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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浙江经济增速出现了全面回落的态势。今年一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仍未企稳回升。由此引发三个问题：一是怎样研判增速趋缓的形势？二是转型升级当前应摆在什么位置上？三是如何把握“稳中求进、转中求好”？ 经济增速怎么看？ 近年浙江经济增速的放缓，显然受到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银行业债务危机演变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其影响和后果的严重程度是人们始料不及的。由于浙江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因而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国际贸易的增速回落、摩擦高发和争端加剧等，都会通过直接影响企业订单而对全省造成相对较大的冲击。 浙江经济增速的放缓，也是资源要素制约、节能减排强化和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反映。毋庸讳言，全省发展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这必然导致土地、能源、水资源、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供给越来越“捉襟见肘”，从而也越来越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近年全省用地、用工、用电等要素制约的强化，原材料价格的波动、生产成本的上升和节能减排的倒逼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经济的增速。 但浙江经济增速的放缓，更重要的却是一种阶段性的变化特征，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与合理性。“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全省GDP大致运行在一个“以12%为中轴、上下2个百分点波动的上升通道”中。不难理解，随着“基数”的不断增大，这种“高速”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从国际经验看，这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不少国家或地区都曾在经历一个“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在跨越人均GDP6000美元门槛后，出现过经济增速的“自然回落”，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德国、70年代初期的日本和80年代后期的台湾地区等。 因此，研判当前浙江经济增速趋缓的形势，必须把握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浙江经济增速是否合理，不能以全国平均的经济增速来衡量与判断；即认为接近或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才是合理的，而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就是不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省区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有的人均GDP水平已在1万美元以上，有的仅在30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大不相同的。鉴于经济增速随发展水平提升而趋缓的国际经验，鉴于浙江的人均GDP水平已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约8-10年，鉴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近年GDP增速均大大高于整个东部地区，浙江当前的经济增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符合发展阶段演进规律的。 当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是现阶段浙江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防范全省经济出现过快下滑，确保实现“以8%为中轴、上下2个百分点波动的中速增长”。
转型升级怎么摆?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转型升级应摆在什么位置上？ 有观点认为，当经济高速增长、煤电油运水全面紧张、资源环境严重承压之时，推进转型升级是顺理成章的；而在当前经济增速逐季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保增长是第一位的。也有观点认为，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放缓经济增速；今年我国之所以将GDP预期增长目标调低为7.5%，就是为了留出空间、引导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推进转型升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增长质量”的改善，必然会拖累经济“增长速度”，或必然以增速的减缓为代价。因此，加快转型升级，就要放缓经济增速；加快经济增速，就要放缓转型升级。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在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企业的破产和兼并重组造成结构性的停产，总会有一些落后的产能被淘汰等，从而影响GDP的增长；但也会有另一些企业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创新能力提升而使得产值、销售和利税增速不降反升，也会有另一些先进产能形成新的增长点等，从而为GDP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而且，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大小通常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我们推进转型升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所追求的目标。但在理论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因果关系。 因此，转型升级摆在当前的什么位置上，主要并不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在粗放型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的发展阶段上，无论经济增速是高是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刻不容缓”的了。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即使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仍应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转型升级，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当前，浙江的人均GDP水平已达9000美元以上，但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支撑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企业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转型升级正处于战略性突破的重要关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已成为浙江赢得未来发展先机的关键。 为此，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建立比较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和人才支撑体系；加快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进程，降低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水平；加快城乡区域的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全面提高浙江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和普惠性，使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走在全国前列。 “稳中求进、转中求好”怎么把握？ “稳”的关键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当前经济增速逐季回落的背景下，就是要通过“适当提速”来防范和避免由“高速增长”直接到“低速增长”的大幅下滑。“进”的关键是要“转中求好”，即通过转型升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和转型的重要关口，就是要防范和避免“稳不求进”，防范和避免原有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锁定与强化。 如何按照转型升级的要求来“提速发展”，如何通过“提速发展”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是需要花大力气来探索的。值得指出的是，必须更加注重结构性与选择性。具体而言： 把握“稳中求进、转中求好”，不仅要扩大投资规模，而且一定要优化投资结构。浙江民间资本丰厚，要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获批和“新36条”实施细则出台为契机，加快地方金融创新，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和阳光化，改进金融服务，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优化金融环境，提振投资信心，扩大投资规模。同时，必须加快整合不同资源和创新要素，力促各类资本更多地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力争在其中一些有基础、有条件的领域中率先取得突破，抢占下一步竞争的制高点；必须高度关注和全面加大对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力度，全面加快浙江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必须高度关注和全面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服务业就业弹性较高、技术和知识密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等作用，促进传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与共同升级，提高要素和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把握“稳中求进、转中求好”，不仅要发展实体经济，而且一定要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促成它们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当前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和困难：外需不振、成本上升、预期下滑、融资困难和用地紧张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切实为它们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但这种支持不是帮助实体经济解决“走老路”的“生存”问题，不是继续在“原有模式”下的发展；而是要抓住有利时机，痛下决心，利用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国内经济周期性变化、资源要素等强制性的约束条件，引导实体经济更加注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更加注重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帮助实体经济从开拓新市场、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使用新原料、探索新制度方面去寻求突破，提高创新能力、劳动生产率和资源转换率，抢占下一步竞争的制高点。 把握“稳中求进、转中求好”，不仅要吸引浙商回归，而且一定要引导他们成为推动浙江转型升级的生力军。要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坚持“闯天下”与“强浙江”相结合，进一步集聚和激发天下浙商的巨大能量，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融合发展。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靠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等来吸引浙商的回归，是难以为继的，而创新要素和制度环境对浙商回归将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当通过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高国际国内科技合作深度与广度、建设一批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等途径，吸引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更多地集聚到浙江；应当通过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改进政府服务方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诚信监督管理，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来营造鼓励浙商干事业、支持浙商干成事业的制度环境；应当通过产业政策的杠杆，引导回归浙商在企业高新化升级和产业高端化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葛立成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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