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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风雨，清华百年 ——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 唐少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清华的历史有多长？现代中国的历史有多长，清华的历史就有多长。清华孕育于清王朝“逊朝”的前夜与中华民国“分娩”的黎明之际。清华诞生的1911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起始年份。20世纪30年代清华校友提出的“与国同寿”的清华校庆口号，今天看来远远不够了，因为清华比中华民国的历史更长。 清华的天地有多大？现代中国的天地有多大，清华的天地就有多大。放眼当今中国党、政、军、民、学，纵观现代华夏东、西、南、北、中，清华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及。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空间，清华都与现代中国相互包容。例如，台湾海峡两岸，就有两个同名的“清华大学”（北京海淀“清华”和台北新竹“清华”）。众多中国大学在海峡两岸同名的，这在整个中国仅此一例。 北京清华与新竹清华，尽管同属广义上的清华，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们又分属两个范畴，即海峡两岸这两个同名的“清华大学”有着各自不同发展的途径。本文涉及的是北京清华的问题。 一 清华的“发祥” 大学作为欧洲文明进入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一大硕果，迄今约有一千年的历史。大学随着“欧洲化”或“西方化”普及、深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它也以近代化、现代化的一种“普世”方式，成为人类数百年来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和科学进步的发祥地，特别是近百年来，成为一个民族先进与否或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关键。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清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无疑是一百年前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冲撞、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的产物，换言之，清华乃至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或确立，既不是纯粹中国因素的使然，也不是纯粹外国因素的油然，而是“华夷之辨”直至“华夷之变”的必然。大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成长起来，表明了中国文化新纪元的来临。中国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包含了教育由传统和本土到渐进开放和渐近西化的历程。西方教育的介入和作用使得中国的教育发生了巨变，而清华的孕育和出现表明了中国教育在东西交汇、中外砥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时代主流和社会趋势，亦即大学及清华问题本身就凸显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及教育所蕴含的东西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和中外教育双重性的取向。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美国对于清华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独到的作用。缘起1900年（庚子年）事变而于1901年签订的致使清王朝气数已尽的“辛丑条约”，美国获得的赔款额度为2444多万美元（3200多万两白银），此款项约占“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总数的7. 8 %，名列当时外国列强获得赔款数目中的第六位。至1905年底，美国就获得了上述赔款。在当时所有外国列强中，美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最远，两国关系起步较晚，但是，无论人们今天如何斥责美国怀有的是“文化野心”或从事的是“教育侵略”，作为最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在当时比起其他所有外国列强的一个不同就是它要开辟出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的对华关系，它要用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方面赶超其他国家的对华影响。经过美国朝野上下以及不同人士的努力，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退款决议，决定将1078.529612万美元，从1909至1940年逐年按月地“退还”中国，用于在中国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就是清华的直接由来。在当时美国众多的对华退款建议中，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 J. James）1906年给罗斯福（T. Roosevelt）总统的信就最有代表性：“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园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 清华的历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特别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清华先是帝国主义或准殖民主义文化与中国古老文化相结合的一个“怪胎”，后是中国人自己兴办大学、主导大学教育的一处“重镇”，它所走过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百年历程，既折射了西方大学制度及其理念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的过程，也展现了中国大学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的生成、转型和自主的过程。 清华及其历史的标志性建筑物——“二校门”，始建于1909年底，门额上刻有晚清军机大臣那桐题写的“清华园”。1966年8月24日，“二校门”被“清华大学红卫兵”砸毁，在原址上建起毛泽东全身塑像，1988年10月该塑像被清华校方拆除。1991年4月，清华校庆八十周年之际，重建“二校门”。 二 百年清华的五个时期 回首清华百年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值得我们深切反思和积极转化的特定内容或蕴涵。 清华历史的第一个时期是1911年春至1925年春，可谓清华“史前期”。这一个时期清华没有自己的特色，几乎是美国大学文化在中国的翻版，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代初来华讲学时，访问过清华，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清华完全是一个美国化的学校。 但是，这一时期的清华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清华作为美国化的学校机构，这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学校及学堂，也不同于此一时期中国的那些教会学校。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这个时期清华培养的众多学子，经过日后留学美国等国，学成归来，成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甚至文化泰斗，如胡适先生。另一方面，清华在美国的部分庚款退还支持下，没有遇到当时中国不少大学所出现的经济拮据问题。清华有财力上的充分保证，这为清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清华历史的第二个时期是1925年春至1937年夏，可谓清华“创世纪”。1928年清华改制，由“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一个时期清华有两大“突破”：第一是1925年初，在清华过去的“初等部”和“高等部”的基础上，亦即在过去为留美预科培养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水平上，新建了“大学部”，清华已不是单纯给美国输送预科学生，而是开始培养自己的大学生。第二亦即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同年清华建立了自己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了著名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招收志在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研究生。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仅成为清华教育上的一大飞跃，甚至是清华学科史上的某种“绝唱”，而且也是中国20世纪学术史、学科史和思想史的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观”。这一时期清华还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1931年底，清华留美第一届学生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经过他和清华同仁的努力，清华步入了中国著名的大学、世界知名的大学的行列，清华迎来了自己短暂的、仅有六、七年时间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亦即“崛起的时期”。二是1935年底由清华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全国性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一运动为中共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干部。尽管“一二九运动”无法与“五四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相提并论，但是由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比起“五四运动”来更多地是一场救亡运动，也是后来的中共学生运动的滥觞。 清华历史的第三个时期是1937年夏至1946年初，可谓清华“西南联大期”或“传奇期”。这个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借西南边陲一隅，鼎力协作，众志成城，保证了在抗日战争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既没有使中国的大学教育薪火熄灭，也没有使中国的高等学术偃旗息鼓，更没有使中国的林林总总的杰出人才告罄阙如。今天，这三个学校在各自校园所共同矗立的纪念碑上的铭文“西山苍苍，南国荡荡，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就是“西南联大” 作为当时中国大学首屈一指的楷模的明证。“西南联大期”既是清华历史的一个传奇，使得清华教育流光溢彩，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给后来的中国大学教育留下了难以言尽的思索和追寻。我总是在询问：是什么、又是为什么包括清华在内的三所大学在民族危亡和祖国危难之际，办起了并且办好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卓越的大学，使得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落伍于世界大学发展的水平和主流呢？ 清华历史的第四个时期是1946年初至1948年底，可谓清华“复员期”或“过渡期”。这一时期也是清华历史最短的一个时期。抗战结束，清华复员北上，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决战提到了历史议程，清华难以正常办学。清华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清华历史的第五个时期是1949年至今，可谓清华“新时期”。这一清华历史最长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夏、1966年夏至1976年底、1977年至今。这一与新中国六十年余年历史几乎同步的清华时期，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整治、折腾、动荡，清华不断地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处在政治风暴中心，后三十年基本上是休养、恢复、建设，清华驶入回归大学角色和重建大学职能的航道。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一时期对清华的今天和清华的未来都关系至大，影响至深。 第一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夏的“十七年”是清华脱胎换骨的阶段。清华不仅在政治上进入了中共政治绝对领导的岁月，而且在教育制度及其理念上进入告别欧美化、汲取苏联模式的时代。这一阶段对清华命运和清华建设影响最主要的方面是：1、1952年全国性的“院系调整”致使清华成为失去了文科、法科、理科、农科而只拥有工科的大学，这一调整给清华的学科结构和学科发展带来了半个多世纪的负面后果，到今天都没有使清华恢复过元气。2、1957年清华的“反右斗争”致使约571名师生员工被打成“右派”（约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5%多）。 清华居于全国“反右斗争”的前列。3、1958年清华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教育革命”，这种革命可谓教育乌托邦实践的个案，并与文革“教育革命”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4、1964年清华几近半数的师生员工下乡从事某种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此时清华如同全国一样，越来越激进、偏执。 第二个阶段1966年夏至1976年底的“十年”是清华生死磨练的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单位中，清华对于文革的作用独占鳌头，即清华成为一个从最高领袖到群众、从中央到基层、从首都到全国、从大学到社会的独一无二的“文革样板”，成为一个有文革理论变异、有文革实践创举和有文革思潮新径的“文革典型”。清华在文革中的具体意义可以通过下列非凡事例来界定和显现：首先，清华提供了“红卫兵”这个文革初始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如果说文革在北京大学点火引爆，那么文革在清华找到了其杀向全国的“冲击波”。清华能够成为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组织的策源地，表明文革绝不是偶然的。其次，清华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战胜“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沿。通过“工作组问题”和“蒯大富问题”，清华把文革最根本的问题即群众性问题无以复加地展现出来，把文革群众与干部的矛盾异常深切地揭示出来，进而把文革造反派运动推向一个极致，表明文革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中共的任何政治运动及群众运动。再则，清华带来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终止红卫兵运动和断送造反派运动的契机。清华在文革头两年所出现的群众论战和分裂不但注定了文革的异化，而且铸就了文革群众的自我异化。清华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进行的“百日大武斗”实质上敲响了文革最初的丧钟，拉下了整个文革初期历史的帷幕。还有，清华是文革“教育革命”的首要基地。从1970年开始，清华把文革最具有乌托邦“魅力”及其破坏力的“教育革命”推向全盘的实践，这种“教育革命”嬗变为反知识、反教育、反文明、反现代性以及封建特权（“走后门”上大学）等等的大杂烩。最后，清华是文革最后一场运动即“批邓运动”的发源地。1975年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清华问题的事件，演变成了翌年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促使文革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文革十年对清华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仅用数字来回答：清华在文革中约有1228名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约占教职员工总数的20%），178人被定为“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受伤人员数以千计，经济损失无法估算。 毋庸置疑，清华这一占据清华历史十分之一时间的阶段是整个清华历史中最为惨痛、最应铭记和最不该回避的。 第三个阶段1977年至今的三十四年是清华长足进步的阶段。相比较于以往的清华历史，这三十多年是清华发展比较迅速、显著和顺利的时期，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清华的发展在2001年校庆九十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潮。 清华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以清华20世纪的八十九年（1911—2000年）为主干的。无论是清华百年历史，还是清华20世纪八十九年的历史，我个人认为，真正属于清华自身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相对持续发展的时间也就只有七十余年，因为，日本侵略的“外祸”和文革的“内乱”至少使清华陷于二十年不止的动荡和灾难。显而易见，清华的百年历史属于清华独自享有的、弥足珍贵的时间实际上不足百年！质言之，清华的百年历史既是中国大学百年变革的多重性的凝聚，也是中国精神百年进化的多维性的映照。 三 清华精神 清华百年历史影响重大，意义非凡，这总会促使人们从思想意识层面去加以探寻、概括清华的某些方面，诸如清华校训、清华传统、清华学风等等，我把这些方面统称为“清华精神”。那么，有无清华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这无疑是非常复杂、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 梁启超先生1914年冬天来清华演讲，他引经据典对清华学子的殷切鼓励变成了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如同杜维明先生所言，这一校训是所有的中国大学校训中最富有内涵的校训。 有人把清华传统概括为“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结合，综合创新”， 有人把清华学风称作“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涉及到如何从精神的维度看待清华，也即从清华历史引出清华精神、从清华精神来把握清华历史的问题。 如果说大学校训是一个大学精神的生动体现，那么大学传统、大学学风等则是大学精神的内在凝聚，由这些方面所构成的大学精神是一个综合体，即大学精神既是大学办学的固有机制和根本理路，又是大学治校的特定目的和基本取向。但是，对于清华精神而言甚至对于整个清华大学而言，由于清华百年历史的多变和曲折使得清华不可能有一成不变、持续稳定、牢固深化的清华校训、清华传统、清华学风，因而也就给清华精神带来了在上述的清华五个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和不同蕴涵。 以清华校训为例，在1949年之前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1949年至1966年变为“又红又专”，即政治上的“红”和业务上的“专”；文革年代又变为迟群所说的“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1977年之后，有人批评以工具主义的方式把清华校训诠释为“听话、出活”； 直至1996年之后，清华才逐渐肯定和重新确立最初的清华校训为自己的校训。 清华精神的多变甚至脆弱无疑会制约着清华文化的积累和清华底蕴的延续。由上所述，不难发现，不仅清华百年历史的五个时期有着深刻的差异，而且清华前四十年的历史与后六十年的历史也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过相互的牴牾或隔阂。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例如清华在1949年之后至今的那三个阶段之间的相互对立也颇为明显，具体地说，清华文革阶段对清华文革前的阶段的否定、清华文革后的阶段对清华文革阶段的排斥已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精神的流变及其凝重还特别体现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清华两位著名校长的不同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上。 带领清华崛起的梅贻琦校长为清华所倡导并且所奋斗的是：一、通才标准。这是清华培养学生的标准，亦即“自由教育”（liberal arts）的标准；二、教授治校。这是清华治校的原则及其运作机制；三、学术自由。这是清华办学的理路和氛围；四、大师办学。这是清华办学的宗旨和目标。梅校长那句“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名言，应该视作清华精神的隽永神韵和最好定位。我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两个大学校长居功至伟：一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开风气之先”，另一个就是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落建设之实”，即梅校长比较成功地把现代大学制度及理念贯彻到清华、落实到清华。1948年底，梅校长离开清华出走海外，这与其说是梅校长本人的挫折，不如说是清华精神的一次裂变。 在20世纪下半叶清华历史上无出其右的蒋南翔校长给清华带来的主张和举措：一是坚持中共党的政治领导，保证清华的政治方向，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 二是坚持“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确保清华学生在政治上和学业上的双项合格；三是坚持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原则，使清华具有多种职能；四是坚持以质量为主、以数量为辅的策略，保证清华稳步发展。蒋校长更多地是一位“政治校长”，他作为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国大学教育模式“第一人”，在今天的清华依然发挥着影响，例如，清华的干部队伍一度就被喻为“没有蒋南翔的蒋南翔队伍”。文革的来临以及在清华的得势，这与其说是蒋校长本人的失败，不如说是包括清华在内的“十七年”大学教育模式的溃败。 清华精神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多样的，它仿佛在清华那不可能一以贯之或始终如一的百年历史中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清华早年所独立特行的精神或其某些因素，由后来某个清华历史阶段所否定、所抛弃之后，又有可能被重新认识、重新确立甚至重新弘扬。上述的清华校训之经历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人们不可能对清华精神有着一致的理解，但是清华百年历史的业绩还是孕育出并且聚集着为清华所特有的、所不断前行的清华精神。今天的清华一些人士把清华精神主要概括为“明耻与自强”、“独立与会通”、“科学与实干”三个方面， 我认为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即使是这些方面及其内在关系也在不断地得以阐释、充实和升华。 “明耻与自强” 是清华精神的动力。清华最早在时间上的形成和空间位置上的确立都渗透着近代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清华在历史上表现出的第一痕迹或历史给予清华的最初烙印就是“耻”。清华数代学人没有在这个“耻”面前退却、萎缩和沉沦，而是发愤图强，自强不息，把一个“留美预科班”学校改造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大学，这是中国大学的荣耀，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总令我感慨不已的就是清华办学的最初动机与清华的后来及清华的现状之间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独立与会通”是清华精神的理路。清华的成长显然是中国人办大学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这种独立主要是指清华在历史上对于美国文化的独立关系，还不是人们所更加注重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而这种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对于清华来说依然是有待努力、有待奋斗的目标。清华要建设自己的学科大业，就不可能在西方化或美国化上徘徊游弋，也不可能在复古维旧上抱守残缺，而是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关系上加以“会通”，即会合变通，就有可能使清华趋向一个现代的、多元开放的和世界性的大学。 “科学与实干”是清华精神的方法。朱自清先生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长期以来，清华学人保持和发扬的是“科学救国”、“实干为民”的作风，一度被视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一度在毗邻的北京大学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而随即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务实主张，等等，这些“科学为本”和“实干为先”的精神都为清华的崛起和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硕果。然而，相比较于中国其他优秀大学所具有的精神，清华精神有着浓厚的、过重的科学主义气息。问题在于：清华作为中国有着较为强烈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价值氛围的高等学府，清华精神应该如何不断地通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精神来加以会通或互补？以王国维先生当年所期望的科学主义（“可信的”）与人文主义（“可爱的”）之间的协调与融合，如何来使清华“更上一层楼”实现既可信更可爱的统一？ 清华精神现今缺失的是什么？这又与清华现今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年，清华大学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在清华建校百年之际，把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这一决定演变成了中共党和国家政府决定在21世纪之初把十一所（后来变成二十余所）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稍后就是中国大学界著名的“211工程”的实施。2011年的到来，不仅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清华领导班子自己也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推迟到2020年。清华领导班子的规划变动旨在用三个九年的阶段即共计二十七年（1993—2020年）的时间来把清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急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但是很有可能不会准时地或适时地如愿以偿。清华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它是否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因此，具体地讲，清华精神缺失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 清华领导班子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作出规定或明示，这有点类似于胡适先生，他于1947年9月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谈话时提出过争取十年建立五个、十个“第一流大学”，但对“第一流大学”的标准却语焉不详。虽然人们对于何谓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作出一致的、公认的评定，但是世界一流大学至少应有三个“底线”：世界一流的教师、世界一流的学生和世界一流的校长（广义上的大学管理职员及体制），只有这三者形成鼎足之势，才有可能真正造就出世界一流大学及其风范。一些人评价清华时总是看重从清华走出了诸多中国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大官”）、实业家及金融家（“大款”）、社会名流如体育、影视明星（“大腕”），尽管这些人物的出现确实是清华成就的多种体现，但绝不是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所在。毫无疑问，一个大学是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指标”，不在于其有大官、大款、大腕，而在于其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特别是在于有生成、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的大师。套用梅贻琦校长的那句名言来说：“世界一流大学者，非谓有大官、大款、大腕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因为，大官、大款、大腕完全可以为非一流大学或者非大学的机构所培养出来，而大师者，只有在一流大学中并且通过一流大学才能最终确立起来。由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清华大学在迄今为止的六十余年里没有出现过大师，而且包括清华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大学在这过去的六十余年里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亦如钱学森先生在其晚年所发问的令人深思不已的“钱学森问题”（即“为什么我们长期缺乏杰出人才”），“没有大师”这一事实或“缺失大师”这一现象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绝不限于一代人的历史，而是波及到数代人的历史。概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没有出现大师、没有造就大师，这说明了什么呢？何谓大师？大师不只是一流大学的“标杆”，最主要、最重要的是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其对于思想、对于科学、对于文化的创造性变革和开拓性促进，并由此而带来的对于人类生活的造福和社会历史的推动，不是限于地区的、民族的、暂时的和某一大学及某一学派的，而是世界的、人类的、持久的和跨大学的及超学派的，也就是说，大师是对于思想、科学和文化作出了世界级的、世纪性的成就和贡献的杰出人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大师之道就是大师精神。 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重在大师精神。今天，从整体上而言，清华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学生，但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和世界一流的校长（广义的）。面对人们提及清华在当今中国是“英才半国，名师荟萃，学子莘莘，人杰辈出”等等时，更应看到清华还没有世界顶级的大学教师和学术流派，清华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学科及相关专业，清华从总体意义上还没有取得世界尖端的教学与研究的成就或业绩，清华还没有达到世界领先的大学教育的成果和效益。清华的教师和校长（广义的）还处在由过去的或传统的“士”、文人、学者、教书人、专家到可能的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距离由知识分子之中产生出思想大师、科学大师、文化大师直至教育大师等等还相当遥远。例如，六十余年来，清华没有雄厚而深重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承，没有开创性的、普世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没有培养出清华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教育学家、宗教学家、伦理学家、逻辑学家、美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政治学家等等人才，没有对清华异常稀薄的人文学科所具有的异常丰富、厚重和珍贵的人文资源进行应有的开掘和提炼，这些都不能不给清华历史留下了空白，不能不给清华精神造成了缺憾。 如果说一个英明的大学校长是一流大学的“灵魂”，那么诸多优秀、卓越的大学教师就是一流大学的“骨骼”，而众多出类拔萃的大学学生就是一流大学的“血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是“形象工程”的产物或“政绩工程”的结果，而应该是闪耀着“至真、至善、至美、至圣”及其相互统一的一流“大学精神”的精髓乃至伟大“时代精神”的真谛，更应该是对于全人类和对于全世界作出划时代的思想贡献、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的一个“大本营”。 总之，追溯清华历史和探寻清华精神，则是由于清华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所致。因而，我要把清华大学誉为“中国大学的王子，中国希望的眸子”。清华百年校庆之后，清华历史能否欣欣向荣，清华精神能否蒸蒸日上，让我们翘首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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