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仰？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有没有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儒家的传统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有没有或有何种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一生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没有信仰，你就有可能被看作是一个危险人物，在西方文化环境中，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肯定是一个心灵没有约束的人，因此是难以信任的。对于一个到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在你的个人表格中的宗教信仰一栏内填什么，是令人困惑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数千年的亿亿心灵是由什么支撑的？如果我们有信仰，我们的信仰什么？

通常的理解是，信仰就是指某种宗教信仰，信仰与宗教同义，不同的宗教就是不同的信仰，不信神(上帝)就是没有信仰，无神论者也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常常就有科学家自称或被称为自然神论者，这是在面对整个自然而不是自然的具体对象的意义上这样说的，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客观性与逻辑性是无可怀疑的，人类确实可以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骄傲，但对于整个宇宙和时间来说，生命和人类的智力却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似乎永远只能发现那些早已存在的东西，甚至是否有我们永远不能证明的东西，我们不会知道，——而这一点本身就是至少在现在是不能证明的！整个自然的无限和神秘是无可比拟的，只要你承认这一点，你就承认了这种性质与神无异，——你就己经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了！

有没有信仰与信仰什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信仰什么是信仰的表达或实现方式，某种宗教或某个神只是具体信仰之间的区别，是信仰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信仰的问题，不信仰一种在神的名义上的宗教并不等于没有信仰，因此信仰与信仰什么不同，信仰是有没有信仰的问题而不是信仰什么的问题，有没有信仰在大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精神状态，而信仰什么在西方文化条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清楚的。不同的人对自己存在状态意识到的程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程度的意识或无意识总会以某种精神状态表现出来，它的社会化形式就成为普遍化的宗教信仰。因此，信仰实际是人的存的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性表达，是本质意义上的文化，宗教只是它的具体表现方式，因此信仰只是对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的意识程度而不是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本身。正是由于这种理解，信仰也是一个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方式，这即是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的理性化过程，因此即便是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也会有不同方式和程度的信仰问题，这与一个普通农民或小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正是在这一点上，信仰反映了最普遍的人性价值。

在我们所有的知识和问题中，没有比对我们人类对自己的价值的了解更无知，更无能为力的了，我们可以有对哲学上的终极问题的不同看法，虽然分歧百出，但我们可以学习、归类和整理，因此我们有丰富的哲学和哲学史，在科学领域和科学问题上，人类甚至在某些时候能够认为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有挑战上帝的权威的能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或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这些似乎是孩子都能问的问题，却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的回答，除了回避，或者自欺外，或许就只有信仰，在这种意义上，信仰与无知、无能无异，因此确信自己在上帝前的无知无能，就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苏格拉底为所有的智者树立的形象就是无可逾越的，象每个研究哲学的人都问过哲学是什么一样，每个思想成熟的人都问过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或许在某个时候你有了答案， 但这些问题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正象最虔诚的宗教徒都不得不经常为坚定自的信仰而努力一样，对自己的价值的确认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开始，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的质询的答案是你所有的问题的黑洞，你知道它存在，否则你不会有这种问题，但你不能知道它是什么，你可以千百次重新开始询问，它不会回答，不会有答案，所以它永远只是一种无明的信念即信仰，在西方神学中，信仰由于已经具体化，信仰就是对神的认识、体验或联系，无数的对神的证明或解释代替了对信仰的定义，但人们也正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对神的信仰、疑问、探讨、争论中不断地认识自己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中国民间谚语说：敬神如敬己，这句话在信仰与人性之间直捷性地划了等号，几乎可以成为中国式的神学真理。因此，如果我们能确认信仰与人的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信仰就是个人的终极价值，当然这里的价值一词仍需解释，信仰与价值不同之处在于，信仰是直觉而不是观念，至少现在还不是已定义了的概念，但价值即是直觉又是概念，而且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存生活中已充分领会了它，我们暂时可以直觉地使用这个概念，引导我们进行对信仰一词的阐释。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从信仰自身开始对它分析研究，但是信仰表现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内化在人的心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精神现象和心理过程中间接地探查它，理解它，前者主要地就是哲学和神学的内容，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学所具有的内容的丰富、深刻性和文化影响力，或许只有中国文化能与之比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同，神学与科学之间只有敌意的和好与永无止境的较量，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神学的遥远的距离之间却有一种基于人性美的丰富与魅力的相似。另一方面，个人的心灵活动是个人与最普遍的社会精神联系的实现方式，或者说心灵就是个人的人性，这正是心灵一词的神秘之源，它外在表现为人格，内在方面就成为心理过程，但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复杂和晦暗不明，这中间的通道却是如此的遥远和不确定，因此现代哲学从新开辟的语言、现象学等非传统的哲学领域中苦苦发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充满了吸引力和挑战性，但是从传统心理学出发的精神分析学却意外地打开了这个缺口，当它给现代人所带来的惊愕与知识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2.从心理学到社会学


弗洛伊德（Sigmud Freud 1856-1939）、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等心理学家通过对人的无意识心理的分析、对人格结构和心理内在动力的研究开创了个人与社会的精神关系之间的深层通道，建立了深层的心理人格的新领域，从而把文化视角导入到人性的本能和无意识心理研究之中，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1980）则进一步将精神分析从立足于个体心理学推入到社会精神领域，导向了文化和社会的广泛性基础，个性的心理动力被导向了社会动力学领域，弗洛伊德在他的成名作"逃避自由（对自由的恐惧）"一书中，不仅是简单地把个性的心理发展和冲突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社会结构之中，而且是把个人的心理过程从个人的生活环境直接引入到整个社会，因此他从个人方面解释个人与环境冲突转向了心理人格与社会的文化关系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和文明（文化）的发展与人格、人性之间存在的互动关联，他对中世纪以来社会变化的审察是独具眼光的，与马克思·韦伯不同，他的焦点集中在社会本质意义的人性的心理层面上，因此他不是在伦理方面去寻找社会进步的印迹，而是将人的心理过程放大到整个社会性的环境中去进行分析，或者说将社会的变迁与人的心理动力重合起来，所以他对社会变化的说明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性，人的心理动力与社会发展之间具有了一定的联系，社会本身也可能具有人性的意义上的病态。弗罗姆同样认为西方中世纪末的精神文化变化是西方近代社会巨变的滥觞，而社会的变化和个人的心理变化既相同，而且互动，个人从中世纪宗教监护下的脱离而获得的精神自由、惶惑与对新的心灵保护的寻求，就是被看成是社会精神中来自于心理方面的动力，因此新教兴起是必然的。弗罗姆说明从中世纪宗教到新教教义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他说，新教一方面承继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绝对的倔从关系，因此人没有任何自由，人开始获得的原初自由就是人从天堂的堕落，这也是回归上帝的人类命运的开始，同样从中世纪的简朴的宗教生活中的逃脱同时也开始了对新的庇护的寻求，人获得的自由总是成为人的心理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人们就寻求强制性的不懈努力和工作以获得心理上的逃避，新教肯定和强化它而成为它的教义——世俗生活的成功就是获得拯救的象征。精神分析学一方面立根于具有科学性的临床观察，另一方面却深深潜入了无法直接实验证明的无意识过程，虽然名之为"无意识"心理，但本质上却是普遍性的社会精神在心灵上的体现，荣格的"原型"将它文化化了，弗罗姆则进一步将它社会化了。心理机制的社会化是精神分析学的贡献，弗罗姆对宗教心理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的探索具广泛的文化意义，他说明了个性心理与社会精神的关系之间过度性和互动性的联系：“新的个性结构是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结果，宗教教义强化了它，反过来又成为造就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那些植根于这种个性结构中的品质，迫使人们去工作，热衷于节约，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件工具，为个人之外的权力，为禁欲主义思想，以及为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感这类目的服务。而强制性的责任感则成为现代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特征，没有它，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不可能的”[1]

个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精神之间的关系即不是可以心理观察和实验的，也不是可以逻辑推断的，正常的心理结构和社会精神状态具有强大的自矫正性和补偿功能，这是人类与社会区别于一般科学对象的本质，病态的心理和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当然可以提供对人格和社会精神研究的窗口，精神分析与治疗的过程可以将病人的无意识内容呼唤出来重组和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但这种成功正如许多精神治疗师承认的总是有限的），但对于一个社会却不会有这样的治疗师和治疗方法(战争和革命不在此论)，病态的社会或社会病态仅仅只能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同构，因为从来也不会有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治疗师，虽然精神分析为我们揭示了个人与社会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重合关系，但这只能是一种文化意义的理解，却不能通过这样的观察窗口去治疗社会病，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包括所有的科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学都不能提供这样一种上帝式治疗师，人性和人的价值只存在于心灵而不是心理，西方文化中人的价值仍然要回到上帝那儿去寻找。 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文化地位没有那一种学科可以代替，上帝与人的联系唯一地只是心灵而不是心理学，这就是以上帝方式出现的人性的神性.



3.神性与人性


在西方文化中，信仰与宗教同义，这是一种不同层次的等价性，即把信仰与信仰什么作为同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和主流宗教的基督教来说，信仰就是在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宗教哲学意义上的信仰，这种层次上的混淆，给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宗教和神学研究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实际上也给西方宗教和神学带来了不可逃脱争执和分裂。

信仰作为人的终极价值，与怎样去实现这种价值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是文化意义的，在理性的方式上可以被分析，这也是哲学的内容之一，而怎样去实现信仰就是宗教和神学的主要内容。由于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信仰就成信仰对象，因此，困此，一方面，宗教取代了信仰，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的框架就成为了对信仰的文化解释，这样也就取消了其它宗教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平等的地位[2]，另一方面，由于信仰等同于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就无法讲清自己的对象——神究竟是什么。这两方面实际也构成了基督教在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它自身的文化困惑，这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分裂和交叉的古怪现象，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与信仰的冲突是显然的，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却正是希伯莱人的弥赛亚情结与希腊人的理性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秘密之源。

从文化上层次上说，宗教无论是在人类历史还是宗教历史中，是一个一个从无意识地形成然后逐渐形式化、明确化的过程，从宗教到宗教神学、宗教哲学就是这样一个理性化过程，因此理性渗入宗教就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理性化在宗教和神学中是以对自己信仰对象的解释上进行的，因此对神的说明就以对信仰的理性定义与神的经验性定义混乱在一起了，这种混乱随着理性化在更精细的意义上更深刻化了[3]。在信仰就是对上帝的信仰的重合的情况下，信仰的意义——人的终极价值就被具体的宗教内容和神学的研究对象取代了，这样当神学企图用理性方式来解释和证明宗教时，实际上就是在用信仰解释信仰对象，因此人的价值就是由对神的信仰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学对上帝的主流论证总是用人性、人格、人的价值来进行的原因，当然这样一方面，对外来说，为基督教神学拒绝迷信和异教提供了理性保证，这也是西方宗教缺泛对于信仰的宽容性的要本原因；另一方面对内来说，也为教派的分裂种下了种子，宗教的理性化通过神学形成教义，但在信你就是神的情况下理性并不能对教义进行有统一性的解释和证明，这样教义的分歧就是必然的了，宗教无可奈何地进入了自我分裂，因此从焦点的意义上看，教义的分歧主导了宗教纷争和分裂，这是西方主流宗教中的一个事实，这与宗教产生、形成时期的历史过程中自主发生的信仰的融合和普及恰恰是相反的，基督教的原始产生并不是教义先于尚未理性化了的信仰活动，而是教义在确立了宗教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化后而成为普遍化的宗教，这也正是后来希腊的理性精神被基督教吸收和以后产生的广泛结果。基督教教的排异性和由于教义立教造成教派分裂以及由此造成的许多不幸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影响也是现实的，作为终极人性的价值的信仰与唯一的信仰对象等同，上帝当然就具有超验人格，人对上帝的回归而与神永恒就实现人的最终价值，因此人的价值最终是唯一地通过上帝实现的，这样不信神或对神的怀疑就等同于自己价值的毁灭，所以“因信得救”成为基督教的前提性教义，这是不可解释，无由分说的——上帝只能救自救的人，如果你不信仰神，神也对你无能为力。正是主流化的基督教教义使信仰成为了人们不得不接收的人的现实价值。

基督教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而带来的文化统一性正是来自这种于基督教中超验的人性与理性的人性的一致，这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