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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明：治学需要悟性 // 谈孔子治学“三境界”：孔门入道之要也 治学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守，也需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悟性。对于悟性，字典里的解释是：人对事物的分析和理解的能力。许多事实证明，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不断提高悟性，是治学的必然要求。 增强对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是提高悟性的基础，也是治学的第一步。如果对研究对象缺乏基本了解和感受，连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无法“悟”，学术研究也就很难进行下去。倘若勉强为之，结果只能是胡拼乱凑、穷于应付，以至误人害己。 增强对研究对象的理性认识是提高悟性的关键。感受到了的东西常常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表面认识，只有理性认识才能解决本质问题、让人恍然大悟。当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要经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增强理性认识角度提高学术研究的悟性，需要强化几种意识。 见微知著的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有时候，解决问题仅仅需要运用已有的方法和技能，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悟性与创造性。具有问题意识，注重细心观察，善于见微知著，是一种重要的悟性。这种悟性有利于提高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创造性。 由表及里的挖掘意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是“悟”的重要路径。做学问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而应不断向深处挖掘。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人不但有外在的眼睛，而且有内在的眼睛；外在的眼睛看现象，内在的眼睛看本质。这启示我们，提高学术研究的悟性，不但要运用外在的眼睛去观察，而且要运用内在的眼睛去探析，不断增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挖掘意识和能力。 打破常规的创新意识。创新是治学的灵魂，也是悟性的集中体现。只会按常理和一般的游戏规则“出牌”，只能搞出一般化的东西，出不了精品力作。只有勇于和善于打破常规，注重运用发散思维、逆向思维等非常规思维，既遵循已有规则，又创造新的模式，才能做出大学问、取得大成就。 举一反三的贯通意识。所谓贯通，就是巧妙地将一种理论、一种原则或者一种思路灵活地运用到相关联的不同实践中去。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说明，世上万事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相互联系；同一种理论、原则和思路，常常可以用来解决具有关联性的不同问题。因此，做学问也应强化贯通意识，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李启明） 谈孔子治学“三境界”：孔门入道之要也 王国维治学“三境界”说，尽人皆知。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不过是说欲成大事业或大学问，必须选好起点、勤下功夫、终得成就而已。相比起来，孔子早在2500多年以前，提出治学“三境界”，似乎更能让有志于学的人刻骨铭心。 孔子治学“三境界”，即《论语》开篇那三句话。第一境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即能够感受辛勤学习温故知新之乐。学习本来并不是一件人人会天生感到愉快的事。吴庆坻《蕉廊脞录》讲过一件事。海宁人梁履祥平生笃信朱子之学，案头放着朱熹的文集，每日“正襟循览”。学生问他说：“你这样苦学，何时才能到达‘悦’的阶段呢？”他回答说：“即学即悦。”等于说，一拿起书来就会感到快乐。他又说：“君之不悦，正坐不学。”意思就是不经历学习的过程，不但无法体会学习的快乐，而且会给自己造成不快乐的根源。这个观点，符合实际。《论语·雍也》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本来是教人潜心学习的意思，反过来，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学习之乐。这种境界，比“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深入。它早已飘下高楼，“独上天涯路”跋涉去了。 第二境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即能够感受朋友之间切磋批评之乐。《论语·季氏》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的号召力、吸引力、凝聚力从何而来？我看，不仅来自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热情，更多的则来自他尊重批评、盼望诤友，来自他“过而能改”的人格魅力。“朋”之难得，究其原因，从主观方面说，就是对批评所持的态度。所以，是否真心欢迎批评，尤其有了一定成就之后能否继续真心欢迎批评，就成为治学的第二境界。进入这种境界，比“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深厚。这一步跨出去，人的胸襟气度眼界视野就会发生质的飞跃；这一步跨不过去，治学很难有什么大成就。 第三境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能够感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之乐。如何对待“人不知”，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名誉地位利益实惠的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决不会一天到晚揣摩如何出名牟利，如何升官发财，走什么路子，讨谁人欢心，也决不会看不见“粉丝”追捧自己就大叫寂寞难受。《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宪问》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可见，孔子认为“人不知而不愠”，是治学的最高境界。进入这种境界，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深邃。或许没有所谓繁华，却可享受“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寂寞。有人讨论今天何以很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我看，过不去“人不知而不愠”这一关，恐怕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辛弃疾有个朋友郑汝谐，写过一本《论语意原》。他说《论语》首章“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他又说：“三千之子所以依依于洙泗之上，虽患难穷困，不肯舍去者，盖深造此境，熟知此味也。”孔子提出治学“三境界”，确实是每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入道之要”。既然如此，弟子们整理先师言行，把这三句话写在《论语》最前面，也就理所当然。(王向东) 章太炎谈读书和治学：关键是独立思考 2012-01-12 10:08:41 http://www.gmw.cn 来源：今晚报 3 关于读书与治学，章太炎先生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做的一次演讲中，打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比方。 第一，是本钱和利息的比喻。他说：“大概看前人已成的书，仿佛是借钱一样，借了来，会做买卖，赢得许多利息，本钱虽则要还债主，赢利是自己所有。若不会做买卖，把借来的钱，死屯在窖子里头，后来钱还是要还债主，自己却没有一个赢余，那么就求了一千年的学，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后的见解，还是和一千年前一样，终究是向别人借来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 第二，是写信人和送信人的比喻。章太炎指出，有学问的人，好比是写信的人；向这个人求学的，则是收信人；收信人学成之后，又向别人传授知识，那么，他就成了送信的人。搞学术研究，应当努力争取到写信人的地位，而不是永远都扮演送信人的角色。 章先生打的这两个比方，大意无非是说，学习别人的知识，要经过思考，要消化吸收，使之变成自己的思想养分，并从中滋生出新的见解，以有益于世道人心。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独立思考，融会贯通，有所创见，否则，书读得再多，也只不过是死读书、读死书，学问再渊博，也只不过是贩卖二手货。 由章先生的比喻，我突然想起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学究走夜路，碰到死去的一个朋友，于是一人一鬼，结伴同行。走到半路，有一间破屋子，老学究的鬼朋友说：“住在屋子里的人，是个大学者。”老学究很好奇，问道：“你怎么看出来的？”鬼朋友回答说：“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没。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老学究听了，更加好奇，又问：“老夫读了一辈子书了，你帮我看看，我睡觉的时候，屋顶上的光芒有多高呢？”鬼朋友迟疑了好一阵子，才吞吞吐吐地说：“昨天我经过老兄的私塾，老兄正在睡觉。说实话，我只看见屋顶上直冒黑烟，恍若乌云笼罩，没有半点光芒！”老学究听了，恼羞成怒，气鼓鼓地把鬼朋友赶走了。其实，他的这位亡友说的虽然是“鬼话”，倒也堪称至理名言，值得世间读书治学之人奉为镜鉴，借以自省。书本上的知识，若能化为己有，灵活运用，自然光芒四射，神采非凡；如果人云亦云，毫无己见，张口闭口，无非陈词滥调，那就只有冒黑烟的份儿了。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说，要想让一个人变傻，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不停地读书。他在《论阅读和书籍》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几乎整天大量阅读，空闲的时候则只稍作不动脑筋的消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一个总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最终就会失去走路的能力一样。许多学究就遭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其实是把自己读蠢了。”叔本华的本意，当然并非反对读书，而是反对读书不动脑筋的迂腐之举。读书不动脑筋，难免就会越读越傻。这种书呆子学究与思想家的区别，换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冒黑烟”与“吐光芒”的区别。 那些人云亦云炒冷饭，或是炮制一些伪问题，乃至趋炎附势的所谓“学问”，只会把世界弄得乌烟瘴气，惟有鲜活的、有创见的、有独特价值的学问，才是照亮世界的明灯——退一步来说，即使他们只是星星之火，也会给人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希望。徐强 [责任编辑:产婉玲]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探寻陈寅恪治学之“心法” 2012-02-13 10:22:12 http://www.gmw.cn 来源：甘肃日报 0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陈寅恪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历史学家。他不仅仅是专门家，更是通儒。他在人文学的研究中已经达到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甚至让他身后的学人们大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 有关陈寅恪的系统研究，最早当属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该书第一次给予了陈寅恪以全面的评价，并为史家陈寅恪赋予了“难以超越”的历史地位。然而，真正引发“陈寅恪热”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因其带有感情地描述传主晚年生活，而深得读者的青睐。此后，《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陈寅恪的史学》《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与中国文化》《陈寅恪传》等著作先后出版，在对陈寅恪人生的追忆、学术的评判中，展现了这位大师的独立人格与高风亮节。王震邦所著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一书，是对陈寅恪研究风潮的延续，同时，也是对陈寅恪研究的新突破。 最近几年来，在众多对于陈寅恪的研究中，多倾向于就相关陈寅恪的文献探索，或就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从正反面立论；有的学者在关注陈寅恪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时，又忽视对于其学术思想、学术贡献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总结；有的学者甚至将陈寅恪简单地演绎为一种历史的符码，随意将一些非历史的东西强加于其身上。王震邦正是在对于研究现状的分析与把握中，在对于陈寅恪的全部著作及有关材料深入细致地研读后，撰写出版了《独立与自由》一书，深入阐释了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师的学思观点，特别是对陈寅恪的思维运作做了全面的发掘，深化并拓展了陈寅恪的研究，是对于陈寅恪研究的重要贡献。 陈寅恪治史的主要成绩，表现在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与文化的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创辟胜解；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称作陈氏之“史魂”。王震邦拿陈氏的史学成就以为其思维运作的印证，拿陈氏的治史精神以为其“发皇心曲”，揭示出陈氏于其学术论证的路径与运用，非仅有其自信，且胸中另有丘壑。同时，又通过对陈寅恪治学“心法”的解读，将陈氏得之西学传统的“辩证法”和历史语言学，以及得自传统中学的“体用论”依序论述，阐明陈寅恪的学思发展。 陈寅恪作为一个独具神韵的旷世学人，其史学成就和影响可谓“空前绝后”。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写过系统论述其治学方法和心得的作品。然而，陈寅恪在史学研究中所秉持的“假设”和论学辩证，几乎贯穿其一生论学的历程，只是这种论学辩证的思维隐而不显，仅能在少数的文章中得窥其对辩证法的阐述，因此，对陈寅恪论学思想的研究向来为学界所忽视。王震邦着重对陈寅恪论学中的“假设”，对陈寅恪研究中颇受关注的“对对子”，以及陈寅恪所倡议的文法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路径、中文文法的建立等作了探讨，并通过对陈寅恪“中体西用”的思想渊源的论证，昭示陈寅恪的这一持论事实上对于其为人与为学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一生学术志业的操守，且为时贤所推举。这一为学旨归，不但见诸陈寅恪悼王国维自沉的挽词中，也迭见于《对科学院的答复》《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传世名篇内；它的学术渊源，可上溯至希腊古典文化之精义，与陈氏论学的辩证法亦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王震邦认为，独立与自由，是陈寅恪论学的核心价值和立身大节之所在。他循着陈寅恪学思进程的轨迹，从中学和西学之间，考掘陈氏论学思维和学术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又辅以过去长期为人所忽视的一些史料，重新呈现了陈寅恪富有个性的一些侧面，补充和增强了对陈寅恪的理解和认识，不但具有新史料，更具新视野和新观点。 《独立与自由》在展示陈寅恪论学历程的时候，叙述平实，少有概括评论之语。比如，写陈寅恪“假设”与“辩证”的中古史实践时，列举陈寅恪在《元代汉人译名考》《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等文中运用“假设”展开论证的诸多实例，并对这些实例作出适当的分析，而不妄下定论。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不仅传承了陈寅恪本人的治学风尚，同时也秉承了清华学人“出言有据，勿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 陈寅恪的生命自始至终与学术相融，其“不谈政治”以及以死力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韧力，都是实现学术价值的保证。他与梁启超、胡适等大学者不相类同之处，在于他无法容忍学术研究中参杂政治的因素。对他而言，学术纯粹得近乎一种法律，几近冷漠，不识人之常情。他以独立的姿态，自由的精神，傲然天地间，任凭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这种临风独立的气场，在近代学术史上虽或不乏其人，但在陈寅恪身上却显得格外夺目。也正因此，要刻画一个客观的陈寅恪，过多渲染其所处的时代政治和周遭的环境，甚或大量泼墨于历史事件，都显得有些突兀和多余，游离于陈寅恪为人与治学的核心价值之外。从这一点来说，王震邦对陈寅恪的研究算是做到了论述坚守核心价值，行文力求不蔓不枝，对时代背景的交代简明扼要，对陈氏论学的阐述不惜笔墨，通过对陈寅恪论学思想的刻画，凸现了陈寅恪“一老树枯涩、独立于天地间”的元神气韵。 诚如著名学者汪荣祖评价的，《独立与自由》一书，并无意研究陈寅恪的全面，而是力求略人所详，详人所略，成一家之言，展独到之见。王震邦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依据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深度阐释陈寅恪的论学思想及其治学“心法”，系统梳理陈寅恪论学的实践与贡献，有其新的见解与发现，是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也就使得该著具有了勿庸置疑的学术价值。（毛志辉） （《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王震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治学不妨多些“小切口” 0 有媒体报道：近年来我国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高质量的论文并不多，平均引用率排名在世界第100名之后。学术研究中出现这种有量无质、精品缺乏的情况，与一些学者喜欢“宏大叙事”、轻视“微观论证”有密切关系。改变这一情况，不妨从缩小“切口”入手。 论文“切口”大、视野宽，本无可厚非。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切口”研究、大纵深视野，就无法形成对一门学科、一类问题的整体认识和宏观把握。但问题在于，学术研究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工作：宏观的、总体的、“大切口”的研究固然重要，微观的、局部的、“小切口”的研究也不可或缺；学术大厦的建立，不仅需要栋梁等大部件，也离不开砖瓦等小部件。然而，现在有的学者喜欢从大处着眼，却不愿意从小处着手，泛泛之论多而精微之论少，从而导致学术研究流于表面化甚至平庸化。 为什么有的学者热衷于研究大而无当的问题，而不愿意缩小“切口”、研究些小问题？这其中既有研究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学术评价机制不科学的原因。泛泛而论总是比较容易的，深入研究问题却比较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小切口”的研究几乎没有成例可援，没有现成资料可用，也无法预测研究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结果如何更无从知晓。这就如同开展一项艰辛的探险活动，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大工夫、花大气力，广泛收集材料、征求意见，精细考察情形、分析比较，甚至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后仍可能劳而无获。面对如此高的“风险指数”，很多研究者由于懒惰或者虚荣，往往会畏难求易、避难就易，选择一些价值不高但难度较小、“切口”很大且材料很多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相关学术评价机制也偏向于认可“宏大叙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空疏的学术研究心态和风气。 “小切口”绝不意味着做不出大文章。胡适认为：在国学研究中，发现一个字的新意对于研究者来说，其意义决不下于发现一颗新星。因此，与其在一些已得到充分研究的大问题上进行“重复劳作”，不如缩小“切口”，耕耘其中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比如，时下有的学者热衷于抽象地讨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九州”等大概念，但很多观点只是无法确证的主观臆断。相反，一些学者从直接反映这种空间概念的地图入手开展个案研究，却取得了不菲的成果。由此看来，学术研究的“切口”并不怕小，怕的是没有内涵和新见。只要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同时掌握科学的方法和路径，从“小切口”中也可以开辟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 至于什么才算“小切口”并无定规，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学术环境及资料占有情况等来选择。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切口”小，并不是说研究对象越偏、越奇、越小越好，这样会走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极端，背离探索和认识真理的宗旨。毋宁说，学术研究既应具有宏大视野、不忘整体关怀，又应细致入微、不断深入研究。这不仅需要学者自身的自觉和努力，也有赖于更为科学、更为宽容的学术考核和评价机制。（杨学博） 从治学门径看钱穆的中国文化价值观 2011-08-01 03:49:35 http://www.gmw.cn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1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钱穆（1895-1990）先生是一位价值取向极其鲜明的学者，他一生的治学宗旨就是要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因此，他的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个就是他在《国史大纲》中所主张的众所周知的对本国历史须当抱一种温情与敬意，另一个就是他强调的思想史研究要基于深厚的现代关怀，因为“讲思想史，即无异于是讲现代思想，因其已埋藏蕴蓄在现代思想之心坎底里，而有其深厚生命，故为吾人所不得不注意探究与发挥，以求其适应于现时代之需要，而成为一番新思想”（《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研究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知识探索，那么，研究者的个人感情与当下关怀又将如何避免主观因素对于客观认知过程的影响呢？毋庸讳言，在多达54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有许多论述是钱先生抱持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主观性阐发，但是，钱穆能够享誉学林，终究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呈现，或者说他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证明，是极显亲切而少偏见的。换言之，钱穆的治学门径与他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实为相互表证。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降，20世纪的中国学者无论持论如何，借镜于西学来认识中国文化已成为普遍的特征，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以此看钱穆，可以显见他的治学门径强烈地固持着中国文化是一独特系统的价值观，他基本上是自觉地沿着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来认识中国文化。 1953年，钱穆在《宋明理学概述》的“序”中，曾对他的治学过程有过一个亲切的回忆，大抵是由文集入手，经桐城派古文而读唐宋八大家，始知辞章与义理有别；进而求义理，由朱熹与王阳明转及《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又因此上溯，治五经与诸子，转而下涉清儒之考据。由此治学门径，结合钱穆的一生著作，足知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他成绩卓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着几个特征，一是由文史而入经史，二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贯通，三是义理、考据、辞章的并重，四是通史与专题的结合。概言之，在钱穆的治学中未曾袭用西学以解读中国思想，他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中来认识中国文化的，而这种治学门径的固执本身就彰显着钱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世界中，钱穆治学中的上述特征也许并没有特别之处，它们可以被视为传统治学的共同方法，区别仅在每位学者的功力深浅，或视野宽狭。但是，钱穆的学术成长已在20世纪，虽然他没有能够接受现代大学教育，完全是自学，但事实上他对新潮的西学绝非弃而不见，或有抵触。从中小学起，钱穆即受其老师影响，对西学与西方历史乃至当时的新思想家，如梁启超等，都充满欣喜而有认真的研读，深受影响。在钱穆的研究中，西学与西方历史也往往成为一种大致的比较背景。然而从根本上看，钱穆始终循着中国传统的治学道路，基于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来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决不依傍于西学中的某家某说来分析中国思想。具体地说，钱穆对中国思想的解读，无论是个别的思想家，还是通论性的，他都不是引入西学的理论来进行重构，而是依据中国学术的自身谱系与理论架构，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自身系统以及义理解经的方法来解读中国思想。 钱穆不依傍于西学，选择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中解读中国的思想，并没有使他的研究缺乏现代学术的风格。钱穆虽不袭用西学的概念与理论来分析与重构中国思想，但他却有着明确的思想体系的观念，这正是他非常有别于古人而极富现代学术的风格。在这点上，钱穆是有明确自觉的。譬如《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对钱穆影响巨大，他撰《宋明理学概述》，曾坦言“十之八九根据两部学案”，但区别在于，“虽多援据两学案，而取舍详略，排比条贯，别有会心。大抵两学案以材料为主，而本书则以各家思想之体系为重”。平实而论，两部学案的材料，当然决不是随便选的，见识自在其中，但“体系”的意识与实际的呈现，显然不如钱穆那样明确和清楚。换言之，钱穆对思想的诠释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思想往往见之于学术，而学术又表征着思想，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形式上具有浓重的学术与思想互涵并重的特征。因此，读钱穆的书，一方面能够较好地进入传统的学术系谱，体会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从而得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获得同情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亲切的，另一方面，又不失现代的型构化特征，能够与现代的学术诉求与叙述风格相连结。 钱穆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在他的治学门径上的呈现，对于现代的学者是存在着困难的。由于现代的学科分类与西式教育，我们的思维惯性是分门别类的，研究上的要求是专业分割的，因而背后往往预设着特定的知识形态，以及特定的理论与方法；而钱穆的传统治学是纵横贯通式的，要求学者破除现代知识的分割边界，进入古人的知识世界来阅读与体会，其目标旨在会通，而后在有所心得处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因此，两者实有大的区别。理想地讲，自然是兼收并蓄为好，但结果也许是两方面都不行。不过，这又正是持守中国文化价值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所无法摆脱与回避的挑战。 粗览钱穆论著，或觉无奇，但认真细读，却颇多启发。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他的治学门径中蕴涵着他对中国文化自成一个脉络清晰而又丰富多样的价值系统的认定与体认，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何 俊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浏览完厚厚一摞求职简历，我有点累了。大都出自名校研究生，看简历及各类材料，个个可谓人中翘楚，饱学多识，机敏踏实，实践经验丰富，深得导师和实习单位好评。我有摘取中国教育硕果的兴奋和忐忑。初试过的朋友称，整体素质不错，有气质，有口才，不知能否留下这些人才？我决意从两个方面考察他们。一是基本阅读，二是价值观。 面试完，我不由自主地崩溃了。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只剩下一张教育部发给的文凭，新闻系的同学一口咬定利比亚近邻是阿尔巴尼亚，他们不知道钱钢、卢跃刚、老榕、胡舒立；中文系的称自己看过的文学杂志是《读者》，不知道顾随、叶嘉莹、齐邦媛、马悦然；经济系的不知道里根经济学；哲学系的不知道李泽厚；跟随学术名流的思想史研究生，没读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不知道朱维铮为何人；英文系的不知道翻译家方平、杨宪益，更不知道乔伊斯写过什么。毕业论文一概是那种无需动脑子的傻题目，一个自我循环论证的僵尸，他们不过是填格子完成一个程序罢了。不看书的理由是，做论文，找工作，读过的几本书都是本科阶段的了。 看简历，以为天下英才俱在手中。花钱上这样的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该学的都没学会，却全然丧失了应有的纯真。可以说，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无知识谱系，无正当价值观。在回答政治问题时，他们应对有方，操着一套熟练的正确话语，眼神炯炯，话语滔滔，肢体语言丰富，堪比外交部发言人。 他们的资讯来源是“主流大报”和央视，“也看外网，但只做参考”，新闻研究生自信地说，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种信息都是一种“建构”。我相信这是导师“会商”的结果。 中间进来一位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女硕士提醒我说，前面的同学都说你太严格了。“这种面试本身就不平等”，她假装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来面试您，您也未必能过关呢！”我想，她说的是一条硬邦邦的真理。（老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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