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与中华文化

闲之寻味 2012-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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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尊荣徽徵

白描

写作这篇序言，适从英国归来。在英期间，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在中国馆，同行的中国作家们让我讲讲展示在眼前的那些玉器。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玉器，相对于其它浩博的中国藏品，数量不算太多，等次参差不一，但却涵盖了从史前到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富有特色的器物，勾画出中国玉器和中华玉文化发展的脉络。无论是神秘玄幻可做多义诠释的良渚文化玉琮，以拉丝工艺精细镂雕的商代玉鹿、西周玉人，代表封建礼制显示品秩地位的汉代玉组佩，拟或敬天礼地、奉神事鬼的璧璜管勒、窍塞覆面，装点威仪的韘佩剑饰，明承宋工以繁复的花下压花手法雕琢的玉带板，清代的玉陈设器摆件，所有这一切，其各有特点的纹饰工艺和所承载的不同文化功能，构成了前后贯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华文化的图像叙事，让参观的中国作家们从一个全新角度——玉琢器物角度看到中华文明根系和承传发展链条，看到了书面叙事之外的对中华文化的另一种解读，也让陪同参观的英国作家同行深受震撼，景慕不已。

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曾论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有很多独特的东西，但是哪些东西是西方文化所未见而为中华文明所独有？费孝通先生指出：“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玉器。因为玉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重要的地位，这是西方文化所没有或少见的。”费孝通先生寄期望于专家学者：中华民族有什么伟大的精神和优秀传统贡献给未来世界？如何将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独有特点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并展示于世人面前？毫无疑问，应该“将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把考古学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费孝通先生没有选择汉字、瓷器、丝绸，而将玉器作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概念符号，并认为应该把对玉器的研究作为研究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的导向和钥匙，将这一人类宝贵财富，贡献给未来世界。

中国玉器和玉文化，因为与宗教信仰、国家典章制度、中华民族精神和人们内心深层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在中国数千年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构成系列中，一直是一条主脉。在中国玉器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个高峰时期，这些高峰期，无论是史前文化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还是后来的三代（夏商周）、两汉、三朝（康雍乾），其繁荣鼎盛程度，都构成了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文化力的标志。当下中国欣逢盛世，就玉器而言，相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高峰，尽管不可简单纵向进行质和量的比较，因为不同历史时代受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但我还要说，当下中国是玉器和玉文化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机遇期。撇开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因素不谈，关于玉器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诸如玉器的服务对象、玉器的交流传播方式、玉工的主体性地位、各级专业性机构组织的配置、原材料的开发周转、各种推动创作和生产的激励机制，等等，这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既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比拟的。鬼神天命束缚和王公贵族专享，是中国玉器数千年摆脱不掉的藩篱和桎梏，《左传·桓公》云：“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在的服务指向则彻底解脱出来，目标归依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享用玉器，他们的审美理想和消费需求，成为玉器生产和玉器市场的主宰，成为服务对象的主体架构；早先玉器“不鬻于市”，绝无在市场流通的可能性，宋代虽开玉器买卖之先河，但构不成玉器交流的主要通道，主要通道仍在权贵之间的非市场流通，而今天，玉器市场声威壮阔，以匪夷所思的海量吸纳吞吐，以神奇的魔力打造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运营和消费模式，直接推动了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从事玉雕行业的人地位低下，被称为“玉工”、“磨玉匠”，《吕氏春秋》载古时有“物勒工名”制度，一些重要的器物上，必须刻上工匠的姓名。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上边就留有工匠的名字。不少宋版书，在书口内就有刻工的署名，有的刻工署名竟达十多人。古代的器物勒名制度，目的是为了保证质量，便于责任追查，同时不能排除，也有某种纪念、肯定的意思，典型的例子就是干将镆铘宝剑，一对工匠夫妇造出上好的剑，就用这对夫妇的名字为宝剑命名，应该是很高的荣誉。碑文刊石也都会镌刻上工匠的名字，可见，古人对有文化含量的创造性劳动也还是刮目相看的。但唯有玉器属于例外，工匠决不能勒名于物，不是制作者不重要，而是作为玉器的器物太重要，中国古代存世玉器多不胜数，但知名知姓的玉雕人仅能数出孙寿、陆子冈、姚宗仁等不多几位。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玉雕工作者的地位在一步步提高，有成就者被评为大师，“玉工”、“磨玉人”的称谓已不复闻，改而被尊为玉雕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理直气壮地署名，可以成名成家，可以先富起来，这使得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华和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自觉性和品质意识得到极大提升；过去有玉器生产的专业组织管理部门，但那是宫廷造办机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现在建立有各级专业学会、协会，其宗旨是为玉雕艺术家服务，为行业发展和社会公众玉文化消费服务，自然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玉器原材料受到开发、运输、配置等条件制约，现在这一切均不成问题；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评选、奖励、展卖活动，也是早前中国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是一种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创新。所有这一切，犹如火箭之于卫星，助推中国玉器和中华玉文化一飞冲天，跃上历史发展的一个全新高度。

中国玉雕艺术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技艺，有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特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既往和当下的许多信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既有历史性又有现代性，是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复合体，是古老民族文化积淀的记忆和象征。玉雕艺术家的作品，如同作家写书、音乐家谱曲、画家画画一样，对受众来说，现在和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获取观念、解读社会、认识历史的重要物质对象。

我认为，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都具备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意味，这是“中国制造”，是独有的中国艺术语汇，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痕，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中华文化尊荣而高贵的徽徵，世界因此会从一种可以被称作“空间图像叙述”的特殊载体了解我们，而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也会满怀敬仰地看待当代玉雕艺术，正像我们满怀敬仰地看待早前各代辉煌的玉雕艺术一样。

（此文为《2011年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