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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摘 要：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收藏有大批有关东亚研究的珍稀文献。其中的《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四种善本古籍，是反映清代典当业运作的重要文献，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上述的四种典当秘籍中，仅有《典业须知》一书曾由杨联陞教授标点整理（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而为学界所知。笔者认为：《典业须知》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份商业文献，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氏标点此书时，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故而此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此后，涉及典当业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未对此作过系统、深入的探讨。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另藏有《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三书，也是反映清代典当业经营的相关文献，与《典业须知》应属于同一批文书——这是杨先生所未曾注意到的。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其他典当业文献（包括新发现的一批徽州文书），对上述四书（尤其是《典业须知》），作一具体而微的综合性探讨。首先从内容结构上论证《典业须知》和《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以及《银洋珠宝谱》同属一个文书群，其次利用《典业须知》及相关文书研究徽州典当业的经营文化和典当业者的社会生活，最后对《典业须知》等书所反映的典商心理，作一初步的文化分析。在研究的角度上，除了关注经营规范、商业道德之外，本文更注重对典商社会生活史的揭示。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收藏有大批有关东亚研究的珍稀文献。 其中的《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四种善本古籍 ，是反映清代典当业运作的重要文献，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上述的四种典当秘籍中，仅有《典业须知》一书曾被介绍，而为学界所知。1971年，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将《典业须知》一书的内容悉数标点整理，发表于台湾的《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四期。杨氏在正文之前有一段说明（应当是写给编辑的信函），称：“……此书似无刊本，内容颇有可取。书中提及金厚堂嗣君少堂曾中咸丰乙卯举人（西元一八八五年），可以推知著作年代。作者是新安人，寄籍浙江。惟善堂或是会馆之名，尚未查。先生如认为值得印布或分期发表，联陞在一两周内，拟撰一短文介绍此书，将或可与此书合印成一小册，赠人较便。” 不过，后来并未见到杨先生对《典业须知》进一步研究的论文问世。 笔者认为：《典业须知》是有关清代徽州典当业运作记载最为系统、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份商业文献，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杨氏标点此书时，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故而此书的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此后，涉及典当业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未对此作过系统、深入的探讨。 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另藏有《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三书，也是反映清代典当业经营的相关文献，与《典业须知》应属于同一批文书——这是杨联陞教授所未曾注意到的。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其他典当业文献（包括私人收藏的一批徽州文书），对上述四书（尤其是《典业须知》），作一具体而微的综合性探讨。首先从内容结构上论证《典业须知》和《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以及《银洋珠宝谱》同属一个文书群，其次利用《典业须知》研究徽州典当业的经营文化和典当业者的社会生活，最后对《典业须知》所反映的典商心理，作一初步的文化分析。在研究角度上，除了考察经营规范、商业道德之外，本文更关注对典商社会生活史的探讨。 一、《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 （一）《典业须知》 《典业须知》亦作《典业须知录》，文中纪事有“咸丰乙卯”（即1855年，咸丰五年），故其编纂的年代应在清代后期。其序称：“吾家习典业，至予数传矣。自愧碌碌庸才，虚延岁月。兹承友人邀办惟善堂事，于身闲静坐时，追思往昔，寡过未能，欲盖前愆，思补乏术。因拟典业糟蹋情由，汇成一册，以劝将来。不敢自以为是，质诸同人，佥以为可，并愿堂中助资邗[刊]印，分送各典，使习业后辈，人人案头藏置一本，得暇熟玩，或当有观感兴起者，则此册未始无小补云尔。”该序下署“浙江新安惟善堂识”。惟善堂是徽商在杭州开办的善堂之一， 作者出身典当业世家，可能于暮年在杭州主持或襄办惟善堂事务。另外，在《典业须知》正文的“谆嘱六字”中曾提及：“金陵为繁华之地，近日学生习气，专以好吃好穿为务，银钱不知艰难，吃惯用惯，手内无钱，自必向人借贷，屡借无还，借贷无门，则偷窃之事，势有不能不做。”由上述的这段文字看来，作者似乎是对金陵典业中人的不良习气有感而发。据此推断，他很可能在接手惟善堂事务之前，曾从业于金陵典铺。而从该书序文、署名以及正文的内容（如文中多次提及“我新安一府六邑”、“吾乡风俗”和“吾乡俗语”等）来看，《典业须知》的作者出自徽州，当为江南一带徽州典当业界的耆宿无疑。因此，可以将《典业须知》一书，作为研究徽州典当业的重要文献。 《典业须知?勤务》对典业中学徒的日常生活规范作了说明，文中开列了学徒在闲暇时间应当阅读者，其中就包括《典业须知》之类的书籍， 这说明“典业须知”实际上是一种泛称，应为典当业中颇为普遍、提供初学者从业门径的一类书籍。
（二）《至宝精求》 《至宝精求》，封面除书名外，题作“翠竹轩郑记”。首列“珠谱序”，先是论珍珠的价值，接着谈珍珠鉴定之不易，说：“每见世之称具眼者，各挟一谱为规，往往有得有失，或近或远，非拘牵于往价，即模棱于两端，不几贾胡为千古独步也哉！”这是说——珍珠的鉴定端赖于行家的眼光，但各人的眼光自有高下，对于当时行情的了解亦见仁见智，所以常常出现言人人殊的状况。有鉴于此，作者接着说：“吾友眉山经营翘楚，鉴赏颇精，博采群识，订成一谱，问序于余。愧余荒谬少文，焉敢妄喙？然见其分门别类，各有品题，较重量轻，纤毫必晰，且究其出产，度其体势，以定其价值之多寡，持此应世，可鲜暗投之诮矣。殆所谓珠之指南者，非耶？”值得注意的是，该序下署时间、地点及序作者分别为“康熙丙戍[戌]端月题于鄂郡客舍/天都澹庵题”。康熙丙戌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而“天都”则是徽州歙县一带的别称。因此，《至宝精求》的作者是一位字或号“眉山”的人，为徽州人“澹庵”的朋友。 书中除珠谱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宝石论”、“银色辨要”、“评银色法规”和“量木头码尺寸法诀”等，均与商业经营相关。其中有看宝石的秘诀：“祗列珠名三样看，白洁时光与常行。但见糙黄狠跌价，上串分团百换宽。白糙鲜明五十换，阴阳一面四五间。惟有大珠难定价，五百千头觅利难。常行猜疑算八折，时光九因定无差。坚心推详牢拴记，传神会意任君参。”这些，显然都是业中人士的经验之谈。
（三）《玉器皮货谱》 《玉器皮货谱》内里题作“玉器皮货绸料价目谱”，封面有“共两本”的字样。揆诸实际，书中的前一部分讨论玉器，后有《玉纪原叙》，稍后继以杜文澜的跋；后一部分则分别记载有关皮货、绸料方面的内容。其中，《玉纪原叙》曰：“昔先子博学好古，尤精赏鉴，闻有古玉，不惜重赀购求，其辨别真伪，虽暗中摸索，亦百无一爽。性趋庭时尝蒙指示，得粗知梗概。既而浪游南北，援先子辨王[玉]之法，与玉相证，凡生平所见，无一不相印合者，益信先子格物之学为不可及也。道光壬午自楚归省，先慈手一箧付性，曰：‘此汝父一生心力易产所置，将留以待进呈者，皆三代物也，汝其慎守之！’性跪受检视，得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陆离，五色具备，洵至宝也！年来落拓鄂渚，煮玉无术，载米 八十一玉尽归质库中。性不肖，不克仰承父 志，读书自立，又弗来恪守旧物，负罪实甚 ！顷邵君香伯书来，属作《玉纪》。性不学，何能有所撰述？然右王 之原委，知者稀，辨者寡，既有所闻，苟秘而宣不[不宣]，不将终于埋没耶？用是录先子之语，参考群书，择其言之信而有征者，汇集成卷，以应香伯之命。所纪皆实，非躬亲历试著有实效者概不书。所冀博雅君子加以正定，俾先子毕世苦心孤诣，不致湮没而无传，则私愿足矣。己亥花朝前一日江阴陈性书于八十一玉山房。”有关江阴陈性之生平阅历，同治三年十二月（1864—1865年）秀水杜文澜有较为充分的描述。据杜氏记载，陈性“喜谈兵，尤好玉成癖”，落魄郢北，撰有《阴符经注》、《剑说》和《玉纪》诸书，太平天国以后不知所终。前序中的“道光壬午”，即道光二年（1822年），由此推断，序文所作时间“己亥”当为道光十九年（1839年）。
（四）《银洋珠宝谱》 封面亦注明该书“共两本”。因书中后一部分的《银经发秘》前有四张空白，推测原书可能分为两册，后经重新装订而成一册。其内目主要有：首饰论、试金石、金器、满洲首饰捷径、折银法例、学看本洋板式、估看鹰洋法、鹰洋论、看英洋板式、银经发秘、各珠定价之由、珠目、湖珠论和看金珠诀等。该书前部的“首饰论”、“试金石”、“金器”和“累丝”等部分，与浙江省图书馆所藏的《典业必要》中相关部分之文字大同小异。如《银洋珠宝谱》中的“累丝”曰：“徽妙累丝出于旌德人之手，其金只有四呈，项高者不过六呈。”而后者则作：“徽州每出于旌德人之手，其金只有四呈，顶高者不过六呈。”可见，“项”当为“顶”。相比之下，抄本《银洋珠宝谱》的文字更多讹误。除了有关珠宝首饰外，书中还有不少银钱鉴定方面的内容。
《典业须知》、《至宝精求》、《玉器皮货谱》和《银洋珠宝谱》四书中抄录的文字颇多讹误。 从上揭的简略著录可见，四书或为徽商编纂，或与徽州人有关。四部书的字迹相当接近，抄录文字的纸张也完全相同，而且同属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二齐文书”（即齐耀珊、齐耀琳文书）。其中有明确纪年者为“同治三年”（1864年），应均为晚清以后之钞本。从其内容上看，四书涉及的门类，与一般典当业文书的结构极为相似。
四书与其他典当文献内容结构之比较
《典务必要》 《当行杂记》 《当谱集》 《当谱》 《成家宝书》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业四书 《典业须知》 《至宝精求》 《玉器皮货谱》 《银洋珠宝谱》 幼学须知 当行论 自序、当行论说 玉纪原叙 珠论 珠子类 看素珠身子价目、看素珠价目 珠石评论 珠石广类、珠石评论规则、看广珠 珠谱 论珠名、湖珠、各珠定价之由、珠目、湖珠论、看金珠诀、苏谱 宝石论 看宝石规则 宝石类、玉器类 论宝石、宝石类要 玉器论、论宝石、宝石类要 论首饰 满洲首饰捷径、首饰密诀 首饰论、满洲首饰捷径 毡绒 （毡绒） 毡绒（毛曷）等物 羽毛广类 字画书籍 看字画谱，天下驰名写画名人 布货 看衣规则 布数，看衣规则、论绣蟒袍朝元类、布帛等类 皮货细毛各色、看皮臊地道规则 绸绢 各省绸缎花样别名 （绸绢），素缎类 （各省绸缎）、绸缎出处 绸缎出处 各色绸料大约价目
皮货 每张之数、每件用皮之数 皮货细毛地道规则、皮货细毛各色 皮货论、皮货录 看金规则类 看洋钱规各类 金器、附银色辨要、吊水称金法、评银洋色法规、各省宝银色 折银法例、学看本洋板式、估看鹰洋法、看英洋板式、银经发秘 看磁器规则 （古磁） 看铜锡类 锡铅亦有次第、金银铜铁锡铅之出处 看锡规则 （木材类） 量木头码尺寸法诀
上表所列诸书中，《典务必要》（原藏浙江省图书馆）和《当行杂记》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而《当谱集》、《当谱》和《成家宝书》，则收入《中国古代当铺鉴定秘籍》 。其中，《当行杂记》与《当谱集》的内容颇多雷同，虽然一部年代为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另一部则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但显然是出自同一母本之作。《银洋珠宝谱》则与《典务必要》内容相近，也同样是出于一个祖本。 而从典当秘籍的内容结构来看，《成家宝书》一书末尾有诗曰：“当谱何人作，无一不品量。珠石分地道，绸缎较宽长。皮葛滔滔论，金银细细详。假真能辨否，学者漫收藏。百物全知价，千般尽晓名。闲时常议论，忙处不分明。休恃枕中秘，且看柜上宗。有如末见过，且莫抖机灵。” 可见，典当秘籍涉及的门类非常广泛，稽考珠宝贵贱，斟酌首饰高低，举凡珠石、绸缎、皮葛和金银的鉴别等，都属于典当书籍应有的内容。一般说来，典铺中均设有“管首饰”一职，主要是鉴别金银珠宝古董等项。事实上，像《典业须知》描述的那类典铺，珠宝金银 和皮货绸料 显然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上揭四书应同属一个系统。 从上表的内容结构对比来看，典当业秘籍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综合性的著作，既涉及典铺管理的理论，又包括典当业务经营的专业知识；另一类则是专门性的著作，即只包含典当业务经营的专业知识。《中国古代当铺鉴定秘籍》所收诸书，除了《当铺集》一书中的少数内容涉及典铺的管理外，其他的主要都是技术层面的具体操作。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典当秘籍四书，除了典当业务技术层面的专门知识及具体操作外，还涉及大量典铺管理方面的内容，其中，《典业须知》不仅内容最为丰富，而且还是明确标明为徽商撰著的典业文献，对于研究徽州典当业以及“徽州朝奉”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与该四书同归于“二齐文书”群的，还有《李乾命日记》（抄本），而后者则是晚清典当商的文书。故此，笔者颇疑该典当业四书为李乾命所有。基于种种原因，我无从窥见“二齐文书”的全貌 ，所以尚难对此作出判断以证实或证伪。 二、清代典当业经营及典业中人的社会生活 明清以来，徽商的经营活动立足于乡党， 明末休宁人金声曾说：歙县和休宁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典当业的情形亦复如此。譬如，美国波士顿赛伦市（Salam）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中，有一座原来坐落在徽州休宁黄村的徽派老房子“荫余堂”，房屋主人是活跃于汉口和上海等地的典商。 据说，在历史时期，黄村一村均以典当为业。 这显然也是因乡情族谊的纽带，使得血缘、地缘和业缘几近三位一体。此一事实，可以成为金声上述论断的一个极好注脚。 当时，徽州典商在江南一带颇为著名，俗谚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典业须知》对于徽州典当商的活动，有着相当生动的描述： 窃我新安一府六邑，十室九商，经营四出，俗有“无徽不成市”之语，殆以此欤！况复人情綦厚，乡谊尤敦，因亲带友，培植义笃，蹈规循矩，取信场面。兼之酌定三年一归，平日并无作辍，人之所取，盖因此也。所以学生带出习业，荐亦甚易。用者亦贪喜其幼龄远出，婚娶始归，刻苦勤劳，尽心于事，人因是益见重矣。 这一段话说的是：在商贾之乡的黄山白岳之间，因乡情族谊深厚，典业中人往往相互汲引。所以相对而言，对学生（学徒）的推荐比较容易——这应当也就是明清以还江南典当业中多徽州人的原因所在。具体说来，从推荐者的角度着眼，被荐人都是其亲戚朋友的子弟，彼此知根知底，一般能够保证人品端方，让他们循规蹈矩。而从被荐者的角度来看，父母长辈总是谆谆教诲他们：“须知谋一典业，大非容易，真如登天之难，务宜守分，莫负荐者。” 这里的“大非容易”，与前文所说的“荐亦甚易”，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桑梓情浓的徽州乡土氛围中，透过广泛的人际网络和无远弗届的商业网络，推荐亲朋故旧以及提携后进，的确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各行各业内外的生存竞争愈趋激烈，而典当业又是传统社会中上好的职业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谋一典业营生亦实非易易。 故此，典中耆宿循循善诱：“诸同人皆要饮水思源，当初荐生意之时，何等情面？承朋友之情，极力保举，方有今日，该如何报德之处，亦当铭感不忘，断不可温饱而忘其初。倘再有亏空、犯典规之事，累及经手，丢工夫，赔银钱说话，此皆称所作所为，于心何忍？即成狗彘不若也。颜面攸关，不可不察，慎之慎之！” “颜面”亦即面子，在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中至关重要，它关乎个人、家庭乃至宗族的声誉，一旦行事乖舛，丧失脸面，不仅会丢掉碗，甚至还会为亲朋好友所唾弃。另外，从典当业者的角度来看，“人年弱冠，时为出泥之笋，培植得好，则修竹成林”，换言之，那些学生因年纪较小，可塑性很强。尤其是因为尚未婚娶，无家事之拖累，故而能够让他们恪守本职，刻苦务工经商。前述的所谓三年一归，“三”字应当并非确指其数，诚如《典业须知?保名》所说的那样：“吾乡风俗，学生出门，或隔七、八年，或越十数年，待其习业成就，归家婚娶。”学生在这七、八年或十数年中，完全是在远离父母、家庭的典铺中生活、劳作，受典中耆宿的管教，他们与桑梓故里的联系，通常只有通过信客捎带的家书。 （一）徽州典业中人的社会生活 1、人情关系网络中的典业学生 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豫、鄂、皖、赣四省典当业的调查，“四省典当中用人最多者，达五十一人，平均每家亦达二十七人，规模不可谓不大。依职务言之，学生最多，外缺、中缺、工人等次之，内缺又次之，于此颇可证明典业用人，偏于利用待遇轻微之学生，助理中缺之职务”。 虽然上述记载调查的是民国时期的典当业，但即使是在更早的清代，典业中人以学生为数最多，应当是断无疑义的。故此，《典业须知》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主要便是针对学生而言的。这在不少典业文献中均有类似的情形，如浙江省图书馆收藏的《典务必要》，开首即有《幼学须知》一节。根据《典业须知》及《幼学须知》之类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典铺中学生的社会生活。 徽州俗谚素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说法，生动反映了大批少年外出谋生的一般状况。徽州文书抄本《缮集碎锦》 中有题作“芸荪”所作的《题戒出外习业认真为之》： 偕兄共伴别徽邦，骥尾同船到异邦，海外奢华虚乐地，英边京式假排场。 竭力尽忠能有益，闲游浪荡岂无伤，冀尔咬牙安且吉，受师食指恍而康。 逢呼随口忙回答，得暇当心习算盘，馆内读书宜记忆，店中干事莫荒唐。 生涯业就机缘久，本领功成饭碗长，练达世情为俊杰，早知时务是芬芳。 结友交朋凡择善，性和品重勿刚强，虽然几句平常话，仔细思量意味长。 上文以诗歌的形式，对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作了概括性的描摹。从徽州少年搭船到外埠，谈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应当如何自我把持，接着鼓励少年咬紧牙关，在店中应手脚勤快，忠于职守，苦练算盘，结交良朋。这些虽说都是一些平常话语，但对于学徒而言却是意味深长。这样的内容，在《典业须知》“保名”条中，也有类似的概括：“……还思弱岁告别之时，为父母者无限离愁，依依难舍，此情此状，不堪描摹。即至音问传来，枝栖安适，高堂悬念，乃得稍舒。父母爱子之心，子可一日忘乎？为子者须时时以亲望子之心为心，守家教，顺师长，睦同班。遇事勤苦稳重，气宽量大，肯吃亏就是便宜，肯巴结就是本事，视人事如己事，自始至终，清清楚楚，不用人烦心，久之人固加重，自家亦造出本领，父母闻知，且欣且慰。”倘若我们将上述的谆谆教诲，与现存的徽州典当业学徒书信比照而观，不难发现，前述的描摹相当生动且贴近事实。 事实上，《典业须知》似乎也抄录了一些家书。如在详细叙述了“出外谋生”所当遵守的“五戒”之后，作者继续说：“今次出门，迥与前次不同。今次成人受室，一切皆学大人之所为。典中出息虽无多，以‘节省’二字守之，自然绰绰有余。年头岁底，不得寄空信回家。银钱一毫不可与人苟且，此生意第一件最要紧。余无他嘱，仔细思之，日夜记之。”这里非常具体地提到了“今次”与“前次”两次“出门”之不同，并且明确说到被告诫者现在已“成人受室”（亦即结婚成家了），据此，这显然是一份具体的家书无疑。从这一点上看，《典业须知》一书并未经过系统的整理，有些部分的资料还比较原始，未经修饰。 在《典业须知》一书中，作者不断地从正、反两方面谆谆教诲——从业表现的好坏，关乎家庭的信誉和名声：“劝尔后生，人人都要学好，自己多少荣耀，父母多少光辉，荣辱两途，宜早醒悟。” 在传统社会，父母培养儿子，无非是让他们成家立业，能独立面对生活。因此，一旦儿子在典业中立定脚跟，且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即亲朋戚党，亦极意赞扬，有女之家，托友委冰，目为佳弟子焉。选择佳偶，亦甚易易。及归家之日，倚闾者欢欣而迎，亲友亦来探望，一时各各答拜，恭敬非常，实为父母增光者也”。 看到儿子既有了典业中的好职位，又娶得中意的媳妇，亲朋好友自然艳羡，而为人父母者更觉无尚荣光。 以上是从业成功、显亲扬名的方面，而反面教材显然亦不乏其例。《典内竹枝词》就写道：“诸公莫自误声名，有坏声名人便轻。高不成来低不就，将来难以自为情。” 对此，《典业须知》有很好的解释：“若不肯习好，不安本分，不知谋业之难，得一枝栖非易，自己以为家中衣食丰足，不在乎此。一朝失业归家，父母赧然不容，势必投奔戚好，究复谁怜？捶胸追悔，有业不学，归来受辱，走出无路，家门难入，或亲族见之不忍，做好做歹，转劝父母收留。若再想习业，荐引无人。能痛改前过者，凑或[或凑]积资本，开设滚当，架人局，开设小押；其次小贩肩挑，强糊其口，甚有改悔，恶习渐长，朽木难雕，家声玷尽矣。”书中反复为那些迷途恙羊痛下针砭，以期他们能积迷顿悟： 父母生尔一身，须知为父母争光。做出下流事来，父母听见羞愧，自己终身名节已坏，到那时回头，悔之已晚。不若粗布衣，菜饭饱，积得几文，寄归家内，一以慰父母之心，一以免自己浪用。 夫人生在世，能得替父母争气，立志成人，必要事事谨慎，饮食起居，皆要有节。凡有益于身心者，则敏勉为之；无益于身心者，则痛戒不为。人年弱冠，时为出泥之笋，培植得好，则修竹成林，培植不好，则成为废物。 所谓废物，亦作弃物。对此，《典业须知》“保名”之二有非常形象的比喻： 吾乡俗语：当铺学生尿壶锡。谓无他改，乃弃物也。凡在典学生，务概守分，得能一生始终到老，就是真福。若不守典规，竟无出头之日，何也？另改他业，势所不能，只因从初习惯成自然：关门自大惯，一派充壮惯，目看排场惯，耳听阔气惯，吃惯穿惯，懒惯用惯，高楼大厦登惯，粗工打杂使惯。如改他业，嘴头呆钝，全无应酬。不晓场面，不知世故，居处不能遂心，使令又不遂心，吃不遂心，穿不遂心，又无本事，不能得大俸金，用不遂心，有多少委曲于心，以致难改他业。若或强而图之，无非东不成西不就，误此一生，是谁过耶？劝尔后生急早回头多是路，切莫船到江心补漏迟。 “吾乡俗语”应当是指徽州俗语，迄今，在昔日以典业专精的休宁当地，仍有“当铺店倌夜壶锡，除了当店没饭吃”的俗谚。 这句话在江浙一带也被说成“徽州朝奉锡夜壶”，意思是说用锡做夜壶，锡便成了废料，不能再改制成其它的物品了，因为经尿液长年浸泡，那股腥臊气再也消除不掉了。这一俗语，是比喻典业中人因养尊处优，一旦失业，便难以在困境中东山再起。 由于荐引凭藉的是人脉，依靠的是乡情族谊，倘若被荐者在典业中表现欠佳，甚至沾染上各类恶习，则不仅损害了引荐人的信用，使得当事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如再就业的极端困难），而且也极大地影响到父母的声誉。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人们往往会将儿子的失败，归因于父母的失教。关于这一点，《典业须知》就指出：“呜呼！此皆人子也，落地之时，爱如掌上之珠，望其长大成人，出人之上，谁料至此不肖乎？愿尔后生习业，精益求精，万勿半途而废，免卖回乡之名，以玷辱慰父母也，斯为孝子矣。” 所谓“免卖回乡之名”之“卖回乡”，是指徽州俗语中的“卖茴香豆腐干”——“茴香”谐音回乡，“卖茴乡豆腐干”亦即失业的意思。《缮集碎锦》中有题作“芸荪”所作的《戒子出外习学生意》： 央亲带尔往衢乡,腊鼓声中催启行，惟望认真操字艺，莫辞劳瘁战商场。 与朋言语须和顺，执己性情恐损伤，馆内读书宜记忆，店中干事莫仓皇。 循规蹈矩知深浅，作嫁依人辨短长，总要咬牙争志气，好教荐首焕容光。 当思易耨深耕苦，务念披蓑戴笠忙，此去若能常警省，免遭傍笑卖茴香。 绩溪人胡适曾指出：在传统徽州社会，凡人长到了十三、四岁，读完《开宗明》、《天文》和《梁惠王》之类的书籍后，不少父母便不叫儿子读书。穷苦的庄稼人，便叫儿子帮着父母干活，一天辛苦到晚。此外的人家，儿子到了十三、四岁，便叫他“出门”——也就是送到店铺中学生意，这叫“当学生”。 出门当学生固然辛苦，但较之躬耕陇亩的披星戴月、日晒风吹，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故此，前述的芸孙告诫子弟应想到田间农作之辛劳，咬紧牙关争一口气，做出成绩，让“荐首”（推荐人）有面子，并提醒说“卖茴香”是为傍人耻笑、令人难堪的情境。 根据费孝通的看法，中国乡土社会是以人情作为支撑。徽州人具有极强的契约意识，但与此同时，乡土社会的信用——人情，也同样是构筑商业网络的重要因素。这不仅表现在族谱的修纂上， 而且，在从业竞争中的相互荐引也是以人情作为基础。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在以自己作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因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一是亲属（亲子和同胞），与此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另一是朋友，相配的是“忠”和“信”。概乎言之，孝、悌、忠、信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因素。 因此，不仅是士大夫讲究修齐治平，即使是一般人，也要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学徒只有循规蹈矩，勤奋劳作，才能报答父母，取信荐首（朋友）。换言之，学徒的表现（亦即修身）绝不是单纯私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人。
2、从典铺规章看典铺学生的社会生活 在清代，各地的徽州典当铺都制定有规章条例，据此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典铺学徒的社会生活。《典业须知》即是最为详细的一种，不过，鉴于《典业须知》已全文刊载于《食货月刊》复刊，可供研究者方便利用，而拙藏典当业抄本《习业要规》则未为学界所知，是相当珍贵的一种史料，故此，以下全文抄录《习业要规》，并与《典业须知》相互比对，择要逐条分析： （1） 在典中习学，必先谨言静性，勿可多嘴多涉[舌]，是为要紧。须思慎言寡尤，不惹人厌。 （2） 每日侵早，最要夙兴出来，勿可贪眠好睡。 （3） 起卧即要出房，扫地抹棹，俟同前辈，搬运铜钱，发赴柜内，勿可避而不前。 （4） 当门开后，即要停在柜内，以听呼唤。接票寻包，必须先上出楼，再行到楼寻货，亦宜快速为是。勿可与同伴相争，凡事必要让人，切勿自恃蠢性。 （5） 晚间俟典内公事毕后，诚宜习学字算，必须以每夜学字几页，学算几遍，总要作定格式为主，勿得借此谈说，自骗自身，自误将来终身耳。 （6） 每遇胜会，新年过节，勿可与同伴外游。即前辈率汝同嬉，亦要善言推辞，祗就说我是学生，不敢奉命，既承前辈美意，容当日后再为奉陪。目下只好在典看守门户，兼可应酬公事，又好习字算。如此回答，一则不拂前辈之欢心，又可取悦执事之意悦，岂不美哉？ （7） 食物不可好吃，每日切宜留心谨记，勿得瞎吃乱食。切勿与人赌胜吃物，不但有伤身体，且关多病多痛，惟祈加意是幸。 （8） 在典习学事务，言难尽嘱，所有各色随时事件，并客来侍奉照应，均要刻刻在心，叫即上前，必须遵听前辈指使，是为至要。 （9） 自己身体，务要随时小心。天时或寒，即要衣裳穿暖；稍有燠热，亦不可就脱。春间总宜暖热，夏天不可贪凉，秋天更要小心，冬令多着衣裳，遂[逐]日必须时刻谨慎为主。 （10） 银钱二字必要慎重，能得有日补缺出息之钱，自宜存贮，切不可妄用。试思千里在外，祗为银钱而来，积少成多，将来可圆家室，勿得虚靡妄费，总宜自知。“艰苦”两字，最关紧要。至于他人之钱，意外之物，非我所有，切勿生心妄想，须要囗光明来清去，否则苟且之为，最属下流人也，尤宜思之慎之。 （11） 凡遇有人往徽，必托前辈先生代写平安信稿，自当照样正楷端写安信一封，烦恳带家，免贻亲虑是嘱。 《习业要规》最后指出：“以上嘱咐言语计列数款，务宜按日看读一遍，毋得忘记。不但有益身心，则此亦可成其规矩也。”上述的十一条，对典铺学生的行为规范，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这与《典业须知》的相关条款颇可比照而观 。 如第二条和第三条要求学生夙兴夜寐，辛勤劳作。《典业须知》亦曰：“少年初出习业，凡事宜勤，心要细，遇事争先，莫退人后，未知者不防[妨]勤问。” 该书中的“谆嘱六字”之首，即为“勤”，“勤则有功，做事须同人前，不可偷懒”。作者认为，勤怠奢俭是子弟贤否的重要标准，关于“勤”的标准，他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晨起先于他人，闲暇无事，检点各件，是谓能勤。”学生清晨即起，先要添好砚水，备好笔墨，整理帐棹，把废纸断绳收拾齐整，扫地帚灰，将各事做好，然后一齐在柜内等候开门，见票寻货。“勤”是一切行为准则的基础，“惟勤生俭，惟俭愈勤”，学生只要勤俭，则对于衣服及其他一切物质条件，自然都不会嫌朴憎陋，过分计较。相反，倘若“自甘懒惰，遇事退后，然习染渐深，亦将典规失守，致误大端”。学生如果失去了勤俭这一最基本的要求，那么，他离“卖茴乡豆腐干”的境地也就不远了。有鉴于此，《典业须知》出外谋生当守的“五戒”之第三戒，即是戒“懒惰”——作者认为那些“终日悠悠忽忽，不肯操习正事”的人，“一生成为废财[物？]，到老不成器，晚矣”。对此，《典业须知》警告说：“进典甚难，安知出典之甚易哉？” 每个典业学生都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三思而后行。 第四条提及与典中同人的关系。根据《典业须知》作者的提示，当时典当业中供奉的是关圣帝，提倡“忠义”二字。具体说来：对于东家，要“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替东家出力，报效东夥”，这就是“忠”。歙县上丰宋氏盐商给自己在湖北蕲春漕（家）河镇“恒益典”中从业的儿子——“安儿”的信中，曾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语：“为臣者尽忠，为子者尽孝，做夥计者尽力”，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对待同事，则“须明大义，痛痒相关，疾病相顾，亲如昆弟，始终如一，可保永好”，这就是“义”。同事之间，切忌以自我为中心，自大骄人。典中耆宿谆谆告诫说——人们往往很容易只看到别人的不足，却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只有将要求别人的心思来要求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思宽恕别人，才可以对许多事心平气和。要学张公九世同居，心中常存一个“忍“字，彼此相互礼让，那么，同事间即使是聚首一生，也可以免除诸多口角争端。 同事之间应当以和为贵，遇到不同意见，能让一言，即可相安无事。在同一典当业中谋生，就像是同锅吃饭一样，是前世的缘份，不可意气用事。同事相处，应当像搭船一般，切莫认真，“人生在世，无不散之筵席”，如果两不相让，发生争端，“破口挥拳，成何体统”？一旦发生这种纠纷，追根溯源，人们只会认为两个人都有过错。 晚清江南徽州典当商“得源号”信底《杂支》中，曾提及一位典业伙计叫“考生”，即因为“性情不好，动辄滋事，有违典规，大有辞歇生意局面”。因此，《典业须知》在谈到出外谋生当守的“五戒”中，第一就是戒性情，“性情宜温柔，待人和气，则事事讨便宜，人亦肯与你交好，受益匪浅”；第四是戒好胜，“凡好勇斗狠，有伤身体，皆不可为，且言语之间，均不能好胜，言语好胜，最易吃亏耳”；另外，“凡与人往来，出言吐语，必要柔声下气，人即有怨于你，见你满面和气，那人心里纵有嫌猜，已可冰消瓦解”。这些，都是与同事相处的行为准则。还有，倘若自己得到升迁，更不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譬如，“查当新升到卷包，此时却比小管高，莫将旧伴轻看待，喝出呼来作小妖”。 小管、查当和卷包，都属于“学生”范畴，须循序渐进，依次晋升。宋氏盐商一再告诫儿子：“凡事尔能做得即做去，切不可在同事面前夸功，自不招怨，尔须谨记在心。” 第五条中说业余时间要操习本领，不可浪费光阴。字算等是典业中人的专业技能，所谓“算盘书字银洋，件件要精，五者缺一，吃亏非小”。 一般认为，倘能掌握各类技能，则升迁就是迟早的事情——“不拘内外俱烂熟，另眼相看势必然”。 故此，必须勤学苦练基本功以臻完善，通过提高个人的专业素质，以期将来能自立成人。《典内竹枝词》这样写道：“收门以后有余闲，纵有余闲莫要顽，学算学书皆有益，勿教提笔向人难。” 根据《典业须知》的描述，典中大门每天于晚饭后九点钟上锁。所谓收门，可能是指生意结束之后，想来应早于晚上九点钟。总而言之，在生意结束到睡觉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便成了学生苦练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黄金时段。对此，《典业须知》也有类似的劝诫：“至日中本分要事干毕，或观正书，或阅阴骘文、典业须知、应酬尺牍等书，或学字临帖，或照医书修炼膏丹，以行方便，不独能渐学出本事，亦修身养性之基也。” 可见，学习书算不仅是出于职业的考虑，而且它还可以锻炼人的毅力，消磨时光，纾缓紧张情绪，怡情养性。具体说来，“晚饭后无事，用心先学草字，学得能写，将来缺升写帐，我之胆即不怯也。日间有暇之时，要学卷包，先学单件卷起，渐渐加增，此皆分内应效之事。做一行即要学一行，总之学得本领，件件皆能，此即生意人之饭碗也。晚间暇时，再将算盘请前辈指教，须要自己用心。算盘乃人之根本，此断不可不操练精熟也。算盘、草字皆熟，然后习正字。再有往来书札，亦要学在心上，用字亦要周详，将来书信来往，总要自己而学，何能转托他人。况字乃人之外表，总要有规矩，飞舞猖狂，不成字体，旁人见之，口虽不言，而心中有议论也。当铺伙计称为呆物，言谈世务分毫未有，所以改业而不行。每见把持不坚之辈，一朝失业，闲居困守，别样生意，又不能做，本业又难觅，缩头狼狈，呼救无门，皆前不肯学所至也。必须将本业各件习学理熟，能上柜做生意，方算学成。若半瓶醋之中班，一朝歇手，苦不堪言矣！” 歙县上丰宋氏盐商在给“安儿”的信中指出：“……先生跟前领教，必要服小殷勤。小官中必须和气待人，见事必须要抢上前去做，不可躲懒。日间无事时，在柜台前后寻点小事做做，切不可躲去后面游嬉。夜间可以习学书字算盘，归除乘法。须要学得精熟，心里要时刻想想做人处世之道、将来如何养家活口之法。典中中班的事，柜台上的事，管楼、管事的事，该系如何做法，问[扪]心想想，能与不能，如其不能，凑要追想此中道理，务要学得能做方可。……”他一再要求“安儿”在典中“专心生意，习学书字见识”，一定要“真正习学得见识高明，事理通达，写算皆好”，以期出人头地。习字的目的有二：一是学习草字，为的是将来缺升写账，负责会计，或专写当票； 二是为了自己日常写信之用。在当时的一些店肆中，除了学徒的晚间自学外，一些商界耆宿应当也为他们开讲善书、信书等。譬如，陞洪夫子为“商界中道学君子也，早年得志，年未而立，即为杨商经理，克练精明，老成可靠，居停恃之为左右手”，他以“立己立人凭孝弟，希贤希圣作根基”自期，每“晚膳毕，呼集中班、学生，以善书、信书讲解指导，或识解信，越者换以医卜星相，教人孜孜不倦，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也。” 文中的“信书”，是指写信人誊录的书信底稿，有的“信书”实际上也成了供初学者摹拟的书信活套，这样的“信书”在徽州文书中颇有所见。 第六条，不可外出嬉戏游玩。《典业须知》说：“无故不可出门，倘遇正事要行，必须告诸内席，事毕早归，不可轻入茶坊、酒肆，不可结伴同游，尤防物议，自坏声名。” 书中“出外谋生，当守五戒”的第二戒说是“戒嬉游”，认为：“嬉则废正事，且多花钱，放荡心性；游则荒荡，近小人，为君子所不齿。”典业中的这项规定，主要是防止学生在外出时乱花银钱，养成纨绔习气，甚至结交匪人，赌博抽烟，嫖妓宿娼，败坏典业形象，进而影响乃至危及典当铺的安全。所以典当业规三令五申严格规定：“诸同人毋许在外游荡，不准花柳，如其察出，即行辞解”， 为防微杜渐，“典中诸同人，无事不得出门闲荡，以荒正事”。 《典业须知》中描绘的反面形象，几乎都与嬉戏游玩有关。如“敦品”条曰：“今者人心不古，半皆游手好闲，不知重事，甘心败事，不顾声名，好者见累于歹人”，这些“轻薄儿”，“务在讲究，摆空架子，好穿好吃，好嫖好赌，好吸洋烟，好交损友，看得东家银钱认作己物，忘了本来面目，不念父母养育之恩，虽家徒四壁，两手空空，还要大摇大摆，装出大老官身段，弃尽典业规模、诚实样子”，作者指斥他们为“下等之人”，认为典中同人应敬而远之， 并由“会馆出场驱逐，俾贤愚勿混，一振规模”。 第八条，学生在典铺之中，一切行动皆须听从前辈指使，应诚心敬意，虚心请教。所谓前辈，“凡典中长我一缺之人，长我十年之人，皆谓之前辈，或有事相委，必要尽心尽力，做得停停当当，无有一毫批驳，还要每事如此，则将来运至时通，执权行道，自然每事细心思维，有始有终，心力皆勤，必少遗误悔尤也”。 由于典当一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初学者需要学习各类技能，逐渐积累知识和经验，方能循序渐进。因此，论资排辈实属自然。《典业须知》特别强调谦虚，“谦则受益无穷”，“凡做学生，则典中自执事以次，皆系尔之前辈，行坐起居，以师礼待之，遇事请教前辈，而你能虚心请教，则人自然肯教。你学得本领，系你终身受用，人偷不去，人骗不去。无论有祖业无祖业，祗要自己有本领，将来就可立身扬名”。 第十条，涉及学生个人的经济问题，谈到对银钱的开销，应当注意储蓄，不得浪费。对此，《典业须知》也有诸多规定。典中学生补用之后，就有薪水出息。薪资方面，是每月发给俸金。 典业之职员，必经学徒阶级，而后方能列入中班，升驻外缺、柜上与内缺等职。 俸金随着职务的升迁而加增：“一事精通百事能，岁金渐渐可加增，果然勤谨无差错，不待多年即可升。” 在这方面，学生似乎没有自由支配薪金的权力。学生每月出息若干，交由管楼先生记账收管。如需添置衣裳鞋子，则应禀告管楼先生，由后者决定如何处置，倘若并非急需，则不得乱用。 考虑到学生年幼无知，往往会误以为银钱来得很容易，用起钱来不自觉地会大手大脚，所以必须让他们每人立一账簿，登记银钱出入，月终检查。这样做的好处是防止他们“养成骄心，衣食求美，弃旧爱新”，暴殄天物。 倘若学生家中有大事急需用款，可以与典中的执事商量，暂时借用，陆续归还。但不能让学生私自挪用，以致亏空。 《典业须知》一书引古语云：“顺风逆风，在马上时当防失足。”作者建议：每次收入倘若有一千，用出时只可有七百，必须严格以此为标准，“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后日创基立业，门楣大振，未可量也”。典业耆宿之所以教育学生将薪资储蓄，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其一是可将积少成多的银钱汇回故乡，孝养父母。《典业须知》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说“有一等人，未娶亲前，家中又不望他家计，身边稍有积蓄，不无讲究穿吃，本分伙食之外，兼添私馔，以为可用之不尽，未尝思及娶亲生子，日用浩繁。岂知父母年老家居，临所望儿子能以思前顾后，庶残年有辈[靠]。” ——这是未成家者的例子，当事者不注意储蓄和节约，自然会让父母失望。而成家者更不应铺张浪费，不顾身家：“况吾等离乡背井，别亲抛妻，迢遥千里，所为何事？无非糊口养家。既是因此而来，银钱应当看重，不可轻易浪费。不要出门一里，忘记家里。愿诸君子，凡穿一衣，食一味，当思家中父母能有是否，方敢自衣自食。鲜衣美食，人所共爱，亦要福分消受。若是勉强为之，须防折尽平生之福”。 所谓出门一里，忘记家里，在休宁当地也有类似的俗谚，称“过了七里笼，忘记家里穷” ，七里笼亦即七里泷，为新安江畔的一个地名，时常见于明清以来徽商编纂的路程图记中，这句谚语是比喻徽商出外忘家，寓含劝诫之意。其二是提防典业中人养成纨绔习气，“爱穿须要费多钱，粗布衣裳便可穿，试想银钱容易否，恐钱用尽费用旋”； “按月才能起俸金，银钱可见是难寻，除添衣服无多用，莫务浮华枉费心”。 一般来说，徽州人素来节俭，但从僻野的皖南山乡来到繁华富庶的江南各地，涉世未深者难免会被纷繁的外部世界所诱惑，故此《典业须知》特别强调对学生银钱出入的管制，以防微杜渐。其三是“积谷防饥”式的传统思想，亦即防止一朝失业之无靠。“世间惟重银钱，囊橐充盈，人皆看重，莫谓年壮来路甚易，任意挥霍，倘若一朝失业，落寞家园，求他最难。人之有钱，犹鱼之有水。手无积蓄，贷于亲朋，本利难偿，年复一年，自身难了，连累儿孙。不如善于节省者毕生安适也” ——这是见于《典业须知》“远虑”条的文字。所谓远虑，是劝典业中人应从长计议：“大丈夫处世，何用求人？幼而学，壮而行，惟勤惟俭，自食其力，何得俯首求人也？然当在平日节省耳。银钱入手真非容易，用去当易行来难，不可轻忽之也。先拾[贤？]云：惜衣惜食，非但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终须求己莫求人。数语当谨记之。” 关于“惜衣惜食，非但惜财兼惜福”，这句话在《典业须知》中反复出现过两次。《典业须知?知足》：“凡人处得意之境，就要想到失意之时。譬如戏场上，没有敲不歇之锣鼓，没有穿得尽之衣冠。有生旦，有净丑，有热闹，就有凄凉。净丑，就是生旦的对头；凄凉，就是热闹的结果。仕途上最多净忍[丑]，官[宦]海中易得凄凉，通达事理之人，须要在热闹之中，收锣鼓罢，不可到凄凉境上，解带除冠。这几句道[逆]耳之言，不可不记在心上，铭记为望。”作者将人在典铺从业，视作人生舞台上锣鼓声喧、衣冠穿戴的热闹之境，因此必须预先想到解带除冠之后必然的落寞凄凉。 典当业中的这些规定，主要是认为学生远离父母，初入生理之门，往往茫无见识，倘若缺乏必要的监护，嬉心顽性，在所难免， 所以典铺有义务对之严加约束。典当业中由先生管理，诚如《典内竹枝词》所称：“自出书房进典门，搬包查当代管盆，典中也有先生管，各样条规要恪遵”；“先生即是管楼人，指教严明最认真，莫要自轻常打骂，诸凡事情要留神”。 管楼也叫司楼，是“众学生之领袖，教化子弟，最关紧要，……众学生皆要拘管，每日上楼巡察数次，恐学生有皮顽偷懒等事。盖学生年幼，童性未除，初经习学，生赖师资，所有做错事件，明白告知，警其下次。若其不改，然后晚饭后无事，平气仔细教导，将逐日事件一一示知，伊亦自知其过，再加薄责，亦无怨词。俾得改过自新，不致仍蹈前辙也”。上丰宋氏盐商也一再告诫“安儿”，要想方设法听从典中管事的管教和约束。 除了对学生的约束外，《典业须知》中还有不少涉及典业中人福利待遇的条款。如饮食方面，柜友可以自己买菜吃，而小管（官）只能由典内供应。所以在平日，典中拨给一定数目的银钱，“每日每顿，该钱多少”，由专管伙食者监督厨房厨子作荤素各样菜肴，严防厨子克扣。 遇到佳节，每桌发酒四斤，规定不准多添，这主要是考虑到“酒能乱性，亦能壮胆，不可饮多”。 一般认为，但凡胆大妄为以及各种下流之事，往往是在酒后做出。譬如，酒后胡言，浮谈戏谑，尖言利语，讨人便宜，谈人闺阃暧昧之事， 极易引发纠纷。在作息方面，规定典中同人每年告假两个月，回家省亲，不得超期逾限。 学生一般不准出门，倘若遇到家中有要事，则必须禀明管楼先生，告假半日或一日，而且必须“着司务送去，伊家中着人送来，不得私自单走”。 学生间或有小病应当外出就诊的，也“须与司务同去同来，不得逗遛他事”。 上述种种，对于衣食住行以及作息等诸多方面的规定，不可谓不够严密。 （二）徽州朝奉的心理及其禁忌 徽州民间素有“徽州朝奉，自保自重”和“徽州朝奉，自家保重”等俗谚，根据胡适的说法，“徽州朝奉”一词，最早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而言，到后来则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 本文此处的徽州朝奉，取其前一种涵义。
1、徽州朝奉与民间社会心理 明代以来，徽州典当商闻名遐迩，俗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乙未，河南巡抚沈季文指出：“……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三十家。” 明末徽商汪箕，居北京，家赀数百万，典铺数十处。 当时，北京、河南和山东等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大批徽州典当商活跃其间，这显然与明代徽商在北中国频繁的经济活动息息相关。 不过，及至清代，随着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徽州典当商的活动开始主要集中在江南各地。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西学政幕僚李燧曾指出：当时全国各地的典肆经营业者，“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民国时期的乐颜氏《书信》亦指出：“愚思典业，吾乡之人胜在江南，不利于江北。” 这虽然是民国年间徽州人的看法，但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也反映了晚清以来的社会现实。 在江南各地的徽州典商，很早就引起世人的嘱目。云间（今松江）焦袁喜撰《此木轩杂著》卷8载，明弘治年间，江阴汤沐任石门知县。当时，“徽人到邑货殖，倍取民息，捕之皆散去，阖境称快”。这一事件说明，官府对徽州典商的取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护。焦氏在此之后接着说：“徽人挟丹圭之术，折秋毫之利，使人甘其饵而不知。日以朘，月以削，客日益富，土著者日益贫，岂惟石门一邑而已，盖所至皆然也。使夫长民者，尽若汤侯之深计远思，尽为蟊贼于民间者务尽去之，其德不亦溥乎？”作者在这里指出：早在弘治年间，徽州典商之朘削百姓，不只是石门一县独特的现象，而是江南各地的普遍情况。焦袁喜赞赏汤沐的做法，认为是深谋远虑的壮举。不过，他似乎也注意到民众颇为矛盾的心态：“虽然，在今日则又有可论者。徽人所为货殖者，典铺也。土著之人既贫甚矣，无典铺则称贷之路穷，而沟壑之患不在异日而在目前。孰与彼之取什一二之息者，犹有所济，而不至于大困乎？故曰通其便，使民不倦，是所望于上之大有权执者。而一郡一邑之长，其所济盖犹小也。” 显然，焦袁喜也不得不承认典铺在调剂民生方面的作用，认为倘若将典铺完全禁绝，土著百姓就会更加竭蹶困窘，转徙沟壑之患将立竿见影。其实，对于如何对待徽州典商在明清时代一直引发激烈的辩论。明嘉靖年间徽州籍官僚方弘静曾指出：“质铺未可议逐也，小民旦夕有缓急，上既不能赉之，其邻里乡党能助一臂之力者几何人哉？当窘迫之中，随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质焉，可以立办，可以亡求人，则质铺者穷民之筦库也，可无议逐矣。” 出自歙县的方弘静，对于典当商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着中肯的评价。不过，这条史料也揭示了事实的另一侧面，亦即反映了江南民间对典当商人的仇视。 典当商与盐商、木商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徽州启蒙读物《日平常》这样描摹此一行当：“开典当，真个稳，获得利兮容得本，估值当去无几赊，生意之中为上顶。” 典当生财有道，是诸般生意中的上好行当，典业中人的身价自然亦水涨船高。首先，进入典铺从业需要专人介绍。其次，典铺中的职员，都是由学生出身的一步步做上来的，他们熟悉典铺中的各项业务手续与相关技术（如银钱进出、典物保管等，这些均较一般商店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故而只要没有特别的过失，常能长期任事而不被更换，于是，典业中人在传统商界中自成一体，其他外行人几乎无从插足。再次，典业中人的待遇比起其他店肆的要好。 另外，进出典铺者形形色色，不仅有现时的下层民众，而且还有先前的富商大贾。而当进赎出的典物亦各式各样，既有廉价的什物，也有价值连城的物品。这使得典业中人的眼界往往很高，“典业之中，进出之大，人皆谓大行大业，见闻多广，天然出色，事事皆能”， 由于见多识广，故而典业中人“关门自大惯，一派充壮惯，目看排场惯，耳听阔气惯，吃惯穿惯，懒惯用惯，高楼大厦登惯，粗工打杂使惯”。综上所述，无论是求职门坎、从业技术、日常待遇，还是阅历的人物、经手的物品等，典业中人均独具特色，故而在社会中具有相当显著的地位，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白领”。由于这种独特的地位，使得典业中人天然地具有高人一等的心理。 而在典当交易行为的过程中，典当业者与出典人作为两造，后者或因生活窘困，或因一时难于周转，而将财物出典于当铺。一般说来，完全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相比之下，典铺外观崇垣环围，门禁森严，再加上典内高高的柜台，典当业者居高临下，更是凸显了其人在此类交易过程中的强势地位。这就塑造了典当业者独特的心理，极易滋生出对弱者的鄙视。民国时人叶仲钧所撰《上海鳞爪竹枝词》中有《当几钿》：“世上贫民最可怜，东西拿去换铜钱。当商执物高声问：‘究竟汝须要几钿？’”这首竹枝词，形象地刻划出了徽州朝奉颐指气使的口气。而另一首《徽骆驼》条则这样写道：“朝奉狰狞赛恶魔，徽州籍贯最为多。高居柜上头垂下，又似双峰屎骆驼。”这是民众心目中徽州朝奉的形象。揆诸史实，竹枝词并非夸饰不实之辞。民国时期，据对豫鄂皖赣四省典当业的调查显示： 农民典押衣报，多属应急，实逼处此，无可奈何。然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苟典当方面之营业人员，对此等顾主之来，稍示和气与同情，羞恶之念得以稍息，融洽实多。惟据调查结果，典当方面，什九不然，对于持粗笨衣物前来典押者，常示傲慢之色，令人难堪。 典当业者的傲慢，显然容易引发社会弱势群体的不满心理，以致出现对徽州朝奉的种种负面印象。“徽州朝奉脸”意指冷冰冰的脸色，而“徽州朝奉口气”则意味着自夸的口吻，均为世人所痛恨。《此中人语》曰：“近来业典当者最多徽人，其掌柜者则谓之朝奉。若辈最为势利，观其形容，不啻以官长自居，言之令人痛恨。” 典铺领有官府颁发的“行帖”（典帖），各级衙门经常将各类公积金发典生息，故而典铺往往以“奉旨开当”自居。《绘图最新各种时调山歌》辰集中收录的《新刻三十六码头》，首句有：“正月梅花报立春，文武官员在北京，当朝里奉徽州去，油车小工出长兴。”其中的 “当朝里奉徽州去”，在另一册《新编百草梨膏糖全本》中作“当典朝奉徽州出”，都是指从事典当业的“徽州朝奉”。两句文字的对应，恰恰反映了典业中人以官商自居的心态，由此亦可以理解前述种种令人痛恨的举措神态。 除了典当业者独特的心理外，典当经营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常常引发出典人的不满。如典当业者在登记典当品时，往往冠以“破烂”、“碎废”等恶劣字眼，殚精竭虑地将典当品描绘成不值钱的物品，藉以避免日后因典当品损坏而引发的纠纷。“虫伤、鼠咬、霉烂等项，皆系各听天命，毫无责任。此种规定，各典皆明白载于当票之上，千篇一律。即有变故发生，物主亦无置喙地。虫伤、鼠咬、霉烂，本所难免，故典质人之损失，有时有出于意料之外者”， 这自然也会引起出典人的不满。另外，由于生意上的争执，有时还会酿成纠纷乃至官司。典当柜台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地方，常因“一言不合，暴怒横加，两不相让，争端而起。每有微末之事，至成讼案”。 在这种情况上，典铺也往往难逃仗势欺人之嫌。 当民众的怨恨郁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渲泄。于是，徽州朝奉被称为“鑞夜壶”（亦即锡夜壶）、“卵袋朝奉” 等，当铺夥计被称作“呆物”,正如盐商被称作“盐呆子”（见《儒林外史》）一样，成为世人憎恨、讥讽的对象。对此，《天籁集》中收集的一首江南民谣可作注脚：“龙生龙，凤生凤，麻雀生儿飞蓬蓬，老鼠生儿会打洞，婢妾生儿做朝奉。”虽然这指的是全体徽商，但典商首当其冲，则是毋庸置疑的。晚明凌濛初所著《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卷中对于“徽州朝奉”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等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够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一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 类似于此的描摹，在明清以来的小说、俗曲中屡有所见。如在江苏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就流传着一首《虫名十二月花》：“十一月里茶花开， 红头百脚摆擂台，蛤蟆有点勿服气，灰骆驼卜笃跳上来。十二月里腊梅黄，跳蚤居然开典当，瘪虱强横做仔臭朝奉，老白虱上来当件破衣裳。”这首民歌，亦见于王翼之《吴歌乙集》，作：“跳蚤有做开典当，瘪虱强要做朝奉，白虱来当破衣裳。”“（老）白虱”亦即虱子，“红头百脚”是指蜈蚣，而“灰（徽）骆驼”则为徽商（尤其是徽州典铺中的头柜朝奉——俗称徽老大）之习惯性称呼。从小说、民谣、俗谚中，今人不难读出昔日民众的愤懑之情。
2、典当业之禁忌及“福“的观念。 为了约束典当业者的行为，或典当业者出于自律的考虑，民间社会乃至典当业耆宿都从因果报应的角度，谈到典当业的禁忌。《典业须知?达观》： 语云：“衣落当房，钱落赌场。”不知爱惜，糟蹋最多。在此场中，最易造孽。尔等后生，现习典业，身居大厦之中，日在银钱丛里，丰衣足食，谁晓艰难？大凡典业，过处全在包房，踏进包房，尽是孽地。孽根从幼所积，幼小无知故也。凡习典业者，无好收场，无好结果。何故也？只因眼界看大，习以为常，视人家当进货物，如同草芥，轻弃字纸，随心所欲，不知物力维艰，不知来路非易，孽根渐积，日久年深，相德表尽，根本全弃，以致有妖[夭？]年者，有终老无子者，造[迨]至醒悟，追悔已迟。惟望后之君子，责在包房，做一日事，尽一日心，见物惜物，见字惜字，不辞劳苦，勤于检点。出了包房，过就无分。所谓衙门里面好修行，是好作福之地，切莫弄巧贪安，自为得志，糟蹋过甚，天理难容。愿我同人，勤修所职。现在之福，不可不惜；将来之福，不可不培。惜福延年，家门吉庆。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能如是存心，天必赐汝以福耳。 这里谈到——典当铺中的包房，就像衙门中的幕馆一样，都是造孽之地。这主要是指典业中人，往往不爱惜他人的典当物，随便放置乃至糟蹋，常常造成出典人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典业耆宿主张：修身行善，积德惜福，均应从包房开始。有鉴于此，书中另有“惜福”条，具体指出积德惜福的途径，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从业的规范：“凡卷包，必须留心，估值看价，为将来升柜地步。衣物上手，务要心存天良。当进之货，视如己物。遇好绸衣，细心翻褶，当衬纸者用纸衬好，当包纸者务用纸包，切切莫糟蹋。无论取去满出，一无风渍，方见诸君存心厚道，忠恕待人，获福无量。柜上解草索麻皮钱串，均可答用，莫嫌费手，暗中掷弃。须知物力维难，在东家虽不计此，而自伤阴德甚大。存箱纸或有极破，而不可再用，遇有包小好包者，将此破纸包之，亦是惜福之道。久存此心，天必顺之。至于鑤牌，宜惜鑤花，非惜花也，惜字也，务必细心收拾入炉。各处字篓，朔望扫包楼时，随将字篓带下，检入字炉。且满货卖客，向有旧章，衣不解带，提衣不让，典规皆同。凡遇器皿、铜锡等项，不可损坏，或原来有盘盖千头等物，务必寻齐配好，此亦心存忠厚之道。若遇衣客遗下物件，检必归还，切莫贪小，致败名节，务宜慎之。再者，栈房之米谷，极易狼藉，职司其事，宜常勤扫，须知一粒之成，亦关农力”。“栈房之米谷”，可能是指当时常见的徽州“米典”。在此处，作者谆谆教诲典当业者要将心比心，将他人之物视同己物，爱惜铺中的典当物，不要暴殄天物。有鉴于此，卷包时应格外小心，细心照料，不能贪图便利，随意掷弃零散物品。“早晨归包，务必认真，不可将就，虚行故事。现今存箱包多，架上务要整齐。铜锡等物，须得摆好，不可损伤。切莫贪懒，勤力惜物，可获延身。倘若贪懒，糟蹋人家货物，天损阴德。包弄有牌落地，务望认真追查挂好。地下小票，随手捡入字篓，每逢包房，概设字篓，以便而放，且归回楼，必须看明某字千百号头，归于原处，切勿贪懒，因其顶仓费事，随意乱归，以了门面。取票复到，忘记何处，误事不小”。 这是说，在典当物品保管中，什么样的物品应放置于何处，都有固定的程序和层次，不应当随意放置。否则，一旦错乱，倘若再遇到柜上忙中出错，随手发出，典铺自然必须赔偿，受累非浅。另外，《典业须知》还建议，寻包务必用梯，有时遇到脚跟借力，应当找一件经得起践踏的粗衣垫在脚下，不可不分好歹地糟踏货物。 在《典业须知》中，还不时涉及敬惜字纸的观念，作者告诫学生晨起洒扫，见字纸应随手检入字篓，“倘能存心敬惜字纸，胜于求福名山”。 根据梁其姿的研究，惜字积德以求功名的想法，从明代中后期起开始普遍。而且，随着善书的流行，惜字的习俗愈趋盛行。对于农工商贾而言，惜字能带来禄运的阴德。清初苏州彭定求著有惜字会文，倡议禁止铺家用字纸包装货物，禁止用有字的纸做鞋、窗扇、雨伞、烛心之类，并劝商家用花样代替字号，禁止人用字纸作还魂纸，甚至禁止在磁器底部描字等。 善书对于人们坐卧起居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重要的影响，而在《典当须知》中，“太上曰”之类偶尔也见诸字里行间，而阴骘文之类的善书更是被极力推荐的读物，因此，惜字求福的观念自然是深入人心。 针对典业中人往往有颐指气使的陋习，《典业须知》还专门提到处理与顾客关系的问题：“凡升柜缺，初临场面，切宜仔细，可免错误。宽厚待人，且多主顾。见妇女勿轻戏言，遇童儿更要周到。柜上发货，包内小票务概模出，乡人无知，最多糟蹋。……若是乡间路途遥远，取赎少带钱文，为数无几，红熟紫钱，何方帮用，自留买物，未见大亏。再或缺少数文，周全处亦是方便。在我所亏无几，省人周折，都是善事。如遇侮金、铜冲当等情，可恕即恕。及至鸣之地保，警其将来，亦一善处之法。柜外闹事，不执意经官，厚道待人，阴德遗与儿孙也”。 另一处也有类似的说法：“同柜诸友，第一要顾生意为最。性气仍要和平，不可拣精择肥，大小皆是生意。况当典柜台，乃是非所在，不如外人之意者多，口角争端，在所不免。当此口角，不可认以为真，要知与外人不过片刻之聚，立时分散，何必用血气之勇而不相能？即让一句，亦就了事，言语平和些，亦可不争。假有小钱不多者，其来人路远，又何方[妨]拣[减]些以成其事，此所谓得方便处行方便，亦获福之一道也。假若不然，芥子之微，弄得不了，典中望下不去，必须经官，而后带累东家，花费银钱，同事大众不安，彼时却悔当初，已怃及矣。慎之！慎之！” 上述两条都指出：典务生意最重要的是在柜上，生意之大小，是否有争端，都是由此而起，故而为典铺中的关键所在。因此，“徽老大”（头柜朝奉）要宽厚待人，不可调戏妇女，对于儿童更要好好接待。对于那些见识不多的乡下人也要妥善处置，即使取赎时少带了一些钱，倘能省其来回奔波的周折，也是善事一桩。至于因争执引发的纠纷，不要轻意告到官府，这也是厚道积德、为子孙求福的善事。早在明末，金坛典质铺俱系徽商，“典利三分，银水等项几及五分”。 根据民国时期的调查，典业职员“恒利用种种陋规，以维持待遇微薄者之生活。如存箱费每元一分，足利按息百分之二，公抽月息，找零小扣，获利提成等等，均可积少成多，年终分润。是以典业中之职员，薪资虽每月数元，或每年数十元，而其生活，尚颇裕如者，即因薪金以外，尚有若干收入之故也”。 与此同时，“典押者除担负规定利息之外，尚有种种费用，需于当入时或赎出时缴纳。此种费用，常不列叙于票据之中。如存箱、皮纸、足利等费，及找头之任便折合等，均为旧典业中公开之剥削。以数额言，对个别之典押人，虽属有限。而究有欠于公道，更不啻加重利息也”。 《初刻拍案惊奇》中卫朝奉，其刻剥取利的手法之一即与此有关。换言之，由于在典当经营中，除了规定的利息之外，还有存箱、皮纸、足利和找头等费，这些费用成为典业中人的额外收入，因此，路途遥远的出典人倘若少带了钱文，典业中人如能酌情处理，其实对于典当业者本身影响甚微。此种临事斟酌与人方便，自然可视为典业中人的积德求福之道。另外，虽然说遇到纠纷，典业中人往往“自仗门槛高，遇事有东家出场，送官究治，俱走上风”， 但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那样做却是于阴德有损。 除了学生、外缺等外，对典当业中的许多人，都有从业规范上的要求：“厨房上灶，杀生害命，颇不忍心。虽然既充此事，不能无此为，亦当思其痛楚，虽是天生供人所食之（物？），而痛楚与人无异，心存慈念，各思其道也。但此非富户家可比，若无故杀生者，其不多害性命，倘有事不杀生者，断不行也，亦不过戒其少杀而已矣。” 这是针对典业中的厨子而言。另外，“凡下灶须要敬重五谷，不过遭[糟]遢，要知农为国本，食乃民生，粒米皆须爱惜，有剩下粥饭，或和于众吃，或自己热食，尔能敬惜，天必祐[佑]之。每见挑浆水者，将上面清水煎去，其底尽是粥饭，上天垂鉴，必然震怒。但尔只图目前多卖几文，全不顾无穷之孽，天之报施，定然饿死，可不畏欤”。 在清代，惜谷与惜字一样受到社会的提倡，当时有惜谷会，倡议人们捡拾地上的谷物。有的惜字会也兼办惜谷，亦即所谓的“双惜会”。 此种观念及举措也显然影响了典业中人，《典务必要》：“五谷最宜珍惜，不宜作贱抛弃。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另外，对于典当东家，惜福之道则有如下述：“夫典东承受先人之业者，当思祖德之勤劳，尝念父躬之克老。孜孜岌岌，以成其事；兢兢业业，以励其志。前人创之维难，后人守之不易，常怀此念，永保其身，方不失贻谋裕后也。而骄奢淫佚，暴殄天物，花柳聚赌，游荡乌烟，断不可染。须交有益之朋，杜绝无益之友，方成高上其志也。且尔既为典东矣，典例亦要宽厚，虽不过丰，亦不可刻薄，当思夥计之劳，不可不存厚道。思我虽有财力，而无人力者，事难成全。而夥计虽有人力，而无财力者，亦难生计。所以两心相念，合而为一，方能共济其事。况夥计一人生意，举家仰望，衣之食之，皆赖于此，倘然衣食难敷，家中老幼啼饥嗷寒，而伊愁肠百结，于生意即减去精神也。所以总要中和之道，待人存厚，方为贵也。能存厚道待人，天必祐[佑]之，以福赐尔子孙，将此业多开数代，即报复耳，岂不乐哉！” 东家既要修身自好，不可骄奢淫逸，又要处理好与夥计的关系，不应刻薄待人。“盖做人之道，须存心忠厚，行事谦和，始可致福”。 总之，典当东家应心存厚道，只有如此，方能富身润屋。 概乎言之，《典业须知》一书受当时的善书影响甚深，始终贯穿着因果报应的思想。关于这一点，以下还将专门涉及。
三、余论 其一，清代徽商在各种生业中，都留下了诸多文书，从中颇可窥见徽商的经营之道。譬如，婺源墨商的《徽墨、烟规则》（抄本），对墨业中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管理，均有详尽的说明。 从前述的分析可见，《典业须知》亦有这方面的内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显示，当时鄂皖赣各省内的当铺，不论股东与夥友，均以来自徽州者为数最多。“徽帮典当，因以形成一部份特殊之势力。其营业方法，大都以牟利为前提，故利率较高，陋规颇繁。……对于顾主，责任甚轻，缺乏妥实之保障。惟其内部组织严密，极得典无废人，人无废事之旨趣，尚有可取之道在耳”。 据研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典当业的人事组织有徽帮式、宁波帮式和绍兴帮式等几种代表性的典当业组织。其中，“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责任明晰，合于管理精神”。 典无废人，经营管理的制度化，应是徽州典当商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刘秋根认为：《典业须知》等书反映的分工体系，是中国典当业传统劳动分工的最高水平 ，显然是颇为中肯的评价。 《典业须知》说：“典内同人数十”，说明徽州典当铺的规模多达数十人。清代歙县唐模许翁一家在江、浙各地开设典铺四十余所，各类营业人员总计不下二千。 平均估计，每爿也就是数十人。“凡副楼、副事二缺，大典有之，此乃中缺之类，帮扶照应各事。已若副楼，倘有许多事件，相帮照应，楼上寻包晒皮货，乃出货许多事件；若副事则在内相帮，照应各事，看守银钱账房而已，无他事也”。 作者主张“要立法严明，典内同人数十，稽察难周，况人心不一，性情各别，立法严明，众所最服，即不敢作妄为之非，免却许多烦恼，此所谓得人者昌也”。的确，从《典业须知》中的诸多内容来看，典当业中有严格的规定。如过错处罚及赔偿，《典内竹枝词》吟咏道：“号头花色看分明，设有差讹过不轻。典中赔赏都有例，任他亲戚不徇情。” 另外，《典业须知》中，还有不少涉及典当行业的禁忌。一是典当中人不能将自己的衣物典当在本典，“诸君在典，倘遇急需，切莫将自己衣物当在本典。做相好者，名分攸关，嫌疑宜避，一般认利，不若当于他典，以杜傍言”。 凡有同事“在本典当衣物件，察出立辞”。 二是应当杜绝“情当”。所谓情当，也就是朋友的衣物典当，“奉劝诸公，切莫滥交，东家将本生利，当不容情，人所共知，情当一端，大痴于己。满下贴包，责有攸归。朋友原在五伦之一，急难通融有之，情当切不可也”。 除了情当外，还有一种“信当”。所谓信当，是指出典人仅提供一件价值大大低于贷款抵押品而进行的借贷。“柜友不得徇情信当，若经估不值，应削本多寡无辞”。 根据规定，司楼对于每天当下的衣件、皮货大宗，都要检阅其是否货真价实，这主要是防止柜上的“情当”或“信当”。倘若觉得有所未妥，该削本若干，将会警告柜上，让他们不再犯错。三是“楼上衣货，不得私自借穿，察出立辞”。 每逢满当，应当原包下楼，不准在楼上私自折看，将自己衣件挑换，如有此弊，查出立即辞退。 四是“典号不得与人借用，倘同人与外人往来，银钱票据，不得私用典号，一经察出，追悔无辞”。 此外，“典中不准吸乌烟，察出立辞不贷，或在外面亦然” “典中赌具不准进门，虽正月初间，亦不准赌钱”。 吸食大烟和呼卢喝雉，均在禁止之列。这些，显然是想从制度层面防微杜渐，以保证典业的正常运作。 其二，因果报应、积善销恶的观念在典业中广泛存在，成为行业的从业道德和从业伦理。换言之，也就是将道德教化与职业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梁其姿通过对惜字会运作的研究指出：在明清人的观念中，行善的目的有二：一是可以教化社会，二可以帮助积德以改善本身及子孙的命运，所有符合这两项条件的，均可称之为行善。 行善积德与商业规范相结合，成为制约人们行动的指南。清代以还，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徽州算盘，绍兴刀笔”、“徽州朝奉，绍兴师爷”之说。皖南的徽州与浙东的绍兴，均是文风发达之处，读书人科举不成，或转而从商，或弃学入幕。在幕业中，“作幕吃儿孙饭”，成为绍兴师爷的心病 ；而在徽州典当中，也有类似的恐惧，《典当须知?贻福》曰：“人到中年，或因子嗣艰难，追怨典业习不得者，往往有子[之]。……或谓典业习不得者，因自未知其得过人处耳，皆由幼年贪懒，糟蹋人家货物，不惜字纸，纵性欺人，自仗门槛高，遇事有东家出场，送官究治，俱走上风，因此而骄，故意糟蹋，天之报应，而绝其后。或由此乎？”这实在是相当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在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艰难，被视作应得孽报。而典铺、幕馆均被视为造孽之地，因此，如何惜福积德便成了业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幕馆为例，据研究，明清时代的一些善书有其特定的劝戒对象，如居官、幕客和胥吏 ，幕客与胥吏、居官一样，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因此需要自我约束，以期修行寡过。在清代徽州盐商聚居的扬州，石成金著有《传家宝》，其中的《消灾免劫积福积寿积子孙积科第券》有“幕友不费钱功德”和“公门人不费钱功德”，前者有：“不欺东君”、“不倚官势”、“不想昧心钱”和“不作亏心事”等。 这些，实际上涉及从业者的专业规范到个人修养的各个方面，其间贯穿着“积福”的观念。与幕客相似，典当业者显然也是当时社会上的强势群体，而《典业须知》中的诸多内容，不啻为度人警世的“典业不费钱功德”。其实，在徽州典当最为专擅的休宁县，当地流传的传家格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映证典当业的观念。清海阳竹林人录《座右铭类编》（漱经斋藏板），首先抄录《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朱子治家格言》，其次则分门别类，罗列了“好生”、“善恶”、“祸福”、“报施”等多种箴言警句，如主张“命自我作，福自我求”、“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民国年间出版的《休宁陈研楼先生传家格言》第九也有“培福德”，提倡“阴德须向生前积，孽债休令身后还”。陈研楼认为：“现在之福，积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将来之福，贻于子孙者，不可不培。现在之福如点灯，随点则随竭；将来之福如添灯，愈添则愈明。”具体而言，需要做到几点，如“勿谓一念可欺也，须知有天地鬼神之鉴察；勿谓一言可轻也，须知有前后左右窃听；勿谓一事可逞也，须知有身家性命之关系；勿谓一时可逞也，须知有子孙祸福之报应”。 对于日常生活规范，亦有“昔人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吾辈安逸而享之，岂可狼藉以视之乎？明理惜福之士，当体察之”。这与《典业须知》相关文字如出一辙。他还认为，子孙与先世有着一一对应、必然的因果关系，“凡欲子孙隆盛者，除积德之外，无他道也。盖德厚则贤贵之子孙生，不期兴而自兴，无德则放荡之子孙生，虽与千万镒不能守也，区区财产，何济于事”，因此，“有好儿孙方是福，无多田地不为贫”。关于努力行善、积德求福的观念，《典当须知?贻福》中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如能忠厚存心，爱惜人物，敬重字纸，穿吃各样，种种爱惜，屡见吃当饭者，孙、曾数代，谨事一东亦多也。如金君厚堂，太先生之嗣君，字少堂，于咸丰乙卯科举人，于浙江裔[商]籍。此岂非爱惜人物，存心忠厚，天之报施不爽乎？”而该书序文曾指出：“兹承友人邀办惟善堂事，于身闲静坐时，追思往昔，寡过未能，欲盖前愆，思补乏术。因拟典业糟蹋情由，汇成一册，以劝将来。”这与总述生平、告诫后人的《病榻梦痕录》之情况颇为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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