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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王弼，字辅嗣，三国时代魏山阳高平人（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公元226)，卒于齐王芳正始十年(公元249)，享年二十四岁。 王弼的祖父王凯是王粲的族兄；外祖父刘表，是荆州经学的领袖，长于易学。蔡邕是东汉著名的藏书家，十分赏识王粲的才学，后来将毕生藏书送给了王粲。而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到王粲家，这些藏书后来便由王业继承；他就是王弼的父亲。王弼家除了继承这些丰富的藏书外，也承袭了易学的家学传统。王粲的祖父王畅，是易学名家，也是刘表的老师，所以清人焦循认为：“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表〕，而实根本于〔王〕畅。” 王弼天才早慧，享年才二十四岁，就注解了《周易》及《老子》这两部思想名著，后来都成为魏晋玄学的经典之作。这样重要的思想家，陈寿《三国志》却没有他的传记，只在＜钟会传＞里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短短二十几字，非常粗略。何劭的＜王弼传＞则比较详细地纪录了王弼的生平、性情、交游，以及他跟当时名士清谈的言论，纪录了王弼这个天才思想家与裴徽、何晏、刘陶、锺会、荀融等清谈名流交光互影的片段。 二、所属流派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曹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王弼阐发《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因《老子》等三部书后来被称为“三玄”，故这个流派遂被称为玄学。何、王以探究宇宙本源为主要课题，从《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出发，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意思是说，“无”是超越物质性的世界本源，它不仅创造万事万物，而且是人生的根本。贤者能因之成就高尚的道德，不肖者能因之明哲保身。同时，他们走上综合儒道的道路，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即“无”），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举行论辩来阐释玄理。后一种方式即所谓“清谈”。清谈一般分主客双方，谈主阐述自己的见解，谈客提出质疑，经过数番诘辩。这是玄学发展的特殊方式。由于何、王出身高贵，身居显职，而言及玄远、神采飘逸，博得官僚士族的赞誉和竞起仿效。玄学之盛还在于魏晋之际曹氏、司马氏之争愈演愈烈，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为了避祸，名士们谈玄以逃避现实，阮籍“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嵇康虽稳居林下，拒不仕晋，但平时“无喜愠之色”（晋书《嵇康传》），十分谨慎。他们在生活上则放荡不羁，颓废没落，及时行乐。玄学对于打破儒家思想的禁锢有一定作用，玄学的思辩形式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玄学亦强烈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性。 三、主要思想简介 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这就是其“贵无论”。 贵无论 王弼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但是更加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王弼把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是本；那有形有象的称为“有”，是末。二者比较，本比末重要。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样的思想被称为“以无为本”。用于治国，那体现仁义规范的礼仪制度，有形可见，有名可称，因而它们是“有”，是末；那产生仁义礼制的东西，无形可见，无名可称，因而它们是“无”，是本，是比末更重要的东西。这个本，这个无，也就是道。只有掌握好这个无，才能做好那个有。为了做好那个有，就必须掌握好这个无。如果不掌握这个无，只是在有上致力、用功，那个有也是弄不好的。也就是说，要使儒学的仁义礼节发扬光大，就不能只是致力于那些礼仪的外在形式，注意人们的外在表现，而应该致力于那些产生礼仪的东西，注意人们的内心，使人们从心里真正理解仁义礼节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心甘情愿地遵守它们。只有这样，仁义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儒学的礼仪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遵守。如果只注意外在的形式，只能导致虚伪。 王弼认为，那最根本的道理，和人们有形可见的行为，往往是互相反对的。比如有些人，看来非常遵守礼仪制度，其实破坏礼仪制度的恰恰是他们；有些人看来不遵守礼仪制度，甚至还抨礼仪制度，其实他们才是礼仪制度的真正维护者。儒者们常抨击老子，对老子否定仁义礼节的言论感到愤慨。但在王弼看来，老子不过是强凋要掌握仁义礼节的根本，要掌握住那无形象但又是仁义礼节本源的道。在王弼笔下，老子是儒家仁义暂原则的真正维护者。与“以无为本”相呼应，王弼强调礼仪规范应该合乎人的本，出于自然而然的原则。比如什么是孝，在王弼看来，主要不是按时向父母问寒问暖，在父母死亡时按照礼仪的规定哭泣、跪拜等等，而是自然的亲爱。 另外，在圣人论方面，王弼提出“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而无累”的命题；在思维理论方面，他提出“忘言、忘象以得意、得象”的理解和诠释方法；在本体论方面，他提出“崇本而息末”的体用观；在政治伦理方面，他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吸取《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以“无”表述万事万物的宗主、本体，崇尚“无为”、“自然”，而又同时肯定孔子为圣人，不废弃“名教”。他认为圣人“体冲和以通无”，能体验“道”的冲灵境界，并跟一般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之情；然而，由于“体无”，所以能不受外物牵累。圣人是指孔子，孔子“体无”，而言必及有；老子则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善于“言无”－－说明“道”的精义。所以王弼认为读书明理应该“忘”－－也就是超越语言文字或物象等具体的形?。“忘”不是弃置不顾，而是不执着、不拘泥，直接去把握事物的根源、本体。换言之，王弼将无、有的关系转化为本与末、形上与形下的“体用关系”。他循着这样的思维理路重新注释《周易》、《老子》等书，而对“自然”与“名教”的争议，提供了调和的基础。所以说王弼是正式奠立“魏晋玄学”思想根基的典范，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之一。 四、主要著作 王弼的著作主要有《老子道德经注》2卷，《周易注》1卷，《论语释疑》3卷，《王弼集》5卷，《周易大衍论》1卷，《老子指略例》2卷等。现多散佚。 《周易注》 《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周易注》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否定了汉易象数学派的繁琐形式，扭转了汉易以宇宙论为理论根基的质实心灵，挺显了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二是“攘老庄虚无之论，专于人事”（晃说之语，见《玉海》卷三五《汉易传》），把儒家所重视的“人事”，亦即政治人伦视为末，把道家所重视的“虚无”之道视作本，从而把自然与名教有机地统一起来，完成了会通儒道的理论任务。关于此，笔者另有专文评论。我们要强调是，王弼在《周易注》所进行的工作是一种创造。这一创造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又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这是易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是玄理易对象数易的挑战。 《老子指略》 三国时魏人王弼撰。唐朝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已著录此书一卷。《道藏.云发七》亦节录此书，题作“老君指归略例”。此书乃是魏晋玄学名著，以本体论哲学阐述《老子》一书旨要。内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所谓“本”，指世界万物的本体，亦即“道”或“无”。所谓“末”，则指世界万物。万物皆赖本体而存在，乃本体之表象，唯有认识本体，才能不为现象所迷惑。凡治国修身，皆须崇本息末，执一御多；若“舍本而攻末”，则偏其反矣。此书问世，掀起魏晋玄学之风，道家哲学因此而发生重大转折，从汉代黄老学宇宙生成论进至魏晋玄学本体论。 五、名言名句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 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 六、王弼玄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弼哲学对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言意论的影响上。 言意之辩是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而且根本上是一个哲学命题。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言意论有三个代表性观点：儒家经学中心主义的“立言”，道家自然主义的“无言”，《易传》对儒道两家言意观的折衷。《易传》的“言意观”我们前面没有讲述，它正是魏晋玄学开创者之一王弼讨论《易传》“言--象--意”关系时提出自己的言意观的基础。 关于“言意之辨”，在玄学而言，是玄学对于宇宙存在的本源进行理性思辨的方法，作为玄学的方法论，它代表着秦汉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思辨水平的提高。关于“言意之辨”在魏晋玄学中存在互相对立的见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关于玄学发展演变的阶段中已经进行了梳理。其中，王弼正是继承《周易》之说，力主“言不尽意”，并接过《庄子》“得鱼忘筌”“得意象言”的美学命题，在他的《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了“得意忘象”之说。王弼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言-象-意”之间的关系的。首先是从“作卦”，即创造的角度论，象生于意，意以象尽，意为象的内涵，象为意的形式或外观；言生于象，象以言著，象为言的对象，言是象的形式。其二是从“解卦”，即接受的角度来看，要寻言以观象，得象忘言；要寻象观意，得意而忘象。也就是说，要得意，需借言与象，但又必须舍言与象，不能拘泥于言与象。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是解读经典的新方法，也是正始玄学的要义。在文学理论上，此时期受言意之辨影响而探讨为文之用心的是西晋陆机的《文赋》，陆机就提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陶渊明是受言意之辨影响的诗人，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还有《饮酒》诗写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也是与玄学思想相通的。 七、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汉王朝的崩溃，农民大起义的兴起，豪强地主的割据，国家的分裂与民族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绝对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被打破了，因而为之服务的经学也逐步为玄学所取代。思想上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道家黄老思想、原始道教思想以及从天竺、西域传来的佛教思想都来与儒家抢地盘，争高低，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儒家处于危机之中。因而，这一时期成为思想解放的时期，各家各派相互辩论，论学之风很盛，成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繁荣时期。 魏晋玄学的兴起取代了经学的地位，玄学是黄老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它摆脱了庸俗的“天人感应论”的影响，着重于抽象的思辨，从自然本体论上升到认识本体论高度。王弼的“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标志着玄学的开始，反映了自然本体论向认识本体论的过渡。 在王弼之前，对自然和社会伦理的探讨占有支配地位。道家老庄思想注重对自然本质的认识，老子特别注重对宇宙的起始和本质的考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为宇宙的起始是一种浑沌无形的存在，无形的东西逐步发展为有形的物质，成为天地万物，万物又复归于“道”。庄子从相对主义方面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人与自然、“心”和“道”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物我合一，同时又主张“不以心捐道”，强调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但这种自由又是通过“心”与“道”的合一获得的。 无论是传统的道家、儒家，还是合道于儒的董仲舒，探讨的都是“现实的存在”，道家是“自然的存在”，儒家是“社会的存在”，董仲舒是“自然社会对应的存在”，都是对现实问题的体验和描述，都未摆脱“自然”的羁绊，都未真正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王弼则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问题，把自然本体论上升为认识本体论。他的“以无为本”的“无”不同于老子的“无”，老子的“无”表示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个具体概念，是“自相”；王弼的“无”则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共相”，表示万物的本性，而不是宇宙初始的实体。 王弼的“贵无”哲学扫除了自然、社会和纲常名教对人的精神的束缚，提高了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人的精神的价值，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使中国哲学跨入认识论的阶段，以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使哲学由实用的政治工具向独立的思想体系过渡，使中国哲学的真理性逐步打破了价值性支配地位，为认识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王弼的“贵无论”并不是单纯的本体论，还是人生观和方法论，这就必然会对儒家的名教思想产生冲击。当时“尚无”之风甚盛，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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