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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孙子兵法》的理论研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教学重点： 《孙子兵法》的理论研究 一、《孙子兵法》理论研究的概况 《孙子兵法》是中国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孙子兵法》蕴涵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早2300年。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0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 《孙子兵法》诞生2000多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积极防御理论以及我国现行的战略方针、作战条令,都无不留有孙子军事思想的烙印。 《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当代中国《孙子兵法》研究是作为学科领域研究而发展起来，归属于古代兵略研究范畴，治学的基点主要立足于学术问题研究,目的是宏扬中国兵学文化。着重于从宏观上把握《孙子兵法》的兵学思想,突出构建孙子的兵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国外学者研究孙子兵法的基点是把《孙子兵法》作为战争和战略问题来研究，主要把握孙子兵法的一些观点和原则,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思想得到解放,出版了郭化若《孙子译注》、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等《孙子校释》、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炳安《孙子会笺》等大量著作。 第二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以后,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开阔起来,关注现实问题的文章逐渐增多。如吴如嵩、陈维民的《孙子思想与多极竞争》,陶汉章的《孙子思想对当代战略的影响》,刘永新、张秦洞的《〈孙子兵法〉与现代局部战争》,刘鲁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应用孙子战略思想的成败》等,直接对当前最前沿的战略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第四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的主题是“孙子兵法与世纪之交的国际安全”。中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大多数联系现实问题,但仅止于赋予孙子兵法在现代条件下的新的内涵,并没有对现阶段各国政府特别是对我国政府的战略决策直接进行分析评估。 西方孙子兵法研究热源于西方现代战略理论,从克劳塞维茨“绝对战争”模式的直接路线战略理论向利德尔·哈特的“有限战争”模式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转变。以英国的利德尔·哈特、美国的柯林斯等为代表的西方战略理论家对孙子兵法的推崇直接推动了西方对孙子兵法研究热的兴起。 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在为格里菲斯的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序言中写到“人们早感到需要有一种《孙子兵法》的新译本,更完整、更准确地解释孙子的思想。在可能导致人类自相残杀和种族灭绝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这种需要更为迫切。” 冷战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推行核威慑战略,使得孙子兵法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成为其核威慑战略的总方针,《孙子兵法》思想开始登上当代西方大国战略决策的“庙堂”。 20世纪的战争几乎都是西方大国挑起的,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使其不得不审视自己的战略理论。特别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失败后,布热津斯基、尼克松、威斯特摩兰等人直接从孙子的思想中探寻美国失败的原因。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而且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发达和战略思想的不同,对于作战问题总是强调注重依靠作战的物质力量因素。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说过：“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地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美军从独立战争到越南战争,基本奉行的就是这种“以力量取胜”的战略战术思想。 越南战争之后,美军经历了一个重新估价和重建军事思想的过程。企图把孙子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的见解熔为一炉,从单纯的重力向重谋转化。当然，美军重技术的军事文化传统并没放弃，只是又吸纳了东方军事文化重权谋的一面。 70年代末,美军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考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集中研究了克劳塞维茨、若米尼、格兰特、富勒、利德尔哈特、隆美尔、孙子和其他名家的著作,目的是创造一种在决战中以少胜多的新理论,结果出现了“空地一体战”理论。 这一理论的特点是：在火力和机动之间,在直接与间接手段之间,以及在控制管理和掌握主动之间,取得较好的均衡。这里所说的机动,不单是机动力,更主要的是避敌强点，击敌弱点的非对称作战的相关行动。 中国兵学自古倡导宏观整体思维,《孙子兵法》就是其杰出代表。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孙子兵学思想时,就十分注重从宏观上把握孙子的思想。吴如嵩的《试论孙子的战略指导思想》、谢国良的《论孙子的“善战”思想》、于汝波的《孙子势论探析》等论文都是从宏观上把握孙子的兵学思想。 1989年6月出版的吴如嵩著《孙子兵法新论》,该书运用历史的、系统的方法,突破以往单纯平面图解的思维模式,运用宏观整体思维方法,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归纳总结,研究提出孙子兵法“十六论”。这些理论思维为构建孙子兵学体系打下了基础。 刘庆的《孙子兵学体系初探》一文中提出“循着古代兵家的思路去摸索其构筑的思想体系结构,便会发现,《孙子》大体上可分为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部分”、“从更深层次的思维形式研究《孙子》,《孙子》一书包括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范畴”。 此外,许保林的《建立“孙子学”刍议》,杨丙安、陈彭的《孙子兵学的东流和西渐》 ,黄朴民的《孙子兵学与春秋哲学政治思潮》,于汝波的《宋代孙子学述论》,季德源的《明代孙子学述要》,皮明勇的《清代孙子学初探》等,直接从孙子兵法的体系以及中国古代兵学、哲学等比较研究上,进行引经据典、细致入微的阐述,已基本确立了孙子兵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赵海军的博士论文《孙子学通论》,就是通过讨论孙子学的历史渊源、兵学体系、发展历程、与传统兵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一个孙子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我国孙子兵法研究历史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念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 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三、《孙子兵法》名家点评唐朝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孙中山曾说过：“ 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 毛泽东评价《孙子兵法》：“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说的，包括认识世界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当下仍是科学真理”。 明朝茅元仪认为：《孙子兵法》的定位是最准确、讲的最好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写的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其中就引用了好多有关孙子的语录。 日本逢屋千村说：《孙子兵法》不是打仗的，《孙子兵法》是教人和平的，是和平主义者，是不战主义。 郭泰纳夫评价：孙子确实可以算是世界上出色的军事学家。 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所言：“孙武的思想有惊人之处——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刚写出来的。” 美军总指挥弗兰克斯评价说：“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的幽灵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进的每架战争机器的旁边”。 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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