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汝波——中国历代《孙子兵法》研究的内容和特点我国从古至今的《孙子兵法》研究，不断前进、拓宽和深化，逐步形成了一门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内容，丰硕的研究成果，多样的研究形式，在社会实践中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专门的学问。探讨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及特点，多有可供今人借鉴之处。 （一）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分类 中国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目录类研究：即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公私书目、引用书目等文献中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记载。其中又可分为纯目录性和解题性两类。 校勘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文字进行校勘方面的研究。此类内容多体现于《孙子兵法》不同版本中，但亦有专门论述。 注释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加以训诂注解方面的研究。民国以前的孙子书大量的属于此类。其中又包括义注、考注、评注、断注、体注、集注、笺注、约注、详解、说注、句注、眉注、段注、页下注、篇末注等。 阐发类研究：即阐述发挥《孙子兵法》思想方面的研究，包括讲义、引类、参同、史证、概论、浅说、应用引伸等。它们又可分为综合系统阐发和专题阐发、军事思想阐发和非军事思想阐发等不同类别。 应用类研究：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军事、外交、管理等不同领域的研究。 翻译类研究：即将《孙子兵法》等文献译成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 考证类研究：即对《孙子兵法》及其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考证、辨伪等方面的研究。 传记类研究：即关于孙子生平事迹方面的研究。 辑佚类研究：即关于《孙子兵法》佚文考辨、辑录、注解等方面的研究。 近代以来，《孙子兵法》的研究内容又有所拓展。概而言之，孙子兵法研究包括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献性研究、《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和《孙子兵法》非军事应用研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文献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孙子兵法》作者及成书；《孙子兵法》版本流传；《孙子兵法》文字校勘；《孙子兵法》注释、通解及翻译；有关孙子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等。 《孙子兵法》军事理论研究，包括《孙子兵法》自身军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部分内容。前者主要研究《孙子兵法》本身所包含的军事思想，包括它的战争观、战争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军事哲学思想、军事伦理、军事心理、军事经济、军事地理思想等。后者则是介于《孙子兵法》自身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更直接指导实际斗争的理论研究，如《孙子兵法》与当代国际战略，《孙子兵法》与现代高技术战争，《孙子兵法》与核威慑理论，《孙子兵法》与现代局部战争，《孙子兵法》与军队管理等。它的突出特点是将《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原则具体化为便于当代实行的方法。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应用研究是指将《孙子兵法》的某些军事原则应用到军事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以指导人类和平建设为目的的研究，如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医疗卫生、体育竞技、教学艺术、演讲技巧等。 （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 纵观我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历史，就可发现其存在着尊奉与贬斥并存、兴衰与治乱相背、祖述与创新兼有、研史与论略相成、高深与普及并重、书生与武人共论等特点。 尊奉与贬斥并存。从战国时起，各代对《孙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贬斥者，二者并行不悖。如《荀子·议兵篇》中记载的临武君就唯孙子是奉，而荀子则对其持贬斥态度。汉代一些学者将“孔氏之道”与“孙吴之术”对立起来，对战国以来出现的“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但同时官方又高度重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的整理和校阅。宋代出现了尊奉与贬斥孙子两个截然相反、并峙而立的高峰，尊之者奉之为“武经”，贬之者斥之为“盗术”。这种争论流风所及，至明、清而不衰。 兴衰与治乱相背。即《孙子兵法》研究逢乱世而兴，遇治世则衰。中国历代和平时期大都会出现“士大夫耻言兵”的情况，《孙子兵法》研究萧条，兵学著述甚少，或应景者多，有价值者少，浮躁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而每逢战乱时期，孙子研究就兴盛，兵学著述就繁荣。如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对《孙子兵法》内尊而外贬，甚至实行禁锢政策；唐朝自高宗至玄宗前，宋朝自太祖后至仁宗前，均曾出现兵学萧条景象。而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安史之乱后至灭亡，宋仁宗之后至南宋亡，民国等时期，则都言兵者甚多，兵学著述传于世者亦繁，有价值者也较多。这一历史现象昭示后人：修文亦须尚武，治世休耻言兵。 祖述与创新兼有。中国历代研究孙子，注释、阐发者居多，其间亦有创新。如对虚实、奇正、速久、形、势等军事范畴的注释与阐发，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但总的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形态之中，生产力发展缓慢，军事技术进步迟滞，人们在观念上重传统而多保守，闭关锁国，缺少交流，因此，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多祖述而少创新。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兵学理论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对传统兵学理论进行重塑，才使之出现了新的飞跃。 研史与论略相成。中国历代兵学家强调研究兵法要与研究军事历史相结合，为提高谋略水平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提高谋略水平服务，史与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注释、阐发《孙子兵法》都列有大量史例，讲军事史者，也必以《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为指导。所列史事是对兵法谋略的例释和阐发；而所讲兵法谋略则是对史事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二者相互为用，成为兵学家们注释阐发《孙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亦是培养造就军事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这与西方古代重史轻理的军事学研究倾向有很大不同。 高深与普及并重。中国历代兵学家研究《孙子兵法》既重视深研和提高，又重视普及和实用，形成了两者并行、相互为用的研究传统。他们高度重视“古”为“今”用，为“今”而研“古”，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既注意向高深处开掘，又注意为当代“武人”、“士子”等社会大众服务。《六韬》、《卫公兵法》等，都可视为当时的普及《孙子兵法》之作。叶适所谓《六韬》“似为《孙子》义疏”，杜佑所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等，即是指此。历代注释、疏解《孙子兵法》之书，大都具有提高与普及并重的特点。 书生与武人共论。中国历史上研究、注解、阐发《孙子兵法》者，既有武人，也有书生。前者如韩信、曹操、李靖、戚继光等；后者如张良，杜牧、梅尧臣、茅元仪、孙星衍等。武人有军事实践经验，其论多有创见而可操作性强，但往往理论性不足；书生论兵，视野开阔，学贯古今，理论水平高，但缺乏实践经验，正可弥补武人论兵之不足，二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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