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哲学

身体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人；实际上人也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心，所以，许多病都可以被认为是哲学病。

                        ——老斯

疾病实际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来路，从而也就无法弄清它的去向。

                        ——陆蜉

康德说，哲学是对于某种更好世界的思念。同理，我认为，哲学也是对某种更健康生活的向往。哲学肯定与人的健康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上没有正确的哲学，生理上就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哲学就没有健康，没有哲学就无从奢谈健康。

哲学是人类用最好的智、最高的慧来理解、认识、阐释事物的一门学问。哲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是关于我们如何生存的思想。它不仅是关于如何思索的学问，更是关于如何生活的学问。尽管哲学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的希腊文原义是“对于智慧的爱”），中国古代没有这一术语，与之接近的说法可能是“理”和“道”，但作为一种对一门学问的称呼，哲学这一概念在今天还是被全世界普遍接受了。尽管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哲学，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对哲学的基本定义却是一样的，即哲学是关于思考和生活的学说。它是用来回答关于生存、价值、真理的。当然，也是用来回答生活的。我认为，疾病是人生存的一种常态，或者说是人生活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既然哲学是关于生存的看法与学问，那么，哲学就肯定与疾病有关。在我看来，疾病就本原来讲，并非如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么“生化”，那么“生理”，那么“医学”，那么“科学”。我认为，作为传统医学范畴的疾病仅仅是人之更深沉问题的一种生理表现，是一种肉体层面的生化表达。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它更深层次的意识学、观念学、心理学、精神学、道德学、伦理学、哲学方面的根源。即，总是与某种存在之更为本质的形而上学背景有牵连。如果说绝大多数病都可以归结为意识病、观念病、心理病、精神病、道德病、伦理病的话，那我们同样有理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把许多病都概括为哲学病。既然病与哲学有关系，那我们关于疾病之哲学的说法就可能是成立的。

疾病理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成为我们应该用心去关注的一个思考对象。有人认为，在没有宗教的中国，历史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这种说法违反常识与逻辑，经不起推敲。因为所谓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流，反映在文本上，就是历史学家对已发生事实的叙述。既然是叙述，就很有可能有真有伪。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我们以后的所作所为有借鉴作用，这话有理。说历史可以证明某种宗教，可以证伪某种宗教，这话也说得过去。但要让这证明或证伪的材料成为证明或证伪的对象本身，恐怕就有点颠三倒四，因果不辨，云泥不分。生命、生活的第一律令就是要赋予存在以意义与价值，而且是充分的意义与全阶的价值（由低到高）。唯有这样，生活才能叫作生活，生命方能称为生命。生命才能往下扎根，往上生长，生活才能苦乐共济，通泰舒畅。如果正常的意义资源被封堵，全阶的价值通道被掐断，那人们必然就会去寻找这种意义与价值的代用品、替换物。哪怕这种代用品、替换物是以反意义、反价值的面貌出现的，也在所不惜。因为意义与价值绝不允许为零、为空，诚然是负意义与负价值也会胜于零意义与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疾病就应运而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变成了意义与价值的替代。只要一出现疾病，我们顷刻就能在我们的世界中感觉到意义的存在。即使是一种负面的意义，也会比先前无意义的人生略胜一筹。于是，无关注的世界一下子就成了有关注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强烈关注的世界。无张力的人生一下子就成了有张力的人生，而且是一个充满了强暴张力的人生，尽管这是一种极具悲剧色彩的负张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疾病就成了我们无意义世界的意义世界，无张力世界的张力世界，成了我们无精神世界的精神狂欢节。我们错位地感觉到意义的存在，在以一种颠倒的方式来感知意义的意义。这既是无意义世界的悲剧，又是无意义世界的宿命。

我认为，与其去关注那些不接地气、不沾人气的假大空，还不如去关注我们自身和周围的疾病。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疾病都关涉我们自身。就群体而论，聒噪自己的传统是如何的优异，这是病。就个体而论，心口相反，嘴手背离，这是病。整天鼓捣成功学、发财学、厚黑学、心灵鸡汤，这也是病。实际上，人类社会从来都是疾患不断的，我们的个人从来都是疾病缠身的。只不过此患彼患，张病李病，大家都以患作标，以病互参，才使得普遍的病显得不那么普遍，严重的病显得不那么严重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既然我们的生命早已步入疾病化的路径，那我们就只好迈入生活治疗化的征程。也许，带病生存就是我们必然的命运。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对下面的观点投上赞同的一票：以我们所有的热情与精力投入生活，欢庆生活，欢度生活，爱我们的命运，甚至爱我们的疾病。爱疾病如同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一种何等宽厚与博大的胸怀！有了它，我们才会有转换、调配一切的空间与余地，才会有由负而正的变化的契机。

实际上，所有的疾病都是与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应该知道而又不曾知道的那部分知识的多少”，与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应该思考而又没有去思考的那部分内容的多少”，与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应该实施而又未曾实施的那部分行为的多少”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我们愈是该知的不知，该思的不思，该做的不做，我们就愈有可能患病得病。一般说来，那些感到自己活得充实、饱满、富裕、有意义，实现了自己潜能，顺应了自己命运、忠实于自己的人，相较而言，患病的概率就会比别人低得多。也可以这么说，生活愈苍白，尚未发挥的潜能愈多，生病的概率就愈大。很难想象，一个口是心非、文过饰非、出卖自己、背叛自己的人不生病；一个锁定自己、封闭自己、不了解自己的人不生病。如果说，健康事关开放、辽阔、透彻、了然、均衡的话，那封闭、缩窄、浅薄、固执、失衡就难咎其发病之责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人要在他的生命中首先去排列出生活内容的优化顺序。生命中何重何轻？何大何小？何主何次？何全何偏？必须有一番心明脑清的考察与揆量。这是我们首先要去面对，并且予以解决的问题。当然，要排出生活内容合理的顺序，这就需要我们明白：生活是由哪些向度构成的？世界上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价值？需要我们弄清楚价值的种类、等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说，价值的问题自然涉及哲学、形而上学的范畴。

尽管有关生命健康、疾病，生活异化、变态的判断与标准不好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判断与标准是主观的、随意的，更不意味着它们是虚无的，不存在的。这里面自然要涉及一个参照系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给某种东西以一种相对准确的定位和评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一种由低到高，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比较完整的参照系列。如果没有这一套可靠的参照系列，的确我们的判断就会陷入一种不明不白、不伦不类、不清不楚的混乱境地，这当然也包括我们对疾病、病理、异化、变态的基本判断。

我觉得，生命中有两件头等重要的事情：其一是竭尽全力开化自己，找准参照系；其二是在参照系的框架内心平气和地说服自己，安定、安放、安顿好自己。

我认为，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人们对事物的解释，正是对事物的解释才使我们了解了事物的意义。当然，对事物进行解释的前提是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没有认识和理解，就没有解释，所以对人来说，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关于疾病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对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也就谈不上对疾病有正确的解释。没有对疾病正确的解释，就无从把握疾病对健康与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和理解是错误的，甚至是颠倒的，那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1）人更容易生病，因为我们不知道生病的机制与原因，无从有效防范；（2）即使人病了也难以得到康复，因为我们的求医之道和治愈之法也许从根本上说就是答非所问、问不对题的，是事倍功半、不着边际的；（3）甚至把疾病当成健康，或者当成据之可以去炫耀的资本。

为了能对疾病做出解释，就需要有一个参照依据，而且这个参照依据还不能同所要解释的对象处于同一个层面。即，我们不能就病谈病，就痛说痛，就生理言生理，就症状论症状。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疾病时，我们必须要谈论疾病的神学和哲学，疾病的精神学和意识学，疾病的心理学和伦理学，要为疾病寻得一个隐喻其后的形而上学参照。因为只有当我们拥有了一种疾病的形而上学的尺度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疾病的产生之因，从而找到疾病的医治之道。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认为，人是精神、思想、观念、心理、意识、欲望的存在物。如果人的生理、肌体、器官是人之精神、意识、心理的载体和媒介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的病态、病症和病变同样也是人之精神、意识和心理的一种拟相和镜像，是人内态的一种外相。只不过这一内态是通过人的生理、肌体、器官这些载体以形成各种具体的“病变”“病症”来表现和传达的。也就是说，在人的生理与心理、疾病与意识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严格的对应与呼应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几乎所有的所谓疾病实际上都是一种思想病、观念病、精神病、意识病、心理病和意义病。也就是说，生理、器官之病仅仅是一种外表，而这种外表所象征、所蕴含、所引申的人内心中的那种冲突、那种矛盾、那种精神变化之自我无法认知与认同的状况才是其实质。所以，与其说是人的身体病了，还不如说是人本身病了。当然，与其说是人病了，还不如说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人的心理病了，人的整个生活病了，出了问题。我认为，人的身体是不会病的，病的永远是人的思想。只不过是人利用了他的身体来得病，以达到一种病之外的，或超越于病的，且病者暂时还不自知的目的。尽管疾病是实在的，但疾病的发生却具有极其丰富的隐喻意义与意图象征。

疾病也许是人试图去解决生活中那种深层次危机的一次绝望的努力，是被某种东西逼迫的、出于无奈的最后一招，是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也许在病之前就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非病的东西早已病了，并且病得非常严重，非常泼烦，病得有足够的能力和能量让其把它表达疾病的“意图”与“愿望”直接或间接地置换到病者身上，投射到病者的某个身体部位上。在这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病、环境病和历史病，或至少是这种社会病、环境病、历史病的某种投射、显露或泄密。就像病症是病人的显示性特征，病人也同样是犯病社会、犯病环境、犯病历史的指代、借体和标识。

我想说明的是，无论是病患，还是病人，都是某种警醒，意在提醒人们：人们生活的环境，乃至更大范围的存在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切不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凡胃病就整“三九胃泰”，凡感冒就服“白加黑”。

我知道，认为一切疾病都是心理病，这肯定是一种极端的说法。我知道，疾病实际上是遗传、环境、意识、习惯四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一种集成。但面对一个只追求物质价值、严重忽视精神向度、时间向度的时代，我更愿意去强调，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原因。我认为，正统医学所认为的诸如细菌、病毒、气候、环境、食物、生活习惯等致病因素必须要与人的精神因素（认知觉悟、思想水准、情感状态、视界广度）相匹配、相结合，才有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任何病征的出现都必须要通过人的意识这道“门阀”，经过人的情感的“特批”和“特许”。否则，任何病都成不了气候，也不会变成病实。我认为，肉体想要安泰，必须加上精神的保险。生命本应是个双保险概念：肉体险和精神险。生命的保障必须考虑一个精神系数。没有精神险的肉体险实际上是什么也保不了的。保了，也无用。因为要是人的精神是毁坏的，任何肉体的壮硕本质上都是对存在的一种嘲讽。更何况，没有精神的保驾护航，就根本没有肉体强健、正常一说，除非是虚胖、水肿和自欺欺人的幻觉。

一般说来，既然人们生活在大体相同的环境中（他们接触的致病物质、受制于外部的致病因素大致相同），那就是说他们发病的概率、发病的可能性应该也是大体相同的。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非典”时期，医务人员置身于相同的病室，接触相同的病人，遭遇相同的病毒浓度，但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非典”，而另一些人却安然无事呢？也许有的人会说，这是由于不同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同的抵抗力、免疫力所致。但事实上我们往往会发现有这种情况：一些明显身体好、抵抗力强的人感染了，而一些抵抗力明显不那么强的人却没有事。这实际上就说明了，是人不同的精神状况、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才最终导致了病的发生还是不发生。起关键作用的是一种内在性与主观性的东西，是人精神性与意识性的东西。实际上，在好多情况下，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精神状况与意识状况决定了病症的出现还是不出现，病症的消失还是不消失，疾病的治愈快还是治愈慢。

至于说人们的生活究竟有没有变态（包括不健康和患病的状态），以及变态到何种程度，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做这个判断，这就必然涉及我们用何种标准和参照系来评估的问题。我认为标准有两种，一种相对，另一种绝对。前者是世俗的、自身反及的、同族互参的；后者是超然的、他人映射的、异族横向比照的。很显然，所用的标准不同，判断的结果天壤之别。我认为，世界上一切恶的东西、丑的东西、病态和变态的东西要在世人的面前彰显凸现出来，使其塞目、刺眼，于心不忍，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识别恶、丑、病、变之前，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评价体系。该体系本身应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由表及里的梯度与质差，其尺度由小到大，形成一种渐进提升的层次，最终能够使被评判之物一一入席，对号入座，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如果这一层次没有形成，那一切的评价活动都无法进行，也无法展开。即使进行了，展开了，也会由于评价尺度的扭曲与缺失而使判断归于混乱或无效。

我在评判人们的病态事实时，动用的是一种大参照、大尺度和大标准，一种相对于一般人的绝对之相对标准的相对之绝对的标准。也就是前面说的，一种应然的、他人映射的、异族横向比照的标准。具体说来，我用了四套标准，或者说是四种识别体系。

它们分别是：

1.人的“三性”标准（所谓“三性”指的是人的兽性、人性与神性）；

2.人的“三商”标准（所谓“三商”是指人的智商、情商和灵商）；

3.人的“五系”标准（所谓“五系”指的是人的五大关系，即人与自己、人与物、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

4.价值的七个等级标准（所谓价值的七个等级指的是感官的价值、物性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哲学的价值、伦理的价值、宗教的价值与灵性的价值）。

因为我用的是这样的四套标准，所以在判断人们生活的病变形态时必然就会得出与一般人迥然相异的评价结论。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对这四大标准稍有理解的人都会明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用的标准不同，所以结论肯定就大不一样。比如，用“三性”标准来衡量，如果一个人只有兽性与少许的人性，那就是病；用三商标准来衡量，如果一个人只有智商，而情商不足，灵商阙如，那也是病；用“五系”标准来衡量，如果一个人“五系”缺三系（比如缺人与他自己、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那还是病；用“七价”标准来衡量，如果一个人只具有低端的两阶（感官与物性价值），而没有高端的五阶（生命、哲学、伦理、宗教与灵性价值），那仍然是病。

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那么糟糕，那么病态，甚至糟糕、病态得天理不容，超乎想象，而他们还懵懵懂懂，浑然不觉，甚至还自得其乐，感觉巨佳呢？晃眼一看，你也许会觉得惊异，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这不值得咋咋呼呼。因为这种生活，只有动用大标准、大参照时，它才会漏洞百出，丑态尽显。只有当我们启用大尺度时，他的病症才会被甄别出来，显现出来。

我想说明的是，之所以这种生活的大病态、大变异在他们的意识、知觉、判断和评价中不彰不显、不清不白，原因全在于我们动用的全是些绝对之相对的标准与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是在用张三李四的所作所为作为判断标准来相互参照，他们只是把周围的人，或以前认识的人作为他们的评判尺度。殊不知他们恰好用了一个最不适合作为尺度的东西来做了评判的参照，因为他们所谓的尺度，恰好就是一个标准的被比之物，被参照之物。以人比人，以物比物，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用残缺的碎片作为尺度来对照，那势必就会比出一个同样残缺的碎片结果来。因为全是变态，用变态来比变态，所以，所有的变态就不显得变态了。殊不知，一个社会的垃圾场效应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

我认为，只有用极差（极端差别）的序列，才能让变态的事物显露原形，各就其位，各归其所。这就像那些边远的穷困山村，如果不引入沿海、东部城市和大都市的参数，仅就山村比山村，那山村人自身的生活品质其差别肯定是不大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圈内人只与圈内人比，这又会比出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来呢？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圈内人的精神结构太同构同质了。不同的仅仅是一些外在性的财经指标，一些人们之后贴上去的社会标签，比如，物质的多寡、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等。至于精神结构、人格品位、审美范畴、心理取向、思想趣味等方面的差别，我想肯定是大同小异，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觉得，我们只有用大参照、大尺度，才会把人们生活的毛病、变态给比出来，照出来。如果仅仅限于圈内生活范围的小标准，一种绝对之相对的尘世尺度，那人们的变态就永远没法言说，说也等于白说。比如，它彻底勾销了对人之精神、灵性、思想层面的审核，只求物况与肉态的比拼，你怎么办？比如，在人们的视野中，只有官的体面、权的威严、钱的张扬，你又能说什么？的确，你没得说。但我们不用这种官、权、钱的标准呢？而代之以一种更全面、更完整的尺度，比如，动用“三性”“三商”“五系”“七价”之说，那人们生活的丑陋形态必然会原形毕露。立刻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它是残缺的、偏废的、怪谲的，同时又是变态和病态的。原因很简单，它缺神、乏心、少灵、缺一些构成精神生活的必需要素与必要参数。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们才可能（下一步）去谈何为健康？何为正常？何为不病或轻病的状况？事实上，人的身体既不会生病，也不会健康，生病和健康的仅仅是人的精神，人的意识，因为人的身体反映的仅仅是人之精神和意识的内容。就像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德特勒夫森所说：“如果身体的不同功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同时起作用，就会产生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和谐的，我们就称之为健康。如果一种功能脱离了轨道，那么它多多少少会危及整个和谐，我们就把它称为疾病。”疾病仅仅是一种表征，它想说明的是我们的意识里出现了不和谐，不正常，或者暗示我们的意识没有丰满，没有进化到它应该达到的阶段，有欠缺，有偏轨。事实上，内心平衡的失去表现在身体上就是症状。症状是意识之信息的载体。我甚至猜想，生病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们从人的真正意义上真正地好起来。所以，生病也许仅仅是一种机智的策略，治病仅仅是一种巧妙的良方，而治人，治我们的精神，改我们对世界的态度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和意图。

几乎所有的病都和意识有关，所以都可以被称为“意义病”。“意义病”也叫“意义丧失症”“意义稀薄症”“意义混乱症”或“意义颠倒症”。是指现代人由意义问题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疾病，指他们的意识不能意识到其他的意识，不能意识到意识的意义，或他们的意识错误、混乱、颠倒地理解了意义所造成的疾病。此外，“意义病”也专指那些病因起源于心理，但表现却在生理、肌体层面的疾病。“意义病”不仅代表了我们所谓现代文明人普遍患上的某种疾病，而且它还向我们指明了文明社会的个人疾病大多有其心理、心灵上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忽视了大多数疾病的更为复杂的起因，从而才导致了大量“意义病”的产生和流行。人们常常把对疾病的理解束缚在传统的医学理论和身体的生理机制上，对待疾病，要么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巫而玄之；要么只从原子论、机械论、生物化学的角度去处理疾病。如果相信玄学，他们就以巫术的方式来对待疾病，比如画符，念咒语，烧香磕头，搞些装神弄鬼的程式；如果笃信所谓学院派的医学理论，他们就只知道去寻找某种“健全的”基因，选择某种“神奇的”药物，接受某种“高明的”手术，或追求某种时尚的健身来阻止或消除疾病，比如盲目迷信“中华鳖精”“太太口服液”，疯狂购买跑步机、拉力器等，从而让人们不知道真正的医生是病者自己，完全无视我们的许多疾病事实上首先不是身体、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与心灵上的。同时也使我们无法采用更为有效的顺势疗法、精神疗法、心灵疗法和神商疗法，使我们不能以一种积极的精神之态主动去介入疾病疗理、疾病调养和疾病转换的过程。（毛喻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