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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人常常会有种种的“放不下”：名利放不下，地位放不下，财产放不下，子女放不下，恩恩怨怨放不下等等。一些人，就是因为该放下的时候仍死死抓住不放，致使生活不快乐，进而得了忧郁症，有的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 仔细一想，人的一生就是在“抓住”与“放下”这两种抉择中度过的。人生是否成功闪亮，是否快乐幸福，往往是由抉择的决心和智慧所决定的。 《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说晋朝时候有个叫孟敏的人到集市上去买缶（一种口小肚大的瓦器）。当他把缶挂在扁担后头挑着回家时，不小心缶滑落砸碎了，但他却头也不回径直往前走。这一幕恰好被当时的大名士郭林宗看到，郭就追上去问他：“砸破了缶是一件可惜的事，你怎么像没事那样只顾走路呢？”孟敏答道：“既然缶已打破了，再回头去看又有什么用呢？”郭林宗听了十分佩服，觉得此人的修养已达到极致，当即收他做了自己的弟子，后来这个孟敏当了一个县的县令。 从理性上分析，“缶已打破、看也无用”的道理十分简单，但要使这样简单的道理进入人的潜意识，使“放得下”成为不用思索、顺乎自然的事，又谈何容易！按照这个逻辑推理，死了人也应该“放得下”，用不着像祥林嫂那样老是逢人诉说，哭哭啼啼。想通了确实就这么回事，那还有什么名利、地位、财产不好想通呢？要拿得起，放得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许多事，往往是自己不放过自己，作茧自缚，老是放不下，愁眉苦脸，晚上失眠，吃饭不香，结果人也活不长。 其实古代孟敏的“放得下”，属于“事已至此，无可挽回”的被迫一类，那是“落花流水，无可奈何”的事情，比起现代比尔·盖茨一次又一次的主动“放弃”，那就算不了什么了。比尔·盖茨当年在哈佛已读到三年级了，突然“放下”，“下海”创业，去玩计算机软件开发，几年之后终于成了“电脑天才”、“商业奇才”、“世界首富”、“微软帝国”的掌门人。去年 6 月，年仅 52 岁正是精力最旺盛时候的比尔·盖茨，毅然退出微软，“放下”“掌门人”的位置，主动让位给他苦心培养整整十年的接班人——史蒂夫·鲍尔默，足见其广阔无私的胸怀和扶植新秀的远见卓识。更了不得的是，比尔·盖茨还把 580 亿美元的全部家产捐献给以自己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第二项事业”——慈善工作中去。他说：“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子女，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比尔·盖茨对财产、对权力、对子女能如此“拿得起”、“放得下”，我想这比昔人孟敏达到“缶已打破，看也无用”的修养要难得多，比时下常人的境界更要高得多！ 当然，我们也知道比尔·盖茨“放得下”的背后，有宗教人文因素在起助推作用。据说美国基督教徒们认为，富人生前若不把财产回报给社会，死后是进不了天堂的。现代欧美发达国家，在哲学理念上已把财富的获取与使用加以分离，就是获取财富时要讲敬业，使用财富时要讲节制；赚钱主要靠头脑聪明，花钱主要靠灵魂高贵。在那里，合法的赚钱致富是光荣的，是受到社会尊重和政府鼓励的，而富裕之后炫耀摆阔、追求奢侈、任意挥霍则是可耻的，是会被人嗤之以鼻的。所以，尤其在美国的富豪中，前半生聚财、后半生散财已成为惯例。 但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又不可以一概提倡“放得下”，而要因事、因人、因时而异。在利益面前，不加分析地引导人们“放弃”，那也不行。先要分清“利益”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市场经济几百年，为社会创造累积了大量财富，靠的就是个人追求利益的驱动力。我国 30 年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动力就是党和国家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以前的禁止改变为允许并鼓励人们追求合法的利益。如果哪一天，要求社会公众不要追求利益，倡导在利益面前“放得下”，人人都成了清教徒，那社会也就“死”了。向那些还在读书的青少年学子尽讲“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的哲理也未免早了些。对于血气方刚、充满活力的青壮年男女，还得多鼓励他们善于“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敢于冲杀打拼，敢于创造奇迹，而不可轻言“放弃”。要“放弃”的，是那种不合法、不正当的东西，那种违背客观规律和不自量力的追求与蛮干。 概言之，什么该“抓住”，什么该“放弃”，首先要学会区别，这里面有价值观的抉择，也有一个尊重科学、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问题。该“抓住”的就要紧紧抓住不放手，该“放弃”的就要痛痛快快、心安理得地放弃，这中间又需要有意志和智慧。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足够我们学习探索一辈子，而这就是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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