思考和生活的学说。它是用来回答关于生存、价值、真理、上帝的。当然，也是用来回答生活的。我认为，疾病是人生存的一种常 态，或者说是人生活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既然哲学是关于生存的看法与学问，那么，哲学就肯定与疾病有关。在我看来，疾病就本原来讲，并非如人们想当然 的那么“生化”，那么“生理”，那么“医学”，那么“科学”。我认为，作为传统医学范畴的疾病仅仅是人之更深沉问题的一种生理表现，是一种肉体层面的生化 表达。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它更深层次的意识学、观念学、心理学、精神学、道德学、伦理学、哲学方面的根源，即，总是与某种存在之更为本质的形而上 学背景有牵连。如果说绝大多数病都可以归结为意识病、观念病、心理病、精神病、道德病、伦理病的话，那我们同样有理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把许多病都 概括为哲学病。既然病与哲学有关系，那我们关于疾病之哲学的说法就是成立的。

2.  尽管有关生命健康、疾病、变态的判断与标准不好言说，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判断与标准是主观的，更不意味着它们是虚无的。这里面自然要涉及到一个参照系的问 题，也就是说，要给某种东西以一种相对准确的定位和评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一种由低到高，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比较完整的参照系列。如果没有这一 套可靠的参照系列，那的确我们的判断就会陷入一种不明不白、不伦不类、不清不楚的混乱境地，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对疾病、病态、变异的基本判断。

3.  我认为，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人们对事物的解释，正是对事物的解释才使我们了解了事物的意义。当然，对事物进行解释的前提是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没有认识和理 解，就没有解释，所以对人来说，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关于疾病的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对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也就谈不上对疾病有正确的解释。没有对疾病正确的解释，就无从把握疾病对健康与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 是错误的，甚至是颠倒的，那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1）人更容易生病，因为我们不知道生病的机制与原因，无从有效地防范；（2）即使人病了也难以得到康 复，因为我们的求医之道和治愈之法也许从根本上说就是答非所问，问不对题的；是事倍功半，不着边际的。

4.  为了能对疾病作出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参照依据，而且这个参照依据还不能同所要解释的对象处于同一个层面。即，我们不能就病谈病，就痛说痛，就生理言生理， 就症状论症状。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必须要谈论疾病的神学和哲学，疾病的精神学和意识学，疾病的心理学和伦理学，要为疾病寻得一个形而上学的 参照。因为只有当我们拥有了一种疾病的形而上学的尺度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疾病的产生之因，找到疾病的医治之道。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人是精神、思想、 观念、心理、意识、欲望的存在物（尽管这一点，铁杆的无神唯物论者至死也不会明白）。如果人的生理、肌体、器官是人之精神、意识、心理的载体和媒介这一说 法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的病态、病症和病变同样也是人之精神、意识和心理的一种拟相和镜象，是人内态的一种外相。只不过这一内态是通过人 的生理、肌体、器官这些载体以形成各种具体的“病变”来表现和传达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生理与心理、疾病与意识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严格的对应与呼应关系。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几乎所有的所谓疾病实际上都是一种思想病、观念病、精神病、意识病和心理病。也就是说，生理、器官之病仅仅是一种外表，而这种 外表做象征、所蕴涵、所引申的人内心中的那种冲突、那种矛盾，那种精神变化之无法自我认同的状况才是其实质。所以，与其说是人的身体病了，还不如说是人本 身病了。当然，与其说是人病了，还不如说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人的心理病了。我们认为，人的身体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人的思想。只不过是人利用了他的 身体来得病，以达到一种病之外的，或超越于病的，且病者暂时还不自知的目的。

5.  至于说人们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态（包括不健康和患病的状态），以及变态到何种程度，我们究竟该如何来下这个判断，这就必然涉及到我们用何种标准和参照系来 评估的问题。我认为标准有两种，一种相对，另一种绝对。前者是世俗的、国内的、自身反及的、同族人彼此互参的；后者是超然的、世界的、他人映射的、异族人 横向比照的。很显然，所用的标准不同，判断的结果天壤之距，云泥有别。我认为，世界上一切恶的东西、丑的恶心、病态和变态的东西要在世人的面前彰显凸现出 来，使其塞目、刺眼，于心不忍，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识别恶、丑、病、变之前，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价系列。该系列本身应呈现出一种由低到 高、由表及里的梯度与质差，其尺度由小到大，形成一种渐进提升的排列，最终能够使被评判之物一一入席，对号入座，各得其所，各定其位。如果这一序列没有形 成，那一切的评价活动都无法进行，也无法展开。即使进行了，展开了，也会由于评价尺度的扭曲与缺乏而使判断归于无效。

6.  我坚信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大病态、大变异，其病态与变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甚至也超出了常人一般的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我在评判人们的病 态事实时，动用的是一种大参照、大尺度和大标准，一种相对于一般人的绝对之相对标准的相对之绝对的标准。也就是前面说的，一种应然的、世界性的、他人映射 的、异族人横向比照的标准。具体说来，我用了三套标准，或者说是三种识别体系。它们分别是：（1）人的三性标准（所谓三性指的是人的兽性、人性与神性）， （2）人的三商标准（所谓三商是指人的智商、情商和灵商），（3）人的五系标准（所谓五系指的是人的五大关系，即人与自己、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自然、 人与神的关系）。因为我用的是这样的三套标准，所以在判断人们生活的病变形态时必然就会得出与一般人迥然相异的评价结论。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对这三 大标准稍有理解的人都会明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用的标准不同，所以结论肯定就不大一样。

7.  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那么糟糕，那么病态，甚至糟糕、病态得来天理不容，超乎想象，而他们还懵懵懂懂，浑然不觉，甚至还自得其乐，感觉巨佳呢？晃眼一看，你 也许会觉得惊异，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这不值得咋咋呼呼。因为这种生活，只有动用大标准、大参照时，它才会漏洞百出，丑态尽显。只有当我们启用大尺度 时，它的破绽才会被甄别出来，显现出来。俗话说，正是那盏大参照的巨型射灯才照出了它本身黑暗与污秽的原形。倘若没有那盏巨灯，没有那束透进来的光亮，请 问，你又怎能看得清楚，辨得明白呢？

8.  我想说明的是，之所以这种生活的大病态、大变异在他们的意识、知觉、判断和评价中不彰不显、不清不白，原因全在于我们动用的全是些绝对之相对的标准与尺 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是在用张三李四的所作所为作为判断标准来相互参照，他们只是把周围的人，或以前认识的人作为他们的评判尺度。殊不知他们恰好用了 一个最不适合作为尺度的东西来做了评判的参照，因为他们所谓的尺度，恰好就是一个标准的被比之物。以人比人，以物比物，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因为在一个由 大集权、大一统绝对主宰的社会，其全部的个体几乎都是这种大集权、大一统暴政淫威的牺牲品，几乎全是些具有大同小异之毛病与过失的副产物。也就是说，在这 种一统权力的整体笼罩与“关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禀赋有一种由集权社会所强加的固有特征。这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处理，洗刷，漂 白，缩窄，扭曲，挤压，摧残，糟蹋，污染，“手术”过，都是些社会变态大环境的必然变态产物。用残缺的碎片作为尺度来对照，那势必就会比出一个同样残缺的 碎片结果来。因为全是变态，用变态来比变态，所以，所有的变态就不显得变态了。我认为，只有用极差的序列，才能让变态的事物显露原形，各就其位，各归其 所。这就像那些边远的穷困山村，如果不引入沿海、东部、大都市的参数，仅就山村比山村，那山村人自身的生活品质其差别肯定是不大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圈内 人只与圈内人比，这又会比出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来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圈内人的精神结构太同质了。不同的仅仅是一些外在性的财经指标，一些之后贴上去 的社会标签，比如，物质的多寡，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等。至于精神结构、人格品位、心理取向、思想趣味等方面，我想肯定是大同小异，甚至忽略不计。

9.  我觉得，我们只有用大参照、大尺度，才会把人们生活的毛病、变态给比出来，照出来。如果仅仅限于圈内生活范围的小标准，一种绝对之相对的尘世尺度，那人们 的变态就永远没法说。比如，它彻底勾销了对人之精神、灵性、思想层面的审核，只求物况与肉态，你怎么办？比如，在人们的视野中，只有官的体面、权的淫威、 钱的张扬，你又能说什么？的确，你没得说。但我们不用这种官、权、钱的标准呢？而代之以一种更全面、更完整的尺度，比如，动用三性、三商、五系之说，那人 们生活的丑陋形态必然就会原形毕露。立刻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它是残缺的，它是偏废的，它是怪刁的，同时它又是极其变态和病态的。原因很简单，它缺神、缺 心、缺灵、缺一些构成精神生活的必要性参数。

10.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们才可能（下一步）去谈何为健康？何为正常？何为不病或轻病的状况？事实上，人的身体既不会生病，也不会健康，生病和健康的仅 仅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因为人的身体反映的仅仅是人之精神和意识的内容。就像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德特勒夫森所说：“如果身体的不同功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同 时起作用，就会产生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和谐的，我们就称之为健康。如果一种功能脱离了轨道，那么它多多少少会危及整个和谐，我们就把它称为疾病。”疾病 仅仅是一种表征，它想说明的是我们的意识里出现了不和谐，不正常，或者暗示我们的意识没有丰满，没有进化到它应该达到的阶段。事实上，内心平衡的失去表现 在身体上就是症状。症状是意识之信息的载体。我甚至猜想，生病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们完好起来。所以，生病也许仅仅是一种机智的策略，治病仅仅是一种巧妙的 良方，而治人，治我们的精神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和意图。

11. 我认为，几乎所有的病都和意识有关，所以都可以被称为“意义病”。“意义病”也叫“意义丧失症”，或“意义混乱症”。是指现代人由意义问题而产生并表现出 来的一种疾病，指他们的意识不能意识到意义，或他们的意识错误、混乱、颠倒地理解了意义所造成的疾病。此外，“意义病”也专指那些病因起源于心理，但表现 却在生理、肌体层面的疾病。“意义病”不仅代表了我们所谓现代文明人普遍患上的某种疾病，而且它还向我们指明了文明社会的个人疾病大多有其心理、心灵上的 原因。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忽视了大多数疾病的更为复杂的起因，从而才导致了大量“意义病”的产生和流行。人们常常把对疾病的理解束缚在传统的医学理论和身体 的生理机制上，对待疾病，要么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巫而玄之；要么只从原子论、机械论、生物化学的角度去处理疾病。如果相信玄学，他们就以巫术的方式来对 待疾病，如果笃信所谓学院派的医学理论，他们就只知道去寻找某种“健全的”基因，选择某种“神奇的”药物来阻止或消除疾病，从而完全无视我们的许多疾病事 实上首先不是身体、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与心灵上的。同时也使我们无法采用更为有效的精神疗法、心灵疗法和神商疗法，使我们不能以一种积极的精神之态主动去 介入疾病疗理、疾病调养和疾病转换的过程。

12. 现代人一般都是信奉牛顿学说的，这种学说把人的身体看成是一种机械装置，一台加足了燃料的基因机器。他们把疾病看作是一种能够被消灭或祛除的东西，衰老和 死亡是这个系统的“缺点”或“敌人”。于是，他们就紧紧跟随每一次流行的有关健康的时尚，诸如维他命、营养液、大补汤、养身法之类。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 的，因为疾病并非我们可以去祛除和战胜的“缺点”与“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相好”，是我们生命历程中一种转换性的“常态”。所以，我们完 全没有必要去厌恶疾病，去痛恨疾病，甚至去战胜疾病。事实上你也战胜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是与我们共存一体的，这是一种寄生互生的关系。对疾病，我 们只能心存感念，甚至充满谢忱。实际上，厌恶疾病，痛恨疾病，战胜疾病，最终厌恶、痛恨、战胜的只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疾 病，把它看作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大声抱怨，是身体对我们自己并不自知的某种生活的不满，看作是一种有益于我们更大生命利益的善意的提醒，一种明显的警示和间 接的暗示。目的是让我们有机会、有时间去关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去关注我们心理-精神层面上某种更为严重的事态。如果我们忽视它，不把它当 回事，就必然会导致无可挽回的身体的损害和持久的情感方面的痛苦，甚至导致死亡。我们完全可以说，疾病不是病，仅就疾病论疾病而言，它才是病。我们完全可 以说疾病是“福音”，疾病本身即是“救助”，是“治愈”，或至少是一个我们有望康复的起点和象征。因为它病的是身，救的是心，患的是局部，治的是整体，扰 乱的是短暂，成全的是久安。即是一种舍卒保车的策略，是一种拨乱反正的手段，以期让个体自身的生命获得最大的利益，发挥最优的效能。所以说，我们与其把疾 病看成是化学失衡、物养不良，还不如把它看成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态度（世界观、价值观）或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而“意义病”这一观 念正好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转向人类疾病的心理-心灵层面。

13. 根据K.A.约布斯特等人在《意义病：健康的显示与暗喻》一书中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所遭受的大部分痛苦，即使是慢性身体性疾病（比如 哮喘、胃病、扁桃炎、关节炎、肾炎、风湿、脊椎病、偏头痛、肺病、心脏病等）都是由意义问题引起的，都属于“意义病”的范畴。有大量证据表明，诸如抑郁、 疲劳、紧张、无奈感、工作狂、酗酒、嗜毒都是先于癌症、心脏病、肺病、阿耳茨海默氏病和其他痴呆病等出现的。这同时又是我们身体细胞深切感受到某种意义丧 失的危机证明。先是意义的丧失，使意义不再具有意义，之后是情绪陷入混乱，精神散漫无力，或者是在丧失灵性主控的情况下乱动力，最后才是各种现代病的大量 滋生。“意义病”使我们最终伴随着痛苦和恐怖去体验死亡，因为正是“意义病”使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旅程中安置这种生命之自然终极的富有意义的情境，不能使我 们带着幸福、安宁或宽恕的情感通往死亡的道路。

14. 在我看来，影响人类健康（或造成疾病）的五大要素是：（1）人的世界观、价值观，（2）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制度，（3）空气品质，（4）水的质量， （5）食物。这五者对人们的健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称之为“大决因”。所谓“大决因”，就是指人类健康与否的大前提，大条件。相比之下，一般医学所认定 和人们普遍笃信的所谓健康观点（诸如“卫生习惯”、“食物干净”、“不喝酒”、“不抽烟”、“足时睡眠”、“着衣冷暖”之类）就显得是小巫见大巫，或无足 轻重了。说得极端些，甚至我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次因、末因和枝节因。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总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往往是避重就轻，因小失大，可以说误会和 遗漏是相当严重的。事实上，我们要是这样来提问，也许问题就比较好理解。如果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偏颇、斜歪的，我们的心态是扭曲、缩窄的，我们每时呼 吸的空气是肮脏的，每天饮用的水是不洁的，每次吃进的食物是不营养的，那我们去强调诸如起居休息、戒烟禁酒、美容健体之类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这五大 要素出了问题，其它的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是于事无补的，因为健康与不病的大前提早已不存在，人们的健康梦最终只会落空。另外，我认为，在这五大要素中，至少 有三样东西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比如，社会制度、空气、水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不能去改变我们的食物。实际上只有世界观、价值观，即我们的心态是可以 由我们来调整和主控的。也就是说，在这五大要素中，只有心态是一个只涉及我们自身的自变量。因为它属于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可以通过心灵的自组织、自进 化原则而得到有效的改观。面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唯一可以去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既然在这五者中，唯有心态是自变量，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对它下功 夫，花大力气去认真对待。因为只要心态对了，我们的意识是和谐的，平衡的，内心是丰实的，这自然就会给健康的人生打下一个牢实的基础。即使我们病了，也会 由于我们良好的心态而达到有效的康复。

15. 所以，我才会提出以下的观点：（1）人对世界的看法本身就会构成对他生命最好的营养；（2）生命最好的营养主要还不是来自食物这一单调的唯物主义渠道； （3）尤其对今天的人类而言，精神才是最好的食粮；（4）食物只能壮身，而观念却能豪气；（5）健康，或者病态实际上不是取决于别的，而是取决于人对世界 的态度，取决于人对生活的立场，取决于他对他自己的一种内在而理性的评价。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有的人吃得很好，但却萎靡病恹；有的人吃得很差， 但却精神矍铄，因为前者迷物而失气，后者入神而得道。常言说，人活的是精神。由于精神是内长的，所以，只有人的精神才能使人精神。只要他想精神，想必世界 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不精神。不精神，主要是他不想精神，或者说他不知道何为真正的精神。于是，没有精神的人就只好征用外物来添加，使其成为一个空壳的 充填物。于是，病就来了。更于是，病来了，就再也不想离开。

16. 再说一遍，疾病不是病，只有当我们就事论事，就病论病时，它才可能是病。只有当我们把精力只投注于病状，把目光仅限制在病期时，它才是病，也只能是病，而 不是其它。在对疾病的问题上，我们传统的看法是错的。这里需要我们变换一下思维方式，改变一下观看视角，不从就病论病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个人生命的大周 期，整个生命的大系统出发去考察疾病。这样，我们对疾病也许就会获得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在有些人看来多少显得有点不合常理，甚至有点 “荒诞不经”，但我还是想在这里提出一些我关于疾病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讲，我更愿意赞同：（1）疾病即福音。（2）疾病即拯救。（3）疾病即契机。 （4）疾病是必要。（5）疾病是必须。（6）疾病是预警。7）疾病是策略。（8）疾病是计谋。（9）疾病是镜子。（10）疾病是希望。（11）疾病是道 路。（12）疾病本身即是救治。只不过救治的对象有所不同，它救的不是病，而是人，是心。（13）疾病是生命形态的生理语符，更是生命形态的精神隐喻。 （14）生病本身即是有望康复的保证和前提，是一种希望复活的象征。（15）病理即心理。（16）一个生理性的病状表现，它所表征的仅仅是一个心理性的内 在轨迹。（17）小疾病代表人生的小问题，大疾病表示人生的大问题。小问题需要小疾病来解决，大问题需要大疾病来处理。（18）病肯定是一个问题，但它是 为解决一个我们尚没有觉察的更大、更严重的问题而产生，而设造的。（19）生病，肯定应该治病，但病本身的意图并不是要我们去治“病”，而是要我们去治 人，治生活本身。

17. 如果我们把身体比作温度计，那疾病仅仅就是表征人之精神状态“温况”的标刻。如果疾病是刻度，那么，需要强调的是，疾病绝不是温度本身，它仅仅是表示温度 状况的某种标记。但一般人的错误就在于把温度计的刻度当成了温度本身。病征是表象的，但病理却本质而内在。病理与心理互为镜像，是一标准的大对体。我认 为，最好的预防疾病的方法就是我们对疾病的态度；最好的治疗疾病的途径就是忘记疾病，至少是轻视疾病，淡化疾病。千万不要把疾病想得那么坏，因为它再坏也 坏不过病前的某种隐而不显的东西，坏不过由于疾病的凸现而常被人们忽略了的某种东西。疾病也许就是上苍治人整体预案中的一种精妙策略，是一种没有办法中的 最佳办法。对疾病不存恐惧之心，不抱厌恶之情，此乃一切防病、治病的前提。人不应该对疾病心怀恐惧之心，而应该心存感念之情，因为正是它，或通过它，才得 以让我们有一个警醒、觉悟、反省、思索、静默的时机，让我们获得一个有可能去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机会，而在平时，这时机、机会是不会对我们提供，向我们降 临的。

18. 与一般的医学家不同，我认为，生病的可能性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一些：（1）首先是无神（祛灵）和唯物（迷尘）的大偏差，让人们错位世界，误认人生，在思想观 念的层面抢占了一个易于发病的先机；（2）对真正的病理（病因）缺乏认识，找不到病征与人之精神状态的联系；（3）存在个体先天切断了一切生命赖以健康成 长的最大的内在营养源。比如，有意无意地删除了一个人自幼应该启动的神灵意识的发育与进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灵性因素对生命体的正向反馈机理；（4）对病的 多余恐怖导致了大量不必要之疾病的产生；（5）由于生活出现了太多的空挡，所以才导致了大量疑病症的产生，几乎是无端杜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疾病。这 种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6）只看到了致病的小因、次因、枝节因，而无视生病的大因、主因和前提因。比如，人们可能会去重视抽烟与 否，饮酒与否，睡眠充足与否等这样一些生活的习惯，但他们同时又总是要去忽略诸如世界观、社会文化制度、空气、水质等这样一些对存在个体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构成要素。再比如，他们也许会非常在意医学专家或医学教科书的传统定论，但却总是回避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回避去追问他们对人类的看法是否出现了偏 差，出现了纰漏。他们总是注重方法论，但一味忽视认识论。而在我看来，一个只有方法论，而没有认识论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疾病缠身、病态勃发的社会。当然，最 可怕的还是，这个社会只有一味发病一说，而没有任何治病的解救之道。因为它没有意识到治病的总根源，没有意识到发病的大前提，所以，医治疾病的方法极其有 限，其效果肯定微乎其微。

19. 疾病是我们人格的阴影，是我们精神的暗斑，它对应的是我们内心的偏差，内心的负值，内心的亏欠，内心的空虚。这里所指的阴影实际上就是我们内心中所有那些 我们不想看到，不愿想到，不愿经历和不愿呈现的东西。是我们一直想回避，但实际上又回避不了的那些东西。就像吕·达尔克所说：“阴影是人最大的危险，因为 人有阴影，却看不到它，也不知其存在。阴影使人的全部努力和企图最终都走向反面。人们因为害怕在自己身上找到所有不幸的根源，于是就把源于阴影的所有表现 都投射到世界上某种无名的恶魔身上。其实人们不愿意和不喜欢的东西都来自于他自己的阴影——阴影本身就是他自己不愿拥有的东西的总和。”人们总是想方设法 在回避阴影，但拒绝经历阴影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这些被拒绝的东西会迫使人在实际生活中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对付它们。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投 入是通过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说不定我们愈是在抗拒它，它愈是在暗地里膨胀放大。也就是说，实际上阴影是无法抗拒的，我们只能想办法使其化解、削弱，使它 成为一种不过分的东西。疾病源于我们的人格阴影，源于我们精神的某种挤压、扭曲与空缺，源于我们下意识的某种对于生活本身的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 度，就是疾病的发作。

20. 从心理感应、意识经历的层面上说，这种感应、这种经历的负信息总和就是病，正信息积分即为健康或正常。疾病是偏正的象征，那么，何为负？何为正？这显然是 一个宗教、哲学的认识论问题，而不属于一般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范畴。人关键是要认识何为负？何为正？何为生命的坦途？何为思想的正道？他才会首先在思想上、 精神上做到防病和治病。但可惜的是，在一个无神论思想穿肠过肚，浸骨入髓的国家，人们普遍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就是说，在这些 地方，人们关于何为负，何为正的问题是没有尺度，没有定准的。而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灵魂的大偏差，生命的大邪门，身体的大病变就势属一种必 然。我相信，在意识的状况和身体的表现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必然之逻辑与严格之因果的。概言之：坏有多深，病有多重。普遍的病是更为普遍的坏的证明，个体的病是社会之恶的象征。

21 疾病严格说来不是病，是符号，是标记，是隐喻，是象征。它实际上符号、标记、隐喻、象征的是某种病之前、病之外的东西，象征着某种病之前、病之外的人对于生命偏离、挤压、阴郁、负面之历史的轨迹，象征着人之某种已经远离了生活正相、常态的负相与异态。

22 为了要治疗，为了要拯救，为了要改观，就必须要有病。只有从表面上看，病才是莫名其妙，无缘无故的。实际上，任何病都有它病的道理，病的理由，而且道理邃 密，理由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病是雪中碳，病是旱时雨，病是康复的信号和出于健康理由的一种“强求”。致病的隐匿机制与真正原理是，以局部之牺牲求整体 之福祉；以患病之前奏赢康复之尾声；以生理之病换心理之变；以疾病之维显意识之相；以短乱求长安；以表紧求内松；以阵苦祛漫痛。即以疾救人，以病治心。病 永远是表语，而人之意识的那种想去改变某种东西，想去摆脱某种东西，想去放平某种东西的意图才是其潜词。表面上看，疾病是不幸的结果，是灾难本身，但换一 个角度看，它兴许又是一种避免更大不幸的策略，是预防更大灾难发生的手段。正所谓短暂的不幸是为了长久的大幸，局部的灾难是为了整体的不灾难。真实的情况 恐怕是，我们的身体也许是病了，但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大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存在却得救了，或有望得救。说不定我们因病而福，由病而 幸，也未必。

23 健康与疾病是一个大对体，它们是我们生命中的两种存在状态，是一种可以相互适应，相互调整，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就像善与恶，美与丑，昼与夜一样，它们是互 为前提而存在的，取消一方，另一方自然不存。所以，我们对疾病应该泰然处之，我们不应该厌恶疾病，因为你厌恶疾病实际上是厌恶你生命中的一种真实，你厌恶 疾病实际上是厌恶你命运中的某种必然。由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与疾病和健康共存俱在的，所以，对疾病的厌恶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厌恶，对生活的厌恶，对存在本 身的厌恶。所以，对疾病生闷气，冒明火是不明智，没有道理的。聪明的人应该由疾病获得警醒，得到启示，从疾病反推与反观我们病时（当然更是我们病前）的生 活。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疾病又是一种最好的依据与线索，正是它让我们有机会，并且有能力去检测与反思一下在病时与病前（尤其在病前）我们究竟在做什 么，想什么？究竟已经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是否想对了？做对了？ 

24 症状是使我们生活真相得以彰显的一次珍贵的机会，是使我们有可能变得更加诚实的一次天大的恩赐。是对日常生活习惯化、机械化、平庸化、单调化状态的一次蓄意 性的“谋反”与背叛。疾病引导我们脱离习惯化和单调化的因循守旧，至少是在一段时间，让我们离开凡庸生活的功利语境，有机会去直面那些我们也许早已忘得来 差不多的生命主题，比如关爱、慰藉、包容、慈悲、豁达、灵情之类。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考察，说不定疾病从本源上讲还极富某种艺术性和善意性。只不过这种艺术 性和善意性太隐秘、太广袤，太巨大，大得来超出了常人的理解与想象，所以，人们自然就不会认为疾病有任何艺术性和善意性可言，更不可能理解它原初的目的兴 许就是为了一种大调整和大拯救。调整什么？拯救什么？调整我们意识之中对于生命不自知的偏差，拯救我们生命之中那个有可能崩盘的精神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喜欢把诸如伤风、感冒、咳嗽、腰酸、头痛之类的病称为“友好病”、“善意病”。尽管伤风、感冒、腰酸、头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和麻烦，但如 果你不伤风，不感冒，不腰酸，不头痛的话，那生活给你带来的不便和麻烦就可能更大，更持久，更严重。与其他麻烦相比，这些“友好病”所带来的不便其实就算 不了什么了。感冒之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大病，它只不过是一次次友善的提示和提醒。提示你卧倒、躺下、放平；提醒你休息、舒缓，放慢生活的节 奏，减轻生活的压力。因为其他提示和提醒也许已经出现过了，但你不在意，没有当回事，所以才动用感冒、咳嗽、头痛、发烧之类的方式来“强行”提醒。实际 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感冒之类伤脑筋，反而应该为它高兴、庆幸才对，因为它发病的真正目的是出于友好，出于善意。感冒的情况是这样，推而广之，其他疾病 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对疾病应存感念之心，对疾病应怀谢忱之情，因为几乎任何病都是理由充分，有根有据的。就疾病最深的病因而论，“偶然事 故”一说实际上并不成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病，恰如没有无缘无故的健康，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一样。

25 我 认为，苏珊·桑塔格对疾病隐喻的批判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在我看来，疾病就是隐喻，它隐喻人意识的偏颇，观念的反常，隐喻人在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失衡。 我认为，疾病具有一种非医学层面的意义，病因并非仅仅起源于传统医学所认定的那种生物学理论和生理学机制。显然，疾病是与人的精神状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的。苏珊·桑塔格反对疾病隐喻的理由是，患者在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之同时，还需忍受加之于疾病之上那些象征意义的负担。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 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方式让患者蒙受耻辱。她认为，“使疾病远离那些意义，那些象征，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患者不仅是生理 病痛的受害者，更是疾病隐喻的受害者。我不赞同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因为按照她的说法，如果人不懂，或不理睬疾病的隐喻，那患者的痛苦自然就会轻得多，或 至少不会有致命的后果。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不懂，或拒绝疾病隐喻的患者并没有因为这种不懂和拒绝而减轻他们的病痛，反而可能会更加 重这种病痛。我认为，疾病痛苦的深浅，乃至治愈的可否与疾病的隐喻无关，而与对疾病病因的正确认识，突破生理学的机制界域和端正对疾病的态度关系甚大。如 果人的心理没有被一种整体的关照打通，没有被一种全息的观念穿透，如果人对疾病没有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认识，没有对疾病抱有一种可取的态度，那疾病的痛 苦就是无法减轻的，疾病的治愈也就根本无望。疾病的隐喻，以及对疾病所作的一切哲学和心理学根源的探讨，其目的并不是要把一种道德的谴责栽赃给患者，使其 蒙受一种精神的羞辱，而是要他以一种更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疾病，从而有能力独自去担当起疾病的责任，避免把这种责任推委给自身之外的某物，诸如他人、环境、 偶然事件、客观原因等。最终为疾病成为一种多余搭建一个最大可能性的平台。因为说到底，几乎所有的病都不是由他物、他人治好的，而是由患者自己给调好、变 好的。在疾病治愈的过程中，我始终认为，病人自己才是他最好的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才是最有效的药方。而其他一切则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和手段。我总是弄 不明白，为什么在治病的过程中，病人老是摆着那么好的主道不走，却偏要去走辅道、机耕道，甚至走羊肠道、独木道？

26 就像温度计上的刻度不是温度本身，它仅仅是温况的一种标度一样，疾病也是我们生命内在品质的某种标尺。它的病状也许是病的，但它的用意却明显有一种非病的特征。病的明文显然是在向我们公开宣告——请注意，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但它的潜词却是在向我们证明——也许是我们的思想偏了，我们的精神病了，我们的心绪脉络、我们的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向我们提示，我们内心的指向是否已经偏离了存在的某一个位点，或我们的心象是否已经缺失了生活之某一部分必需的内容。我认为，凡是有主串的 生命，有三大主题（自由意志、不朽灵魂、至善上帝）连接的生命，有正题可想、正事可做的生命，一般说来是不易犯病的。即使一不小心病了，这病也很容易治 愈，很容易消失。因为正想正事之人，他几乎没有什么闲心、工夫、机会去得病。即使得了，他也会用正想正事通过一种意识无意识化的方式去把这种所得之病给顶 掉、替掉、化掉。甚至他得病也不知，病愈也不觉。即使一次大病在他的身体中实际上已经“闪亮登场”过一回，他也会觉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既忘记了得 病,也忘记了治病,但正是这种伟大的“忘却”使他的病自然而然地溜之大吉了。

27 疾病好比汽车油箱和水箱上的指示灯，生病只是指示灯亮了，成为一种红色的警示，但“病”的并不是指示灯，我们切不可以认为是指示灯坏了。指示灯的亮只是说明 汽油干了，水温高了。当指示灯亮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对指示灯发火、生气，对指示灯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显然这是不明智之举。如果我们不停下车来查看，或把 车开到汽修厂去检修，反而企图用拍打、取下灯泡的做法来排除汽车的故障，这显然更是愚蠢至极。按常理，指示灯亮，我们不但不应该向指示灯生气埋怨，反而应 该对它抱以感激、谢忱才是，因为它只是在向我们提示——车坏了，该修了，但坏的并不是灯，而是车，我们再也不应继续在高速路上狂奔了。也许正是灯亮，才使 我们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严重车祸。就像我们不能用摘去指示灯的做法来解决汽油没有、水温过高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能用简单的医药方法来排除我们思想和精 神上的故障。不能对灯冒火的道理与不能对病生气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病仅仅是我们“思想油箱”和“精神水箱”的指示灯。“灯”亮了，只是说明人“病”了。 灯亮，它不但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因为病是为防病而生的，此病仅仅是彼病的提前警示与预告，相当于军事上的火力侦察。正是病 才得以让我们有机会从整体上去重新评估、审视我们的生活，用一种超出遗忘状态的目光重新去打量我们平时也许并没有在意的对于生命正向的某种偏离。去思，去想，我们究竟缺少了什么？应该改变点什么？补充点什么？ 

28 疾病是一种语境，一种预警，它使用的是一种复调式的语言，想表达的可能是一种言外之意的含义。造化用生病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放松生活的压力，减缓行动的节奏， 增加休息的睡眠，注意思想的调整。多亏有疾病这种“火灾预警器”，我们的生命才增添了某种额外的保险。正因为它的存在，才使我们有可能避免一场场心灵更大 的“火灾”，人生更多的不幸。

29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具有深刻的个人生存涵义的象征，这些涵义通常会通过精神冲突生理化的过程表现为一种肉体的怨诉，从而引起与它们相关的症状。我们完全有理由 把这些症状看作是患者精神生活在被压抑的神经质冲突中的一种下意识主题的表现与象征。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象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指称了我们内心生活的某种 状况，提示了我们内心中某种倾向的偏离。有时候，生病本身完全是一种更具智慧的策略，它用生理之痛来转移、转化我们的心理之痛；用肉体之忧来化解、稀释我 们的精神之忧，从而求得一种内在生命的更大平衡、更大和谐。即在总体上，在综量分析、综合评判的意义上，把我们已经或将要发生的生命之失降低到最低值。

31. 大多数疾病都是我们内心不愿接受，或不能接受的精神冲突的一种生理物质化的转移方式。即我们内心不愿或不能接受的精神矛盾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看成是一 种生理物质化的症状象征。我们内心中不可见的部分可由生理上可见的部分来表现，精神中不可见的内容可以通过身体上可见的症状来作一种象征性的处理。从而使 不可见的东西成为可见的东西。如果意识的冲突过于强烈，下意识的矛盾超过了一定的阈值，那么人的意识就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某种疾病的症状。我认为，所谓症状 只不过是由人的下意识的冲突和内心过激的矛盾顺势诱发，自然而然给带出来的。

32. 疾病的所有意义都在于试图去回避，或者期求某种东西。回避的是我们生命中那些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期求的是我们想要得到而今尚没有得到的那部分生活的内 容。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疾病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战略功能的生存之道。它表面上是“病”，而实质上是“救”。当然，这种关于疾病的看法，如果不深究，人们是 不能接受的。但我相信，只要人们愿意作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确有一定的道理。

33. 有时候，疾病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表现与策略，它想减弱、降低，甚至回避生命中那种更令患者难堪的生活局面。在这种时候，疾病就成了换了面孔的托词、借口和盾 牌。病征的出现不仅意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且更在转移别人、旁人的注意力。患病自然把人放在了一个弱势、劣势的位置上。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和人际的网络 中，显然，这种位置对患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由于病的存在，似乎无形中就给患者平添了许多可被原谅、可被理解、可被“赦免”的特权，自然也就避免了某种由 于自己的“过失”可能会招来的来自周围世界的指责，甚至避免了某种按常理应该去接受的直接而来的惩罚。所以，患病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 更是聪明绝顶的。

34. 生活中没有伟大而庄重的时刻，一方面，疾病是生活沉闷、单调、无聊、无意义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试图去刺激、触动、突破、改变生活的一种方式。也 就是说，尽管生病也许是生活无意义化的一个结果，但它同时又是希望生活被重新赋予某种意义的一次令人感动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是被动、无奈，甚至是绝望 的，但这却是患者本人在其所有可能的选择中唯一的一种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些长期的患者来说，苦难与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甚至比对生病过程的痛苦意义更 为重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真相和存在意义正是通过病人患病的具体症状来予以说明的。如果文字的表述已显得苍白无力，如果整个社会已呈现出一种普遍的 语误状态，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反义特征，那么，任何疾病实际上都是充满意义，富含象征的。它终究会提醒人们去注意社会中那些早已被他们忽略了的重大问题，进 而去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答案。反正，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一种疾病，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也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它都绝不是一个事故，一种偶然，一种像 人们所认定的那样，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病是对社会压力的一种表达，同时也是舒缓这种压力的手段。尽管这种手段是被动的，但它仍然会在无意义的情景 中创造出一种意义来。

35. 疾病是机会，正是它的存在才会使我们把注意力从物质转向生命，从瞎忙转向沉思。事实上，只有当我们处于吐露绝望与病痛的况境时，我们才能理解生活之最重大 的意义。只有大疾苦才能使我们接近大意义。生命的意义是在严重的病痛之中，由那种构成我们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窘况的东西创造出来的。只有当我们面对病痛或死 亡所造成的一种真相而感到震惊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转向那些赋予生活世界以存在价值的意义之源。对疾病的反省必然要导致对生命意义的审思。也就是说，当我们 生病时，意义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任何疾病都是有意义的，只要这种疾病不造成自毁，病痛经验就可以成为一种新生与成长的机会，一个转向更好更高生命的 起点。实际上，我们生活中那些最深刻的领悟，也可以说是对生活意义的创造，都是在我们面对人生之一种极端情境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平庸的正常不可能产生 最深刻的意义，所谓正常的人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可言。

36.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总是要生病的，只不过这种生病在平时所谓健康的情况下是一种不显现的状态罢了。病征的出现仅仅给人提供了一个走向痊愈的转机，那是一个 信号、一次提醒，一种准备要去改变点什么的告示。人不应该站在疾病的对立面，而应该站在疾病的那一边，站在我们生命阴影的那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疾 病就是反对我们自己；战胜疾病，战胜的就是我们自己。面对疾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更好的良方妙策，只能与它称兄道弟，握手言欢，和平共处，亲切交谈； 只能从我们的意识层面着手，想方设法把疾病弄成一种我们走向痊愈的转机。无论从哪方面说，疾病都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使它成为多余，成 为一种没有必要非得要去表现的东西。对疾病，我们要去帮它，而不是去恨它，打它，压它。我们始终应和疾病友善相处。要知道，疾病本身是无辜、无罪、无恶 的，辜的是我们的心灵，罪的是我们的意识，恶的是我们的思想。疾病仅仅是一种提示，就像汽车上指示灯。灯亮了，不是灯坏了，而是汽车出了问题。如果汽车坏 了，我们不去修车，反而去诅咒指示灯，这不是显得极其荒诞么？

37. 疾病是道路，是一条转换、变化之路，它的目标是要通向中点与平衡。症状的出现是要迫使我们去改变点什么，改变我们目前，或前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改变我们 已经经历的，或正在经历的远离中点的偏差。有些东西我们的意识是觉察不到的，但我们的下意识却非常清楚。这就是那种已经偏离了正常、和谐与平衡的我们并不 自知的生活事实。实际上，这些事实我们是不能接受，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但仅靠我们的主观意志，我们又无法去改变它们。于是，症状出现了，疾病登场了。它们 的出现，其目的不外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我们去改变生活，调整生活的时刻到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疾病除了它所带来的不幸，它确实还为我们带来了某 种精神动力学方面的积极意义。

38. 疾病仅仅是我们生命的雨天，我们怎么可能只要生命的晴天，而排斥生命的雨季呢？我们只知道下雨的诸多麻烦，比如道路泞烂，水湿鞋边，泥溅裤腿，行走不便， 但不知道雨水对干燥天气、炎热夏天的调节与平衡，不知道它对万物的滋润与植物世界对它的渴求。正如没有雨水的世界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一样，没有病的生命同样 也是一种缺陷。因为病是生命的一种必需，就像雨是夏天的一种期求。病是一种友好的吼叫，一次善意的牢骚，是一种招呼，一次预报，要是没有它，我们的生命恐 怕就会在一种不经意的转眼之间突然陷入崩溃，陷入一种毫无暗示的毁灭。人们应该感谢疾病，因为有了它，人们才能知道何为健康，何为正常，怎样才能利用它， 通过它，步入一种让生活变得更为强健的历程。有时，只有疾病才能使我们变，促进我们变，变得更为成熟，更为丰富，也更为美好。

39. 有时，疾病又是一面镜子，但只有对那些具有镜像意识的人来说，他们才能知道镜子里的那个影子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一个影像。影像和人是有区别的。影像 是反映人的符号，它能够映射出人的某种特征，但不管反映得多么逼真，它终究也不可能是人自己。也就是说，疾病是用来反映东西，反映问题的，但它肯定不是被 反映的东西，不是问题本身。通过疾病这面镜子，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平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东西。通过这面镜子，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病的意图，病的意义。就 像一个句子不是由诸如纸张、墨水、字母、笔画构成的一样，一种病的意义也绝不可能由这种病的病征来形成。疾病的出现，是要我们通过这面镜子来看到疾病之 外、疾病之后的东西。而这东西就是疾病的意图，疾病的哲学和疾病的形而上学。疾病的意图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好。

40. 生活的背反性表现得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也许是最美好的东西）在我们处于健康的状态时，我们恰好是无法去品味和领会的，也无法去欣 赏和分享。只有当我们生病时，只有当我们经历了一场龙卷风、大地震时，我们才能在生活的一种遗忘状态中脱身，在病中唤回许多平时生活的忘却。有很多东西， 我们在平时是不经意，不在意的，是常常被我们搁置、忽略的，比如对父老的关心、对一个朋友的问候、对生命意义的考问，对生活中那些感人细节的咀嚼，一次神 交，一次远游，一次动心的倾诉，一次诚恳的交谈。如果我们过滤掉那些忙碌、那些纠扰、那些所谓的正业和事务，实际上，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而 刚好是这些东西，我们在“健康”时，没有把它们当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反形而上学的动物，然而没有形而上学，我们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最终的依凭与参 照，我们无法寻得进步的起点，但正是病的时刻才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日常生活的琐碎，摆脱嘈杂的纠缠，接近一种光辉的形而上学之境。正是病使我们失而复得那些 生活中最平常、最美好的东西。从这样意义上说，病是一种契机，一次恩宠。

41. 我认为，无神论的宗教传统和唯物论的动物哲学对人的患病状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种传统和哲学在病理上极具发病的危险性，它们很容易使人们把他们的 一切都投射到外部的环境之中，把所有该由自己来承担的责任都推委给所谓的外部事实或客观存在，而不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由于这种传统、这种哲学在更多的 情况下导致的是人们采取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属尘主义、拜金主义、重物轻精、取利舍义的价值观，所以人们很难在付出与索取、进入与退出、今 生与后世、唯我与利他、物质与精神、智与慧、情与理之间求得必要的平衡。实际上，在这些方面的任何失却与偏颇都会导致病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 传统和哲学才是人们易于得病患病的总根源。相比起来，我更愿意把其他东西看作是疾病的次因、轻因和支因。但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生病与宗教和哲学的 那种非常深刻的关系。

42. 如果人们理解了，一个病或某种症状实际上是表明他们所一贯忽视、缺乏或误解了的东西，那他们就应该去学会友善地与这个病或这种症状相处。这才是一切治病愈 病的关键所在。谁要是去敌视或厌恶疾病，我几乎就敢下这样一个大致不会太错的结论：他的病就很难会好转，不但不会好转，反而会加重。任何身体的症状反映的 都是人们意识中阴影的内容，如果人们有意识地去否定这种内容，症状实际上是不会因为这种否定而自动消除的。我认为，接受症状，认同症状——当然，最好的情 况是忘却症状，淡化症状，对症状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是一切治病的前提。只有人们接受、认同了症状，才有可能使症状自讨没趣，变成一种多余。如果你与 它老是抬杠，过不去，它也会与你抬杠，过不去；如果你总是与它扭着、拧着，它也同样会来扭你，拧你。事实上也证明，谁对症状表现出一种大而化之、慈悲为怀 的态度，谁的症状就会消失得更快。这就像一个爱哭爱闹、调皮捣蛋的小孩，你愈是注意他，制止他，他会哭闹、调皮得愈厉害；你不理他，不睬他，也许哭而哭 之，挨不了多久，他本人也会感到无趣、无聊，最终导致哭闹的终止。症状的情况也是如此，你愈在乎它，它会愈起劲、愈来劲、愈抵触、愈反弹，愈要耍人来疯； 你不理睬它，它反倒会收刀拣褂，销声匿迹，不了了之。直到有一天，等你一觉醒来，你会突然发现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43. 实际上，任何病都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惧怕、焦虑、恐慌给闹严重，弄深沉的。如果人们能够真正认识到，病仅仅是一种提示，一种招呼，而这种提示和招呼的用意又 并非是只要人们去关注他们的身体，去纠缠他们的症状，而是要他们去关心疾病之更内里、症状之更前期的一些东西，去注意他们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 疾病从本质上说就不是可怕的。因为疾病就像水箱的灯泡，它只不过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去检索其他问题的线索。如果当人们病时，他们不把精力全部花在身体性表现 的病症上，而是把注意力用在对于自己精神生活、生存方式的检索中，用在对于自己想法念头、意识形态的调整中，那我相信，人们至少就为病赢得了一个有可能痊 愈的开头，为病的好转搭建了一个可喜的平台。所以，治愈永远是一个在意识中发生的故事。身体和生理的东西永远是意识想加以利用的手段和材料。所以，我提 议：治病首先应该治心。该治的永远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想法，是人们的生活本身。所以，当人们生病时，进医院、用药永远都应该是次要的，而最重要的 则是抓住这个时机对于他们意识形态的梳理、生活方式的调整。因为任何病都要通过“我”这个中介来表达和转化，而“我”的本质又绝不是身体和生理，而是 “我”的意识和精神，所以，人的意识、精神之治才是疾病的大治之方，而一切所谓的医学、药物之治都是治病的辅助手段。如果主次不分，甚至主次颠倒，那病重 难治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之事。

44. 在一个哲学、世界观已经生病的环境中，似乎有一种命运无人能够逃脱，有一种悲剧无人能够幸免。在这种环境中，好像有一台无形的粉碎机，在我们每个人还没有 出生之前就已经在无情地粉碎着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注定了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中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完整的人。我们的生 活更容易呈现出一种残缺、破损、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人们很难做到与存在形成一种一一对应、全息共振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那种与存在的本质 最原始的联系，他们的歪曲是从原点开始的，所以人们只能在一定的阶段、特殊的时空点上与他们心仪的人事构成有限的对应。就一般的情况而论，这种对应却总是 错位，或是缺失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最好不要去谈什么心心相映，谈什么从一而终，甚至不要去谈什么思想的崇高、人性的纯洁。就像对一个坠入深谷的人 来说，地平线或许就是他的珠穆朗玛峰一样，对于一个置身在哲学之病态环境中的人来说，也许能够做到思想的普通、人性的正常也就能算是他德行的崇高与人性的 纯洁了。在世界观、人生观出大问题的地方，谈什么英雄、圣洁、理想、崇高肯定是不恰当的。人们尽可以随便说说，把它们仅仅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挂在口头上， 只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在这种精神大病因的前提下，仅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而不存在实现的现实性。在这种前提下，几乎所有人的感情生活都是病态的。正因为病态是 如此的普遍，所以这种病态在人们的心目中又常常以“正常”的面目出现。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那么多的假借“正常”来掩盖病患的案例。

45. 我经常在想，要是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伪饰我们生活的那层表皮揭开，要是有一种有穿透力的理性的X-射线把我们内在的精神谱系来一番彻底的透视，我毫不怀疑， 其暴露出来的那种真相是令人发指的，其残酷的内幕肯定令人目不忍睹，心不忍思。但我又想，为什么这样一种真相，这样一种内幕它何以会如此这般地存在下去， 并且显得好像相安无事呢？我认为，这里面必定有一种天大的机巧与魔鬼的法则，另外肯定还有一种人类心智歪用其极的极其邪恶的弥补之术。这就是几乎所有的人 都为那种可以被称为“集体作假”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一份高超的技艺。在这方面，官方社论、政府文件、媒体、知识阶层、劳动人民、学术界、文艺界、司法界， 几乎各行各业都是功不可没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几乎所有的力量、资源、材料、智力、心计等都投入到了一种上下联手的造假尘业，民族的所有“智慧”都用在 了一种维持病态、保住底线的包装产业。当然也只有这样做，它才能继续维持前面所说的那种令人发指的残酷的真相，那种令人残不忍睹的黑暗内幕。于是，两边的 风景都独好：一边是语言的大花腔、大烟幕、大泡沫，另一边是存在的大酝酿、大发酵、大堕落。真是妙啊，此乃邪恶的弥补，魔鬼的平衡。如此这般，至少有一点 是做到了，世相可以容忍，现状可以继续。双方都有所得：在上的可以横，在下的可以混，在上的可以疯，在下的可以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整体的氛围下， 人们的病必然会有一种大酝酿、大发作。更糟的是，病了无法甄别，无法定义，更无法治疗，无法痊愈。结果，就以整体的病态来做了貌似健康的马虎，以普遍的病 患来做了不病的掩饰。这唯一的好处是，每个当下活着的一代都蒙混过了关，但却把贻害推移给了后代的无穷。

46. 在一个讲究明则护身、自保至上，追求局部完善的社会，人们病态的认识论，病态的下意识还表现在：自作聪明与狡智横行，满以为自己过好了，就万事大吉了，这 真是他奶奶的幼稚至极。他们并没有在骨子里认识到，人是互渗的，万事是相系的，存在、生活绝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推之究极，只有别人好，你才会好；只 有别人顺，你才会顺；只有别人幸福，你才会幸福。这道理原本十分简单，只是自作聪明的人们，聪明过了头，把简单的道理也弄得来无从认识了。说实话，人应该 站在两极的中间，站在两个极相的中点上，他才能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从而使存在的各类事物，相互冲突、相互差异、相互背反的事物通过意识的作用、人的努 力抵达一个有效的均值。判断事物的好坏优劣不只是通过一个个案、一个特例，最终说明问题的还是这样的一个均值。何为均值？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均数，一个综 合分，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分布概率，也就是人们通过理性的除法后所得到的一个商。商，就是综量分析后得到的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过好了，就好了？否！殊不知 在你自认为好的同时与之后，总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负值事件和负值信息在拉扯你，捣乱你，纠缠你。最后一算总帐，你仍是亏的、欠的、损的。不信，你就用一 种长远的尺度来作一次整体的评估，即算一次总帐吧。这样，你就可以在整体上对自己作出评估，究竟是亏了？还是赢了？

47. 为什么不写一本名叫《癌化的思维》的书呢？人们只知道风湿关节炎、皮疹、偏头痛、胃病、肝癌、肠癌、肺癌，为什么就不知道思想炎、观念疹、意识痛、精神 癌、哲学癌和世界观癌呢？我认为，所有的症状都有对应，都有隐喻与象征。尽管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反对疾病的隐喻，但实际上这种隐喻是存在的。尤 其在一个精神之隐喻、精神之积淀缺乏的国家，这种对疾病之隐喻的理解就显得更为重要。也许，世界上只有人才能意识到这种隐喻的存在，并找到疾病与精神、症 状与意识、生理与心理之间的那种几乎是必然的联系。我认为，对于一个思想偏激的社会来说，一切疾病的前提性病灶实际上早已存在，后来人们所说的、医学所后 加的那些致病之因，比如细菌、病毒、病原体、食物、气候等外在因素只不过是引燃疾病的一些导火索而已，它们实际上只是些近因、外因和浅因。真正的病实际上 是发源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一种源于生活背景的大的亏欠和大的偏离。

48. 由于人们的生活失去了一种统摄性的力量，失去了导致大脑向高级神经系统发育的主要线索，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身体形态与意识形态是不匹配的。即他们的语言系统 和行为系统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语言是语言，行为是行为，这两者根本不搭界。如果说人们的行为从一种动物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考察还属正常的话，那么其语言 从人本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检测就实属病态了。他们言说的与他们所做的只是遵循了语言“五应”模式中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就是（1）错应模式，（2）虚应模 式，（3）背应模式。即是说，他们之语言与行为的关系不仅是错乱的、虚无的，而且是背反的。这一点在他们集体无意识的抽象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作为 集体、集团、族群、党派的语言形态与民间个体的具体行为方式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度的偏差与背离。人们内在的生活品质完全经不起意识文化学指标的检测与审核， 仅从生物学范畴的肢体语言层面，你就会发现它破绽丛生，漏洞百出。在实际的生活中，你几乎就找不到几个哪怕是在体型方面尚属正常的人，仿佛他们的体态形貌 总是偏离了种应然模拟的正常值。至于他们的表情、眼神那就更经不起一种人性目光的打量。其表情呈像即使用一种纯然生物学标准的视角去测试，你也会发现那是 不及格的，几乎远远低于一种自然应有的水平。老实说，面对那一副副生涩粗硬、僵化呆滞的表情，难道你真的还忍心用一种神理和哲学的眼光去审视与检测吗？真 的是于心不忍。既然我们从一种身体的层面去考察就能发现无限多的问题，那么我们用一种精神动力学的角度去分析，想必问题的严重性自然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49. 无论你在什么场合（大街、城镇、地铁、商店、寺庙、学堂、机关、会所等）看人们的背景、正面，看人们的眼神、表情，体验人们由身体语言、话语表述、在场方 式所酝酿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氛围、那种气息，你都会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缺失了很多东西，尤其是许多生活中必需、精彩、优异的东西明显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抽空 了，剥离了，销蚀了。无论你用“五系”理论、“三商”学说，还是大脑的“三位一体”假设去检测，去评估，去猜想，你都会认识到这种丢失的严重性。比如，用 “五系”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明显丢失了主要的三系：（1）人和他自己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联，（3）人与神源的维系。这三系的丢失就意味着，人与自 己无法形成对话，人与自然不能构成交流，人就失去了神灵世界对他生活的慧性支撑与滋养。用“三商”的理论来分析，他们的生活明显表现出了某种“一突、一 弱、一缺”的特点，即也许智商突出，但情商弱化，神商欠缺。用“三位一体脑”的假设来考察，他们只保留了原始脑（内核脑、本能脑、爬行动物脑），中间脑不 发达（情感能力、移情能力差），新皮质的边缘系统（额叶皮层）也许尚没有真正进化出来。用“双半脑”的学说来检测，他们只有左半脑在起作用，而右半脑却明 显废退了。也许他们的大脑运行情况，非常适合用于人类大脑的古生物学研究。

50. 由于五缺三，三缺二，二缺一，这就注定了人们发病的概率可能非常之高，注定了人们很容易就暴露出他们那种无法掩饰的病态与患像。如果说从生理层面去考察， 人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半病、亚病状态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从心理层面去衡量，他们就更有可能是病入膏肓。按现有的条件说（比如物质条件、技术手段、世界 之现存信息，以及人们可资利用的大量资源），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如果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这只能说明，他们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种自我欺骗、自我封杀的生存 策略。在这方面，他们肯定早已作出了某种决策。这就是，以形式取代内容，以数量取代品质，以物质取代精神，以肉体取代灵魂，以俗智取代天灵，以生物学的优 势取代宗教与哲学的潜能。两者必取其一，如果人们无法取其中点，那就只有依凭一极。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能算是一种“合理”，但这种“合理”显然是悲 惨的，因为它只维持了平庸的现状，求得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安平，但却同时葬送了一切发展和进化的机缘。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做动物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但做人 肯定是一种失败。于是，一个可怕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要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其下意识的自我认定和不懈追求仅仅是动物学、生物学意义上的N.B.与成 功，那你还能去说什么呢？可能到头来，你真的不能去说什么。

51. 在社会制度特别恶劣的大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的那些健康因素对身体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比如食物干净与否，抽烟喝酒与否，睡眠充足与否，习惯卫 生与否等。人们的许多疾病实际上都有其更深层次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原因，而这种心理、精神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制度所酝酿的那种人际关系的品 质造成的。就拿胃病来说吧，人的胃出了问题，只有当我们从非常表浅的层次去看，才有可能把它看作是胃病。实际上，胃病的意思并不是胃有病，食物消化不了， 或者说，食欲不振，不想吃东西，它真正的含义也许是想说明，我们的下意识对整个生活，尤其是我们对自身生活的一种不接受、不认同，内心中有一种排斥和抵触 情绪。胃病只不过是这种情绪在胃上的一种表现与表达。表面上是胃病，消化不了食物，其实是当事人消化不了生活，消化不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消化不了存在 的整体施加给他的那种无形的紧张与压力。一句话，吃不消的并不是食物，而是他生活于中的那个世界。再比如头痛，头痛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简单。它不仅仅是 一个感觉神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种发生在头部的纯粹的生理性病痛。痛的虽然是头，但真正悲的却是心。头痛实际上是心痛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任何头痛 之前，肯定早已有一种我们难以言说的东西深深伤害了我们的心，刺痛了我们的感觉与情绪。头痛仅仅是世界上有一种令人辛酸的东西在我们头部的折射与反映罢 了。先肯定是生活出现了紊乱，我们的感觉、情绪、心思出现了问题，然后，这混乱、这问题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才引起了头痛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头痛是心 痛的隐喻，头部痛是生活痛的象征。

52. 在世界观非常缩窄、非常物质化的地方，真正的大平衡，人们是不得而知的。所谓小平衡、简单的平衡、局域的平衡，他们倒是晓得一些。比如就身体健康的平衡来 讲，他们也许知道动静、劳逸、荤素的平衡，也知道阴阳的平衡，但说怎么也不知道“五系”的平衡、“三商”的平衡、“天-地-人”、“物-人-神”之间的平 衡。因为后几种平衡在他们的意识知觉中并没有清晰的平衡对象、平衡指标、平衡参数和平衡方向。他们并不知道生活和心理的平衡必须应从大平衡着手才能收到平 衡的真正效果，只有大平衡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平衡。比如在情与智的平衡中，必需要加入神与灵的因素，此平衡才能产生理想的实效。在精神与肉体、心理与生理 的平衡中，必须要加入信仰的维度，此类平衡才能事半功倍，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国家其政治与经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中，也必须加入神理的内容，此 类平衡才能有效地进行，最终获得理想的结果。在世界观物质化的地方，生活不仅是一个缩窄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缩窄的事实。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实现平衡可资 利用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即使病了，也不知道从大平衡的角度去调整、转化，更不要说从根本上去治愈、根除了。这无疑是人们的大悲哀、大悲剧。

53. 有人认为，在一个“物质化”、“身体化”倾向特别明显的地方，人们几乎很少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不能说你把一切都物质化 了，身体化了，你在心理方面的问题自然就会少了。在我看来，与其他地方相比，这方面的问题不但不会少，反而可能会更多。因为把一切都物质化、身体化，缺乏 人的正常心理感觉和心理知识，这本身就是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些地方，心理问题不普遍仅仅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的产生恰好就在于心理问题太家常、太普 遍、太熟视无睹了，以至到了一种无法甄别、无法定义、无法辨认的地步。因为大家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张三有，李四有，王五有，也就不那么显山露水， 彰显突出了。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就常常成为一种忽略、一种遗忘，一种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了。在这些地方，人们的个我状态，也即私人状态是不发达的。人们根 本谈不上具有普遍的心理常识，更不要说那种深度的个体心理学的高妙之论了。他们作为个我的感觉、私人的意识明显被某种集体的、国族的、种群的东西给压瘪 了，抽空了，挤掉了。我，实际上已没有丝毫我的人形、我的人样。我实际上已不再是我，而是一个被无限虚化和泛化了的空壳，是一个徒有其名的乌有的存在。由 于身体化倾向，他们分不清楚由体外细菌或体内器官失调造成的身体疾病与由心理情绪紊乱造成的身体疾病之间的差别，所以常常把一切病都看成是身体病。自然， 他们处理疾病的办法就不可能是去走一条心理治疗的道路，而只能是进医院看病、服药，或用鸡汤、营养液进补之类。

54. 在生活全面物质化、身体化的地方，也即个我被集体、族群之类的概念彻底架空的地方，个我从本质上说完全是虚无化的。个我作为一种有意识成分、心理内容的存 在实际上出现了大量的留白和空挡。一些必须充填的思想成分和精神内容被生活的外在压力给挤掉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剥夺了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基本感知。 也许作为形式的人仍在生活中忙碌，但在内心实底里作为深度心理的那种知觉却时常感到空空荡荡，成为一种对自己极度不满、对生活本身极度不满的强大潜流隐伏 在意识的最深处。如果这种不满不能有效地化解和排除，那势必就要危及到人整个生命的安全存在，威胁到人作为系统存在的生命本身。实际上，这种不满作为一种 持续的、隐匿的、耿耿于怀的感觉，人是无法容忍和接受的。于是，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和办法的情况下，人就逼不得以、只好用病的方式来权作这种意识的充填物 和替代物。这显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最糟糕的办法和选择说怎么都要比那种没有任何办法和选择的情况强。这就像肚腹 饥饿至极，而在没有其他更好觅食手段的情况下，行乞是一种最佳选择一样，人在精神饥饿之时，在思想危机即将爆发之际，在感觉黑暗最难挨过的关口，也许生病 是他缓减危机、冲破黑暗的最好办法。因为病好歹是一个中心、一个主题、一个令人关注与用心的对象，或至少是一个可使人转移注意力的对象。这个对象、中心、 主题总比生活中没有任何对象、中心、主题要好。生病的痛苦也许是突发的、强烈的，但同时又可能是暂时的，正是这种暂时的痛才挽救了生命中那种慢性的、长久 的痛。尽管这种病的主题在个人的生命中是短暂的，但比起那种根本就没有主题的生活来，这还是人们更愿意接受和选择的，更容易认可和容忍的。病毕竟让人们感 觉到了他们与世界有一种联系，有一个可以让他们费精劳神的主题。有许多慢性的病实际上都是来自人们的意识之虚和精神之空，针对这种虚和空，病从这种意义上 说，就成了填补这种虚和空的“实”。所以，针对慢性病，如果人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肯定是不得要领的，也是治而难愈的。

55. 任何疾病都不会像夜间的盗贼、夏季的潮汛一般突然而至，倏然降临。我认为，像猝死、车祸、脱臼、烫伤之类的事是突然的（实际上即使像这类事故也可能存在着 某种值得细细去分析的心理潜词），但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却不会。也许疾病作为结果是突发的，但作为发生，它们肯定有一个起始、酝酿、发展的漫长过 程。我认为，任何疾病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都有一个非生理的病因。疾病与死亡并非是生活失败的象征，而放弃与绝望才是失败，把病只看成上身体病、生理病才 是失败。我们的目的是去学会生活，愉快地、带着爱心去生活，但平时的生活、平庸的生活却使我们手脚无措，只有疾病的出现才使我们知道该怎样去做。在这方 面，只有那些将痛苦和折磨视为生活之动力与向导的人才是有幸的，有福的。只有那些学会迎接疾病的挑战，学会与疾病共同分担责任的人，才能去学会拥抱生活， 而不仅仅去学会免于死亡。如果你认为疾病乃己之过，并抱有负罪感，那你必然治而不愈。因为当你这样做时，实际上已正在向自身的免疫系统传出毁灭性的信息， 实际上你已为你的不愈提前设定了一个不愈的前提。

56. 如果一个人真正地投入了生活，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历史中已经记录了他应该有的履历内容，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是满意的，评价是肯定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 有他真正的精神意旨，有他的思想投注，如果一个人有他忙于的利人主题，有他迷恋的益己事务，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步调是紧凑的，他的时间安排是合理、有序 的，那他哪里还有空隙和余暇去生病患病呢？病是无主题生命中的一个代用主题，病是一种弥补空虚生命的充填物 ，是一种无法之法、无道之道的拯救之法、治愈之道。它出现了，仅仅是警钟，仅仅是提醒。但它要提醒的并不是我们的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腰、我们 的肩、我们的喉咙、我们的肠胃病了，而是要我们注意也许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心理指向、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哪儿出了问题，也许我们的作为整体存在的生命 本身在哪儿有值得去重新审核和反省的地方。也许，真正病的并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命已然存在的本身。我认为，现代医学的 最大失误就在于，它只相信医院和药物，只相信病，而不相信人。实际上，身体是不会病的，身体的病永远是人之病、心理之病的一种反映，一种镜像。让我们感谢 疾病吧，因为疾病的真正含义是提醒，是知识，是回报，是得救。

2005年1月2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