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巴菲特”谢清海：从500万到80亿美元 “东方巴菲特”谢清海 2010年10月21日，深秋的纽约落叶缤纷，色彩斑斓。清晨，谢清海出门前又紧了紧领带，今天他将受邀出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第二十届Graham & Dodd(格雷厄姆—多德)早餐年会，并在会上发表题为《如何在中国及亚洲地区运用价值投资进行投资》的演讲。这是首位获邀到年会上主讲的亚洲投资者。 哥伦比亚大学是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的执教之地，多年来， Graham & Dodd早餐年会一直是价值投资领域中备受推崇的盛事之一。而在19年前创立惠理基金时，谢清海完全没有想到，他能怀抱理想走这么远：如今的惠理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0亿美元，自己曾经的一些投资决策已成为业界相传的经典案例，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巴菲特”。 “东方巴菲特” “只有调研、调研、再调研，才能成为‘优势投资者’，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股票买家还是卖家，都必须比交易对手了解得更多，而要具备这种优势，惟有通过扎实的调研。” 因为笃信价值投资，谢清海在香港享有“东方巴菲特”之美誉。颇具戏剧性的是，西方巴菲特与“东方巴菲特”在共同的投资标的比亚迪(01211.HK)上有过交集。 2008年9月，巴菲特通过旗下“中美能源控股公司”，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购买了2.25亿股、约占10%的比亚迪股份。而在这个名动江湖的投资故事开演之前，惠理早就先行一步挖掘出了这只股票。 2006年，由于手机市场低迷，比亚迪陷入了困境，其公布的2005年盈利下跌49%。更为糟糕的是，比亚迪此时决定实施多元化策略，进军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这一消息被市场解读为“不务正业”，比亚迪股价因此雪上加霜。正是在这个时候，谢清海果断出手，从2006年4月起开始增持比亚迪，并一度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 惠理高级基金经理王焱东至今还记得和老板一起去比亚迪调研的情景。印象中，在与王传福(比亚迪主席)交流的一个小时里，老板跳过了财务细节，只问了三、四个问题，比如企业发展长期战略以及突破口，汽车电池的世界发展趋势，等等。“惠理自身也是一家民营企业，老板对创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问题同样深有体会，因此很容易就问到关键点上。” 通过这次短暂的交流，谢清海发现，比亚迪只是暂时处于低谷，这正是价值投资者介入的绝佳机会。 不过，在巴菲特入股之后几个月，随着比亚迪股价不断上涨，惠理一路减持，到2009年4月，比亚迪已经从其十大重仓股中消失。 “比亚迪的电动车项目，写下来会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等待好几年才会看到利润。我们还会回来，相信比亚迪会成为全世界伟大的公司之一，但这也许要等十年左右。”在巴菲特依旧重仓比亚迪时，谢清海对这只曾经的爱股有着另一番解读。 因为出类拔萃的选股能力，谢清海在香港也被视作“金手指”。当交易所披露惠理持有的某只股票比例超过5%时，该股股价很可能迅速大涨。不过，谢清海坦言，在迄今为止的决策中，1/3是出色的，1/3是平淡的，另外1/3甚至可以说是失误。 他并不忌讳分享自己失败的故事，宜进利(00304.HK)和晨讯科技(02000.HK)两家公司都曾经让他吃过亏，而问题都是出自管理层诚信，比如宜进利，“刚投下一笔钱，没过多久他们就失踪了”。 “这个行业中，很多人很擅长讲故事，我称他们为海盗，他们穿着考究，毕业于名校，口才一流，极具欺骗性。”谢清海坦言，并没有特别的办法来分辨他们，有时候他宁愿相信一个刚从车间里跑出来的、举止粗犷、说话直接的人。 “只有调研、调研、再调研。”谢清海说，惠理内部有时称自己为“优势投资者”，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股票买家还是卖家，都必须比交易对手了解得更多，而要具备这种优势，惟有通过扎实的调研。每年，他的研究团队至少会有2500次公司拜访，这还不包括电话调研。 从500万美元到80亿美元 “如果你做得足够好，钱不是问题，钱会找到你，而不是你去找钱。” 19年后，当他成为亚洲著名的价值投资者，站在Graham & Dodd早餐年会的讲台上，谢清海动情地说：“20世纪90年代的标准读本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证券分析》，我们确实相当虔诚地运用它，我们习惯称之为圣经。” 19年前，正是这本《证券分析》将他和叶维义，两个成长背景迥异的华人投资精英连在一起，虽然当时价值投资还并不被人所认同。 上世纪90年代初，叶维义从美国回到香港，他出身于富裕家庭，中学时赴美读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加入投资银行Lazard，在纽约和伦敦工作多年。回到香港后，他一边在家族企业“新昌营造”学习建筑生意，一边参与家族的投资活动。当时新昌营造等中小型上市公司的股价普遍偏低，可即使估值诱人，却很难得到投资界人士的青睐，除了当时担任摩根建富研究部主管的谢清海。 当年的谢清海已经深深被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念所吸引，其选股思路在投资界也自成一体。其他研究员只重视恒生指数成分股，成分股跟随指数涨跌，推荐这些股票没有太大风险，即使大盘下跌也不会招致非议。相比之下，推荐恒生指数之外的股票，如果指数上涨而个股下跌，研究员很可能因此丢掉工作。 在谢清海看来，如果把所有股票分为一、二、三类，第一类是被低估的，第二类是估值合理的，第三类是被高估的，当时绝大多数研究员倾向于推荐指数成分股，也就是第二类股票，而谢清海却希望做到，买第一类股票，在其上涨到2.5时(介于合理与高估之间)出售。当时他把研究重心更多放在挖掘这类股票上，而叶维义的家族企业新昌营造就是其发现之一。 两人因缘相识后，发现彼此都认同价值投资理念，在当时追涨杀跌趋势投资盛行的香港投资界，难得碰到如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决定一起“努力走另一条路”。 1993年2月，一家名叫“Value Partners”(惠理)的基金公司静悄悄地开业了。回想起来，两人都觉得当年的想法十分单纯甚至有点“幼稚”，叶维义称之为“一盘没有计划书的生意”，而谢清海则说这是一家“Hobby shop”。 创业之初，惠理管理的资产规模只有500万美元，谢清海将自己全部身家——150万美元都投了进去，“我只是单纯地想去做一件认同并喜欢的事情，想法十分简单，开一辆日本二手车，看看电影，没有什么昂贵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很大的野心。” “如果你做得足够好，钱不是问题，钱会找到你，而不是你去找钱。”从500万美元到80亿美元，谢清海如此总结惠理的成长历程。他说，现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money disease(拜金症)，很多人想加入金融行业，并不是因为兴趣和理念，而是因为可以赚钱，但实际上只有兴趣和理念才能支撑一位投资人走得长远。 事实证明，一直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惠理在日后的投资中抓住了大量的机会，斩获颇丰。为内陆投资者所熟悉的是2000年之后的B股一战。 上世纪90年代末，谢清海发现，B股与A股拥有同样的投票权、分红权，但股价却打了七折，属于被低估的第1类股票，这正是价值投资者应当积极把握的机会，于是在2000年之后大举进军B股，甚至曾经举牌南玻B、锦投B、苏威孚B、老凤祥B、友谊股份B等多只股票。直到现在，B股较A股仍然有着30%的诱人折价，谢清海认为110只B股中的一些股票仍然存在机会。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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