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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何晏、王弼创立了贵无论玄学，他们以本体论取代两汉以来的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目的论，从而扭转了哲人们的致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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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弼；贵无论；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2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23-02
一、以无为本和以无为用
王弼扭转了魏晋之前对《老子》一书的理解偏向于宇宙生成论的致思方向，通过对《老子》一书重新作注，提出以无为本的思想。
所谓以无为本是说无形无象之无是有形有象之物的存在根据。他在给《老子》四十章作的注中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①在这里，王弼首先承认了《老子》书中的生成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但王弼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作了自己的发挥，进一步推下去，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这是王弼“无”本论思想最典型的表述。
为什么天地万物以无为本，而不是以有为本呢？在《老子指略》中，王弼论证了这一问题。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希声，为味也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
在此，王弼首先下定一个结论：“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然后说这个“无形无名者”听不到，看不见，摸不到，也尝不了，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无的这种无任何规定性，就使它不受任何限制，而“有”就意味着必然要成为某物，这就有了限定，正如其所说：“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有”有局限性，因此，“有”不能是本体，只能是现象，而“无”才是本体。
王弼还提出了体用论，从本体的发用来说明“有”与“无”的关系，这就是以无为用。
王弼认为“有”与“无”是不可分割的，“无”是“有”之“宗主”，所以“有”离不开“无”。然而，“无”也依赖于“有”，否则无的作用便无从显现。《老子指略》中即有云。
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通，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万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
王弼十分重视“无”的功用，多次提到以无为用，如《老子》十一章注：“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这个“无”并非独立于万物之外，而是就存在于万物之中，就像毂之无成就车之用一样，无的功用是巨大而且隐伏的。需指出的是“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万物不仅以无为用，而且以无为体，体是根本，用是由此体而自然生发出的实践功能，因而有体必有用，体与用紧密联结，不可分割。”[1]这是《老子注》体用对举的唯一一例，反映了王弼体用如一的思想萌芽。
王弼体用如一的思想在别处也有体现，例如《世说新语》有一段文字说：
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而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固尤言其所不足。”[2]
“无”作为“万有”的本体是难于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所以孔子避而不谈“无”，只说“有”。这恰恰说明孔子把“无”和“有”看成一体，本体就在万物之中；而老子恰恰是没有真正弄懂天地万物的本体，所以才反复申说“无”，如此一来“无”反倒成了“有”，因此即证明了老子是“有者也”，他实际上把“无”看成是一个什么东西，认为体用为二，王弼借此“老不及圣”的论说，点明他自己体用如一的主张。
二、一与多、动与静的关系
王弼还从一与多，动与静的关系来深入阐述他的无本论思想。韩康伯的《周易・系辞注》引王弼语。
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名，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汤一介先生这样认为：“这里，王弼用‘一’与‘多’的关系来说明‘无’和‘有’的关系。所谓‘不用之一’即是指太极，也就是指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之‘无’，而‘太极’也不是说在万物之外（之后）另有一实体，照王弼看来，他是包蕴万理，孕育万物者，也就是说，‘太极’（不用之一）是在‘有物之极’（四十有九）之中，不是在‘有物之极’之外，所以对于‘无’（本体）不能由其本身加以说明，因为它无形无名，不可言说，必须从‘有’来进行说明。‘一’（不用之一）即‘四十有九’之体，‘无’即‘有物之极’之本，其不同点只是‘四十有九’为数（具体事物），而‘一’非‘数’（不是具体事物），‘有物之极’总和天地万物，而‘无’则为其本体，要想了解天地万物的种种现象，必须了解其本体（所由之宗），‘知其母而知其子’。”[3]根据汤一介先生的解释，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王弼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一”与“多”的关系进行探讨，并且这里也含有体用如一，本末不二的思想。
王弼对于一与多的关系的论说在他处亦有提及。《老子》四十二章注云：“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这是说，统一天地万物的只能是“一”，而不是“多”。他还认为“一”是万物的生成者，《老子》三十九章注：“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周易略例・明彖》也指出：“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至寡”就是“一”，“众”就是“多”，在这里王弼提出执一统众的观点，这与王弼的以无为本是有关联的，执一统众是无以为本的必然逻辑结果，因为“一可谓无”，“一”就是“无”，“众”就是有了，那么坚持以无为本必然要执一统众。
王弼认为“无”是本体，本体的本质属性是“静”；“万有”是现象，运动只不过是“万有”的表面现象而已。《老子》十六章注有云：“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王弼还认为“动”是相对的，“静”是绝对的，由动复归于静是必然的。他在《周易注・复卦》中说。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唯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复就是返归根本，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性，任何运动的结果都必然归于平静，静并不是因为有了动才存在；说话的结果必定归于沉默，默不是因为有了语才存在，天地广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瞬息万变，但是“寂然至无”才是“天地万物之根本”，动是相对的、暂时的；静是绝对的、永恒的。
《周易注・恒卦》中说：“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止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这是说“静”是“动”的主宰，“静”是恒久之道，反映了王弼以静制动的思想。“以无为本”的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无为而治，而以静为本，动为末的动静观揭示的正是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周易注・屯卦》中说：“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这是说“在社会动乱之时，君主要用‘静’（即讲无为而治）来息乱，要是老百姓懂得‘静’才是世界的根本，因此应该安于当顺民，而不应该犯上作乱。”[4]
王弼通过对“一”与“多”，“静”与“动”的关系的分析，充实了他的“无本论”思想，他认为“无”是“一”，是绝对静止的，“有”是“多”，是变动不居的，有以无为本。
三、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
如果说以无为本是王弼哲学思想的理论机要，那么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就是他处理社会人事的实践原则，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是王弼将其哲学根本思想应用于实践的表现。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集中阐释了“崇本息末”的思想，认为这一思想是《老子》书的核心思想。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以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多巧利以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剪华誉，弃巧用，贱宝货，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去巧利，皆崇笨以息末之谓也。
“竭圣智”，“绝仁义”，“多巧利”这是有为，是“末”，这些对社会人事多有害处，而“见质素”，“抱朴”和“寡私欲”这是清静无为，这才是“本”，并且它对社会人事有巨大的作用。因为父慈子孝、六亲和睦本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不需要君王再去通过高官厚禄加以提倡，否则便违逆了人的自然本性，反倒弄巧成拙，所以英明的君王就会顺民之性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就是“无为而治”，就是“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剪华誉，弃巧用，贱宝货”，而这也是崇本息末的主旨。王弼将崇本息末做了一个最后总结：“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职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这是说要倡导无为，让一切罪恶邪淫消灭于萌芽之前。
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王弼又提出“崇本举末”的命题。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母而用其子，弃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及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王弼认为，仁义是由道产生的，仁义不是母而是子，就像形器是匠人制造出来的，形器不是匠人一样，舍弃道而保留仁义，就是舍本逐末，“虽极其大”，“虽盛其美”，但“必有不周”“必有忧患”，因此必须要守母才能存子。器物的制作完成是通过匠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器物本身的作用，那么同样的，仁义的完善也就不能通过发挥仁义本身的作用来实现，而是要发挥产生仁义的道的作用。
从王弼崇本举末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调和儒道两家的痕迹。他的思想很复杂，新旧学说，儒道两家，理想现实相互交织在一起，王弼用“崇本举末”这四个字汇通了儒道两家，这也正是王弼所处时代众多哲学家力图解决的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1]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166.
[2]徐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107.
[3]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
[4]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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