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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一 叙言：新中国五十年外交，走过的是一条极不平凡的道路，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建国到五十年代末，是创建和发展新型外交关系，埋葬屈辱外交，确立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时期；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外交多姿多采，取得历史性进展的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第三世界朋友互相支持，成为中美苏世界大三角中的一极；一九七八年以后，是中国发展和完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时期。
文之二： 中苏友好：从同盟倒破裂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外交出击，就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的建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国为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毛泽东首次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并举行中苏两党、两国的最高级会谈。
双方讨论了有关中苏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及国际形势问题。二月十四日，中苏签订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一些重要协定，意味着两个盟国“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这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经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谁也无法预料两个社会主义盟国的关系以后会遇到什么坎坷，但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震撼。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与苏共两党发生认识分歧，形成了一场规模较大的中苏论战，并波及到两国的关系。一九六0年七月，苏联单方面中断中苏两国签订的合同，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致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大批企业无法继续进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造成极大损失。至此，中苏关系完全破裂。直到一九八九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关系才恢复正常。
文之三： 和平共处：中国赢得亚非朋友信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欧美等国的封锁，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魅力，迅速步入国际舞台。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个亚非独立国家的代表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会议，共商加强合作，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大计。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会议上用“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求异的”赢得了各参加国的信任，提出了著名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先例。
会议期间，周恩来日以继夜地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外交魅力，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这次会议后，亚洲各国加强了同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万隆会议对中国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
文之四： 三个世界：毛泽东雄才大略观环球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大批亚非拉的新独立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使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努力出现了曙光。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致使这一问题拖了二十多年未获得解决。一九七一年七月，中美发表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公告后，美国仍不甘休，一方面迫使联合国通过决议，把恢复中国大陆代表权的问题列为“重要问题”，必须有联大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另一方面提出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十月二十六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否决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以压倒多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恢复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一九七四年二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当年四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首次向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
 根据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中国在七十年代将建立和发展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比过去大大增加，出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这段时期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应邀到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足迹也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文之五： 亚太三角：中美日稳定地区新格局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由五十五个增加到一百二十四个。为对付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的威胁，以及扩大国际交往，形成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大业的国际环境，中国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明确表达新中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欢迎美国总统访华的信息，并于第二年利用中国在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四项冠军的时机，果断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乒乓外交”这一出乎世界预料的举动，神速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随后，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做铺垫。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确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及双方确认的其他一些基本原则，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七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大国终于捐弃前嫌，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使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惟恐落后于形势。一九七二年初，“中日复交问题”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热点，日本国会也为此而展开激烈辩论，最终以主张中日复交的田中角荣内阁的上台而告结束。当年七月七日，田中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要尽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从法理上说，一九四五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到一九七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就等于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因此，建交必须首先清算日本那段侵华战争历史。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作为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访问中国，双方于二十九日发表复交“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日本一部分人包括官方人士，竟然企图否认侵略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同美国、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个战略大三角格局，为地区的安全增添了新的稳定因素，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文之六： 和平发展：邓小平重新评估世界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调整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时期，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中心任务的需要，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是否有利于共同发展和繁荣，采取正确的立场，决不屈从任何大国或集团的压力。
邓小平外交新思维，适应八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引导中国外交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时期。一九七八年邓访日、七九年访美、八八年印度总理访华、八九年苏共总书记访华等，中美、中苏、中日、中欧，以及中国与周遍国家关系全面发展，中国作为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正在崛起。
文之七： 大国外交：江泽民致力推进世界多极化
 进入九十年代，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了新旧格局交替、风云变幻的过渡时期。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多极化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九十年代后期，以中共十五大为标志，中国外交出现了五彩纷呈景象，空前活跃的大国外交格外引人注目。中国领导人与世界各大国领袖频繁交往，就重大国际问题加强协调与合作，为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主席江泽民于一九九七年十月的访美、九八年十一月对俄罗斯和日本的访问，建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大国伙伴关系。与此同时，美欧等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如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理若斯潘、德国总理施罗德、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等相继访华。
北京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伦敦、巴黎等之间分别建立起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这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更加平衡的发展，为当今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如外交部长唐家旋所说，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外交以国力为基础。一个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动荡不定的国家很难有外交可言。新中国五十年来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除得益于正确的外交政策外，更是国泰民安，经济持续发展的结果。
文之八： 截至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中国同世界上一百六十二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
亚洲（四十五个国家）：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巴林、朝鲜、韩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卡塔尔、科威特、老挝、黎巴嫩、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日本、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文莱、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叙利亚、亚美尼亚、也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越南、格鲁吉亚
非洲（四十五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赤道几内亚、多哥、厄立特里亚、佛得角、刚果、吉布提、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加纳、加蓬、津巴布韦、喀麦隆、科摩罗、科特迪瓦、肯尼亚、莱索托、利比亚、卢旺达、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里昂、塞舌尔、苏丹、索马里、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纳米比亚、南非
欧洲（四十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爱尔兰、奥地利、保加利亚、比利时、冰岛、波兰、丹麦、德国、法国、芬兰、荷兰、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罗马尼亚、马耳他、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圣马力诺、俄罗斯、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捷克、斯洛伐克、安道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摩纳哥
美洲（二十一个国家）：阿根廷、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古巴、圭亚那、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智利、巴哈马、圣卢西亚
大洋州（十个国家）：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基里巴斯、瓦努阿图、西萨摩亚、新西兰、密克罗尼西亚、库克群岛、汤加
2000年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倡议成立“中非合作论坛”。
2006年 我国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的规模最大、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
2008年5月 胡锦涛主席对日本成功进行“暖春”之旅，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我国同各主要大国启动战略对话磋商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