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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年5月19日—1814年1月27日），德国作家、哲学家、爱国主义者，古典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寻求对哲学思想，特别是康德唯心主义思想的统一；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试图唤醒德意志人民要求国家统一。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费希特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翻译 | 赵国新 整理| 通识经典导读 正文| 8392字 阅读时长|约20-30分钟  ★★★★★ 这个正在行动的“你”当然不是躯体，躯体受到各种可能出现的物理性病变和物理定律的影响；在自由领域里运动的是别的东西。自律意味着成功地自动脱离敌对力量或盲目力量，或无论怎样我本人也无法负责的力量活动的领域，例如物理定律或暴君的奇思怪想活动的领域。自律，即真正的自由，向我本人发布命令，随心所欲行事的我服从这些命令。自由便是服从自己给自己下的指令。这就是卢梭的道德自由概念，而且它也是康德的自由概念。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种价值的来源，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应该得到其他人的尊敬。这就是为什么禁止收买别人、“贿赂”他们、塑造他们、改变他们，以客观原则的名义（即外在于——有效地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原则）向他们施加影响，像爱尔维修那样以幸福的名义向他们施加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动机最重要。这项计划的实施不需要我负责，因为那是需要物理定律加以干预的事情。我不能去做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应该”暗示“能够”，假如你不能做，就不会有人告诉你应当做。因此，如果我有义务，如果存在道德，如果存在目的，如果存在我应当做的事以及我应当避免的事，它们一定存在于完全不受外界干预的某个领域。这就是为什么追求幸福不是我的义务，因为幸福不属于我的控制范围。我的义务只能是自己完全控制得了的东西，它不是成就而是企图——激励自己去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只有在固守自己的内在自我方面，我才是自由的。 这种观点造成的某些后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第一个直接影响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应当推动的只是他自身内在的、合乎道德的自我保护，如果唯一重要的是动机，如果一个人只需为他个人的人格正直负责，即，他应当诚实不欺，不管怎样他都不应当去欺诈，无论外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的、空间中物质性物体所在领域）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不应侵犯道德活动的领地。事实上，这就是费希特的早期想法。 费希特坚持认为，个体必须是绝对自由的，“我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他如是说：“我不因为我不得不接受而去接受自然为我提供的法则，我之所以相信它，是因为我愿意。”他说，重要的不是das Gegebene[给定之物]（被给出的东西），而是das Aufgegebene[受托之物]（强加给我的东西，我的义务，规定的东西，我的部分使命）。费希特宣布，这条规律不是来自事实领域，而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纯粹、原初的自我，他说，它正在根据我的思想和目的，创造、塑造和形成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因为只有在那时候，我才是它们的主人，而它们必须为我服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浪漫主义观念：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正直和奉献。 这种观念非常重要，因此我还要在它上面多花一点时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至少从柏拉图开始——受崇拜的、受仰慕的人是哲人。哲人就是知道如何去生活的人。有些人认为，哲人接触上帝，上帝告诉他该怎么做，告诉他真理为何物。有些人则认为，哲人就是那些搞科学实验的人——帕拉切尔苏斯或浮士德博士，还有借助于非经验性调查手段、借助某种直觉式把握、借助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发现这些事物的人。道德类似于其他知识形式，它是一个发现某些真理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力争知晓这些真理。如果你本人无法参透这些真理，你可以请教专家；成为专家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先知、预言家、科学家、哲学家或随便什么人，是令人景仰的人，因为他属于那种知道如何行事的人，因为他知道世界的真实面目。化学家有一天可能会点铁成金，或者发现长生不老药。政治专家懂得治国，因为他懂得人类和社会的心理和生理机能，他对于宇宙的整个构成有着充分的认识，因此他能够朝这个方向调整他的技艺。受人羡慕和景仰的是那种能够正确地理解事物的人、能够发现正确答案的人、有知识的人。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据你掌握的知识，为了达到你想达到的目标，你不仅必须为它们而生，而且必须为它们而死。基督教的圣徒们死了，但他们为真理而死。他们之所以死，乃是因为，他们想以自身为榜样和证据，证明上帝赐给他们本人或他们所信任的人的那些真理、知识和智慧。但是，纯粹的自我牺牲行为、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行为本身，纯粹为了某种内心理想而牺牲自己的行为（因为它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理想）却不值得羡慕。如果有一个穆斯林，他非常勇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不会向他的尸体吐口水，你不会嘲笑他。你敬佩他的勇敢和决心；你会认为，这么勇敢的一个人，也许他天生就是这么好的人，却为这么荒唐的一套信念而死去，真是莫大的遗憾。但是，你不会因为他献身于那些信仰而敬佩他。 到了19世纪初，这一切都已发生改变。我们发现，受敬佩的是理想主义本身。不过，理想主义意味着什么？理想主义者就是摒弃了一切可能吸引卑劣天性的东西——财富、权力、成功、名誉——的人，他这么做是为了内心的理想，是为了创造出他的内在自我规定的东西。这就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英雄，也是它的追随者（卡莱尔、米什莱还有俄国青年激进分子）的理想英雄。19世纪的伟大艺术家贝多芬，对欧洲人的想像力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贝多芬被想像为穷困潦倒、不修边幅、不被看重、粗鲁无文、面貌丑陋的人；他已经摒弃了这个世界，他不会拥有这个世界一丁点儿的财富，虽说报酬就摆在他面前，还是被他拒绝了。他拒绝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是为了服务内心的幻想，是为了表现那些需要表现的东西。一个人最大的败笔是“出卖”、背叛理想。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可鄙的，因为，唯一能够使生活有意义（回到康德）的东西，唯一能够让价值成其为价值的东西，唯一能够判断对错的东西，唯一能够证明行为正确的东西，就是这种内心的幻想。 这种态度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与这种态度相关的是，询问这些人所追求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你敬佩的是那些与生活抗争的人，他们不顾艰难险阻，奋力反搏，也不问一问自己，这样做的结果会是胜利还是死亡；他们属于那种执著一念、勇往直前的人。备受青睐的形象是路德的形象：他站在那里，不动一动，因为他在躬行自己的内在理想。这就是正直、忠诚、自我实现、自我指导的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名英雄、一名哲人甚至一个好人的意义之所在。 这种看法很新鲜。假如莫扎特和海顿得知，他们之所以受重视，乃是因为他们的内在精神冲动，他们会大为震惊；他们是创作出美妙音乐作品的艺术家，这些作品之所以受主顾约请和听众景仰，是因为乐曲美妙。他们是创制事物的能工巧匠：他们不是传教士，他们不是先知，他们是供应者。有人提供桌子，有人供应交响乐；如果交响乐是优秀作品，假如它们还是天才之作，那么它们的作者就会受到景仰，而且应当受到景仰。 到了19世纪，艺术家成了英雄人物，反抗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行动。反抗权贵、富人、奸邪之辈、市侩庸人，（如果需要的话——卢梭早年猛烈抨击的就是这些人，步他后尘的卡莱尔、尼采和D. H. 劳伦斯也是如此）还反抗枯燥乏味、吹毛求疵和心胸狭窄的知识分子。你反抗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出自己的话，保持一份自主，以免受到并非由你本人的内在自我产生的事物或环境的支配、引导和限制。 只要在艺术家的圈子里，这便是一个高贵的理想，至今没有人公然唾弃它；事实上，当前的道德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浪漫派观念的塑造，根据这些观念，我们敬佩理想主义者和正直之士，无论我们赞同他们的理想与否， 有时我们甚至认为他们很愚蠢，按照18世纪以及从前的标准，他们不会受到景仰，会被认为可爱但很傻。不过，它还有比较消极的一面。现在道德成了人为的发明，而不是发现；道德不再是一套命题，对应于我们在自然中发现的某些事实。实际上，自然与它毫无关系；对于康德而言，对于费希特而言，自然只是一堆死东西，你可以在上面强加自己的意志。实际上，我们已经背离了模仿自然、顺应自然（naturam sequi——师法自然）的观念。相反，现在你可以塑造自然，你可以改变自然；自然是一种挑战，自然干脆是一堆原材料。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假如道德包括你的自我投射，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政治活动也是一种自我投射。拿破仑把自己的个性投向整个欧洲的版图，他塑造了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的思想，就像作曲家调节音响、画家调和颜色一样——拿破仑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因为他在表现自己的个性，他在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正在实施那种不断地驱动自己的内在理想。 在这一点上，费希特的思想出现了重大飞跃——从孤立的个体飞跃到作为真正的主体或自我的群体。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想做事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是自由的，而且只有当发挥作用的是我的内在自我，而我不受别的东西影响的时候，我才这么做*。自我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孤立的精神，正是在这里，费希特开始走上引向这类独特结论的道路，这条道路导致如下观念：自我根本不是个体的人类，个体与社会有关，或许自我，即人类的自我，的确不仅是历史和传统的产物，而且通过柏克所说的千丝万缕、牢不可破的精神环节与其他人密切联系起来，自我只是作为整体模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是这个整体模式的构成元素。如此一来，假如说自我是在某年出生、过着某种生活、处于某种物质环境之下、在某一日期死于某地的一个经验性的个体，这是欺人之谈。费希特开始倾向一种神学式的自我观；他说，真正的、自由的自我不是包裹在身体之内而且处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之内的经验性自我，*它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自我，它是一个超级自我，它是一个较大的、神圣的自我，费希特现在逐渐开始把它与自然、上帝、历史、民族相等同。 费希特从孤立的个体观念出发，孤立的个体实现自然或暴君无法企及的某种内在的理想，费希特逐渐采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体本身什么也不是，人离开社会什么也不是，人离开群体什么也不是，人几乎不存在。他开始怀疑，个体不存在，他一定消失了。只有群体（Gattung）存在，只有它才是真实的。 它在一开始是非常幼稚的。个体的人必须尽力回报社会，他必须在人群中就位，他必须在某一方面力求促进其他人的地位，他们已经替他做得很多了。他说，“人只有在其他人中间才能成其为人。”他还说：“人注定要在社会中生活；如果他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就会与自己的天性发生矛盾。”* 费希特逐渐相信这类看法。不过他更进了一步。费希特完全成熟时期的哲学中的真正自我，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也不是由个体组成的任何特定群体。它是所有人共有的东西；它是一个拟人化的体现原则，这个原则就像泛神论的神性一样，通过明确的中心、通过我、通过你、通过其他人来表现自己。它在世界上体现为真正的社会，社会通常被视为一些人的集合，有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将人们紧密联系起来，就像一个大火源散发出许多小火苗一样。在意识到道德命令的过程中，每一个小火苗都以大火源为中心，那些道德命令是它内在自我的驱动、如火的奋斗。这是一种神学性质的学说，显然，费希特在这种意义上是一名神学家，黑格尔也是，假如说他们是世俗思想家，这绝非善意。他们深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在有些人看来，他们是这个传统中的异端。即使他们不是神学家，他们也要比当前所谓的哲学更有神学味道。 就这样，费希特逐渐从群体转向如下观念，即，真正的人、真正的个体，他的自主行为是历史上道德行进的过程——将道德命令强加给柔韧、灵活的天性——即使在自我意识最强的时候，这个个体也不能算作单个人的存在，而是一种集体性：种族、国家、人类。这就是他在1807-1808年间在柏林向德意志民族发表的一系列著名演讲的主要内容，当时拿破仑的部队占领该城，他在演讲中呼吁德国人起来反抗。我从他的演讲中引用一段话，以证明他头脑中的看法以及他究竟走了多远，费希特正在谈德国的特性，他说世界上有两种特性： 你是信仰人本身的绝对第一位的和本原的东西，信仰自由，信仰我们类族的无限改善和永恒进步呢，还是对这一切都不信仰，而以为自己的确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到发生了与这一切恰好相反的东西？所有那些或者在生活中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和能产生新东西的人，或者所有那些即便不能如此，也至少坚决不做无意义的事情，而留意本原生活之流是否会在什么地方感召自己的人，或者所有那些即使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也至少猜想到自由，不憎恨或不害怕自由，而喜爱它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本原精神的人，当他们被视为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本原民族，一个单纯的民族，即德意志人。而所有致力于成为第二位的、派生的东西的人，所有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自己是这种东西的人，事实上都是第二位的和派生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这种信仰将变得愈来愈如此，他们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附属物，这种生活受自己的冲动的驱使，在他们面前或他们身旁振奋起来；他们是一个已经沉寂的声音从岩石发出的反响，当他们被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时，他们就处在本原民族之外，对后者来说他们是异族人、外国人。但在迄今依然称自己为纯粹民族或德意志人的那种民族里，本原东西在现代，至少一直到现在，都袒露出来，表现出创造新事物的力量。如今在这个民族面前，终于借助一种自身变得清晰的哲学，摆放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它可以用清楚的概念认识到，它迄今在没有清醒意识的情况下，通过自然力量变成了什么，它为何是由自然力量规定的；于是它就受到请求，要它按照这种清晰的概念，采取审慎、自由的方式，完整地使自己成为它应当成为的东西，复兴它的纽带，封锁它的范围。它必须封锁它的范围的原理已摆在它的面前，这就是：谁信仰精神东西，信仰这种精神东西的自由，并希望靠自由使这种精神东西永远得到发展，谁不论生在何方，说何种语言，都是我们的类族，他属于我们，并将站在我们这边。 谁信仰停滞不前，信仰倒退，信仰那种轮回，或是把一种僵死的自然力量提升为统治世界的舵手，谁不管生在何方，说何种语言，都是非德意志的，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可以期望，他会完全与我们分离。 大赞歌开始了，大民族沙文主义开始狂呼乱叫，个体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现在变成集体的自我实现，民族变成了由统一的意志组成的共同体，它在追逐道德的真理。但是，假如这个民族没有准神似的强人的领导，得不到他的启迪，这个集体的前进队伍就会失去方向。费希特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位领袖；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们的人。”“到这里来！”他突然大声呼喊“Zwingherr zur Deutschheit[强迫我们信奉德意志精神的人]。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君主将行使这一职事，可是，无论他是谁，我们都必须等待，直到他到来塑造我们，直到他到来造就我们。” 简言之，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一开始我们持有自主的个人这种观念，急于不受别人的影响，向往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只服从它内在意识的内在活动，只服从它内在良知的内在活动。现在我们说了，生活是艺术，生活是一个塑造过程，生活是一个所谓“有机”过程的创造——自我创造。有优等的存在物，也有低等的存在物，正如在我的内部既有高尚的天性也有低俗的天性一样，在危机关头，我能够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粉碎我的激情和欲望，以提高我自己的原则的名义，作出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正如他所说，这就会使我们卷入生活的洪流之中。如果我能够抑制住我心中低俗的东西。那么，领袖或整个种族就能抑制住他们心中低俗的东西，正如精神抑制邪恶的肉体一样。 最后，这里就有了个体与民族之间那个著名的和重大的类比，这个摆脱了神学意象、而且被柏克和卢梭世俗化的有机暗喻，在费希特的思想中很有势力。费希特将合成与整体作了一番对比，前者是纯粹的人为组合，后者是整个的民族，它是有机的、单一的、整体性的，更高级的原则从中发挥支配作用，这个更高级的原则可能表现为一个伟大民族或历史。*这股力量最伟大的代表是一位神性十足的征服者或领导人，他的任务是利用他的民族，就像艺术家演奏乐器一样，把它调弄成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就像画家、雕塑家调理他的材料一样，就像作曲家创作出音响的模式一样。 至于自由、个体的自由和个体的良知，对与错，无论它们是客观的发现，还是人为的发明，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先前提到的、英法作家所捍卫的个体自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至少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每一个随心所欲去生活的自由、随心所欲浪费时间的自由，以自己的作法上床睡觉的自由、仅仅因为自由本身是一种神圣价值从而为所欲为的自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康德在个体的自由中发现了一种神圣的价值，在费希特看来，个体的自由已成为超个人的东西所作的某种选择。它选择了我，我并没有选择它，默认它是一种特权、一种义务、一种自我提高、是一种自我超越式地提高到更高层次上的行为。自由还有广义上的道德，自动地顺从超级自我（动态的和谐宇宙）。我们回过头来支持自由是服从这种观点。 费希特本人的思考主要根据的是某种超验的、理想主义的意志力量，相对而言，这种意志力量与实际尘世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只是在他行将就木之际，他才看到按照这些超验的愿望塑造世俗生活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追随者们将它变成世俗色彩更浓厚的说法。从强调理性转移到强调意志，产生了如下自由观念：它不是不干涉的观念、不是允许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观念，而是自我表现的观念，将你自身强加于介质之上的观念，清除你自己的障碍的观念。只有通过征服障碍才能清除障碍：在数学中，通过理解；在物质生活中，通过攫取；在政治中，通过征服。这就是以下观念的核心，这种观念认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是一个获胜的民族，自由即是力量，征服和自由是一回事儿。 为了说明这种观念所指引的方向，请允许我引用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者、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的话，当时他正在巴黎。他在1834年写过一些东西，试图警告法国人，不要轻视思想的力量： 思想试图变为行动，词语想变为有血有肉的现实，哦，人……只好表达他的思想，也借以形成自身……这个世界只是词语的外在显现。 注意到这一点，你们这些骄傲的行动家只不过是思想家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已，那些不动声色的思想家通常已经给你们制定好大部分固定的行动计划。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只不过是让—雅克·卢梭的手，这只沾满鲜血的手从时间的子宫中拽出了卢梭早已设计好的灵魂的躯体……康德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是斩断自然神论头颅的一把利剑…… 美国哲学家乔塞亚·罗伊斯曾经非常精彩地诠释了费希特的思想：“世界是……内在的生活所梦想出来的诗歌。”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精神不相同，我们的世界也确实不相同。作曲家、银行家、抢劫者的确创造了他们各自的世界。不管他想到这一点与否，海涅在这种态度面前真正感到了恐怖，他真正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劫数：“康德主义者将要露面，在这个纯粹现象的世界里，他们从不认为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他们手持快刀利斧，残忍地砍断我们欧洲生活的根基，将过去连根拔掉。全副武装的费希特主义者将会回来，他们身上的那股疯狂的意志没有沾上丝毫的恐惧或自私自利。”这些人，这些泛神论者将毫无顾虑地为他们的原则去战斗，因为这些原则是绝对的，他们所遇到的危险在他们看来纯粹是幻觉。自然哲学家将自己等同于自然力的力量，这些力量总是破坏性的。托尔这个神祇将挥动他的大锤子，砸碎哥特大教堂。基督教是唯一能够遏制住使用赤裸裸暴力的古代日耳曼野蛮行径的力量；一旦那个护身符坏了，可怕的大灾难就要降临。[他对法国人说]：“不要试图压制或彻底熄灭这团火焰，这样做只会烧伤你的手指。”总之，不要嘲笑多梦的诗人和他对革命的种种设计。 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鸣。德国的雷鸣是德国式的，它不是匆忙而至，它在低沉的轰隆声中缓慢到来；但它最终会到来，一旦你听到它轰轰的响声，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什么东西这样响过，你就应该知道，德国的雷电已经击中目标。这个声音一响，老鹰的尸体就会从天而降，最遥远的非洲沙漠里的狮子……去找最安全的地方藏身。德国上演的一出戏与法国大革命截然相反，它像是一首平和宁静的田园诗。 他警告法国人不要为这场即将在德国开始的大型角斗表演鼓掌。他说，“对于你们来说，被解放的德国人要比率领哥萨克骑兵和克罗地亚骑兵的整个神圣同盟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德国人什么也没有忘”，战争的借口一定找得到。法国人得到警告，首先不要解除武装。记住，他对他们说，在奥林匹斯山上，“在那些欣享琼浆玉液、仙果珍馐的裸体诸神当中，唯有一位女神在这种欢乐平和的气氛中顶盔挂甲，手执长矛，她，便是智慧女神”。 这个预言注定会应验。因为历史上的许多行动而责备某一位思想家，某一位哲学家，是没有道理的。不过，要去回顾康德的极端自由主义和费希特的自由观念之间有一条直接的界线，而且是一条非常令人奇怪的界线，似乎有些多余。康德尊重人性以及它的神圣权利，费希特把自由等同于自我肯定，等同于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等同于消除你愿望的障碍，最后等同于一个获胜的民族阔步前行去实现它的命运，以回应超验理性向它提出的内在要求，在超验理性面前，所有物质性的东西一定瓦解。实际上我们已经与英法的自由观念相距甚远，英法的自由观念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圈子，在那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空间内，他可以为所欲为，作恶或者行善，为了选择而选择，在这个空间里，选择的价值本身被认为是神圣的。 在19世纪之初，有两种自由观念遍布欧洲；问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是一个浅薄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们体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观，自由的和专制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在这两种生活观里，“自由”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核心象征。这一事实既引人注目，同时也是不祥之兆。 本文节选自：《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作者【英】以赛亚·伯林（Berlin, I.），翻译赵国新——译林出版社，2011.3；ISBN 9787544757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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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hercules028 > 《Thin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