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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偶
对偶，也称对仗，是指说话或者写作时，某些文字，在邻近的地方，有跟它成双配对的文字出现。例如“天理人情”、“瞻前顾后”，“天理”和“人情”成对，“瞻前”和“顾后”成对，这是句内的对偶。又如“路遥知马力，曰久见人心”，苏轼《赤壁赋》“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是句与句相对，乃句外的对偶。句外对，文字的数量还可以超过一句，如赋，可以几句和几句对偶；八股文，可以一段和一段对偶。
由对偶的工巧方面看，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要求：散体比较宽，韵文尤其是格律诗要求比较严。比如：“在颐和园里，水中船舫，山上楼台，处处有诗情画意。”“水中船舫”与“山上楼台”成对，“诗情”与“画意”成对，其它文字不成对，这是部分对偶。又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无”和“无”成对，“之”和“之”成对，这是同字对偶。格律诗就不能这样，如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曰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杜甫《秋兴八首》“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都是字字对偶。旧时代常见的对联同格律诗对句的性质相同，也要求字字对偶，只是字数不限于五言、七言罢了。
好的对偶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意义或是词类的条件，二是声调的条件。所谓意义，是成对偶的文字，意义或者相类，如“花”和“草”；或者相对，如“来”和“往”；或者相反，如“松”和“紧”。这种种关系，用语法术语说就是属于同一词类，不属于同一词类的不能成对，如“天”不能对“吃”，“红”不能对“上”。声调的条件与意义的要求正好相反，要不同类，就是要平对仄，仄对平，例如“招兵买马”可以对“积（旧读仄声）草屯粮”而不能对“屯粮积草”。
语言中用对偶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从意义方面来说，对偶的文字互相衬托、互相照应，则所表达的意思可以更加丰富、更加精练、更加确切。从表达方面来说，对偶用的恰当，可以增强表现力。当表达的内容恰好包含两个方面时，用对偶可以使两事紧密结合，互相衬托，突出于其它事物之上，如==《沁园春·雪》“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当表达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相对的方面时，用对偶句可以使意思更加鲜明，更加有力，如杜甫《春夜喜雨》“野径云俱暗，江船火独明”。从声音方面来说，对偶的文字此开彼和、此收彼放，则声音可以抑扬顿挫，显得节奏鲜明，和谐悦耳。如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果不是采用对偶的话，无论从表达还是声音上都将逊色的多。
对偶，要求并不复杂，只是词性相同，平仄相异，可是花样却不少。特别是在律诗中，传统的习惯是：中间两联要对偶，成为两副对联，如白居易《草》中间两联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杜甫《秋兴八首》之一中间两联为“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五言律诗因为首句以不用韵为常，某些作者也喜欢用对偶；七言律诗因为首句以用韵为常，首联用对偶的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如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迴”就是。无论五言律诗还是七言律诗，尾联用对偶的很少；全首四联都用对偶的更少。
对偶，两方词性相同是最低的要求。许多诗词作者常常不以此粗略的形式为满足，而是求更精致，即所谓工对。以名词为例，名物是大类，把名物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小类，能用小类中的名物相对才是工对，如上举例中的“火”对“风”、“黄鹄”对“白鸥”等，都是工对。不得已而取其次，可以用相近小类的名物相对，如天文对时令、人名对地名等，称为邻对。连邻对也够不上，只是同词性的字泛泛相对，如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以“水”对“墙”，称为宽对。
由一部分文字到一联对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是上下联合成一句话，念起来一贯而下，给人以既紧凑又流利的感觉，即所谓流水对，如杜甫“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另一种情况是上下联意义避重复，要求意思像是疏远而各个字却对得天衣无缝。如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寻常”（古八尺为寻，十六尺为常）对“七十”，看似不相干，而字义却是数目对数目。对偶还有所谓句内自对，如李嘉祐“细草绿汀洲”中“细草”对“汀洲”，温庭筠“淡然空水带斜晖”中“空水”对“斜晖”等都是。
在所说韵律的三个内容中，平仄、押韵已开始为越来越多的诗友所弃用或少用（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掌握起来较难，如用古音古韵则更难），但对偶却发展成为一种修辞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欢。
说风格
说到风格问题，就不得不提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个例子：
宋朝苏轼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气吞山河的气势，一扫词坛“绮罗香泽之态”，被尊为豪放派的代表。
宋朝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柳永写的《雨霖铃》，以缠绵悱恻的情调，描写了男女之间的离愁别绪，被尊为婉约派的代表。
苏东坡有一次问一个善歌的人：“我词何如柳七（柳永）？”那人回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需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铁琵琶”与“红牙板”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豪放的苏词与婉约的柳词的不同特色，这特色就是风格。
因此可以说，风格就是作者、诗人在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个性。比如李白的诗与杜甫的诗，一浪漫一现实，辛弃疾的词与李清照的词，一豪放一秀丽，读起来肯定感觉不一样。我国古人早就说过：“文如其人”，十八世纪法国学者布封也说“风格即人”，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它揭示了作者的个性特征与作品风格的密切关系。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精神气质、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兴趣爱好、创作才华等不同，在诗词创作过程中就会自然流露出来，就形成创作个性。这种创作个性使不同的人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描绘形象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特色。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这些特点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具体表现就会相对固定，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风格。李白的清新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幽静秀丽、李商隐的奇特晦涩……都是长期创作实践的结果，也是他们创作成熟的标志。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们，对文学风格曾有过研究和探讨。汉魏的曹丕把风格大致分为两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气”就是风格特征，“清”指风格的清新俊逸，“浊”指风格的凝重沉郁。六朝的刘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讨，他在《文心雕龙》里把作品的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类。晚唐的司空图又以形象化的语言把诗的风格概括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谐、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品。诗词爱好者不妨多读读这些作品，从理论上有所提高。
创作风格不是与生俱来的，风格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实践。初学诗词的诗友开始是无法说风格的，因为这时的写作往往以摹仿、摹拟为主，作品的特点与读什么书、学谁的诗有很大关系。在这一阶段，要注意多读书、杂读书，不能凭个人的喜好拘泥于某一人或某一类诗词上，更不能凭什么才气、灵气。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就如何写出好词评说：“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曰。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历，曰见其衰退而已。江淹才尽，岂真梦中人索还囊锦耶？”老舍先生也有一段精妙的论述，推荐给大家：“我们要求写出自己的风格来。这必须多写、多读。个人的风格，正如个人的生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在经常不断的劳动中，我们才有希望创出自己的风格来。一曝十寒，必不会作到得心应手。文艺作品不是泛泛的、人云亦云的叙述，而是以作家自己的特殊风格去歌颂或批评。没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便没有文艺作品所应有光彩和力量。我们说的什么，可能别人也知道；我们怎么说，却一定是自己独有的。”
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客观和主观的各种因素。客观方面，要受到时代风尚、时代精神的影响，要受到民族传统、读者要求的影响，也要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岳飞存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其风格是突出而明显的，这与其生长在一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时代有关，一个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是很难写出那样的作品的。作品的风格还往往与结交的朋友（或称群体）有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少数人经常在一起唱和、应对，就会使作品风格逐步趋向一致。像清朝形成的一些词派，大都是某一圈内或同一地域的。以齐鲁论坛上的作品来说，一江春水、襄儿、新疆LILY等的特点就十分相近，那就是注意格律、追求华丽、着重修饰、喜爱写景，这大概与他们经常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互相观摩学习有关。
从主观方面来说，作家的性格、生活经历、知识修养等，都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就以我们开始所提的苏轼和柳永来说，他们基本是同一时代的词人，但由于个人的遭遇和气质不同，词的风格也有显著的区别。同时，所谓风格也不是绝对的。《东坡乐府》有词三百多首，温婉之作竟有十之六七。像《水龙吟》：“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如果让关西大汉伴以铜琵琶来唱，岂不大煞风景？柳永的《乐章集》存词三百多首，也并非都是纤巧轻靡的艳词。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何来半点脂粉之气？
还要说明的是，作者的风格形成之后，不是永远不变的。由于作者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他的作品的风格也会产生变化和发展。像诗友（特别是女诗友）喜爱的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夫唱妇随，词多写闺情、相思，其愁绪多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南渡以后，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其诗词不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有所改变。其愁依旧，却成了“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更出现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豪放之作。
说技巧
上篇说诗贵真情，也就是说要有真情实感，但哈哈同时也说过，诗作要有艺术感染力，要能够吸引读者，这就有一个技巧性的问题。意大利批评家塔索在《论诗的艺术》中说：“有志于写作……的每一位诗人，应当注意三件事，即选择题材，使它能够接受诗人努力追求的最完美的形式；赋予题材以这种形式；用最精致、最适宜的装饰，把题材打扮起来。”哈哈认为这就是诗词创作的技巧问题，大约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谋篇，也就是诗词的整体设计。包括题材、内容、布局、层次等。
二是修饰，也就是诗词的艺术设计。包括造句、遣词、选形（哪几个汉字组合更美观）、辨音（哪几个汉字的搭配更动听）、押韵（当然也有不用韵的）、节拍、旋律等。
说到技巧问题，哈哈对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巴金在80年代初期会见南斯拉夫作家时提到的：“我主张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不要靠外加技巧来吸引人。”哈哈认为此言极是，道出了艺术的辩证法，揭示了艺术创作规律和审美规律，是对传统创作经验的总结和形象化表述。
实际上，在我国诗词创作乃至整个艺术创作中，历来有两种美感追求，即“错采镂金”之美和“芙蓉出水”之美，并且认为后者是更高的但又难以企及的境界。“芙蓉出水”之美追求的是平淡、自然、单纯、质朴，也就是“无技巧”之美，在整个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得到普遍运用。比如：
李太白论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谢榛说：“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四溟诗话》）
《乐记·乐论》主张音乐：“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董其昌论画：“工不如拙”，“以淡胜工”。（《画禅室随笔》）
黄庭坚论书：“凡书要拙多于巧”，“守实去华”，“质胜于文”。（《山谷老人刀笔》）
李渔论戏曲：“能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闲情偶寄》）
姚鼐论文：“文章之境，若佳于平淡，错词遣语，有若自然生成者”。（《与王铁夫书》）
凡此种种告诉我们，艺术之美在于形式而不即是形式，离开形式固然没有美，但只有形式也不能成为美。这正如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所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运用比喻、拟人、象征等任何技巧，但我们却从平淡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深刻启迪。
因此我们说，诗词创作来源于诗友对生活感受的喷发，而不是技巧的表演，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宋代大诗人陆游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深有感慨地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初学诗曰，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谵》）
但是，“无技巧”并不是不要技巧，真情实景也需要高超的艺术技巧来表现。所谓“无技巧”，就是要在诗词创作中，技巧的运用要适合于内容，要做到不着痕迹地“化入”，浑然天成，技巧不应该突出自己，而是要突出内容，与内容融为一体。刘禹锡曾这样评价白居易的诗：“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赠》）作诗就要像匠人运斤成风削掉郢人鼻子上的那一点儿白土而不伤鼻子一样自然。
当然，这种“无技巧”的境界，没有高深的艺术修养，没有高超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没有锲而不舍的追求，没有孜孜不倦的努力是达不到的。正如古人所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读邵不疑诗卷》）鲁迅先生曾经针对某些青年人想要得到写作的“秘诀”时说：“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高尔基也曾告诫青年作家说：“你们年轻人，总是在追求‘形式’上折磨自己，……这是极其无益的工作”。（《文学书简》），所有这些，都是要告诫我们不要滥用技巧。哈哈愿与同道的诗友共勉：用实情，写真意，不赶时髦，不卖弄技巧。
有诗友可能要问：你怎么光说不练？哈哈，岂不闻“用权威的口吻谈论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再也没有痹烩更容易的了；讨论作诗的著作有一百部，而创作出来的诗却只有一首；教授雄辩术的教师随处可见，可是几乎就没有一个雄辩家”。（伏尔泰《论史诗》）
说平仄
说诗本来是在读过“齐鲁论坛”诗歌专栏上网友的大作后有感而发的，当时贴了三篇，分别是说真情、说技巧、说形象，后来感到意犹未尽，就又贴了三篇，分别是说意境、说风格、说韵律。再后来因为自己水平有限和某些其它原因，哈哈中止了在论坛的说诗。但前面的六篇还有许多不完整的地方，比如说韵律，哈哈曾说过包括平仄、对偶和押韵三个方面，在说韵律中只说了对押韵的看法。因此在珠楼补充两篇，分别是说平仄、说对偶，因为不再往“论坛”贴，所以这两篇将减少一些感想性的东西，多一些知识性的介绍。下面言归正传。
平仄，或者说是调平仄，意思是在说话或者写作中，在适当的地方要求平声和仄声协调，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平仄在古代和现在是不同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调有四种：阴平声、阳平声、上声、去声。把这四种声调分为平仄两类，阴平、阳平是平声，上声、去声是仄声。这样分，是因为阴平和阳平的声音都比较长，没有降，有共同的特点，所以归入平一类，平是平直的意思；上声和去声的声音都比较短，有降，有曲折，也有共同的特点，所以归入仄一类，仄是窄促的意思。
旧诗词的平仄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四声是平、上、去、入，而不是阴平、阳平、上、去。旧四声的调值实质怎样，现在还有许多争论。我们读旧诗词、写作格律诗，哈哈认为只要知道同现在的明显区别就行了，特别是写旧体诗，哈哈是主张用今声今韵的，反对照过去的韵书照搬照用，因为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大家读起来有时会有很明显的别拗的感觉。旧的平声不分阴阳，如现在读阴平的“忠”、“功”，读阳平的“同”、“红”，旧时都入一东韵，在诗词中可以押韵。仄声除上、去以外，还包括入声。入声是收尾短促的音（用拼音表示，是由p、t或k收尾的），金元以后在北方话中渐渐消亡，其中有不少到普通话里变为平声。因此，我们用普通话语音读旧诗，有时会感到有的字不合格律。如白居易《草》结句“萋萋满别情”中的“别”，照格律应该是仄声，因为古代乃是入声字，可是现在读平声，就变为平声了。此外，上声变为去声的字也有一些，如“市”、“道”等，因为都属于仄声的范围，在平仄运用上关系不大。
平声高扬、开朗、绵长，仄声低沉、收敛、短促，音的性质各有特点，因而产生的情调也就不一样。按照音乐的要求——和谐、变化、抑扬顿挫等，如果能够使两者互相配合，交错出现，听起来就感到悦耳，否则就感到沉闷、单调。比如说，“走马观花”是仄仄平平，“骑驴观花”是平平平平，“走马看叶”是仄仄仄仄，三种说法对比起来，显然是“走马观花”好，因为声音有抑扬，有变化，和谐而不单调。《红楼梦》第五十回即景联句，凤姐起句“一（旧是仄声）夜北风紧”是仄仄仄平仄，李纨续句“开门雪尚飘”是平平仄仄平，显然是续句更加悦耳，因为平仄协调。不只是诗，散文或曰常说话也有一个调平仄的问题，只不过没有韵文表现的那么明显。比如曰常生活中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为什么不说“上山容易下山不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后者平仄不协调，说起来拗口。
平仄是汉语语音的客观存在，求平仄协调乃是人为，但“求”是人为，至于怎样才算协调却不是人为。以律诗为例，五言首句常常是仄仄平平仄或平平平仄仄，七言首句常常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或平平仄仄仄平平，音调的变化是以两个音节为单位的，有人称之为“音步”或“节”，而这个“音步”的重点在后而不在前，所以前可变通而后不可变通。这是语言音乐性的自然要求，如果不这样，而硬要以一个音节或三个音节为单位，或变动一个“音步”的后一个音节，就会失去语言的音乐性。
要想了解平仄，对平仄有更深的认识，最好多读读盛唐及其以后的格律诗，也就是律诗和绝句，因为格律诗对平仄要求是比较严的。以五言律诗为例，仄起的格律一般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起的格律一般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调平仄是格律诗的重要条件，讲究很多，限制很严。一句之内，两个邻近的音步要变，如仄仄之后必须是平平，平平之后必是仄仄。有三平相连的情况，那是因为句末必须用仄，所以把平声提到前面，连用三仄的道理相同。前边已经说过，音步的重点在后一音节，所以在诗作中，音步的第一个音节可能不合格律，这就是常说的“一三五不论”（当然有时不能不论），但音步的后一音节却不能通融，这就是常说的“二四六”分明。就是在前一音节可以通融的情况下，很多诗作者还是要有意补救一下，如“势分三足鼎”，“势分”应该用“平平”而用了“仄平”，于是紧接的“三足”该用“仄仄”而用了“平仄”，把前一音步少用的平在后一音步补上了。
跳出本句，在一联（单双两句是一联，单数句名出句，双数句名对句）之内，平仄要求同样严格——邻近音步要平仄不同，如出句是仄仄平平仄，对句就要是平平仄仄平，否则就是失对。音步前一音节偶尔不合，有些作者也愿意用前述的方法补救一下。
跳出一联，也就是联与联之间（律诗八句四联，有人称之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平仄方面仍然有严格要求。要求的性质是要同，其实是以同求变。所谓同，作诗的术语叫“粘”，就是双数句和其后的单数句平仄要相同，如双数句平平起，则其后的单数句也要平平起，否则就是失粘。粘是以同求变，因为不这样，而前一联的第二句和后一联的第一句也要求对，各联的平仄情况就完全一样了。
可以看出，在格律诗中，对平仄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那么现在学习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正如哈哈在说韵律中所说，“推陈”是为了“出新”，“取”是为了“用”，学习借鉴古人好的东西，可以使我们的诗作更具有韵律感和艺术性，作旧体诗如此，作新体诗也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说填词
哈哈虽十分喜欢古典诗词，但因为闲散成性，素来不喜依韵填词。近来应春水、依依之邀，加入五月诗社，看到许多社友偏爱词这一传统的文学形式，故沉下心来，研读一二，下面就所读所学胡乱谈几点看法吧。
第一点：“乐”的兴亡是词由兴而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词有许多称谓，如“诗余”、“曲子词”、“长短句”、“歌曲”、“乐章”等，其滥觞于隋唐，经中晚唐文人的试作和五代词人的努力，使这种文学样式逐步走向成熟，到宋代，词进入繁荣兴盛的时期，艺术水平达到巅峰，成为与唐诗、元曲、明清小说一样的时代文学。但甚为可惜的是，词在宋末开始衰败，元明词人屈指可数，到清代为之一振，但无论从写词的人数、词作的数量还是艺术水平上来说，都难以同宋代相提并论，说是“回光返照”有点不确，称之为落潮时的一点浪花当较为恰当。==使豪放词风复兴，可一花独放不是春。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网络文化兴起以来，很多网友喜欢这种古老的文学形式，以词为雅，乐此不疲，许多原创文学网站也开办了诸如唐宋遗风之类的专栏，使词作数量迅速增加，惜真正优秀的词作并不多见。
为什么词从唐至宋而兴而盛而衰？这是与词的特殊性、与“乐”的兴衰分不开的。自隋唐开始，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新的音乐——燕乐，或称“胡乐”，其来源于印度系的西域龟兹音乐，这种音乐以琵琶定律，使用七音阶，旋律热烈活泼，曲调优美动听，深受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赏识。燕乐不同于中国古乐，在音阶、调式、旋律、乐器、演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现在敦煌文献中尚保存了部分燕乐的曲谱如《西江月》、《南歌子》、《浣溪沙》等。词就起源于燕乐歌词，它们是有格律的、长短句形式的新体音乐文学。中唐以后，白居易、刘禹锡等开始尝试为“乐”填写新词，“以词从乐”，“倚声填词”。刘禹锡曾为当时流行的《忆江南》作了一首词：“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并注明是“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许多唐宋时期的词作者如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李煜、柳永、秦观、周邦彦、吴文英等都是精通音乐的大师，所以他们能够“倚声填词”，而且能够增删音韵，谱写新韵，即自度曲，一些不懂音乐的人则只能以他人的词作为样本填词。随着以筝、琴、箫等为代表的本土音乐的兴起，燕乐逐步走向消亡，词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倚声填词”，而只能“依律填词”了，也就是只能以前人的名作为样板填词了，以至后来出现了许多《词谱》类的著述，都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作。可以肯定地说：词的由盛而衰“乐”亡是最主要的原因，清代词作的所谓繁荣是当时大量《词谱》出现的结果，但因缺少了根基，也只能昙花一现而已。
第二点：词风的变化是导致词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
词起源于隋唐，文人填词较早的当推李白、卫应劭、王健、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当时的文人填词只不过在赋诗之余偶尔为之，因此词又称“诗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词作是以写景为主的，大都轻松明快，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不就是一幅清丽的“春雨垂钓图”吗？再如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曰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也是一幅“江南春景图”。即使有一些作品有些许愁绪、幽怨，如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等，也只是淡如轻烟。到第一个“真正的”词人温庭筠，首开“花间”一派，使词有了长足的发展，也使词风由清新向浓艳发展。此后的几百年间，虽然有豪放派词人的并立，但婉约派（婉约只是一个大的称谓，其实可以细分为许多派别，如柳永、姜夔、李清照等，虽同属婉约，词风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无疑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宋词成就最高的时期，也正是以苏（东坡）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与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为代表的婉约派并立的时期，这一时期词人多、词作多，风格多样化。随着豪放派的逐渐失势，开始大量出现“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词作，词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也注定了词的衰败。清代所谓词的“中兴”，也正是由于缺少相应数量豪放词作的出现，而又迅速走向衰亡，与其说清朝乃词的“中兴”，不如说是词学研究的“繁荣”，清朝的词作在地位上与“小说”都难以相比，又怎能与兴盛一时的宋词相提并论？可以说，词由盛而衰，除了“燕乐”的消亡，使词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外，词风的由清新转向浓艳，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点：当代词作中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当前词爱好者众多，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群体，据网上的朋友介绍，还形成了许多派别，但目前词作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名作家、名诗人热衷于词的却不多见。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词的特殊性，是因为在词的创作中有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因为在词的创作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试举几例：
1.依格律因词害意。许多喜欢词的朋友都强调依“律”填词，对这些朋友讲的“律”，哈哈认为就是古人的词谱，古人的格律，古人的平仄，一切依古典为圣典，以古人为圣人，不以“古”填词，就不能算作词，不遵从古韵不是词，不遵从古谱的平仄不是词。因此，大家在“填”词的时候，就免不了翻词谱、查词韵、调平仄，成为名符其实的“填词”，如此一来，就难免会出现词不达意、以词害意的情形。举一个例子，有位朋友的词作在哈哈所结识的网友中是公认比较好的，在她描写春天的一首词中借用了“燕懒莺忙”一词，许多朋友认为很美很好，其实古人在用这几个字时顺序是相反的，即“莺懒燕忙”，因为燕子在春天辛苦地筑巢，黄莺在枝头不停地鸣唱，所以古人说“莺懒燕忙”，现在为了格律改为“燕懒莺忙”，岂不失去了事物的真实？另外，许多词谱在平仄等方面是存在区别的。比如《沁园春》词开头十二字，清人王奕清等编纂的《词谱》认为在平仄上是“⊙⊙○○，⊙⊙⊙⊙，⊙⊙⊙○”（○平声，●仄声，⊙可平可仄），而大家常用的《唐宋词格律》则标注为“⊙●○○，●●○○，●●●○”，《白香词谱》则注为“⊙●○○，●●○○，⊙●⊙○”，三种词谱各不相同，依何为准？
2.调平仄难识今音。古典诗词创作是要讲究平仄押韵的，这点哈哈也不否认。但汉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声音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入声的消失，如果再考虑方言因素，则这种变化就更大。因此，在填词时用古韵还是用今韵是值得研究的。大家都熟悉“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也都知道“斜”在唐代是念“xia”的，所以跟“家”、“花”同韵，但现在的发音变了，已经不同韵了，对古诗词我们只要明白理解就行了，现在填词我们还能这样用吗？如果依古韵，就要这样用，如果依现代的发音习惯，就要摆脱古韵用今韵，这不是哈哈教条，而是客观存在。不论大家按《广韵》填词也好，按《佩文诗韵》填词也好，还是按《平水韵部》填词也好，都绕不开这个问题。所以哈哈才主张用今韵，填旧词，许多朋友却认为这样填出来的就不是词了。
3.炼字词愁怀满腹。对这一点不用举太多的例证，随便到哪个网站看看大都是如此。哈哈曾见一些网友相约以“五月”为题作诗赋词。五月是个什么曰子呢？劳动节在五月，青年节在五月，所以人们常称五月为“红五月”；五月是春夏相交的季节，是孕育收获的季节，小麦在这个月拔节灌浆，花生黄烟在这个月种植，樱桃红了，杏子黄了；五月的花神是芍药，月季、茉莉等各种鲜花在五月竞相开放。可以说五月是忙碌的、充实的、欢乐的。但拜读诗友的大作，却很少有这样的体会。往往是既缺少对五月特点的描绘，也缺少五月的欢乐气氛，大多数诗友心中充满了哀怨惆怅，充满了孤独失意，缺少真情实感。对这个问题，为避免引起大的争论，哈哈不想说得太多，其中的主要意思在第二点论词风时已经比较明确了。哈哈不主张大家都去写豪放的词作，因为各人的爱好不同，经历不同，词风自然也有所不同，但写诗填词必须符合时代特征，符合个人的年龄特征，符合个人的生活经历，如果一味地愁绪满怀、幽怨满天，是不恰当的。须知凄凉是美，清新也是美；婉约是美，豪放也是美。
说形象
关于诗歌的形象问题哈哈不再引经据典，想找几首诗来胡评一下，请大家自己体会。诗友的大作哈哈自然不敢用，只好拿古人开涮。有关评论参阅了前人的文章，如有雷同，纯属抄袭，哈哈！
形象化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手段。从小的方面来说，“形象”自然是指人物形象；但从大的方面来说，艺术作品中再现生活中的人物、景象、事物、现象等可感部分，不都是形象吗？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作品。诗歌作为一种高度凝炼的艺术形式，需要形象的支撑吗？哈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诗词创作是诗人（友）生活积累的艺术再现，需要在生活中捕捉、提炼形象，并由此抒发感情。但由于每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把握事物的铪同，在形象的选择凝炼上也有质的区别，有的形象一般化，平淡无奇、苍白无力；有的形象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人读后记得清、记得牢，像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张继《枫桥夜泊》中的钟声、柳宗元《江雪》中的“蓑笠翁”等。诗歌创作中形象运用，实际上是在做提炼筛选工作，有时平铺直叙地罗列许多形象，反而不如写出一个两个能以“一”当“十”的形象更有艺术效果。诗友在选择形象、运用形象时，一定要重质不重量。
唐初诗人王绩，写过一首五言古体诗《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菜。
王绩在京城遇到由家乡来的朱仲晦，又是握手，又是饮酒，又是流泪。因为离家很久，对家乡的所有事物都感兴趣。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自己家门的弟侄，哪个当了官了？旧园子还在不在，有没有栽新树？……从哪里移种了竹子？又种了多少梅花？……院中果树哪一种先熟？林子里哪种花最后开？……从人事到一些细小的东西，甚至对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物，像石上生不生青苔之类，一古脑向客人问去，唠唠叨叨问个不停。
这首诗用了十多个形象来烘托诗人对家乡的苦念。有人认为这首诗情真意切，逼真地再现了远行者渴望知道家乡的一切的心情。但哈哈却认为这首诗存在着形象过多过滥的问题，使人读后没有什么印象。
其实，王绩这首诗几乎是从魏晋时期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脱胎出来的。陆机诗也是写自己久在他乡，一旦遇到家乡来客，来不及穿衣服便跑出来相见，又是流泪，又是询问（限于篇幅，陆机的诗就不照录了，有兴趣的诗友可以自己找来看）。但陆机诗远不如王绩诗，原因是陆机诗的内容重复，形象一般化，没有特色。王绩诗则不同，他问得很具体，问出了特色，问得新鲜，他选用的形象更生动、更有生活气息，可以说脱胎于陆机诗而高于陆机诗。
无独有偶，唐朝著名诗人王维也写过一首相同题材的绝句《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曰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这首绝句，简直就是王绩诗的缩写，相见时的寒暄、流泪删掉了，故人的变化、故园的兴废的询问删掉了，新树、绿竹、柳行、果树等相似的询问也删掉了。在所有的形象中，王维只选择了“梅花著花未”这一形象，既是对故园细琐事物的关心，也概括了对故园其它人事的关心。尽管王绩的诗比王维的诗长，问得也详尽细致，但艺术效果却不及王维诗。王维的诗只有一句问句，但因为选择了一个可以“以一当十”的形象，所以问得精炼，问得有特点，就有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
把描写相同题材，甚至意境相似的诗作，做一些比较，是饶有兴趣的事，从中可以悟出一些艺术道理来。对以上三首诗的比较，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作品特别是诗词作品是以质胜而不是以量胜？
关于诗词创作的形象问题，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探讨，但限于哈哈的水平及篇幅，就到此为止了。以上三篇是哈哈读齐鲁论坛诗歌专栏的感想，也是哈哈多年读诗、学诗、写诗的些许体会，原贴于齐鲁论坛诗歌专栏，现贴于珠楼，就教于诸位诗友。
说意境
凡是优秀的文艺作品都讲究意境，我们读到一首好诗，看到一幅好画，常常会赞叹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文艺作品意境的形象化说法。没有意境，或者意境有欠缺，就很难成为好的艺术作品，诗词如此，其他文艺形式也是如此。
关于意境，也有人称之为“意象”或“境界”。前者源出《易传·系辞》，用于诗词评价首见于王昌龄所著《诗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从诗词创作的过程系统论述了意象的产生及其特征。后者见于王国维《人间词话》，该书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把“境界”分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写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
哈哈更喜欢“意境”一说。所谓“意境”，也就是诗词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境与表达的思想感情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也有人干脆称之为“诗与画”一致所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是虚与实、情与境的完美结合。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境”，即“画”。也就是具体的、看得见、感觉得到的生活画面。形象是意境的基础，既要“形似”——外形像，又要“神似”——精神像，达到形与神的统一。
二是“意”，即“诗”。就是作者在对具体形象的描述中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古人说“情者文之经”，情感是艺术的内在生命。只有把“诗”与“画”、“意”与“境”有机地统一起来，融为一体，才能达到一种较高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从诗词作品所提供的有限的具体画面中，感受到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获得启迪，获得美的享受。司空曙有一佳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是对两件毫无关系的不同事物的直观描写，之所以被传为佳句，是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两件立体“画”面中，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人已老”的感慨。作者没有直接说人“将老”、“已老”，但“人老”的意思不是很突出吗？
谈到“意境”，不能不提到两句话：一句是“意在笔先”。清人刘熙载说：“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也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要先对“境”立“意”，不能无目的的进行创作，要注意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深切感受和理解的东西写出来，切不可想到哪写到哪，更不可无病呻吟。另一句是“境由心生”，也就是对“境”切不可像摄影一样“照”下来，而是要通过用“心”提炼、组合、升华，达到新的艺术境界。
要真正达到“诗与画”协调一致的较高境界，必须要运用一定的艺术技巧。哈哈在前面“说技巧”中提到最高技巧是“无技巧”，但同时说过“无技巧”并不是不要技巧。在诗词创作中可以运用的技巧很多，仅修辞技巧就有几十种之多，哈哈试举几例：
白描：这本是绘画之一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就是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杜甫的《四绝句》之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好像随手拈来，恰似一幅“白描”画，但在色彩、景物的选择上，构思巧妙，搭配和谐，诗情画意十分浓厚，被誉为“极尽写物之工”。
含蓄：古人作诗，重视“蕴藉”带来的美感，要求“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都是写景，但我们在欣赏这一诗情画意的同时，不也深切感受到李孟之间的惜别之情吗？需要指出的是，含蓄不是晦暗，更不是让人不明所以的“朦胧”诗。这就如雾中观花，自然有一种美感，但“雾”过浓，连花也看不到了，还有什么意境，还有什么美感？
虚写：宋人论诗时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而要避免浅直平露，往往就要借助于艺术的虚写，避开对事物的直接描绘，化实为虚，虚中有实。汉乐府《陌上桑》中借用路人看见采桑女子罗敷时的神态，暗示她的容貌令人倾倒：“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样描写不是比直写罗敷之美更传神吗？
博喻：比喻是诗词创作的重要手段，而博喻则是对事物通过多种多样的比喻，进行描画雕琢，来强化形象，突出意境。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诗友恐怕都对晴雯这一形象印象颇深，哈哈印象最深的则是《芙蓉女儿诔》中的几句：“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曰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白居易《琵琶行》中最精彩的描写也是“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一连串通俗、清新的博喻。
练字：唐朝有两位著名的“苦吟”诗人——孟郊、贾岛，后者更以“推敲”二字名传后世。哈哈反对在诗词创作中刻意雕琢，但对词、字的选择则是必不可少的。像贾岛的“僧敲月下门”较之于“僧推月下门”，不仅更符合晚归的实际，而且有声有色，娱目乐耳。王国维评词：“‘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也是说明了练字的重要性。
生活是千变万化的，个人的主观情感也是千姿百态的，艺术意境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可以有“大江东去”的英雄气概，也可以有“碧云天，黄花地”的儿女情长；可以雄浑，也可以秀丽；可以含蓄，也可以清雅……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要以真情为本，以创新为贵。
说真情
诗贵真情。
古今中外的著名诗人，无不强调这一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原则是“诗言志、歌咏言”。如果诗中没有真情实感，怎么言志，如何咏言？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曾提出文章“六义”，而“情”为首。
《蕙风词话》曰：“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歌德说：“没有比毫无体验的想象力更可怕的了。”歌德是推宠想象力的，但他认为想象力应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强调要有情。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更直接地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
当代的文学评论家们在评论我国古典作品时，也是将思想内容放在突出位置的。我们称道李白、杜甫，除了他们作品高超的艺术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动人的内在情感。李白的《静夜思》全篇无一华丽词藻，但能成为千古名篇，是因为其强烈而真实的思乡之情；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更是信手拈来，毫无修饰雕琢之处，其感人之处也正是作者在“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一特定环境中所融入的感情。
文学重真实，而对诗词似乎更为苛刻。因为诗词寥寥数行，好比一掬清泉，自然容不得半点虚伪的渣滓。当然，真实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地、机械地有闻必录，恰恰相反，诗词同这些现象是水火不容的。诗词更需要讲求技巧，这正如看人往往从神色如何甚至穿戴什么下眼，读诗也要先有艺术感受比如音乐感、韵律感、声音的和谐、色彩的搭配等（关于技巧问题将在下一篇中谈我的认识，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些原创站点的诗词看，有相当一部分诗友，在诗词创作中沉溺于把玩技巧上的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热衷于制造奇特古怪的句子，不是以技巧为手段，而是反过来，让内容附庸于技巧的铺排，以玩弄技巧为能事，以令人不懂为标榜，以远离生活为风尚，造成内容与形式的颠倒。
记得一位诗人说过：“在创作过程中，要极力逃避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式的苛刻获得。”但许多诗友的作品却正是这样获得的，给人以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哈哈认为有这样几条原因：一是有的诗友片面追求所谓诗的技巧，作品是一些华丽词藻的堆砌，哪来的真情实感；二是少数诗友把诗作故意拉长，好像诗写短了就显不出作者的“横溢之才”，一分情感掺入了九分水，使人读起来自然就味同嚼蜡了；三是有的诗友卖弄知识，煊耀才华，恨不得把自己所会的知识一古脑塞进诗作中，使人如同走进了杂货铺，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无所不有，也就很难使人品出作品的滋味了；四是有的诗友还不具备驾驭诗词这种题材的能力，特别是在填词时，一味地模仿或生编硬凑，自然没有真情实感，这就是“应试无名作、和诗少佳品”的道理；五是有的诗友不注重生活、缺少生活经历，闭门造车，君不见连虽美却难再见的“牧童横笛”、“渔翁蓑笠”也常出现在诗作中吗？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难有真情实感。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饱含真情的佳作呢？哈哈认为有三条必不可少：
第一，要有生活。所谓“功夫在诗外”，“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要多接触实际，多深入生活，多观察、多积累。如果把诗作比作是诗友精心培育的花朵，那生活就是培育花朵的泥土，有好土才会有好花，生活的深与浅，积累的多与少，观察的粗与细，决定诗作的真与假、好与坏。首开山水诗派的谢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作者不但注意到了树木花草的变化，连冬去春来树梢鸣鸟的悄然变化也观察到了。
第二，要有灵感。哈哈已经说过，诗词创作来自于生活，但决不是生活场景的简单复制，而是真实生活的高度概括和升华，这就需要诗友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同时，善于捕捉充满激情的事物，善于捕捉瞬间的感受，“凝神结想，一挥而就”（鲁迅），我们不妨称之为捕捉灵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诸如“顿开茅塞”、“神来之笔”、“文思泉涌”之类吧。但灵感不同于“小聪明”，灵感同样来自于生活，离开了生活实践和知识积累，就如同微机断电、泉水断流，灵感也无从谈起。
第三，要有激情。好的诗作需要真情，但不是普通的情、普遍的情，而是激情。诗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心中溅起的火花，写诗是一种精神上的创造，没有激情是不行的。古人说做诗要“情来、兴来、神来”，同样是说创作要有激情。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为了寻找激情，薛道衡空室面壁求佳句，也是为了寻找激情。当然，如果写诗只是为求哈哈一笑，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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