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块化的高技术产业集群治理和升级机制分析

[摘要]高技术产业集群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多处于初级阶段，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升级机制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前提。由于资源、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内的核心企业与其他企业或机构建立并保持的关系有限，网络通常是稀疏的。这使得集群网络中系统设计商选择权成为稀缺资源，选择过程必然存在竞争性。而核心模块主导是高技术产业集群有效治理和升级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模块化设计的关键因素和升级机制，并以台湾新竹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中经评论·北京）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高技术产业集群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动力是通过创新链和溢出效应实现的持续科技创新和良性互动，但大量的研究和现实情况表明集群内的溢出效应并非总是正向积累，Folta等通过研究美国生物高科技产业集群后发现，渡过创始期之后的集群创新优势下降趋势明显，集群内外企业的增长差距在缩小，集群内企业内生风险增大。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企业结构趋同、整体规模小、R&D投入不足等问题都会进一步强化集群企业的内生风险，并导致集群创新动力与能力的严重不足。 　　目前在国内沿海地区，出现了中小高技术企业通过集团化向大企业集群转化的现象，构成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独特的成长模式。王缉慈、王珺等都对集群运作机理做了深入分析，但多是集中于中小企业互动的研究。尽管有学者认为基于大型主导企业与关联供应商、分包商、销售商等形成的集群模式是我国集群提升生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选择，但有关大型企业主导的集群形成和运作机理的研究仍显不足。青木昌彦指出，模块化是新产业结构的本质。朱瑞博则从集群风险性质人手，认为内生风险是产业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则是产业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引入模块化是化解产业集群内生风险的根本途径。本文拟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探究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主导的结构设计，进而实现其价值链的不断升级和集群内部结构的健康发展。 　　 　　二、基于模块化的高技术产业集群治理结构设计 　　 　　高技术产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为基础，需要集成多种知识和技能，具有复杂的网络组织结构，其绩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效率的提升。Enright等指出集群治理主要体现为群内企业的组织形式、基于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间关系，以及建立和维持群内整体竞争优势的集体行为。集群治理结构和机制则是利益相关者采取相机行为决策进行共同博弈的结果，也是后续持续博弈的依据。高技术产业集群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应消除或减少溢出效应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之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否则这种结构和机制将使集群陷入逐步消散的困境。基于模块化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安排则是解决该困境的有效模式。 　　 　　（一）高技术组织的模块化设计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由不同高科技企业按照价值链的分工依据一定的界面标准互相交叉融合形成的，涵盖了企业自身及众多供应商、渠道伙伴、服务提供商和竞争者等特定利益主体。在高技术企业集群价值形成过程中，模块作为企业组织设计、生产制造与权力安排的范例，构成了价值链的“基因”。就功能角色而言，高技术产业集群内企业可分成两大类：系统设计商和模块供应商。系统设计商负责提供一个或数个通用的标准界面与系统或其他模块相互连接。模块供应商则在遵循系统设计商规则的前提下负责设计模块子系统的规则与内容，独立完成模块功能。每个模块供应商所特有的信息处理过程都被包含在自身内部，如同一个“黑箱”，不同模块供应商之间是背靠背式的运作，每个模块的研发和改进都独立于其他模块。Baldwin等研究表明，对同一功能模块展开设计和制造的研发组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研发费用的投入、研发部门的数量等），彼此之间的关联越少，越能获得更大的选择价值。在模块化集群下，存在大量的各种同类模块供应商，各模块供应商之间进行激烈的优胜劣汰竞争，系统设计商和各模块供应商之间没有相对稳定的长期供需关系，从而强化了模块之间的创新激励。同时每个模块之间都会选择不同的设计内容，从而克服不同企业低水平重复研发的困境。设想一个模块研发博弈，产品结构分成系统设计商和两个模块供应商A和B。为了表述的需要，对高技术产品模块化开发过程做如下的假设：（1）系统设计规则已经存在。为了方便起见，假设系统模块的价值和成本均为0。（2）模块的整体价值为v，整体成本为c。每个模块的价值为v/2，其成本为c/2。模块供应商A和B的选择有三种：开发模块A、B和不开发（搭便车）。由于不同模块供应商之间背靠背式的独立研发和改进模式使搭便车的选择无效，该博弈存在的纳什均衡是：两个开发者同时都会参与模块商的开发，但是他们会开发不同的模块。即如果一个开发者选择开发模块A，另一个开发者则会选择开发模块B（表1）。由此可见，基于模块化的选择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体现了公平，这是非模块化的设计中所不能达到的。 表1：高技术产品模块供应商博弈分析 　　 　　（二）核心企业主导模块型高技术产业集群治理结构 　　 　　以模块化设计的组织构建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结构单元，有效的内部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是提升集群效率的关键。集群中系统设计商和模块供应商以及模块供应商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自身实力、市场容量和发展战略等要素。Somaya和Linden从市场交易方式的角度出发，把组织模式分为内部组织模式、元件市场交易模式和授权设计交易模式；青木昌彦根据模块之间信息传递方式的不同，把组织模式分为金字塔型组织模式、信息同化型组织模式和信息异化型组织模式。雷如桥等提出了一体化的企业组织模式、核心企业协调下的网络组织模式和集群化的网络组织模式。在高技术产业集群模块化系统运作中，可以将集群组织模式归结为一体化模块、核心企业主导模块和市场协调模块。一体化模块型模式是模块化产品的设计、制造和组装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组织内部完成，该组织的权力与信息机制按照层级式的运作模式进行。核心企业主导模块型模式是模块供应商在核心企业的协调下负责设计、制造各个模块（配件），最后由核心企业统一整合成最终产品。尽管模块供应商和核心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反馈，系统的设计规则的调整信息在核心企业和模块供应商之间来回地流动，但整个产品设计由核心企业最终定夺。而市场协调模块型运作模式中，没有哪个成员在网络组织中处于控制和支配的地位，系统的设计规则是由模块供应商、系统设计商、行业组织协会以及其他一些中介机构通过市场选择或共同协商来决定的，系统设计规则的确立是一个不断演化完善的过程。核心企业主导模块型的高技术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规模一般非常大，与配套模块商之间的交易频率相对会非常高，处于集群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山东半岛、东北三省等地区已经出现了以大型企业为核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核的大企业高技术产业集群。其中既有一个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核心企业，又有一批进行专业化生产与配套的中小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有机地构成了和谐共生、飞速发展的企业集群。威廉姆森的交易分析框架指出，在降低不确定性带给组织不利影响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组织的产权或者控制权应该配置给交易中重要的一方。因此，在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运作中，采用核心企业主导模块型的治理结构是一种有效的选择。高技术集群中的核心企业有能力通过模块设计、分解、整合，搭建模块运作的系统信息，并利用自身的品牌、技术辐射能力吸引、指导和选择集群模块供应商，实现集群网络体系的重组和优化。以海尔为核心企业的家电集群中，海尔在青岛及周边地区累计吸引了74家供应商，并且许多国际和国内大企业纷纷把代表核心技术水平的研发中心转移到青岛，从而搭建了一个集研发、采购制造、物流于一体，辐射力巨大的产业平台。随着多主体的不断涌入和竞争区域的不断扩大，此类型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将拥有更广泛的选择权，集群网络体系会实现持续升级。 　　 　　三、核心企业主导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升级机制 　　 　　集群升级是网络演进的结果。由于资源、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内的核心企业与其他企业或机构建立并保持的关系有限，网络通常是稀疏的。这使得集群网络中系统设计商选择权成为稀缺资源，选择过程必然存在竞争性。居于系统设计商地位的核心企业在选择协调与整合系统资源的过程中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网络演化中的遗传机制。Longlois指出集群是系统设计商优选模块商机制的优质土壤，核心企业对加入集群的模块供应商－一“边”－－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偏好性，即倾向于选择那些拥有先进的技术、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良好的信誉的大边，而这种大边一般都拥有较多的边。核心企业通过与所处网络中的大节点建立边，使得高技术集群网络复制或强化现有的网络模块结构，并通过提高对模块知识专属性、创新性、兼容性的要求，提升整个集群水平。但是网络模块演化过程中表现出遗传的现象，极易导致路径依赖和锁定。一种是网络演化中的变异机制。通过与另一网络建立联系使其具有信息的控制权，通过不断调整系统标准和模块变异程度，提升自身的网络位置。 　　“搭桥”就是一种典型变异机制。“搭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网络演化的遗传机制的负面影响。一旦“桥”被“搭”好，遗传机制又将进一步破坏原有网络结构，打破网络演化的路径依赖。“搭桥”有“内部搭桥”和“外部搭桥”两种典型方式。集群企业可以通过在网络内部两个未连通的子网络搭桥实现子网络之间资源互通，即内部搭桥；也可以在产业集群网络和外部网络之间搭桥，以获得更多更前沿的知识、技术或信息，促进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即外部搭桥。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对已有知识的交流、利用、吸收及改进很少是以跃进速度来改变知识存量，这对基于时间竞争的高技术集群成长是不利的。因此，就我国现状而言，培育集群的变异能力是高技术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策略包括：（1）建立高新技术集群内部大企业主导的优选机制，提升集群内生创新能力。大企业通常会比中小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结果会导致有大企业的地区经济比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得更快。Markusen把大企业作为集群发展能力类型的一个重要区别因素。主导企业通过外包方式把开发出来的新技术与新知识沿着产业链扩散到获得了配件订单的中小企业中去，从而提升整个集群的技术水平。（2）构建专用化诸如生产力服务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技术服务组织。在服务于现实集群的创新要求下，对将来的集群功能提供技术支持土壤，为内部搭桥的边提供更专业的技术和市场支持。（3）强化集群与全球化产业链的有机联系。如果把一个本地化集群融入到全球化的产业链中，那么，外商往往会给这个本地化的集群带来新的设计、更精确的产品质量和计划要求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网络的机会。Schmitz具体研究了全球化产业链对本地化集群在产品、生产工艺、功能与整个产业升级等方面的创新影响。高技术产业集群行为主体通过和外界信息资源建立系统的联系以保证外部的重要市场和新的技术、信息流人到该环境内，否则该环境会有淤塞的危险。外部参与者在塑造高技术产业集群升级的路径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4）打造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为搭桥提供更为丰富的选择。创造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乃至世界影响的集群品牌，是一个现代产业集群成功的重要标志。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一旦形成，将成为整个产业集群的一笔无形资产，使得该产业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被外界所认知，吸引更多的边加入到该集群的搭桥资源库中，同时提升该集群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分工地位。近几年，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为主的三大经济圈形成了一批个性鲜明的高技术产业集群；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等地也加快了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的塑造，产生了一批在国内外市场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高技术产业集群品牌在开拓国内外市场、吸引企业人驻和提升自身竞争力方面正不断显现出优势。 　　 　　四、实证和借鉴：台湾新竹IC产业模块化与升级机制 　　 　　台湾新竹产业集群自1980年设立以来至今，形成了集成电路、电脑及外围设备等六大科技产业，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和世界高科技产业园区群体中的亮点，享有“台湾硅谷”的美誉，其lC产业更是台湾成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典范。 　　（1）新竹IC产业集群企业模块化运作。在全球电脑及外设生产网络中，标准的元器件分散程度很高，lC产业通过从事不同类别或者不同水平产品制造的企业形成稳定而严整的模块生产体系。台湾的计算机集群已经具备了模块网络生产体系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IBM公司设立其国际采购部从台湾购买电脑零部件和元器件，新竹lC产业集群开始进行显示器、机箱、键盘、扫描仪等电脑外围设备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和ODM（原始设计制造）生产。目前世界个人电脑市场上前五位的旗舰企业都是新竹的OEM客户。新竹企业在14种电子产品的供应方面位于全球第一位，并在每一轮产品创新浪潮中，通过产品和工序的R&D逐渐缩小与网络旗舰之间的技术差距。宏暮和神达等作为国际模块供应商，已通过嵌入DELL公司、IBM公司的生产体系发展其产品和工序创新能力。 　　（2）核心企业主导型的模块治理。在积累了多年的代工生产经验之后，领头的制造商大众电脑公司、神达公司和宏暮公司开始ODM生产，进入设计电脑系统的领域，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中，并与进行系统集成的品牌领导厂商共享成果。同时宏暮、神达和伦飞等作为核心企业第一层级的供应商，与供应零部件和元器件的小型当地企业联系起来，由此实现了台湾各种类型的电脑及外设企业与行业中旗舰企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催生了台湾IC产业及外设产业大量中小企业分工合作的弹性专精模式。核心企业主导型的模块治理确保了新竹高科技企业的创新和联动能力，大大缩短了企业对创新的反应时间。同样重要的是新竹与硅谷建立起的“跨国技术社区”的非正式网络，以及产业组织中一系列的创新，这都促进了组织之间的知识交流。通过这种多重的联系和知识交换，新竹高新技术集群才在国际知识扩散和区内知识创造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 　　（3）核心企业主导的集群升级。新竹IC产业及外设产业从价值链的生产环节起步进入设计、营销环节，从OEM发展到ODM再进一步发展到OBM（原始品牌制造）的升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我创新能力的增强和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实现的。 　　从60年代新竹IC制造商通过一定的生产能力吸引更多来自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的代工订单开始，通过参与全球电脑及外设生产网络中的OEM和ODM生产，实现面向全球市场的电脑代工生产，并逐步在主板生产、设计加工等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环节建立起竞争优势。与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发展的核心相适应，新竹的电脑及外设生产企业走向“全球化”进行生产，建立起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网络核心企业。台湾离岸生产的电脑硬件产品连年激增，在不断的升级过程中，已成为全球电脑及外设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山东电力研究院工商管理系，于伟，倪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