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在如何处理徐锡麟的问题上，清廷参照了了当年“刺马案”张汶祥暗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先例。当年张汶祥所受的是剖挖心脏之刑，新任安徽巡抚冯煦请示两江总督端方后，决定仿行。行刑之日，先由刽子手持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烂，再剖腹取出心脏，这颗心脏被拿去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然后被恩铭的亲兵们烹熟下酒。清廷此时正在实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却不惜逆流而动，以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徐锡麟，更坐实了革命党对其“假立宪、假改革”的指控。 
徐锡麟，临刑前拍摄。徐被捕后，在供词中坦然言及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义动机，并特意写道：“不要冤杀学生，学生是我诱逼去的”，最后结语是：“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审讯完毕后例行公事拍照，徐锡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张脸上没有笑容，不足以流传后世。 
徐锡麟供词。文字曰：“为排满事，蓄志十几年。多方筹划，为我汉人复仇，故杀死满人恩铭后，欲杀端方、铁良、良弼等满贼，别无他故，灭尽满人为宗。”落款是“光汉子徐锡麟”。所谓“光汉子”，即“光复汉族”之意。徐锡麟并在审讯时曾声言与孙文宗旨不合，称其不配让自己去行刺。点击可看大图。 
吴樾(1878—1905)。1902就读于保定高等师范学堂，1904年加入光复会，并组织北方暗杀团，任支部长。1905年在京谋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因炸弹意外爆炸而牺牲，此举开启了革命党暗杀晚清体制内改革派的先河。在其名著《暗杀时代》里，吴樾如此表述其将暗杀进行到底的决心：“一个我死去，千万个我站起来，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站起来，只要我不被杀死，我就一直干下去；只要我不死，就永不住手。这样，我就算死了也是成功了。” 
陈独秀。陈独秀与蔡元培同为老资格的暗杀队队员。陈日后回忆：“我初次和蔡（元培）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1905年，陈参与了吴樾谋刺五大臣的行动。 
彭家珍，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1912年1月在北京炸毙宗室重臣良弼时受伤牺牲，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其刺杀良弼的动机，据同盟会会员李华英回忆，京津同盟会之前曾刺杀过袁世凯而未果，袁遇刺后，曾通过袁克定告诉李石曾，御前会议时清朝亲贵唯良弼之言是听，袁世凯虽是内阁总理，也没有发言权。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难求。李石曾转告京津同盟会，于是众人决定刺杀良弼，彭家珍则决然自任。良弼死后，清廷遂无人再敢抵制共和。 结束语关键词：改良 辛亥 革命 徐锡麟 恩铭 体制内改革派 徐锡麟以四品官员的身份而为革命党暗杀之事，对清廷高层究竟产生了多大的震动，不妨参考陶湘当日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个人书信。信中说： “皖事出(指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近闻日俄联盟为最紧要之问题，领袖(指奕劻)两次请单召，均未允，辞云：‘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等语，所以领袖亦浩然长叹。” 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慈禧基本上没有顽固阻扰过改革，甚至可以说，只要可以救朝廷，她是绝对支持改革的。但当革命与改良互为动力，同时消长——改良之迟缓激发革命，革命危及朝廷又推动改革，已然注定改革只能救国，而永远救不了朝廷。这种无能为力，慈禧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对此，张謇颇有感受。从1907年春起，张謇先后四次进宫入对。召见时，慈禧每每“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一次，张謇谈到海外留学生对国内腐败政治不满，纷纷趋向革命，后果不堪设想时，不禁失声痛哭，老太后也因百感交集随之而哭。 从自强运动开始，晚清的历史欠账太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改革，朝廷必亡；改革，朝廷也必亡。无能为力的慈禧，除了苟且偷安、以求生前天下不要大乱外，也只好“得乐且乐”。正如曾誓言要为慈禧做一条“看家恶犬”的岑春煊日后回忆： “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所谓“期以及身不变而已”，即只求在自己有生之年，朝廷不要灭亡罢了。 资料来源：《绍兴文史资料选辑 第1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著；王开玺《晚清政治新论》，商务印书馆；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孔祥吉《张之洞劝慈禧速行立宪》，载《中华读书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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