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热播的30集谍战系列连续剧《潜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的角色让人记忆犹新。一时间，网络上关于搜索余则成真实身份的帖子此起彼伏。 我们先不讨论历史上余则成的真实原型是谁，不过，就当时的环境看，余则成的位置相当重要，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来说，他个人的贡献几乎抵得上是一个师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就是，余则成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为共产党提供的情报资料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他送达的情报，那么，共产党很可能要牺牲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师了。 在政治决策上，信息是决策的最重要依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敌方情报的准确掌握，自古就是战场上胜败的关键所在。同样道理，这个简单的原理运用在经济学上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情报经济学。 情报经济学是用经济观点分析情报的产生、传播和利用的情报学分支学科。国家为了分配资源，各个情报系统为了争取资源，都需要了解情报的价值，比较情报工作的收益与成本，确定情报系统能否满足用户需求、是否值得搞，还要知道怎样的情报存储、检索和传播方法最有效。因此，情报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情报的价值，情报的成本及定价，情报工作的成本－效果和成本－收益分析以及情报市场等。 既然，情报经济学是以情报为交易对象，那么情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济价值，但其价值只有在获取或利用情报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目前，对于情报的价值还没有一致的测度，情报服务的成本可以用投入的资源来衡量。但它具有非消耗性，在使用过程中并不消耗掉；它具有非排他性，对预定用户以外的人也有价值，边际成本很低甚至等于零。情报属于一种公共或半公共的产品。情报也可看作一种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能产生利润和收益，如何测度收益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为，情报在短时期内可能无法收益，但并不代表就不能收益。 情报经济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能否掌握第一手的情报资料对于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来说，就是经济命脉。 比如说，某企业准备收购一家食品加工厂，但是却没有对该目标公司的真实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只看到明面账单上的虚假信息，结果贸然收购。等到合同签署生效之后，正式接管了工厂才发现，该工厂的不良资产居然有10多万，而且拖欠的税款就高达10万左右，除此之外还有设备等方面的问题，总之企业刚购买工厂就要背负起将近40万的债务，为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这就是对信息情报掌握不准确的惨痛代价。 在收购企业时，收购人应该首先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目标公司的基本信息，其中应该主要查询公司的注册资本情况。在此，收购方需要分清实缴资本和注册资本的关系，要弄清该目标公司是否有虚假出资的情形(查清出资是否办理了相关转移手续或者是否进行了有效交付)；同时要特别关注公司是否有抽逃资本等情况出现。还有公司资产、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税务方面、债权人和员工利益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对我国的新石油——大庆油田的生产非常关心，但在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对大庆油田的生产情况没有公开报道。所以，日本人对关于大庆油田的具体生产情况的了解只停留在“耳闻”的状态中，为了摸准大庆油田的具体情况，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活动。
1964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通讯“大庆精神大庆铸”，日本人从这篇通讯中，确切地肯定了大庆油田“确有其事”。1966年7月，《中国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手握钻机刹把，眺望远方，在他背景远处错落地矗立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日本人见到这张照片，就像猫看到老鼠一样高兴，他们根据照片上的王进喜戴的大狗皮帽和穿的厚棉袄，断定出大庆油田的位置肯定不在南方，而是在零下30'C左右的地区，那就应该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因为只有东北冬季的气温才能到零下30℃。另外的一张“大庆油田的原油装车待运”图片中日本人看到一列列并排的原油罐车正整装待发，而且车子的轮胎上沾满了泥土。后来，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在北京坐火车时又发现，在北京停留的油罐车上附着尘土的颜色和厚度居然与《中国画报》上刊登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于是他们断定这些油罐车是从东北过来的，而且肯定就是从大庆油田开过来的。  日本人根据大庆油田出油能力与炼油厂有限的炼油能力，再考虑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准和能力及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他们推论：中国最近几年必然会因为炼油设备不足，需要大量引进采油设备。 随后，日本迅速集中有关专家和人员，在对所获信息进行剖析和处理之后，全面设计出适合中国大庆油田的采油设备，并大量生产。果然，中国政府不久就向世界市场寻求石油开采设备，早有准备的日本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符合中国所要求的设计设备，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中国的巨额订单，获得了巨额利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