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争取的目的应该总是同所花费的代价具有某种正确的比例才好。诺斯的撤职①或整个可恶的私党的解散,是抵不上我们所付出的这样大的牺牲的。如果我们所反对的一切议会的法案真能废除的话,那么贸易的暂时中断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足以抵消这些法案的废除;但是,如果整个大陆必须拿起武器来,如果人人都必须成为军人,那我们就不值得光是去反对一个卑鄙的内阁了。假如我们所争取的只是一些法案的废除,那么我们花费的代价就未免太大;因为,按照公正的估计,为了法律也像为了土地一样的付出一次班克山②的代价,是天大的傻事。我一向认为这个大陆的独立,是迟早一定会实现的一件大事,同样地,根据最近大陆向成熟阶段迅速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件大事决不会离得很远。因此,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我们不值得为了这样一个问题发生争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争辩的话,最后也定然会由时间来加以补救的:否则这就等于是向法院控诉一个租赁期刚满的佃户,要求制止他侵犯产权,因而在讼案中倾家荡产一样。在不祥的1775年4月19日以前,我本人要算是最渴望和解的了,但是一听到那天所发生的事件,我便永远否定了那个冷酷的、乖戾的英国法老②,并且鄙视那个坏蛋,因为他虽然僭称为“人民之父”,却能够冷酷地听取他们遭到屠杀的消息,灵魂上沾满他们的鲜血而酣然入梦。 可是,如果承认问题已经解决,那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我可以回答说,结果是北美大陆的毁灭。有几层理由可以说明。 第一、各种统治的权柄还掌握在英王的手里,他会否决这个大陆的全部立法。既然他已经暴露自己是自由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显示出对于专制政权的无限渴望,那么他是不是当然要对这些殖民地的人民说,除非经我同意,不准你们制定任何法律!?北美是否还有哪一位居民这样无知,竟不知道按照所谓现行的政体规定,除经国王批准外,这个大陆不能制定任何法律呢?是否有谁这样愚笨,竟看不出(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来判断)他除去那种能够迎合他的意图的法律以外,不会让我们在这里制定任何法律呢?北美没有法律,或顺从英国为我们制定的法律,实际上都可以奴役我们。在问题已经解决(有人这样说)以后,难道还会怀疑国王不一定运用全部权力来尽量镇压和抑制这个大陆吗?如果不前进,我们就会后退,或者永远发生争论,或者永远可笑地提出请求。我们所已经达到的强大程度,不是英王希望我们达到的,他此后不会力图削弱我们吗?总括一句话,一个嫉妒我们繁荣昌盛的政权是否宜于来统治我们呢?凡是对这问题表示否定意见的人是个狄立党员,因为独立自主的问题不外乎意味着:究竟是我们将自己制定我们的法律,还是让这个大陆的目前和将来最大的敌人——英王来吩咐我们,除我所喜欢的法律以外不准有任何法律。 你会说,可是英王在英国是有否决权的;那里的人民不经他的同意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按正当的和正常的道理来讲,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往往有过这种事情)居然可以对几百万比他年长和聪明的人说,“我禁止你们的某一决议变成法律”,这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愿意作这种答复,虽然我还要继续揭露那种说法的荒唐,而只是回答说:英国是英王的权利所在地而北美并非如此这一点,形成截然不同的情况。英王在这里拥有否决权的危害性,要比在英国大十倍;因为在那里,对于一个尽力充实英国国防的议案,他是不会不予同意的,但在北美,他就决不会让这样的议案通过。北美在英国的政治体系中不过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个国家的利益只有在适合英国本身的目标时它才会加以顾及。因此,它本身的利害关系引导它在任何不能增进它利益的场合尽力遏制我们利益的增长,或者至少要进行阻挠。从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在这样一个间接的政府之下,不久我们的处境就一定够好的啦!人们并不会由于换了一个名字便从敌人转变为朋友。为了指出那种和解的主张现在是危险的,我敢断言,英王由于想恢复他在各个领地的统治地位,现在所采取的政策将是废除那些法令;其目的在于利用阴谋诡计,最后完成他在短期内通过武力和暴力所无法完成的事情。和解与毁灭是密切相关的。 ① 指大臣诺斯由于对北美各殖民政策的失败而在1782年被撤职。——译者 ① 波士顿的山名,1775年6月17日曾作战于此。——译者 ② 古埃及国王的称呼,这里借喻英国的专制国王。——译者 第二、我们能够希望得到的哪怕是最好的条件,也不外乎是一种临时的办法,或者一种受保护的政权,这种政权在殖民地达到成人年龄时就不能再存在了,因此,总的形势和局面同时也将是不安定的、没有前途的。有产的移民决不愿意到这样一个国家里来,这个国家的政体是朝不保夕的,它每天都有发生骚动和混乱的危险;现有的这些居民将抓住机会来处置他们的产业,离开这个大陆。 但一切论据中最有力的是,除了独立(即联合殖民地的政权形式)以外,再没有别的方式能维持大陆的治安,使它不受内战的侵害。我恐怕万一现在同英国和解,很可能接踵而来的是某处发生暴动,其后果也许远比英国的一切恶意来得可怕。 成千上万的人在英国人的野蛮行动下遭到毁灭;(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许会碰到同样的命运。)那些人的感情同我们这些没有受难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现在仅有的财产是自由:他们以前享有的东西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了,现在他们既然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也就十分鄙视屈服。其次,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一般情绪将类似一个接近成人年龄的青年的情绪,他们不会对它有何顾虑。而一个不能维持治安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政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拿出钱来是冤枉的。请问,万一在和解以后的第二天国内发生暴动,那么力量只表现在纸面上的英国,能够有什么作为呢?我听见有些人说(我相信其中很多人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他们害怕独立,唯恐独立以后会发生内战。没有经过考虑的想法总很少是真正正确的,这里也不例外,因为一个暂时弥补的关系比起独立来能够产生多至十倍的值得担心的事。我站在受害者的地位断然声明,如果我被人从房子里和家里赶出来,我的财产遭到破坏,我的环境受到损害,那么作为一个不甘受辱的男子汉,我决不能同意和解的主张,也不能认为我自己因此就必须赞同这个主张。 各殖民地已经表现了良好秩序和服从大陆政府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足以使得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对那领导机构感到放心和满意的。如果有谁害怕一个殖民地会力求比另一殖民地占据更优越的地位,那么他只有根据真正幼稚和可笑的理由,才能为他的恐惧找到口实。 既然彼此没有差别,就不会产生地位优劣的问题;完全的平等不是诱人走入歧途的导因。欧洲各共和国现在都是(而且我们可以说经常是)和睦的。荷兰和瑞士无论对内或是对外都没有战争。的确,君主国家是决不会长期平安无事的,王座本身便是对国内不逞之徒的诱惑力量;经常伴随着王权的那种极度的骄傲和横暴,在有些事情上容易同外国闹成决裂,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共和政府由于以比较自然的原则为组织基础,却能克服那种错误。如果真正有理由来担心独立的话,那是因为还没有定下计划的缘的。人们看不清他们的出路。因此,作为研讨这件事情的开端,我提出下列几点意见;同时我毫不自夸地承认,我本人只认为这些意见可以成为引起一些更好的建议的手段罢了。如果许多个人的凌乱思想能够被收集起来,它们就往往会构成一种材料,由聪明干练的人来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 各殖民地的会议应每年召开,只应该有一个议长。代表应更求平均,他们所处理的应该完全是国内问题,并受大陆会议的节制。 每一殖民地应分成六个、八个或十个大小适当的区,每区都推出若干代表参加大陆会议,因此每一殖民地将至少派出代表三十人。大陆会议的全体代表将至少为三百九十人。每届会议应举行代表大会,用下列方法选举一人为议长。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票选一人为议长。在下届大陆会议,仅从十二个殖民地中抽出一个,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不在抽签之列,以后依此程序进行,直至十三个殖民地统统抽到为止。为了保证所通过的法律都十分正当,不少于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称为多数。在这样一个公正地组成的政权之下,谁要是想挑唆不和,那一定是投到魔鬼的怀抱里去了。 但是,既然这件事情最初必须由谁做起,或者怎样做法,乃是很伤脑筋的事,既然看来似乎由某种介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即大陆会议和人民之间的团体来着手是最合情理的,那就让一个联合殖民地会议以下列方式和按照下列宗旨召开吧。 委员会包括由大陆会议推出的委员二十六人,即每一殖民地二人。每一州议会下院或州的制宪会议产生委员二人;每州由全体人民中产生代表五人,代表全州并对全州负责,这些代表由州内各地宜于参加选举的尽量多的有资格的选民在各州首府或首邑选出:或者,如果比较方便,代表也可在其中两三处人口最多的部分产生。在这样召开的会议中,将结合起经办事务的两个最重大的要素,即知识和力量。大陆会议、各州议会下院或制宪会议的成员们,由于对国家事务已积有经验,将成为干练而能发挥作用的议员,而整个会议既经人民授权,就具有真正法定的权力。 在议员集议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拟草大陆宪章或联合殖民地宪章(以回答所谓英国大宪章);确定选举大陆会议议员、州议会下院议员的人数和方式,以及它们开会的日期,划定它们之间的行政和司法的界线:经常要记牢,我们的力量是大陆的而不是州的。要按照良心的指示,为所有的人获致自由与财产,主要是信教的自由,以及宪章所必需规定的其他事项。此后,上述会议应随即解散,并应依据上述宪章选出一些人来,暂时做这个大陆的立法者和地方长官: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平安和幸福。亚门。 如果此后为了这个或某种相类的目的委任一些人的话,我要把贤明的政治学家德拉戈内蒂的下面一段语录奉送给他们。“政治家的科学”,他说,“在于确定幸福与自由的精义。凡是能够发现一种使国家花费最小代价为个人谋取最大幸福的政体的人,是值得永世感恩的。”(德拉戈内蒂:《论德行与报酬》①。) ① 指意大利法学家德拉戈内蒂·季亚青托(1789—1871)的著作:Levertuedipremi.——译者 有人说,可是北美的国王在哪儿呢?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不像大不列颠皇家畜生那样的残害人类。但是,如果庄严地规定有一天要宣布宪章,希望我们甚至在世俗的德行方面也不要露出缺点来;让发表的宪章以神法和《圣经》为根据;让我们为宪章加冕,从而使世人知道我们是否赞成君主政体,知道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因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他的情况。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流弊,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时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 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当一个人认真考虑到人事动荡时,他就会深深地相信,我们尽力以冷静审慎的态度来组织我们自己的政权形式,要比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交给时间和机会去支配,来得无限地聪明和安全。如果我们现在不走这一步,也许以后会出现一个马萨涅洛①,他在掌握了民众的动荡情绪以后,可以纠集亡命和不满之徒,自己攫取政权,最后像洪水一样把北美大陆的各种自由权利一扫而空。万一北美的政权又落到英国的手里,动摇的局势也会引诱某一个不顾一切的冒险家来碰碰运气;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能够给我们什么帮助呢?不等它听到消息,那个十分不幸的事件已经完成;而我们自己就会像处于征服者压迫下的可怜的不列颠人一样地受苦了。你们这些现在反对独立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让政权的位置空着,从而为无穷的虐政敞开门户。千千万万人认为光荣的,是把煽动印第安人和黑人起来消灭我们的那种野蛮凶恶的势力逐出大陆;那种残酷的行为有双重罪恶,它残忍地对待我们,奸诈地对待他们。对于有些人,我们的理智禁止我们加以信任,我们备受损伤的感情叮嘱我们加以憎恶,如果同这些人侈谈什么友谊,那是胡涂和愚蠢的。我们和他们之间残留的一点因缘每天都在损耗着;难道有什么理由可以希望,在关系消灭的同时,感情反会增加,或者当我们有十倍于过去的更大更多的事情要争论的时候,我们倒反会更加表示同意吗? 你们这些劝告我们要重视融洽与和解的人,你们能不能把已经消逝的时间重新交还给我们呢?你们能不能把过去的纯洁还给娼妓呢?你们要使英国与北美和解,也是办不到的。现在最后的一根纽带已经断了,英国人正在用各种言论反对我们。存在着天理所不容的侵害和侮辱;如果天理会宽恕的话,它就不成其为天理了。既然一个丈夫不能宽恕别人强奸他的妻子,北美大陆也就不能宽恕英国的那些杀人凶手。上帝已经赋予我们以决心做有益而聪明的事情的不可遏制的心情。这种心情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形象的守护神。它们使我们不同于一群普通的动物。假如我们不能爱憎分明,社会契约就会解体,公道就会在世上绝迹,或者不过偶然存在。假如我们所感受的侮辱不能激怒我们起来要求伸张正义,盗贼和杀人凶手将多半逍遥法外。 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旧世界遍地盛行着压迫。自由到处遭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就已经把她逐出。欧洲把她当作异已分子,而英国已经对她下了逐客令。啊!接待这个逃亡者,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① 托马斯·阿涅洛,又名马萨涅洛,是那不勒斯的渔夫,他在公共市场上鼓动同胞,以反对当时占有该地的西班牙人的压迫,并怂恿他们起义,结果他在一天中间便成了国王。——作者 论北美目前的能力:附带谈一些杂感 无论在英国或北美,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没有不坦白认为这两个国家是迟早要分立的。可是,在力图叙述我们所说的大陆已经具备独立条件或宜于宣布独立时,我们却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少发表经过周密考虑的意见。 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不过是对于实行的时间问题意见有所不同,那么,为了免除错误,就让我们概括地考察一下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找出合适的时间。可是我的话毋需多讲,探究的手续立刻就告一段落了,因为时间已经找到了我们。各种形势的全面的凑合,也就是各种形势的令人鼓舞的一致性,证明了这个事实。 我们伟大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然而我们现在的人数是足以抵抗全世界的武力的。北美大陆目前拥有的武装齐备而训练有素的队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为大,而且恰巧在力量上达到这样的地步,那就是,单独一个殖民地无法独立自存,但联合起来的整体却什么都能办到。我们的陆上兵力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海军方面,只要这个大陆仍旧抓在英国手里,我们就不能不敏锐地感觉到,它是永远不会允许北美建造一艘军舰的。因此,即使在百年以后,我们的这一部门也不会比现在更有进展;可是实际的情况也许还不如今天,因为我国的木材每天都在减少,而最后剩下的一些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便是不容易获得。 如果大陆人口拥挤,它在目前情况下所受的痛苦将是不可忍受的。我们的海港城市愈多,我们需要防守和放弃的城市也愈多。我们现今的人数幸而在比例上合于我们的要求,因此谁也不会闲着没有事干。商业的减少能产生一支大军,而一支大军的必需品又产生一项新的商业。 我们没有债务,我们由于这个缘故而欠下的债款,将成为我们德行的光荣纪念。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固定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求得废除几项可恶的法令和打垮现在的内阁,那么花费几百万镑就划算不来了,而且这种对待后代的方式,是十分残酷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一件需要加以完成的艰巨工作和一项他们从中得不到好处的债务。有自尊心的人不应该存这样的念头,这十足代表气量狭小的人和无聊政客的想法。 只要事业成功,哪怕负一点债也是不值得我们顾虑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没有债务。国债就是国家的证券;即使它不付利息,也决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英国负债在一亿四千万镑以上,所付的利息超过四百万镑。它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它负债的补偿;北美没有债务,也没有海军;然而我们只要花费英国国债的二十分之一,就能拥有同样强大的一支海军。英国的海军在目前值不到三百五十万镑。 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第二两段没有下列的计算数字,现在把它们列出来,用以证明上面的估计是有充分根据的。参看恩蒂克著《海军史》,绪论,第56 页。 每种等级的一艘船舰的造价,连同桅杆、帆桁、帆和索具的装备费,以及按比例存储的水手和船匠的八个月的食粮,据海军大臣波彻特先生的计算为: 一艘装有10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35,553 镑 一艘装有9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29,886 镑 一艘装有8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23,638 镑 一艘装有7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17,785 镑 一艘装有6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14,197 镑 一艘装有5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10,606 镑 一艘装有4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7,558 镑 一艘装有3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5,846 镑 一艘装有20 尊炮的船舰的代价.......3,710 镑 这样,我们倒很容易总计英国全部海军的价值或代价,因为它在1757年的极盛时代拥有下列的船舰数和火炮数: 船舰数火炮数每艘代价全部代价 6......100.....35,553 镑....213,318 镑 12......90.....29,886 镑....358,632 镑 12......80.....23,638 镑....283,656 镑 43......70.....17,785 镑....764,755 镑 35......60.....14,197 镑....496,895 镑 40......50..... 10,606 镑....424,240 镑 45......40.....7,558 镑.....340.110 镑 58......20.....3,710 镑.....215,180 镑 85 2 000 170 000 3 266 786 233 214 3 500 000 单桅帆船、爆破船、放火船 彼此联在一起, 镑..... , 镑 代价, , 镑 供添置火炮的余额, 镑 共计, , 镑 üýþ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处于这样适当的位置,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北美这样从内部筹建一支舰队的。柏油、木材、铁和绳索都是它的天然产品。我们用不着向国外购买什么。荷兰人把他们的军舰租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但他们所用的原料却大部分不得不从国外输入。既然兴建舰队在我国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我们就应当把这件事情看作一项商业。这是我们所能办到的最有利的投资。一支建成的海军舰队,价值比它的代价为高;而国家政策的颇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把商业和国防统一起来。让我们建造吧;如果我们不需要它们,我们可以出售,借此用现金和现银来代替我们的纸币。 关于在舰队里配置人员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都有很大的错误;用不着要有四分之一的人是水兵。那艘“可怖的”武装民船,“死神”船长,在上次战争中同任何船只作了最激烈的战斗,但是船上的水兵不到二十人,虽然编制中的人数在二百以上。只要有几个干练的、善于交际的水兵,就可以使许许多多积极的新水兵马上学会船上的普通工作。所以,现在既然我们的木材供应充沛,我们的渔场遭到封锁,我们的水手和船匠陷于失业,那么在这个时候来开创我们的海上事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四十年以前曾经在新英格兰造过几艘装有七、八十尊火炮的战舰,为什么现在不采取同样的行动呢?造船是北美最值得骄傲的事业,总有一天它将在这方面超过世界各国。东方的老大帝国多半位居内陆,因此就不可能同北美匹敌。非洲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而欧洲的任何国家既没有这样透迤的海岸,又没有这样国内的原料供应。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赐予,往往一方面慷慨,另一方面吝啬;只有对北美它是西方面都很大方的。幅员广大的俄罗斯帝国几乎没有出海的道路,所以它的取之不尽的森林,它的柏油、铁和绳索不过是商品罢了。 从安全方面说,难道我们应该没有舰队吗?我们现在不是六十年前的微不足道的人了;那时我们也许曾把财产放在街头,或者宁可说是放在田野,门户不必关锁也能睡得很安稳。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自卫的方式应当随着我们财产的增加而有所改进。十二个月以前,一个普通的海盗很可能上溯特拉华河,向费城的居民任意勒索巨款;其他的地方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意外。不但如此,任何剽悍的家伙利用一艘装有十四或十六门火炮的双桅船,也许就可以洗劫整个大陆,抢走五六十万镑钱财。这些情况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且也指出海防的必要性。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们同英国讲和以后,它就会保护我们了。难道他们这样懵懂,竟认为它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在我们的海港里常驻一支海军吗?常识告诉我们,一向企图对我们实施镇压的国家是所有国家中最不配来保卫我们的。它可以假借友谊的名义实行征服;而我们自己,在长期的英勇抵抗之后,终于会受骗而处于奴隶状态。如果我们不应该容许它的军舰开进我们的港口,请问它怎么来保护我们呢?远在三四千英里之外的海军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在突然的紧急关头就根本毫无用处。因此,假如我们以后必须实行自卫,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为什么要仰仗别人呢? 英国军舰的名单又长又多,但其中可以使用的船只在任何时候不到十分之一,有很多现在已不存在了;然而只要船舰还剩下一条木板,它们的名字总是继续保留在名单里。在可以使用的船只中,能同时停泊在任何军港里备用的,不到五分之一。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英国势力所扩展到的其他地区,都对它的海军提出很大的要求。由于我们在心理上混杂着偏见和疏忽,我们对于英国的海军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谈起来好像认为我们要同时和它全部的海军对抗似的,因而便认定我们必须有一支同样庞大的海军才好:这种不能立刻加以实行的想法,曾被一伙隐藏的托利党人利用,企图来打消我们的兴建海军的初步计划。这种想法要算是最错误的了;因为,只要北美拥有英国海军的二十分之一的船舰,它就绝对可以成为英国的一个劲敌;因为,既然我们没有并且也不主张有国外的统治权,我们全部的海军就可以用在自己的海岸上,在这里我们将比对方占加倍的优势,而对方却在能够向我们进攻以前,必须航行三、四千英里的路程,并须经过同样的距离回去修理船只和补充给养。虽然英国靠它的舰队可以截断我们对欧洲的贸易,但我们也同样可以截断英国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因为西印度群岛位于北美大陆附近,是完全处在它的控制之下的。 如果我们竟认为不必维持常备的海军,那倒也可以想出一种在承平时期保持海军兵力的办法。假如奖励商人们建造一些装有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尊火炮的船只(奖金的多寡以商人在载货容积方面损失的大小为比例),那么,只要有这样的船只五、六十艘,再加上几艘经常值勤的警备舰,就可以保持一支力量充足的海军,这样的办法可以使我们自己不致遭受英国深感头痛的那种厄运,在承平时期让舰队停在船坞里腐烂掉。把商业同国防的力量结合起来,是正确的政策;因为当我们的兵力和财富互相发生有利的作用时,我们就毋需害怕外来的敌人了。 差不多任何一种国防用品我们都很丰富。到处生产苎麻,所以我们并不缺少索具。我们铁的质量比其他各国都好。我们的轻武器不比世界上任何同样的武器差。大炮是我们能够随意铸造的。硝石和火药我们每天都在生产。我们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增进。意志坚定是我们固有的品质,而勇气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因此,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呢?除了毁灭以外,我们不能指望从英国得到任何东西。如果它再度被承认对北美享有统治权,这个大陆就不值得再住下去了。猜忌纷起,暴动不绝,谁愿意挺身出来弥平它们呢?谁愿意冒生命的危险来迫使他的同胞服从外国的统治呢?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关于一些疆界未定的地区的争执,表明英国的政权是不重要的,并且充分证明只有北美大陆的政权才能管理北美大陆的事 务。 足以说明现在正是大好时机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的人数愈少,还没被人占有的地方就愈多,这些地方如果不被国王胡乱送给他的鄙陋的仆从,今后就可以用来不仅偿还目前的债款,而且经常维持政府的开支。天下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样有利的条件。 我们所说的各殖民地的幼稚状态,是一个有利于独立而决不是不利于独立的论据。我们的人数已经相当众多,如果人数再有增加,可能在团结上就要差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一个国家人口愈多,他们的军队愈少。在军队的人数方面,古人远远地超过今人:这里面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既然贸易是人口众多的结果,人们便专心致志于商业,不去注意其他任何事情了。商业减低了爱国和军事防御的精神。历史充分地告诉我们,最勇敢的业绩总是在一个国家的未成年的时期完成的。随着商业的发达,英国已经丧失了它的精神。伦敦城固然人口众多,却用一种胆小鬼的涵养功夫忍受着接二连三的侮辱。人们所拥有的可能会丧失的东西愈多,他们愈是不愿冒险。有钱的人一般说来都是恐惧的奴隶,像摇尾乞怜的小人似的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神气屈从于宫廷的势力。 青年时代是良好习惯的播种季节,在个人如此,在国家也是如此。要在五十年之后把北美大陆组成单一的政府,这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或许是困难的。由贸易和人口的增加所引起的多种多样的利害关系,会制造出混乱来。一个殖民地将反对另一个殖民地。各个殖民地由于羽毛丰满,将蔑视彼此的帮助:在傲慢愚蠢的人们以其有限的一点成就而自鸣得意的时候,有识之士将浩然长叹,懊悔没有及早组织联盟。所以,现在正是建立联盟的大好良机。在幼年时期缔结的友谊和在患难中形成的亲密感情,是一切情谊中最为经久而不可动摇的。我们目前的联盟标志着这两种特性:我们还未成年,并且我们曾经遭受不幸;但是我们的团结一致已经抗拒了灾难,正在开创一个足以为后世引以自豪的难忘的世纪。 而且,目前这个时期是一个国家只能一度遇到的特殊时期,即把自身组成一个政府的时期。大多数的国家错过了这个机会,因而不得不接受征服者的法律,而不是为自身制订法律。首先,它们有一个国王,其次是有一个政体;所以会先制定统治的条款或宪章,后来才委托一些人出来加以执行:但我们不妨从别的国家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抓住现在的机会,从开头便正确地处理政权问题。 当威廉一世征服英国的时候,他曾强迫他们接受法律;同样地,在我们同意北美中央政府应该占有合法的和实权的地位以前,我们将发生实权地位为某一个幸运的坏蛋所窃据的危险,他可能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到那时候我们的自由何在?我们的财产何在? 至于宗教,我认为保护一切真诚地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人,乃是政府的必不可少的责任,并且我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必要措施。如果你抛开各行各业的小器鬼所不愿舍弃的那种狭窄的心理和自私的原则,你在这个问题上就会立刻摆脱各种恐惧。猜疑是小心眼儿的伙伴,是一切幸福的社会生活的毒物。就我自己来说,我充分地、真诚地相信,在我们中间要存在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那是上帝的意志。这给我们基督教徒一个发扬仁爱精神的更广阔的园地:如果我们的思想方法完全相同,我们的宗教倾向就缺少检验的根据;根据这个没有偏见的原则,我把我们中间的各种宗派看作一家的孩子一般,只是他们的所谓教名互有不同罢了。 在本文第34—35页上,我曾对大陆宪章的特点约略透露了一些看法(因为我只认为是提供线索而不是计划),这里不揣冒昧,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宪章可以被理解为人人必须参加的履行神圣义务的盟约,借以维护各个个别的部分在宗教、职业自由或财产方面的权利。牢固可靠的契约和公正合理的对待可以使友谊经久不变。 以前我也曾提到过有建立广泛和平等的代表制的必要性;没有其他的政治问题比这更值得我们注意了。选民人数少和代表人数少,同样是危险的。但如果代表的人数不但是少,而且不平均,危险就更大。我举出下面一件事作为例证;当参加联合运动的人们的请愿书提交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众议院时,到会的只有二十八个议员;八名勃克斯县的议员一致投票反对,有七名契斯特县的议员也步了他们的后尘,这整个一州就由区区两个县所操纵;而这种危险是经常容易引起的。那个众议院在上次开会时扬言要竭力压制该州的代表,这样的大言不惭应当促使全体人民注意,他们是怎样亲手把权力交托出去的。预备给他们各个代表的一套指示被凑拢起来,这些指示从常识和业务方面来说是连小学生都会感到耻辱的,而它们经过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在外面赞成以后,就带到议会里来,在那里议员们代表全州加以通过;在另一方面,如果全州人民知道这个议会在着手拟定一些必要的公共措施时存有什么恶意,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那些议员是辜负了这样的托付的。迫切的需要使许多事情带有权宜的性质,这些权宜之计如果继续采用的话,就会变成苦难。权宜手段和正当行为是两回事。当北美的灾难需要会商解决的时候,由几个州议会的众议院为此目的而指派一些人出来,乃是最简便的或者可以说在当时是最适当的办法;他们在进行工作时所表现的智慧曾使这个大陆免于毁灭。可是,既然我们不可能永远没有一个“议会”,每一个对良好秩序抱有热烈愿望的人必须承认,选举议会议员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我要对研究人类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群人具有代议和选举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当我们为后代作打算时,我们应该记住,德行并不是遗传的。 我们往往从敌人方面获得颇有益处的箴言,时常被他们的错误所惊觉,开始用理智来作合理的判断。康沃尔先生(财政委员之一)以轻蔑的态度对待纽约州议会众议院的请愿书,因为他说那个州议会的众议院只有二十六位议员,他强调这样一点人数不能很适当地用来代表全体。我们感谢他的这种违反本意的诚实。① ① 读者如愿充分理解广泛和平等的代议制对于一个州来说是何等重要,应阅读波格著《政治研究》一书。——作者 总起来说,不管有些人觉得多么奇怪,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作这样的想法,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有力的和显著的理由来表明,只有公开地和断然地宣布独立,才能很快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其中的几点理由是:第一,按照国际惯例,当任何两国交战时,由不参加争端的其他一些国家出面调解,提出缔结和约的预备条款。但只要北美大陆的人民还自称为大不列颠的臣民,任何国家不论它对我们怀着多大的好感,都不能以调停人自居。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永远争执下去。 第二,有人认为法国或西班牙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只打算利用这种帮助来弥补裂痕,巩固英国与北美大陆的关系;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因为所产生的后果会使那些国家蒙受损失。 第三,只要我们还自承为英国的臣民,我们在外国的心目中就必然被认为是“反叛者”。许多人在臣民的名义下揭竿而起,这种先例对外国的治安多少有点危险。我们可以立刻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要把抵抗和臣服连在一起,却需要运用精妙得多的思想,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 第四,如果我们发表一个宣言,把它分送给各外国官廷,陈述我们所受的痛苦,以及我们行之无效的和平的补救办法;同时宣布,由于我们不能再在英廷的残酷统治下过幸福的或安全的生活,我们已经被迫而不得不同它割断一切联系,同时向所有那些官廷保证,我们对它们抱有和平的意愿,希望同它们进行贸易:这样一个备忘录,对于这个大陆来说,比运载一船请愿书到英国去,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我们目前带有英国臣民的名称,在国外既不能被人接纳,也不能被人承认:各国朝廷的惯例是对我们不利的,并将永远这样,直到我们通过独立而与其他国家并列为止。 这些行动乍看起来也许是生疏的和困难的,但像我们已经经历的其他一切步骤一样,不久就会变得很合适,没有什么希奇了。在宣布独立以前,北美大陆会觉得自己好像这样一个人,他老是把某种不愉快的事情一天天地拖延下去,然而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办不可,只是不愿动手,希望它已经得到解决,同时又念念不忘它的必要性。 附记 自从这本小册子的初版问世以后,或者可以说就在出版的那一天,英王在议会的演词在这个城市(费城)出现了。如果预言的神灵曾经掌握了这个作品的产生,那它也决不会把它在一个更适当的关头或更必要的时机发表。一方面的嗜血心理证明另一方面是有采取确切方针的必要的。人们从报复行动中看这一切。英王的演词吓不倒人,反而为独立的果断原则铺平了道路。遵循礼法,甚或保持缄默,姑不论其动机如何,如果稍稍默许卑鄙和恶毒的行为,就会带有有害的倾向;因此,如果这个格言可以承认的话,自然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英王的演词既然十分毒辣,便应该受到而且越发应该受到议会和人民的普遍诅咒。然而,由于一个国家国内的太平主要依靠那种完全可以称之为“国民风度”的纯朴,所以往往最好是怀着鄙弃的心理把一些事情轻轻放过,而不去使用那种可能会对我们那个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产生变革作用的表示憎恶的新方法。也许,主要是由于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英王的演词才至今没有受到公众的谴责。那篇演词,如果可以称为演词的话,也至多只是对真理、公共幸福和人类生存的肆无忌惮的蓄意诽谤;是牺牲人类奉献于狂妄暴君的正式的、庄严的方法。但是,这种集体屠杀人类的暴行是君王们的一项特权和某种必然的结果;因为既然造化不知道他们,他们也就不知道造化,虽然他们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人,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并成为他们的创造者的上帝。那篇演词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英王并不打算拿它来欺骗我们,而我们即使愿意的话,也不能受它的欺骗。蛮横与暴虐赫然现于纸上。它不容我们感到迷惘:甚至在阅读的时候,每一行都使我们相信,在树林里狩猎的赤身露体的粗野的印第安人,也不如英国国王那样野蛮。虚伪地称为《英国人民致北美居民书》这篇充满哀鸣的阴险作品的假定的作者约翰·达尔林普尔,也许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人民可以被他对于一个国王的吹嘘和描述所吓倒,因而谈到了(虽然在他这方面是很不聪明的)现在这位国玉的真实的性格。“可是”,这个作者说,“如果你想赞扬一个我们对它并无不满的政府(指撤销印花税法案的罗金哈姆侯爵①的内阁),你不去歌颂那位君王,那是不公正的,因为只有经过他的同意,他们才被准许做任何事情。”这是十足的保王主义!这里有着甚至毫不掩饰的盲目崇拜。谁要是能够无动于衷地听取和容忍这样的主张,他就是已经丧失了辨别道理的权利——背弃人格的叛徒——并且应当被认为是不仅抛弃了人类的应有的尊严,而且已经自陷于动物的地位之下,像一条毛虫似的在世间卑鄙地爬行着。 然而,现在英王的所作所为是无关紧要了:他已经打破了人类的每一种道德的义务,践踏了天性和天良,并且由于一贯的傲慢与残酷的固有精神,已经为自己招来了普遍的憎恨。现在北美大陆的当务之急是为自身寻找出路。它已经拥有一个年轻的大家庭,它的责任是照顾这个家庭,而不是慷慨地拿出财产来,去支持一个辱没了人类和基督教徒的名誉的政权——你们的职责是遵守一个国家的道德原则,遵守你们所属的宗派或教派的道德原则,同时,你们更加直接地是公共自由的保护人,如果你们想要保全自己这片土地不受欧洲腐败现象的沾染,你们一定暗中希望独立。但是,抛开道德部分让各人去思索外,我将主要地就下列问题再作几点说明: ① 罗金哈姆侯爵是辉格党自由派的领袖。——译者 第一,脱离英国独立,是符合北美大陆的利益的。 第二,和解或者独立,究竟哪一种方案是最简便、最切合实际呢?这里附加一些必要的说明。 在拥护和解方面,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我可以说出这个大陆上一些最能干最有经验的人的意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还没有公开宣布过。实际上这个见解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从属外国的地位,商业受到限制,立法权力受到束缚,它是永远不能跻于重要的地位的。北美大陆还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富裕,虽然它已有的发展在其他各国的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但它同它所能达到的成就比起来,还不过是幼年时代,而如果它像应有的那样掌握了立法权力,那种成就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英国现今正在洋洋得意地垂涎于那种一旦如愿以偿时对它并无好处的东西,而北美大陆则正在对这样一个问题犹豫不决,这个问题如果加以忽视,便将使它最后趋于灭亡。英国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是北美的商业,而不是征服北美,假使两个国家像法国和西班牙一样的互不隶属,这种商业关系多半是会继续下去的:因为就许多物品来说,任何一方都找不到更好的市场。这个国家脱离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而独立,乃是目前值得争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问题,它像其他一切必然要被发现的真理一样,将日益显得清楚而有力。 第一,因为它迟早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第二,因为迁延的时间愈长,完成起来将愈感困难。 我常常喜欢参加公共集会和私人聚会,悄俏地注意那些不经思考便高谈阔论的人们仿佛言之成理的谬误。在我所听到的许多谬论中间,下面的意见似乎是最普遍的,即:假如这种决裂发生在四、五十年以后而不是现在,北美大陆将更能摆脱所处的从属地位。对于这个意见我可以回答说,我们目前的军事技能是从上次战争①获得的经验中产生的,再过四、五十年就要完全失败了。到那时候这个大陆将不会留下一个将军甚或一个军官;而我们,或者我们的继承人,在军事方面将像古代印第安人一样无知。单是这一论点,如果加以密切注意的话,将无可争辩地证明,现在这个时候是比其他一切时候更为有利的。于是论证就变成这样:在上次战争结束时,我们有了经验,但人数不够,过了四、五十年,我们将有足够的人数而没有经验;因此,适当的时机应该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既保证充分的经验,又有相当增加的人数。而这一时间就是现在。 请读者原谅我说这些离题话,因为这并不是直接从我最初开始讨论的问题申述下来的,现在我又以下列的主张回到本题,即:万一我们同英国的裂痕暂时弥补一下,它仍旧保留对北美的统治权和主权(随着现在形势的发展,北美正在完全放弃这个论点),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那种偿还我们所欠的债款或再行举债的手段。边远地区(由于加拿大疆域的无理扩展②,有些省份的边远地区已暗中有所损失)的价值每一百英亩仅以五镑计,达宾夕法尼亚币二千五百万以上;免役税以每英亩一便士计,年达二百万。 出卖这些土地,就可以料理债务,而不致使任何人受累;对土地所保留的免役税将经常减轻并迟早完全供给政府每年的开支。在什么期间偿还债款,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要所出卖的土地能用以还债就行,所有这一切事情暂时将由大陆委托议会办理。现在我开始谈第二个问题,即:和解或者独立,究竟哪一种方案是最简便、最切合实际;并顺便作一些说明。凡是以事物的自然进程作为行动指南的人,是不容易被驳倒的,根据这个理由,我总括地回答说:独立实在一个唯一的简单的路线,其权在我;而和解则是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背信弃义的、反复无常的宫廷一定要插手进来,那时就只可能有一种解决的办法。 ① 指1754—1760年英国殖民者由于俄亥俄流域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斗争。——译者 ② 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魁北克法案,将北美阿勒肯山以西的整个西北部领地都归并于魁北克(属加拿大),其目的在于保证美国获得地主及天主教僧侣的支持。——译者 北美的现状在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看来是的确严重的。没有法律,没有政府,除以盛情为基础并由盛情所受予的权力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力。它是由空前的感情的一致所团结起来的,但是这种感情容易改变,每一个隐藏的敌人正在力图加以瓦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立法而无法律,有智慧而无方案,有政体而无名称,而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拼命想要处于从属地位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个情形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谁能说出它的结果将怎样呢?在目前这种毫无约束的状况下,任何人的财产都没有保障。人民大众的心理听其自然,不加理会,他们由于看不到前面的确定的目标,正在追求幻想或流言所指出的方向。没有什么事情算是犯罪的,没有叛逆这回事;因此每一个人都自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托利党人是不敢气势汹汹地啸聚起来的,如果他们知道这种行动会使他们在国法面前丢掉性命的话。在战斗中俘获的英国士兵和所捉到的手执武器的北美居民之间,应该划清界线。前者是俘虏,而后者是叛徒。一个要剥夺他的自由,另一个要砍掉他的脑袋。 尽管我们很聪明,在我们的一些行动上却显然存在着优柔寡断的毛病,助长意见的分歧。“大陆的皮带”扣得太松;如果不及时采取办法,势必来不及做任何事情,那时我们将陷入一种既不能实行和解又不能实行独立的狼狈处境。国王和他的微不足道的信徒们忙着重施分裂大陆的故技,我们中间也不乏愿意为散布似乎真实的谎言而奔忙的印刷商。几个月以前在纽约两家报纸上以及其他两家报纸上发表的那封诡谲的假仁假义的信札,证明有些人是既无见识又不诚实的。 躲在角落里和洞里侈淡什么和解是容易的。可是这样一些人是否认真考虑过这项工作多么困难,如果大陆因而分裂的话有多么危险?他们是否注意过各种各类的人,这些人的情况和处境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和处境是应当在这方面考虑到的?他们是否曾设身处地想到那些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受难者,想到那些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放弃一切的士兵?如果他们的糊涂的稳健只顾适合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情况而不管别人的情况,到头来就会使他们相信,“他们是擅自决定的”。 有些人说,把我们放回到我们在1763年①的地位上去吧。对于这句话我回答说,这个要求现在不是英国所能够同意的,它也不会提出这个要求来;但是,如果这样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这种要求能够得到满足,那我就自然要问: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样一个腐败的、毫无情义的宫廷履行义务呢?另一个议会,不,甚至现在这个议会,会在将来借口说这种义务是强迫加在身上的,或者说当初同意是愚蠢的,因而决定加以取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办法求得是非曲直呢?不能控诉各国:大炮是国王们的律师;判决讼案的不是司法权,而是武力。要回到1763年的关系,只是把法律放在同样的状态是不够的,而是要把我们的环境也放在同样的状态才好;我们被烧毁和破坏的城市应当重新修建起来,我们私人的损失应该得到补偿,我们为防御而举借的公债应该偿还;否则我们的处境将比那个值得羡慕的时期坏上百万倍。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实现的话,也许还能投合大陆人民的心意,但是现在太晚了。“事情已经发展到不能挽回的地步了。” ① 即1763 年巴黎条约以前,根据这一条约,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地,而英国人则获得了北美广大地区的全部占有权。——译者 此外,只是为了坚持取消一条财政上的法令而采用武力,正如像用武力来强迫推行这样的一条法令一样,似乎是为神法所不容的,并且也是违背人情的。在这两者的任何一方面,都不应当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人命可贵,不能在这样微末的事情上浪掷掉。对我们人身所施的并威胁着我们的,就是暴力;是武装力量对我们财产的破坏;是角烧杀手段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这种情况使我们从良心上觉得需要拿起武器来。在这样的自卫方式一旦成为必要时,我们对英国的一切顺从就该停止,北美独立的时代应该被认为是在对它发射第一发子弹时便开始了,并且由这发子弹所宣布了。这条线是前后一贯的;它既不是任意划出的,也不是为野心所延长的,而是由一连串决非起因于各殖民地的事件所产生的。 我将用下面这些适时的和善意的意见来结束我的评论。我们应当了解,今年实行独立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而三者中的任何一种迟早将决定北美的命运;它们是:依靠人民在议会中的合法呼声,依靠军事力量,或者依靠平民的起义。可是我们的兵士不一定总是公民,而人群也不一定总是有理智的人的集合体;像我已经说明的那样,德性不是遗传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假如国家的独立是由上述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实现的话,我们就会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自从洪荒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像目前这样的情况。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为期不远了,也许像全欧洲人口那样众多的一代新人将从几个月的事件中获取他们应得的一份自由。这种想法是严肃的,从这个观点看来,少数懦怯的或偏私的人的不足挂齿的无端指摘,同这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相比;该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可笑啊。 假使我们忽视目前有利的美好的时期,以后用其他任何的方法来实行独立,那么必须对后果负责的,就将是我们自己,或者宁可说是那些常常不加研究或思考便贸然反对这个措施的褊狭之辈。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独立,这些理由是人们应该私下想到而不是公开地讨论的。我们现在不应该来辩论我们是否会独立的问题,而是应该千方百计地力求在稳固的、可靠和正当的基础上来实现独立,并且因为还没有着手进行而感到不安。每天都使我们相信独立的必要性。甚至托利党(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的话)都应该比别人更热心地加以提倡:因为,最初委员会①的设立保护他们不致为民众所愤恨,同样地,一个合理的和妥善地成立的政体,将是进一步保护他们安全的唯一的可靠方法。因此,如果他们的德行还不够使他们成为独立党人,他们就真该通情达理,希望独立。 ① 指1772—1774年成立的通讯委员会,由北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地方政权组成。——译者 总之,独立是维系和团结我们的唯一纽带。那时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耳朵也就不会轻信一个诡计多端的和残暴的敌人的各种阴谋了。并且,我们那时将站在正当的立场来对待英国;因为我们有理由可以断言,英国宫廷同北美联邦谈判和平条款,比它同它称为“叛民”的那些人谈判和解条件,在自尊心方面要少受一些损伤。我们在独立问题上迁延时日,助长着它希望征服我们的欲念,而我们迟疑不决,只会起延长战争的作用。既然我们曾经毫无成效地停止我们的贸易来发泄我们的不满,现在我们就不妨试行另一种独立的办法来减轻我们的不满情绪,然后自动开放贸易。英国的商人和明达人士是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有生意可做的和平环境,比没有贸易的战争来得好。假如这个建议不被接受的话,我们可以向其他的宫廷提出。 我把问题的解决放在这些基础上。既然还没有人提出意见来反驳这本小册子的以前几版中所包含的主张,那么可以作为反证的是:这个主张是驳不倒的,或者是赞成这个主张的人为数太多,无法加以反对。因此,让我们不要怀着猜疑的或疑惑的心理互相观望,而是每人要把真挚的友谊之手伸给街坊,来共同划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像特赦令一样,将不去追究以前的各种纷争。让独立党和托利党的名称消灭了吧;让人们在我们中间听到的名字,只是属于良好的公民、坦率和坚强的朋友、人权与自由和独立的北美联邦的勇敢的拥护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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