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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从制度和政治层面关注各种外在自由如何实现的同时，也必须清楚内在自由的根本重要性。灵魂的贫乏和精神的荒漠无法生长出自由的花朵。如果一个人仍然孜孜不倦地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强大，那么他就有必要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那里学到一个重要的洞察，那就是凡是成熟强大的民族，都必然要以公民个体内在自由的塑造作为无可回避的前提。索尔仁尼琴说：“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认识到自由的内在力量，也就意味着珍视每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中心的意义。自由本身是人类受造的根本目的所在，它具有终极性的价值，是衡量一切政治实践和人生努力的基本的和最高的准则，而不是相反。换言之，无论是个体的小我还是集体的大我，都不能够把自由作为实现某种繁荣强大的工具。自由的外在身体实践必须以其内在的精神高度和完善程度作为指导。 因此，自由与自由的局限密不可分。自由就是投身于这种局限，而不是逃避这种局限；自由就是在局限中开掘幸福，而不是通过摧毁局限来实现幸福。自由意味着选择的能力，但它首先是对美善的选择而不是对丑恶的选择；自由意味着行动的可能，但它首先是自我救赎的行动而不是向下堕落的行动。正如舍斯托夫所言：“自由不在于选择善恶的可能性，如我们现在注定认为的那样。自由是不容许恶进入世界的权力和力量。最自由的存在物——神，不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神所创造的人也不选择，因为无可选择：天堂里没有恶。”丑恶的选择和堕落的行动表面上充满了自由，实质上却是灵魂已经被丑恶和堕落所支配。自由既然是一种内在的力量，那它就是一种使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得以拔高并成就荣耀的力量。 自由是辉煌的，但也是谦卑的。自由是英雄式的，但更是平民化的。自由在民间，在每个人对信心、盼望与爱的守护那里。燕京大学的校训很好地阐发了自由这种既向上又向下的辩证关系。所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就是因为仰望星空，我们晓得了真理的光芒，从而获得了自由的生存状态；因为服侍社会，我们明白了自由的依托，从而获得了自由的成长根基。 只有内在的自由才能真正让我们摆脱各种内外的捆绑。人是容易局限于自己的事务和视野的，人更是容易因为自己的事务和视野而变得傲慢和偏狭的。我们需要在世俗生活的过程中创造自我、发现自我，并像福柯那样让自己变得不同。自由因而是内心的一种雄厚的反省能力。这种勇气和挑战首先是对内的，而不是投射于他人和外在世界的。自由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张扬自己的优势，还还体现在认识自己的欠缺。自由的能力不仅是要奔向光明幸福的生活，而且是要对自我现状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体认。自由不是指向某种一劳永逸的精神和外在的革命，而是指向千千万万灵魂丰富的人们在平凡生活中对微观权利的全面而精彩的运作。 自由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肯定了人的尊严。它不需要理想主义的声嘶力竭，而只需要在生活的奋斗细节中处处展现和见证心灵的呼唤。自由关注的心灵建设并非那种国民性的建设，自由因此也拒绝那些绝望感和受挫感。即使自由带来了美好壮丽的英雄气概和集体生活，那也仅仅是一种附带的产品，它们都源于个体生命的内在需要。 自由和智慧是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智慧是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的智慧，是华兹华斯的被动的智慧（wise passiveness），是济慈描述的自我否定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自由在智慧面前的谦卑，为自由地寻找智慧开辟了广阔的路径。真正的聪明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的聪明，而不是无知者无畏的聪明。知道无知，是把无知真诚地视为无知；无畏无知，是把无知当成了知识和道德上的优越。 当我们把自由的最终落脚点放在了高贵的知识和智慧那里，我们就明白了上帝在伊甸园里禁止人类吃知识之树果子的良苦用心。在因为注重外在能力而忽视内心律令，从而走向堕落和失去自由之后，人类终于开始了在苦难世间寻找自由真谛的艰辛历程。对自由的冲动和渴慕表明了人类在生命的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拓展。自由的探索与每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在这条光荣的荆棘路上，人们共同行走，上下求索，共同分享自由的成果。自由之光属于每一个芸芸众生，属于每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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