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发轫时期二是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战国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以军事和外交斗争史为主线的多极斗争史。经过激烈的兼并战争，至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格局形成。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取盟友，分化敌人，攻城掠地，兵来将挡，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和军事斗争。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如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是当时每个国君、将帅都须首先关注的大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求助于先进的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称：“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道出了当时战争的特点。产生于多极斗争年代的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孙子兵法》正是打赢这种战争的理论武器。这是《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不胫而走的社会原因。 三是由《孙子兵法》自身价值决定的。《孙子兵法》是对上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对前人的兵学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春秋时期先进的社会思想交合的产物，形成了博大精深、缜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对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问题都有系统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它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先知、先胜、全胜、致人，速胜、奇胜、击虚、任势、善守、专分等，可谓是集古代战争谋略之大全，遵之者胜，违之者败，被后世誉为“兵经”，“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孙子兵法》自身的这种军事学价值是其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内在原因。 四是孙膑等人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如同“孟轲好辩，孔道以明”一样，孙膑对“孙氏之道”的宣传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对《孙子兵法》的成功运用，是使当时社会承认《孙子兵法》价值的一个直接性原因。孙膑因此“而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而孙膑业绩是与《孙子兵法》联系在一起的，故其名愈显，其兵法流传愈广，《孙子兵法》的影响也就愈大。吴起、尉缭等对孙子其人其书的宣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泛传播的历史作用 《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统一起了促进作用。《孙子兵法》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主张进行兼并战争，“伐大国”以实现“王霸”之业。这与战国时期流行的反对兼并、否定战争、主张保持割据的种种论调都是相对立的。战国时期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统一的主要手段是先胜、全胜和战胜，《孙子兵法》为这三种斗争方式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武器。 二是带动了战国兵学理论的发展。《孙子兵法》是兵学鼻祖，战国时期兵学理论主要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吴起、孙膑、尉缭、《六韬》的作者等，注意将《孙子兵法》的理论与战国时期的实际相结合，在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思想。如，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关于军事统帅机构的建设，关于骑兵的地位和使用，关于城守方法，关于不同地理条件下作战指导原则等，大都源于孙子而又有新的发明。 三是对战国诸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战国诸子对《孙子兵法》有尊奉者，有批驳者，有宣传者，有发展者，有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者。《孙子兵法》在战国学术界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与诸子互相弥补、渗透、撞击、融合，从而促进了当时学术的繁荣与进步。 四是《孙子兵法》被非军事领域加以借鉴和运用，对当时的生产经营、医学发展等起了推进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魏文侯时，白圭“乐观时变，人予我取，人取我予”，“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法”，他介绍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这是关于将《孙子兵法》运用到生产经营的最早记载。 （三）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流传的启示 从《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的研究和流传看，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孙子兵法》是关于军事斗争的科学，对于科学，只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之，既不能贬抑，亦不能迷信。 《孙子兵法》在春秋末期流传不广，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政界、学术界受重礼轻诈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意对其采取排斥压抑态度。荀子的观点并非彼时彼人所独有。如上所言，真理的传播规律一般是压之既久，其发必速，被压制、埋没的思想在适当条件下，就会显现出来，而其显现形式大都带有过激的特点。这是《孙子兵法》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迅猛传播，以至被很快推向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西汉，统治者为适应社会统一的需要，对“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从而完成了又一次否定。此后又有多次类似的反复。《孙子兵法》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压抑贬损，有害无益，只会激之走向另一极端。 但对《孙子兵法》亦不可尊之过度。孙武书并非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乃“辅”国之一经，而非“主”国之全术。“将者，国之辅也”，孙武话说得很清楚；“将”是国之“辅”，而不是“主”，“主”不可以只治孙武之术。在“国之辅”中，它又仅是其中的一翼，而非全部，“武经”不能代替“文典”，犹如“文典”不能代替“武经”一样，二者必须兼“辅”，国家缺一而不可。知孙武书非万能之术，则不可用它去套世上万事万物，硬套就难免出错，如孙子之“诡道”，乃是讲的对敌斗争的手段，就不能像战国时一些人一样用之于自己人内部。还是唐人裴行俭说得对：“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对自己人应以诚信为本，施诡用诈，虽可得益于一时，但却伤在根本，患伏长远。总之，对《孙子兵法》尊奉过极，使用过滥，也会将其推向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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