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lu
组别:CRI婴儿 性别: 威望:1265 点 金钱:801 金币 元宝:0 个 ≡个人文集≡ 2011-11-08 19:06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1#
潍坊盐文化简史（赵守祥
潍坊盐文化简史
赵守祥
（寿光市委 党史研究室，山东 寿光 262700）
摘要：地处弥河中下游的今寿光、青州、昌乐交界一带，是考古发现所证明山东最早且是规模最大的三个原始部落之一，今寿光古城、王高一带是古弥河入海口处（海侵时代），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代东夷先氏汲食和生产海盐之地，随着海侵时代结束和海岸线北移，至夏、商时期，东夷先民的制盐产地也北移到今寿光双王城一带。随着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的发现，证明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制盐遗址，是商王朝的国家制盐中心。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及大量文献记载，说明古青州一带源远流长的“渔盐”文化名不虚传。姜太公封齐之前，古青州的海盐资源为商周时期的纪国所有，齐灭纪前，古青州一带的海盐资源也多是为纪国所有。齐灭纪后，古青州的海盐资源多为齐国所有。西汉时期全国有36个地方设有盐官，其中一半为海盐产区，今潍坊市的寿光、都昌（昌邑）列于其中，为渤海南岸盐区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青州为当时长江以北四大盐区之一。隋唐五代宋辽夏金时期，青齐盐区为北方两大盐区之一，唐代于今潍坊市设有“北海盐院”，南宋的山东盐使司设于益都县（今青州市），金山东东路益都府设于今青州市，所辖三处盐场均在今寿光境内。元朝时期，益都盐课税所是大汉政府十路税所之一。明王朝建立后山东都转运盐使司设于今济南市，是全国六盐运司之一，且山东盐运使司代管全国盐课收入。清政府曾多次撤并山东盐场，今寿光官台场均为骨干盐场且是潍坊地区唯一一处盐场。民国时期山东共有7处盐场，寿光官台场仍是今潍坊地区唯一在列的盐场。1949年1月1日，山东省盐务局在益都县（今青州市）成立，抗日战争中由渤海区行署建立、地处寿光羊角沟小清河北岸塘头寨的新兴盐场迁往南岸八面河村坨基，改名为羊口盐场。
关键词：潍坊、双王城遗址、盐、青州、益、伯益、宿沙、寿光、益都、官台场、北海、都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潍坊市地处渤海莱州湾中段，海岸线占莱州湾海岸线全长的94％。寿光、寒亭、昌邑三市（区）地下卤水矿储量占渤海南岸地下卤水矿带储量的78.41％，其中寿光一带的地下卤水浓度高达19°Bｅ′（波美度），为全矿带最高值。地处弥河中下游的今寿光、青州、昌乐交界一带，是考古发现所证明山东最早且是规模最大的三个原始部落之一，今寿光古城、王高一带是古弥河入海口处（海侵时代），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代东夷先民汲食和生产海盐之地，随着海侵时代结束和海岸线北移，至夏、商时期，东夷先民的制盐基地也北迁到今寿光双王城一带。自2001年至2008年，随着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的发现，国家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发掘，证明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制盐遗址，是商王朝的国家制盐中心。双王城大型制盐作坊和制盐工艺的全面揭露，是中国和世界盐业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全面改写了中国盐业技术史和中国盐业经济史。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的发现是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被评为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的发现，说明地处古代青州之地的今寿光弥河下游一代，正是《尚书??夏书》所记：“厥贡盐絺，海物惟错”之贡盐的产地，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最早产盐地和最佳盐贡品的产地。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有4篇以“大荒”为名，而双王城盐业遗址附近即有“大荒北央”地名。史籍记太昊有“任、宿”之姓，又记最早“煮海为盐”者为“宿沙氏”，又记“少昊之国”为“少昊孺帝颛顼（为宿的缓读）于此”和“盐长之国”。双王城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及大量文献记载，说明古青州一代源远流长的“渔盐”文化名不虚传。因于双王城商周时期大型制盐遗址的发现，寿光被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盐业大会认定为世界海盐技术发源地。
姜太公封齐之前，古青州的海盐资源为商周时期的纪国所有，齐灭纪前，古青州一带的海盐资源也多为纪国所有。齐灭纪后，古青州的海盐资源多为齐国所有。齐自桓公时，管仲实行以“食盐官营”为代表的各项改革，使齐国逐步走上强国之路，齐桓公也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第一霸。秦国是继齐之后又一彻底实行“盐业官营”的国家，直到秦王朝建立后仍然实行这一政策。西汉时期全国有36个地方设有盐官，其中一半为海盐产区，今潍坊市的寿光、都昌（昌邑）列于其中，并且处于渤海南岸盐区的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青州为当时长江以北四大盐区之一。公元400年，慕容德称帝于广固（今青州市）建立南燕国，设盐官于寿光，“以广军国之用”。隋唐五代宋辽夏金时期，青齐盐区仍是北方两大盐区之一，唐代于今潍坊市设有“北海盐院”。宋代十五路中的京东路治今青州市，南宋王朝的山东盐使司设于益都县（今青州市），为山东地区盐业管理中心。金改京东东路为山东东路，升益都县为益都府，仍治今青州市，益都府所辖莱州湾畔的三处盐场均在今寿光境内。元朝时期，益都盐课税所是大汗政府所设十路税所之一和最早设立的两处盐运司之一。
明王朝建立后，将山东都转运盐使司设于今济南市，为全国六盐司之一，且山东盐运使司代管全国盐课收入。明王朝时期，今潍坊市内的盐场有寿光官台场和今寒亭固堤场。山东是较早实行票盐和最早实行盐课折银的地区。清朝时期，山东巡抚方大猷和巡盐御史吴邦臣的联议“欲招商先惠商”为顺治帝采纳，成为清初盐政的中心思想。山东是清朝最早设立都转运使司和最早差遣盐御史的两个盐区之一。清朝时期，山东盐场随其并撤，先后有19场、12场、7场，今潍坊市均列入其中且唯一一处盐场即寿光官台场。为解决官台场所产盐的外运，明、清之际先后由政府组织进行了对小清河的三次疏浚，投资达一百几十万银元，是中国北方文献记载的最大盐运工程。清朝时期，青州和登莱等地在全国是最早实行“课归地丁”民运民销形式的地区，山东也是在全国最早推行官运商销运销形式的地区。民国时期，山东共有盐场7处，今潍坊地区的官台场为其一，其时山东盐税收入占全国盐税收入2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渤海区党委、渤海区公署部署于寿光羊角沟小清河北建立新兴盐场。1949年1月1日，山东省盐务局在益都县成立，新兴盐场机关由塘头寨（羊角沟小清河北岸）迁往八面河村坨基（羊角沟小清河南岸），改名羊口盐场。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盐政都是重要的国政，是统治者主要的财政支柱之一。尤其是在封建统治时代，由于战争和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在食盐官营之下，统治者对人民实行残酷剥削，不仅盐价居高百姓吃不起，且常常按户摊盐，逼民纳赋，加深和激化了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激起人民的反抗，直至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发生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火烧傅戈庄盐店、杀死19名巡盐差役事件，即为典型案例。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文化渊源
任何文明的产生都是有着深刻渊源的。潍坊地区悠久的盐业生产历史和盐业文化，也是根源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悠久文明。
一、自然条件
潍坊市位于黄河三角洲海岸以东，为渤海莱州湾南岸的中段，由西向东，依次是寿光市、寒亭区、昌邑市，全长113公里，占莱州湾海岸线全长的94%。自海岸向南依次为海积平原、海河积平原、冲积平原等平原地带。海积平原位于朝滩带以上，海拔2米左右，宽3-8公里，为大海潮及风暴潮侵及地带。海河积平原位于海积平原以上，海拔8米以下，宽2-15公里，为特大风暴潮侵淹地。冲积平原位于海河积平原以南，海拔10米以上，宽度10-30公里，由流经本区的淄河、小清河、老河、弥河、白浪河、虞河、堤河、潍河、北胶莱河冲击而成。在三市（区）平原上散布有200余处风力造成的黄土堆积体。冲积平原与海河积平原交接区为湖沼洼地，自西向东依次为巨淀湖、清水泊、黑冢泊、别画湖（大湾口），为全新世沿海泻湖。泻湖干涸后，地下蕴藏有丰富的卤水资源，近年发现的双王城、清水泊等商周时期盐场群即坐落其内或北部边缘。
潍坊市在大地构造上，处于我国东部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和第二沉降带的衔接部位，著名的沂沭断裂带纵贯南北，其北段为影响今潍坊地理形势的主要地质因素。 寿光巨淀湖、清水泊、乌常泽、寒亭别画湖等古湖泊即是在地质构造中形成的断裂凹陷区，弥河、潍河等境内主要河流是沿沂沭断裂带中的褶皱凹陷所形成的河流，南有沂沭，北有弥潍。科学研究揭示出，距今7000-6000年，莱州湾地区发生海侵，海侵盛期海岸线在今广饶码头，寿光台头、侯镇，寒亭泊子，昌邑北部，海侵期海水所到之处即现在的浅层咸淡水分界线。约在距今5500年左右，海水逐渐后退，海退中留下最早的一道贝壳堤即在今寿光郭井子、寒亭央子、昌邑火道一带。目前所发现的商周时期盐业遗址主要分布在这道发育最早的贝壳堤两侧。
潍坊北部沿海地区地处中纬度，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滨海半干燥温凉气候分区。年平均降水量550-650毫米，春季干旱严重，入春后气温回升快，风多，降水稀少，日照率高，3-6月上旬降水量仅100毫米左右，仅占全年的15%左右。盛夏多雨，占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多引起河水暴涨，下游河水漫流。冬季气温较低，雨雪较少，寒冷而干燥。潍坊沿海地区平均蒸发量2200-2400毫米以上，蒸发量是降雨量的3-4倍。蒸发量以5月最高，达200-400毫米，整个春季（3、4、5、6）为860-1500毫米，是降水量的7-10倍。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700-3021小时，年辐射总量121-130千卡/平方厘米??年，为山东省最高值。春季日照时数高达1019-1075小时。莱州湾位于胶莱平原气流通道北口，东南风和西北风较多。5月底、6月中旬还常发生持续一周左右的干热风，高温下的干燥气流，是盐业生产的理想天气。渤海南岸因为是缓慢沉降的泥沙质平原，迫降率四千至万分之一，强风和伴随强风扰动的大气巨变时极易引起海面快速增水，当增水恰与海区天文潮高潮相迭加时，会使海水暴涨形成风暴潮，海水暴涨3-6米，即能侵入大陆纵深20-30公里，最高可达40-60公里。较大风暴潮和特大风暴潮分别十几年和数十年遇一次。
现代科学研究揭示出了莱州湾南岸距今8300-4000年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序列。其序列为：冷干（8300-7700aBP）、暖湿（7700-5900aBP）、凉干（5900-5400aBP）、偏暖湿（5400-4700aBP）、冷干（4700-4000aBP）,相应的滨海平原的变化序列为滨岸平原-潮控陆架区浅海-滨岸平原，而以巨淀湖为代表的潍坊滨海泻湖的沉积相层序列为陆相湖泊-潮滩泻湖-陆相湖泊-潮滩泻湖-陆相湖泊。其地下卤水的形成模式为：潮滩、洼地、泻湖内的海水→蒸发浓缩→下渗聚集→海陆变迁→地下卤水。由此形成了埋藏于莱州湾南岸海积和海河积平原布于三个不同地层中的地下卤水层（浅层）。浅层地下卤水的浓度为5-15波美度，为海水的3-6倍（渤海湾海水浓度为3波美度）。上部为潜水含卤层，底板埋深0-22米，形成于全新世。中层含卤水层底板埋深20-32米，形成于2-4万年。下层含卤水层埋深35-60米，形成于8-10万年。
由国家组织的环渤海地区地下卤矿勘测结果表明，在东起莱州沙河，西至黄河三角洲平原，东西长120公里的滨海地带，分布有一条连续的巨大地下卤水矿带，矿带宽度受第四纪古地理环境制约，一般10-20公里，最大宽度达30公里，最大面积2500平方公里。其中，东起莱州沙河西至寿光小清河口，面积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卤水浓度常出现大于12-15波美度（最高的寿光岔河地区卤水达到19波美度）的高浓度富集区域，成为一个个小型聚卤盆地。在东西120公里的渤海南岸莱州湾沿线地下卤水矿带中，今潍坊地区的寿光、寒亭、昌邑三市区的卤水矿储量为58.32亿立方米（以80米深度计算），占全矿带的78.41%。
二、文明渊源
山东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山东最早的人类遗存是沂源人（发现于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村骑子鞍山），距今三四十万年，与北京猿人属于同一早期直立人系统。继旧石器早期沂源人被发现之后，又分别于1964、1965年发现了乌珠台人（新泰市刘杜乡乌珠台村）和千人洞（沂源县土门镇鲁山）、上崖洞（沂源县土门镇芳村）古人类遗址，为旧石器中晚期，分别距今5-2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已经产生，至山东氏族社会后期，目前在沂山以北潍坊市境内，已发现属西河-后李文化的寒亭前埠下遗址、诸城六吉庄子遗址和属于北辛文化的寿光边线王、青州桃园、临朐龙岗和辛寨遗址。前期氏族社会时期遗址目前的发现主要分布于泰沂山北侧山前平原（南侧仅知一个北辛氏族），后期仍多在泰沂山北侧山前平原（又在半岛东部发现3个白石文化氏族）。至部落社会时期即北辛文化、白石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公元前3000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界线），今潍坊市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即达80余处。北辛文化晚期（私有制初步确立，一夫一妻制家庭建立），山东北辛文化村落（组、群）的文化特征趋向一致，成为山东内陆文化共同体。山东是海岱文化的中心，晚期北辛文化成为山东内陆的统一文化，表明初步出现了海岱文化区，标志夷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部落社会早期，寿光、青州结合部的弥河中游部落是迄今已知山东境内最早三个东夷部落之一（另两个为章丘部落、薛河部落）。 山东部落社会中期（大汶口文化早期）弥河中游部落已发展为村落组。
山东部落社会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即公元前3700-3000年），东夷文化启动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进程，文化整体水平超越全国同期文化，制陶、制盐跃居全国之首，手工业农业开始分离。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弥河中游部落已经发展为寿光西南部群、青州东部昌乐东北部群、昌乐南部群（昌乐南部群地处白浪河上游。以上三群大汶口文化遗址达62处），甚至还有莒县南部群。各群村落有16-40处不等，每群人口2000-5000人上下。如寿光边线王遗址区、火山埠遗址区在这一时期都形成为聚落群（文化层堆积达2-5米，出土石质生产工具数百件，历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以至商周汉），延续达3000年，产生了中心聚落。这些由聚、邑、都组成金字塔形的聚落群于公元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中期末）蜕化为最早东夷古国的一部分。
山东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表明，至公元前3000年，山东境内的古国10个左右，而潍坊境内的弥河中游两侧的古国就有3个。到龙山文化时期，这三个古国的聚落增至170处以上，聚落密集到无法分清界限（未合为一个国家，三国国土犬牙交错），以每个聚落250人计，三国总人口达到4.25万人。发掘于1983年的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由建于不同时期的内城与外城组成，由早期1万平方米扩大到5.7万平方米，反映出人口的迅速增长。边线王龙山文化城是山东省建国后发掘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城。
坐落于弥河、白浪河流域的三个古国，属于西周早期的纪国和莱国的中心区。纪国在北，以寿光为中心，莱国偏南，以昌乐为中心，两国均因一支炎帝姜姓到达鲁北融入东夷族团而称为姜姓国家。莱国在西周初挑衅齐国后悄悄东迁，纪国于春秋早期为齐所灭。
同处沂沭断裂带南北断裂线上河谷地带的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刻于陶器上的13个著名图像文字，说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进入人类文字的少年时期-图像文字阶段。潍坊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大量薄胎黑陶和硬质白陶，说明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制陶业的高度发达，标志着当时潍坊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而与潍坊地区远古文化有直接相关的甾族即是专为制盐生产烧制盛器的族氏，还有学者将苏埠屯青铜器的单字铭文“融”释为甾（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封刘贤为菑川王，治今寿光弥河东岸纪台）。同为远古时代的嬴姓覃（谭）族则是专事煮盐的族氏。“甾”族与“覃”族在煮盐生产中分工明确。
在距今7000-6000年莱州湾的海侵线上，于今寿光境内的后疃村、薛家岭村、王庄村、赵旺铺村、赵家仕庄村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而其位置恰处于寿光境内三条古弥河河道中居中且是古遗址最多的一条河道入海口处。在地处海侵后海退中形成的贝壳堤上的寿光郭井子村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这是莱州湾沿岸最靠北端即离海岸线最近的龙山文化遗址。仅寿光境内自郭井子村向南至海侵线上的南台头、北岭、后疃、薛家岭村龙山文化遗址与寿光中南境的龙山文化遗址连成一片，总数达到68处。现潍坊境内自海侵线以北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已有5处。这说明，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潍坊一带的先民即开始了食海盐（舔食或刮食）的历史，潍坊一代的先民一直是逐海随海而处，重要的原因是盐。海岱民族是伴随着海盐的营养而长大的。
处在沂沭断裂带北段上的弥河两岸留下众多历史遗迹及历史故事。如发现于弥河上游的临朐西朱封龙山时代大墓，为双椁一棺（椁棺内均有彩绘）墓，出土了玉钺、蛋壳陶杯等随葬器物130余件。寿光双王城龙山文化城，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为四墓道大墓，是殷墟外发现的唯一四墓道大墓）等。兴起于泰沂山周围的东夷族以太昊、少昊为总代表，太昊、少昊实为先后兴起的两大东夷集群的代称。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载“少昊姓己或者说姓嬴”。而己姓族缘起于今弥河中下游寿光境内（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原始古姓之一，文献所载商周时期己或纪国之都在今寿光市）。以潍坊市潍城区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命名的山东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被称之为海岱文化腹心地带，四周不与其他考古学文化接壤，文化内涵单纯，为典型东夷文化。历史学界同时公认，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氏文化。沂沭断裂带北段弥河流域重要文化史实是伯益族的兴起。地处寿光境内文化遗址最多、又处在古代海侵线上的古弥河故道上的古城村，是历史上最早的益都（益即益族，都即供有祖先神位之地）之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封菑川王刘志的儿子刘胡为益都侯，其城名益都侯城（史称北益都），后又于今寿光城南益城村设益县（曹魏时改称益都县，史称南益都），公元556年即北齐天宝七年，又沿弥河古道溯迁益都至今青州市区，直到1986年易名为青州市。2000多年中益都之三迁均是沿弥河溯流而上，说明了“益”与“益都”是古青州、古弥河文明的灵魂。
益族是中国历史上一支著名的东夷族先民。东夷族登上历史舞台后的最高图腾是燕和凤，而凤的祖型即古人称之为玄鸟的燕子，燕子的神化形象是凤。《汉书??百官公卿表》保存有燕之名的古文，完全是燕子的象形。太昊风姓即凤姓，少昊嬴姓即燕姓，燕、嬴一音之转，“夷”即出于“燕”的方言古称。《史记??秦本纪》载伯益（益族首领，伯为后世所加爵位之称）“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舜因赐嬴姓，号伯益。益是少昊嬴姓后裔，嬴之组字以一飞蜂（蛾）从女，示女子轻盈貌美之意，嬴为燕的转音字。而于弥河、潍河之间的临朐柳山出土铭有“只”字的商代青铜器之只字从隹（鸟）从又，又于沂山南侧沂水出土铭有隹字的商代青铜器，其隹字是一只短尾鸟的象形，这个铭文与潍水得名有关。 只与隹之铭文的发现，说明这里的先民也是以鸟为图腾，而且少昊氏之鸟官系列的手工业官即以“五雉”相称。少昊氏在历史上的兴盛，当与处于渤海海侵线上的今寿光薛家岭村、后疃村、凤凰台、郭井子、沙埠屯等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有关。这些先民之所以逐海而居，当是为了获取近海之盐及含盐分丰富的海产品。而少昊之后最有力的继承者，当为同是源于此地的赢、己之姓的伯益族。
益族是继少昊氏之后在潍坊境内弥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著名先民，创造了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文明。在舜为部落大联盟盟主时期的近10个势力集团中，属于少昊集团后裔的只有益族。益族首领在尧为盟主时的部落大联盟中为虞牧官，分管山泽（冶铸和鱼盐）畜牧，而且世掌此职。龙山文化时期弥河中游火山埠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印有清晰的布纹，布眼尺寸不足0.5毫米，可见当时纺织所产的布不仅能够满足衣用，而且用作生产的辅助材料。 因为纺织技术、纺织业的发达，这里的先民最先转用他们引为骄傲的纺织品象形作为本族的族徽（己国之己由三横两竖组成，为一纺织象形）。这时弥、潍、淄流域的制陶业、石器骨器制造业、酿酒业、农业、狩猎、畜牧业、纺织业、制盐业可能各自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里发达的生产力，人口的急剧增长，促使先民的迁移和文化的输出。由原薛河部落发展起来的太昊、皋陶族渐向豫皖交界地区迁移，沂山以南沂沭河流域细石器时代先民沿黄海、东海岸线南移后，弥、潍、淄流域的先民逐渐南迁、西迁，而将己姓、嬴姓、伯益族文化播迁于今山东全境以至更远。如处于沂山南面、沭河中游的莒族，泰山北侧、武原河畔的章丘谭族，泰山南侧、薛河流域藤县境内的徐族均为嬴姓。还如迁于鲁西、豫东以至更远的己姓昆吾族、顾族、樊族等。处于潍河上游的东夷先民迁到淮河流域后将地名带到了那里（古潍、淮同），原潍水流域的徐氏迁到薛河流域后建立了徐国。在这期间，伯益族的遗址沿沂河、祊河河谷迁至今费县，又从费县向西，依次为费县犬丘、永城犬丘（河南）、兴平犬丘（陕西）、天水犬丘（甘肃），到达三秦之地，将嬴姓播迁于西部高原。《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列举了嬴姓后裔建立方国者，有徐氏、谭氏、终黎氏、运奄氏、修鱼氏、江氏、白冥氏、黄氏、蜚廉氏以及同出于蜚廉氏的秦、赵。
潍、弥、淄流域先民创造的高度文明，还有以仓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最早文字的发明。潍坊地区大汶口文化玉臂环、玉胸环以及陶鬶、圆口陶鼎等圆及圆点、圆孔，透露出这里先民清楚的太阳文化意识，潍坊地区出土的典型器物——鸟形陶鬶，即古夷人心中之凤，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曲折纹和扭线纹，生动的显示出飞鸟的模拟形态，显示出这里先民心目中清晰的鸟（凤）形象。出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遗址中刻于陶器上的13个图像文字和出土于诸城前寨遗址陶器上刻有的“旦”字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历史上记载下来对文字发明贡献最大的为仓颉。颉为鸟上下翻飞状（“燕燕于飞，颉之颃之”）， 仓为粮仓，在盐区为盐仓。仓颉是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时代源于弥河中游地区的一支东夷族先民，且是这支先民的首领，这支先民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文明的同时，对中国文字的发明创造做出重要贡献，历史记为“黄帝史官”，文字鼻祖。矗立于旧寿光城西侧的仓颉墓园至1961年才被毁掉。仓颉墓园是寿光历史上著名景观，《水经注》记载“孔子至齐亦常访焉”，说明孔子对这位文化先师顶礼膜拜。寿光旧城以西以南，已出土明、清时期的仓颉墓碑3块。正因为仓颉是发源于弥河中游东夷族先民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在东夷族西迁过程中才陆续在今聊城东阿、河南南乐、陕西白水等地留下了仓颉的墓迹。至春秋战国时期，今高密的公冶长、寿光的公孙丑还成为孔子、孟子的高足，公孙丑还与万章一起完成了《孟子》这部伟大著作。
潍、弥、淄流域的文明史上还有后羿与寒浞的史迹与传说。后羿代夏之史迹与伯益史迹是一个整体。益族为少昊氏之嬴姓后裔，作为一个首领，单名益，后世为其加诸侯称谓而为伯益。其时，由各不同地区文化方国组成的部落大联盟已走向他的末端。皋陶是继蚩尤之后东夷族的总代表，而皋陶之后伯益成为东夷少昊集团后裔的总代表，势力并远远超过皋陶部。由于伯益部经济文化的发达，皋陶死后，“（禹）而后举益”，即大禹将伯益作为部落联盟的继任盟主，而“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史籍又载：“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夺之”。箕山即今青州市郑母镇香山。私有制的发展，私有观念的日益巩固，是禹和启产生了传袭盟主权力的欲望，然而这种破坏传统秩序的做法，遭到东夷族的激烈反抗。继原少昊“九扈”氏后裔有扈氏奋起反抗意欲为伯益夺回主盟权而失败后，因于启及其子太康的荒淫腐化，出猎不归，伯益部后裔有穷氏后羿乘机而起，夺回主盟大权。“羿”为伯益部首领代称，与“益”无异，益是燕子象形的借字，羿则为装饰羽毛的双箭杆之形的摹写，前者为图腾崇拜，后者为射正之职。 夏代的羿为伯益族的继任者，也可说羿出于伯益部的善射族。伯益部强盛时仍以少昊集团西迁地曲阜（穷桑）为中心，有穷之号亦起于此。羿为盟主后又沉湎田猎，不修民事，被姜氏后裔寒浞夺得大权，并袭有穷氏号，使其子杀仍袭夏后的相于斟灌，其妻逃脱后其子少康灭寒浞复为夏后成“中兴”。斟灌即今寿光斟灌村，寒浞之地即今潍坊市寒亭区地。
三、历史记载
在中国传世的最早一部史书《尚书??夏书??禹贡》中记载了禹分天下为九州并记地理疆界和贡品，所记青州为两个单元，一是渤海莱州湾沿岸，二是泰山一带。关于渤海莱州湾沿岸一带的地理特点为“厥土白坟，海滨广斥” （这里的土壤又白又肥，而广大地区的沿海是一片盐碱地）。关于这一带的土地等级及贡品为“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这里的土质是第三等，贡赋是第四等。这里的贡品是盐和细葛布和各种海产品）。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夏书记载的是夏朝事迹，学界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中晚期，但它记录、反映、包含了许多夏商时期的历史信息。夏立朝时已是龙山文化末期。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文献就记录青州一带的物产及贡品第一是盐，且是九州中唯一以盐做为贡品的地方，说明青州所产海盐在龙山时代以至于夏朝就是当时天下最著名最珍贵的特产。说明当时古青州沿海是当时闻名天下的盐业产地和盐业中心，海盐是青州一带的海物风情及文化的内在品质和标志性产品。而《禹贡》之青州所指为“渤海沿岸直至泰山一带”，实指的是东夷文化区域。而在二千一二百年后汉武帝设青州刺史部时将其治所设在今青州市，更说明当时沿古弥河一带正是古青州区域的文明中心，而《禹贡》所记青州之贡品盐，正是古青州以北、弥河下游入海口一带所产之盐。应当说，青州以北渤海所产之海盐，正是古青州文明之魂。
成书于战国的史籍《世本》记载：“宿（夙）沙作煮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古者宿（夙）沙初鬻海盐”。战国初著作《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十八、十九年记载了齐灵公的少傅夙沙卫。唐初著作《北唐书钞》引（齐）鲁仲连著《鲁连子》：“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滔沙，虽十宿不能得”。宿（夙）沙及宿（夙）沙氏族是中国史籍记载的位于今渤海莱州湾畔最早煮制海盐的部族及首领。宿沙氏，传为炎帝时人。炎帝、黄帝距今7000-5000年，炎帝早于黄帝，又说炎帝即神农氏。炎黄时代东夷族的代表人物是太昊（太昊即伏羲）、少昊，太昊早于少昊，后少昊氏取代太昊氏族成为东夷族领袖。太昊后裔有宿，在今山东。《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宿沙，亦作夙沙。炎帝时诸侯国，在今山东滨海之地”。宿字的本意为人躺在席上于屋内睡觉（双王城盐业遗址中即发掘出一具躺在地窝中的骸骨），而古时宿、夙、肃通用，夙的本意为月下有人做事，肃为肃杀严急（冷），三字统起来，正是滨海煮盐人生活环境的写照。既然太昊后裔有宿，又太昊早于少昊，而少昊氏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距今6000年前后，是宿为太昊后裔或太昊传至少昊时。至战国时代的齐国，宿沙氏族居地在齐国滨海，有鱼盐之利，即在古青州和古齐国沿海，即《尚书??禹贡??青州》记载的贡品海盐之产地。山东地区较早的文化是北辛文化（距今7500-6200年），在今寿光南部弥河故道一侧的边线王村西发现面积达60000平方米的北辛文化遗址， 在今寿光北部海侵线上（古弥河入海口）发现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后又在边线王村北发现面积达57000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堡。从边线王村向北到海侵线上的薛家、后疃再到海退后形成的贝壳梁上的郭井子村均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并且均出土了煮盐工具盔形器。从边线王村到羊口郭井子村有多个村庄以沙为名，如沙窝、沙岭、沙台崖、沙埠屯等，沙埠屯是一个古老村庄，村周围布有多处龙山文化遗址。这说明从北辛文化始，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至夏商时期，这一代先民从始就与海相处，汲海盐而壮身壮族，及至商代在这一带出现和形成了大规模海盐制作作坊、海盐制作工场、海盐制作中心，成为这一地区文明产生与发展的灵魂与基质。
第二节 殷商盐业中心与商文明起源
潍坊地区自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即为夏朝时期贡品盐的产地，且是《夏书》中所记唯一贡品盐产地。盐又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物资之一，社会愈发展，盐的需求量愈大。那么，这样悠久的盐业生产历史有没有实证呢？自2001年起历时8年、连续6次对寿光双王城盐业生产遗址的大规模勘探发掘，彻底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一、双王城等大型商周制盐遗址的发现
潍坊地区早期制盐的典型器物是煮盐工具盔形器。国内最早对盔形器进行系统研究并列出其发展序列的学者是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曹元启（图）。 潍坊地区盔形器的最早发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寿光、青州一带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之后，寿光、寒亭、潍坊文物部门陆续征集到大量完整盔形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寿光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和石门董村、王高镇后疃村和薛家村、丰城乡埠子顶村和高家村，田柳镇崔家村、城关镇北关村和原市农业局院内、青州口埠镇赵铺村和何官乡凤凰台村均发现完整盔形器。这些盔形器出土单位（水井、灰坑、地层堆积）层位关系明确，与商末、西周早期陶器共存，其年代早至殷墟晚期、西周早期。
2001年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以探讨鲁北海岸线变迁为目的对寿光市北部大荒北央西周早期盐业遗址进行试掘，清理面积100余平方米。该遗址属典型制盐遗址，盔形器数量占陶器总量90%以上，同时还发现摊灰刮卤的堆积及淋卤坑等制盐遗迹。
200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寿光市北部双王城一带发现规模巨大的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随后几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了解了遗址群分布情况，发现了与制盐有关的卤水坑井、各类坑池、盐灶（窑）等遗迹。2007年后，由双王城大型商周制盐遗址的发现发掘，导致和引发了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向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申请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使得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研究课题、国家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重大项目——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及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中国早期盐业文明与试点”课题正式立项并启动。之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寿光、寒亭、昌邑及其以西地区和黄河三角洲沿海一带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在原来发现寿光双王城等大型制盐遗址基础上，又新发现和确定了寿光大荒北央、寒亭央子以及于寿光边界一侧东营市广饶县东北坞、南河崖等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2008年春天至今，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又对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水库双王城水库建设拟占压的多个盐业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清理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揭露出一个完整的制盐作坊区。在进行“鲁北地区先秦盐业考古”、“中国早期盐业文明”项目中，由于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所具有的延续时间长、发掘资料全的特点，遂以双王城遗址资料构建起完整编年框架，以此作为基本参照系，对项目中发现的所有遗址资料做出年代分析和断定。双王城各盐业遗址出土的盔形器共分为五期，五期中一至四期与殷墟一至四期相对应，第五期相当于西周早期。
双王城制盐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尤其是完整制盐作坊区的揭露，在解读中国海盐技术史和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海盐的晒制技术始于元代，有的学者主张始于宋金时期。 但双王城完整制盐作坊及其工艺流程的揭露，说明商代双王城盐业遗址反映的商周时期海盐生产技术已经结合了日炙（晒）法，这说明于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在金朝廷发生激烈的争论的博兴县盐民李孜以炙法而不是煎法制盐是有其深刻历史渊源的。同时，完整制盐作坊的揭露，也说明商周时期双王城的盐业生产是用地下卤水而非直接用海水作原料，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海盐技术史。
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已历经6次系统考古调查，目前已发现商周时期盐业遗址76处，所获资料盔形器最为丰富。对双王城盐业遗址群，考古工作者首先根据双王城一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的土地开发所形成的水系纵横条台田的有利条件，采用系统考古调查的方法，进行全覆盖式的勘查、钻探、铲刮断面、试掘，对盐业遗址群的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等状况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对其总体面貌有了全面掌握，并将其一一拍照、测绘、记录，同时将其落在万分之一、五千分之一的测绘图和卫星拍摄地图上。在此基础上，重点对三组遗址（编号SLG、014A、014B）进行发掘，将其面貌及其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全面揭露。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史中第一次对商周时期制盐遗址及制盐工艺流程的全面揭露，在世界盐业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双王城盐业遗址揭露出的生产模式
014A遗址（图）
位于双王城水库大坝西北部，在整个遗址群的中部偏西北处。2003年冬季发现该遗址，2004年秋进行钻探和试掘。根据地表采集的陶片和排水沟断面暴露出的遗迹，初步把遗址范围定为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00米，面积15000平方米（图）。遗址西北部、东南部各有一处隆起带，高于周围半米左右，地表散布大量盔形器碎片。西部排水沟断面上暴露出堆满红烧土和盔形器碎片的坑井。东部排水沟断面上暴露出长度超过25米的坑池，底部经过防渗漏加工，铺垫灰绿色砂粘土，底面平整、光滑，坑池内堆满废弃的草木灰和坚硬的白色土块。2005年夏、2007年春冬两季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从历年采集的盔形器及少量生活用具标本，确定该遗址时代从殷墟三、四期延续至西周初期。
该遗址分为北、、南两部分，分别定为014A和014B。北半部（014A）清理面积2000平方米，进行了全面揭露。南半部（014B），面积450平方米，进行了重点清理。同时对排水沟断面暴露的各类坑池进行了铲刮和钻探。发掘表明，014A、014B遗址各为一个完整的制盐作坊单元，每个单元长80米，宽70米，面积6000平方米左右。每个制盐作坊单元（设施遗迹）主要由卤水坑井、卤水沟、大型盐灶、储卤坑、灶棚、烧火的工作间、各类坑池（沉淀过滤池、蒸发池）、生产和生活垃圾倾倒区、员工生活活动面（居住）、窖藏、生活用蓄水坑等组成（图）。
坑井：位于中西部，发现不同时期坑井（盐井）3口，保存较好的为晚期的一口，口大体呈圆形，直径4.2—4.5米，总深3.5米。井上部为敞口、斜壁，一米以下变为直口、直壁，口径变小，约3米左右。坑井下部周壁围以用木棍和芦苇
编制的井圈，坑井底部还铺垫芦苇，便于渗集卤水和防止井壁塌陷。井圈保存高度约1米，以木棍为筋骨（经），以拧成束状的芦苇（纬）编制而成。木棍长1.2米，直径10厘米，一端插入井底。由于木棍和芦苇常年浸泡在卤水中，崭新如故。井圈内堆满因常年积水而形成的紫黑色淤泥和灰绿色淤泥。坑井废弃后填满草拌泥焼土块和盔形器碎片。坑井与水沟、坑池相连，坑井即卤水井，这一带地下浅层卤水埋藏仅1——2米，地表浅层无淡水资源。经对蒸发池内灰绿色淤土、煮盐过程中刮撇出的白色块状物、盔形器内壁白色垢状物氧碳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为非海相碳酸盐，即此处的制盐原料为地下卤水。
坑沟：浅坑，在坑井外围，东西长约10米，存宽6米，深约0.2米，底部堆积淤沙淤泥层。浅坑南北各伸出一条沟，分别通向南北两个坑池。连接浅坑与坑池的水沟长约6米，宽约2米，深0.55米，沟内堆满颗粒状稍粗的淤沙和淤泥。
坑池：分列南北两侧，成组出现。一组坑池包括一个弧边长方形大型坑池，一个弧边正方形中型坑池和连接二池的宽沟。晚期坑池保存较好。北部残存5组，南部残存4组，均为不同时期的坑池，早期坑池较深为0.60—1.00米，晚期较浅为0.30—0.60米。大型坑池位于南北两侧，池内堆积颗粒较细的灰白色淤沙和深褐色粘淤土层，具水平层理。中型坑池分别位于东南和东北部，池内堆积着呈水平层理的灰绿色淤沙，每层间均有板结的硬面，能分出不同时期的层次。所有沟、坑池都建在粘性较大的砂土层上，底部经过夯打加工，光滑平整，非常坚硬，可起到防渗防漏作用。经测从水沟到大型坑池、中型坑池，地势逐步降低，其间落差分别在10厘米以上，水沟与中型坑池之间高差达25厘米，说明水流方向是由水沟先到大型坑池，最后再到中型坑池。
南部有一组坑池保存较好（编号1、2）。大型坑池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24米，宽15米，面积超过350平方米，北部深达0.60米，南部略浅为0.30—0.40米。池内堆积为上下两部分，上为废弃后堆积，系厚20—40厘米的自然灰褐色沙土堆积，下为使用堆积，北半部分为层状灰白色淤沙和褐色粘土，南半部为层状板结的淤沙土层。南半部比北半部高5—16米。中型坑池南北长11.5米，东西宽9.9米，面积110平方米，坑深50厘米。在坑池停用过程中堆有草木灰和焼土块。连接大、中型坑池的宽沟长7.5米，宽6.4米，堆积着交互叠压的褐色淤沙土和灰绿色淤沙层。在大型坑池南缘、东缘有4处豁口，豁口宽1—1.5米，存长0.5—1.0米，深0.10—0.20厘米，豁口内堆积板结的淤沙层和草木灰。
北部也有一组坑池保存完整（编号北部坑池1、2）。大型坑池呈弧边窄长条形，长16.5米，宽7.5米，面积130平方米，深为20—40厘米，池内堆积内容与南部大型坑池相同。中型坑池边长9.6—11.5米，面积110平方米，深40厘米，池内使用堆积为灰绿色淤沙土，废弃后堆满草拌泥焼土和盔形器碎片。大型坑池东部逐渐收缩变窄（坑沟）与中型坑池相连，沟长约7米，宽3.5米，沟内堆积与大型坑池内相同。大型坑池北缘有1处豁口，口内堆积为板结的淤沙层和草木灰。
根据以上特征判断，堆积着呈水平层理的灰白色淤沙和深褐色淤泥粘土的大型坑池为沉淀池，与之相连的中型坑池为蒸发池。卤水在靠外侧部分坑池中沉淀后，漫流到靠内侧区域，在蒸发中卤水析出钙化物形成板结的硬面，说明这类坑池也有蒸发功能。大型坑池靠外侧边缘上的豁口应为排淡口，雨水来临时防止卤水不被冲稀，在盐池下风口处开口，将浮在表面的淡水排出。蒸发池内的灰绿色沙土，系与伴随池内卤水浓度增加某些元素的富集相关。据对物相组成的半定量分析表明，蒸发池内灰绿色沙土中比沉淀池、卤水沟中多了白云石（MgCO3）。分析结果也显示，井水从井中提出后依次经过卤水沟、沉淀池（过滤）、宽沟、蒸发池，水中的Ca、Mg离子浓度渐次降低，即杂质含量依次降低，达到卤水提纯目的。同时依据碳酸盐氧同位素温度计算方法测定池内绿色淤土板结硬面内碳酸盐的形成温度为32°C，说明淤土中的碳酸钙是风吹日晒形成，坑池的性质得到了证实。
盐灶：盐灶和灶棚位于中心部位及东部，与卤水井处于同一中轴线上，所在地势较高。修挖灶坑和搭建灶棚前，先挖东西长20米，南北宽16米，深0.5米的长方形大坑。坑内铺垫纯净的灰褐色砂粘土，层层加工，使之坚硬。在垫土之上中心部位修挖灶坑、储卤坑，在两侧挖坑埋柱，搭建灶棚。盐灶由工作间、烧火坑、火门、椭圆形大型灶室、长条状灶室、三条烟道和圆形烟筒以及左右两个储卤坑组成，总长17.2米，宽8.3米。盐灶西部地势较高，烟道和烟筒保存较好。工作间位于东部，呈圆角长方形，为半地穴式，长5米，宽4.2米，保存深度约0.3米，底面由东向西倾斜，底部保存有3个活动面。每层活动面都经过加工，非常坚硬。层面上还保存了人们活动时留下的灰土。下层活动面系铺垫的灰绿色沙土，上层活动面上出土盔形器碎片和较多的生活器皿陶鬲、甗、盆、罐等碎片。工作间西部为亚腰型烧火坑，长1.7米，宽0.5米，深约0.6米，坑内堆满草木灰。烧火坑西侧即为火门，宽1.3米，残高0.15米，门口两侧各放1件倒置的盔形器，火门底部和左右两壁烧制坚硬，呈砖红色。火门口向西连接椭圆形大型灶室，灶室东西长5.5米，南北宽4.3米，面积达20多平方米。灶室壁存高仅0.1米。由于遭到晚期堆积破坏和动物钻营，灶室周壁和地面所剩无几，保留下来的灶壁呈砖红色，烧制较硬，厚达5-8厘米。底部烧结层厚达20厘米，至少保存了两层硬面。东西灶壁外侧宽0.6-1.2米范围内间接受到烧火高温烘烤，质地坚硬，呈酱紫色和黑褐色。椭圆型灶室向西通向长条形灶室，灶室遭晚期堆积破坏，长约4米，复原宽0.6-1.4米，灶室西端和南北两侧各有一窄长条烟道和圆形烟筒。烟道和烟筒周壁烧结不好，较为疏松，烟筒底部保存有若干层烟灰。西部烟道长2.7米，宽0.4-0.8米，烟筒已不存。南部烟道长2.2米，宽0.65米，烟筒直径约1.5米，存深0.4米。坑内填满倒坍的烟筒顶部红烧土。北部烟道长2.2米，宽0.3米，存深0.35米，烟筒直径为1-1.2米，存深0.5米，烟道烧土上和烟筒内保存有盔形器残片。
椭圆形灶室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圆角长方形坑，南坑长1.9米，宽1.2米，存深0.25米。北坑长1.4米，宽0.9米，存深0.3米。坑周壁、底部都涂抹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粘土和5厘米厚的灰绿色砂粘土，加工后坚硬防渗。坑内底部堆积5厘米厚的灰绿色淤沙层，呈水平层理状，说明坑内存放过水。坑内灰绿色砂粘土与紧邻的中型蒸发坑池内的堆积一样，说明坑内的水应来自后者。这两个坑池位于椭圆形灶两侧，其功用应为储卤坑。
灶棚：平面形状近似正方形，边长15.5米，面积230平方米（图） 。
只在南北两侧挖坑立柱，木柱排列成的墙体略呈弧形把灶室、烟道、烟筒和储卤坑包围在中间。东南、西北两端开口，西北部口紧邻坑井，宽12.4米。东南部口宽达15.5米，中间为工作间，左右紧靠蒸发池，有窄道伸向制盐作坊区以外，应是进口。木柱基槽紧贴长方形大坑的南、北两壁。槽呈弧边长条形，长15.5米，宽0.7-1.4米，存深0.15米，在基槽底面挖洞埋柱。南北两排各有16个柱洞，柱洞间距0.3-0.5米，柱洞几乎呈等距分布，排列紧密。柱洞直径一般在0.5-0.7米，深约0.5米，斜直壁，平底，洞坑壁和底部涂抹厚达5-10厘米的深褐色粘土，可能为防腐之用。洞坑内填满灰褐色沙土及盔形器碎片，不见淤沙淤泥，排除了淋卤坑或储卤坑的可能。以其痕迹可知木柱直径为35-45厘米。南部烟道和西部烟道与南排柱洞之间范围内保存有活动面。活动面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南北6.5米，东西5.5米，面积近40平方米。活动面至少分为4层，最上层为烧土面，系粘土烧制，干净光滑，厚5-10厘米。其余为践踏灰土面和铺垫的坚硬沙粘土层，该范围为居住区。
灰坑：居住区、南排柱洞外侧与沉淀池之间由西向东有3个坑池，其中一个长方形坑池口长1.1米，宽0.8米，深0.8米，四壁、底部较规整，坑内周壁和底部涂抹防渗漏的深褐色粘沙土，坑底部淤积黄色淤沙层，与沉淀池、蒸发池、储卤坑的淤沙不一样，显示水源水质不同，由紧邻居住区可知应是存放饮用水（淡水）的水坑。其他两个坑分别为长方形和圆形，长方形者口长1.4米，圆者直径1米，存深0.35米，这两个坑底部均铺垫灰色沙土，壁、底均经过加工，光滑规整，应为储放粮食等物品的窖穴。工作间东部和东部排水沟断面上发现若干座灰坑，坑内堆积物多为草木灰，还出土了盔形器残片和数量较多的生活器皿。个别灰坑规模较大，深达1米，里面堆满草木灰，为烧火煮盐后倾倒进去的，说明该区域应是生活和生产垃圾倾倒区。
014A制盐作坊单元的基本结构布局：卤水坑井、盐灶、灶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地势最高的中部，以之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的坑池对称分布在南北两侧，而生产垃圾如盔形器碎片、烧土和草木灰则倾倒在盐灶周围空地和废弃的坑池、灰坑内。
014B制盐作坊单元的布局为：盐井、盐灶、工作间、灶棚位于西北-东南方向的地势较高处，左右两侧为坑井，西部、南部为生产和生活垃圾区，结构与014A完全一致。
与双王城遗址同时发掘的还有距双王城盐业遗址相近的大荒北央遗址仅4.5公里的东营市广饶县南河崖遗址（与大荒北央遗址各处小清河南北两岸）。南河崖制盐遗址也由卤水坑井、盐灶、工作间、灶棚、坑池、垃圾区等组成，结构与双王城遗址完全一致。该遗址从其与遗址并存的陶器可知其时代为西周中期。
在落实“鲁北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盐业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大面积考古勘查中，在双王城遗址群以东今潍坊市境内（除寿光大荒北央遗址群）又相继发现寿光市王家庄盐业遗址群（西周、东周时期）、寿光市菜央子盐业遗址群（东周时期）、寿光市单家庄盐业遗址群（东周时期）、寒亭韩家庙子（原属央子镇）盐业遗址群（商、东周、宋元时期）、寒亭固堤盐业遗址群（西距庙子3公里，西周、东周、宋元时期）、寒亭烽台盐业遗址群（西距固堤2.8公里，西周、东周、汉魏时期）、寒亭西利渔盐业遗址群（东周时期）、昌邑市东利渔盐业遗址群（西距西利渔3.5公里，东周时期）、昌邑市唐央与廒里盐业遗址群（位于昌邑市夏营镇火道村东南、辛村、廒里村西北一带，古贝壳带以北，东周时期）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以西继发现广饶南河崖盐业遗址群（商末周初）后，又发现了东马楼盐业遗址群（以下进入黄河三角洲地区，东周时期），以及黄河三角洲地区的5处盐业遗址群（主要为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总数达到111处（其中同时共存又各自独立的盐场群有7处），其遗址总数达到了300多处。
双王城盐业遗址014A、014B以及相近的广饶南河崖盐业作坊遗址的发掘表明，当时一个完整制盐单元（作坊）的面积在2000平方米左右，其结构模式为：卤水坑井、盐灶、盐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地势最高的中部，以之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的坑池对称分布在南北两侧，而生产垃圾如盔形器碎片、烧土和草木灰则倾倒在盐灶周围空地和废弃的坑池内。大型灶棚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防风雨利于棚内设施反复使用，二是春末夏初东南风多，风顺助火利于煮盐，三是棚内有上百平方米空地，既可做生产时的住宿之用，又可作为存储物品之用，如成品、工具、物资等。
三、双王城盐业遗址揭露出的工艺流程与产品产量
双王城盐业遗址内出土的器物95%以上为盔形器，盔形器腹部内壁存有白色垢状物，有的盔形器底部还粘带圜底状红色草拌泥。014B遗址灶室内出土成堆白色和黄白色块状物，生产垃圾中出土成片白色粉状物，014B南部废弃坑池内出土灰白色硬块。科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白色物质主要是钙镁的碳酸盐，以碳酸钙为主。这些白色物质是在煮盐过程中形成的。盔形器为煮盐工具。而依据碳酸盐氧同位素温度计算方式分析出盔形器内白色垢状物的形成温度为60℃左右，低于金元时期铁盘煮盐的形成温度90-100℃，这正是与盔形器壁厚、底部隔有草拌泥、盔形器不直接受火、慢火熬煮相对应的。
商代盔形器绝大多数为泥制陶，不能直接受火。绝大多数盔形器底部没有二次受火痕迹。废弃坑池内有成堆成片的草拌泥烧土堆积，烧土内掺加的芦苇茎秆较粗，数量多，结构疏松，质轻，形状多呈圜底状，内壁有粘印的盔形器外壁的绳纹，说明这些圜底状烧土是附贴在盔形器底部的。
在双王城的其他盐业遗址中发现塌陷的盔形器及底部抹涂的草拌泥层，有的十几个盔形器连在一起（图），
底部置放在抹有草拌泥的泥层上，同时也发现圆柱状、扁柱状、方柱状、长条状烧土残块，个别存长20多厘米，条块烧制坚硬，上边有木条状凹痕。这些遗存说明灶室上搭设有网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其上放置盔形器，灶室中间的半月形土台为缩短框架、解决承重问题的支撑台。
双王城盐业遗址的盐业生产工艺流程是：用盐井技术提取具有较高浓度的地下卤水，提取出的卤水经卤水沟流入沉淀池过滤沉淀，卤水在此得到初步蒸发后流入蒸发池内风吹日晒，形成高浓度卤水，在此部分碳酸钙析出，卤水得到纯化，盐工将制好的卤水放于盐灶两侧储卤坑内，灶室上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上边置放盔形器，在工作间内点火烧火，同时不断往盔形器内添加卤水，中间要不断将漂浮于卤水面上的钙、镁酸盐等杂质撇出，待盐块满至盔形器口沿时停火，冷却后砸碎盔形器，取出盐块，最后将生产垃圾（盔形器、烧土、草木灰）倾倒出去。
对双王城014A、014B等制盐作坊遗址的发掘表明，每个盐灶面积有30-40平方米，一个盐灶同时可放置150-200个盔形器（不同时期盔形器口沿和腹部直径不一样，腹大者盛盐量大，但灶面放置的数量则少，反之亦然），每个盔形器容盐为2.5-3.5公斤（不同时期盔形器盛盐量不一），即一个制盐作坊一次举火可获盐上千斤。勘查表明，盐灶面积不同盐场群、不同时期基本一致，即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每次举火煮盐，所获盐数均在千斤左右。双王城已发现盐灶四、五十座，即双王城一带盐业遗址群每年产量达四、五万斤。
双王城014A、014B遗址灶棚口与烧火工作间均在东南位置，说明煮盐季节盛行东南风。碳酸盐氧同位素计算结果表明，蒸发池中灰绿色板结沙土层中碳酸盐形成温度为32℃，双王城一带春末夏初流行东南风，气温上升很快，地面温度达30℃，可说明举火煮盐应在春末夏初。而掘井修池、建灶搭棚、提水灌池、卤水沉淀、蒸发过程应在其前。盐场内只有灶棚内的临时住所，未发现定居的房屋，也说明制盐是季节性的。煮盐所需大量草木植物，需求量最大的芦苇只能于隆冬结冰时才可进入收割。因此，双王城盐业生产的季节性规律是，秋末冬初和隆冬季节，盐工从居住地返回盐场，收割薪草，积薪为来年煮盐做准备。夏天雨季来临之前，盐工把煮好的盐制品运出，撤离制盐场所。生产过程中，一般二人一组共4人不停的从井中提水灌池，南北两侧坑池中各有2人共4人导水整池堵漏，灶棚内有1-2人做杂活（炊事、饮水等），一个制盐作坊共需劳动力10人左右（运出盐制品和运进盔形器，每人背负或肩担100斤也需10人）。双王城盐业遗址群的共时劳动力有四、五百人。一个灶棚需直径40多厘米木材30多根，双王城盐业作坊遗址达四、五十处，共需木材1500多根，如此大量的木材用量，说明这里盐业生产的组织应为国家行为。
四、双王城盐业遗址反映出的盐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面貌
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遗址群。考古调查表明，盐业遗址中的隆起区面积多在500-1000平方米，为遗物（垃圾）集中区。每个遗物集中区代表一个盐业生产作坊（单元），一个盐业生产作坊遗址面积4000-6500平方米，一个盐业生产作坊称为一个盐场，个别大的盐业生产遗址（盐场）则包含有2-4个生产作坊，相应的遗址面积也有4000平方米而至10000（2个作坊）、20000（3个作坊）、20000以上（4个作坊）平方米。
自2003-2008年，双王城盐业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田野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先后徒步行程1500公里，调查范围超过36平方公里，共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文化遗址4处，商代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4处，金元时期6处。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出土的制盐工具盔形器共分为五期十段，使用盔形器的遗址群从殷墟一期延续至西周早期前段。盔形器反映的遗址群从历时共时性看，共存在四个稳定发展阶段，一至三期为第一阶段，三期前段至四期后段为第二阶段，四期后段至五期中段为第三阶段，五期中段至五期后段为第四阶段，每个遗址连续使用时期几十年至上百年不等。盐场群整体由南向北渐移，约在西周早期前段，双王城盐场群开始消失。
第一阶段的盐业遗址位于遗址群中南部，25平方公里，有盐场26处，制盐作坊36个（因引黄济青干渠、清代塌河形成、开发蔬菜大棚对遗址有破坏，实际数量多于此数）。其中拥有3个同时期作坊的盐场3处，拥有2个同时期作坊的4处，拥有1个作坊的19处。从空间分布看，36个制盐作坊可分为10组，每组盐场有4-5个作坊。第一阶段的制盐作坊数40-50个。组的层次表示较高层次的生产组织。整个双王城盐场群又代表更高一级的盐业生产组织。整个双王城盐业产区由三级组织（区、组、场）构成。
第二阶段盐场位于遗址群中部，13平方公里，盐场42处，作坊总数49个，拥有2个及2个以上作坊的盐场达到25个，从空间上分为两大组，有集中化趋势。
第三阶段盐场位于第二阶段盐场以北，0.35平方公里，有盐场27处，34个作坊。此数目与其后继者大荒北央盐业遗址群作坊数量重合。该段已进入西周早期，齐国已东封到鲁北地区。渤海南岸盐区由国家制盐中心变为区域盐业中心，是制盐规模减小的直接原因。该段盐场分为3组，延续了第二阶段的集中化趋势，生产组织仍由三级构成。
大荒北央盐业遗址群位于寿光市郭井子村西南2.5公里，南距双王城遗址群5公里，面积3平方公里，盐业遗址33处，其中西周27处，东周10处，非常密集（现代盐田和油田破坏了西北部分）。西周27处盐业遗址为同时共存，分为4组，共34个作坊。延续了双王城三期早段的集中化趋势，生产组织仍由三级构成。大荒北央盐业遗址的开始年代与双王城盐业遗址盐场结束时间相衔接，可认定是同一群生产者在不同阶段制盐活动的遗存。两者为一个前后发展的整体。
寒亭央子盐业遗址群位于寒亭北部央子镇一带（大湾口古泻湖北缘，北半部坐落于一条东西向古贝壳堤上，多被开发为现代盐田，破坏严重）。对固堤场西部的调查发现3处西周早期盐业遗址，8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每个遗址为一个生产作坊。从出土盔形器看，南部河北岭子遗址的盔形器为殷墟一期，央子井场为殷墟二期，固堤场西部和崔家央子为西周早期中后段，央子遗址群从殷墟一期延续至西周早期，呈现出与寿光双王城遗址南北早晚相同的趋势。
昌邑市瓦城盐业遗址群位于昌邑市北部龙池镇瓦城一带（位于大湾口古泻湖东北部），北距寒亭东利渔盐业遗址群5公里（不排除为央子盐业遗址群的一部分），从采集到的盔形器看，为西周早期中、后段遗存。
双王城等盐业遗址的发掘表明，每个制盐作坊就是一个盐场，一个制盐作坊就形成为一个遗址。每个盐场有一个作坊，个别面积较大的盐场包含有2-4个制盐作坊。制盐作坊是当时最基本的盐业生产组织单位。同一盐场内多个生产作坊之间关系比较密切。每处盐业遗址群同时共存15-40处盐场，20-50个制盐作坊。早期阶段（殷墟1-4期早段）每处盐场使用期延续两个期段均上百年，晚期阶段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盐场只延续了某期或某期某段仅几十年。盐场群由早到晚从内陆一侧向海岸一带移动。
由于滨海地带土地严重盐渍化，不生长树木和粮食作物，生产工具、粮食、木材、陶器、石器等均从内陆地区运入。出土的动物遗骸表明，盐工食用的肉类也是从内陆和定居地屠宰后运来。仅双王城一个盐场群每年有数万斤盐制品要运往定居点和内陆，还有大批生产生活物资要从内陆地区和定居点输入。大规模的盐业生产，不仅依赖于相邻内陆地区社会经济的支撑，而且有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管理、组织和分配。
双王城盐场分布地带以南10-30公里之间，为咸淡水分界线（全新世海侵所达范围）两侧海拔10米以下河积海积平原，即今寿光台头、高家、崔家、南袁、孙家岭、北岭、薛家岭、后疃、王庄、丰城高家、埠子顶一带，为一批聚落遗址群，出土遗物、延续年代、堆积形态和规模与盐场、内陆地区聚落，既相同又不相同。所出土的制盐工具盔形器从殷墟一、二期到殷墟三、四期和西周早期。王高薛家岭及相连之古城均出土过大批贝壳币、蛋壳陶杯、骨筮、青铜器和铜车马，铜器中鼎、爵、觚、尊、罍、卣等有“己”、“并”、“齐”等徽识，为商代晚期遗存。出土物的组合、搭配、样式与殷墟相同，其中陶质鼎、爵、尊形器为仿铜器，是殷墟外仅见。国内传世铜器载有铭文“亚并父己”、“并”、“并方”、“父辛并”、“并作父宝尊彝”以及国外（瑞典、日本等）收藏中国的青铜器有铭其“并”者。甲骨文有卜问并地农事（“叀般乎田于并”）、遣并氏返国、派并氏去祭祀黄河的记录，传世铜器铭有“己”、“并”者有爵、斝、卣等，学者还认为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骈鄑郚”之“骈”即以上所铭之并。以上均说明“并”、“己”之族与商王朝有非常关系。古城、王高之居者为商民。由古城、王高的出土物表明，这一带代表的聚落等级和规格在本区域中是很高的。
古城、薛家岭一带是寿光境内三条弥河故道中居中且是文化遗迹最为密集的古河道入海处。为寿光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相连续的集中分布区。由这一代沿弥河故道上溯向南，中部火山埠、呙宋台是寿光境内一大汶口文化集中分布区，且龙山文化遗址密集到当代村庄的70%，这里的殷商至西周早期聚落遗址有60余处，这里出土的青铜觚、爵、戈等，铭有“父己”之名。 该区聚落在空间分布上与双王城——大荒北央以及紧邻的广饶东北坞——南河崖、寒亭央子——昌邑瓦城等盐场群相对应，与寿光弥河中部60余处殷墟至西周聚落遗址相连。于寿光青州接壤处的苏埠屯周围又有20余处殷墟至西周早期遗址，其中肖家遗址出土了代表军事权力的青铜钺。位于青州市东夏镇苏埠屯村东土岭上有一60000平方米的墓地，到上世纪70年代仅存20000平方米，历年出土大量青铜器。目前共发现15座墓葬，两座车马坑（多被盗），其中1座大墓有4条墓道，2座有2条墓道的中字型墓，5座1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以4条墓道大墓和2条墓道的中字型大墓为中轴线，其他墓葬分列两侧。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可分出三个族氏，其中亚丑（亚丑）族3座（有学者集有带亚丑铭文的青铜器103件），“作册融”族一座，“兿従”族一座。属于“亚丑”族的唯一有4条墓道的大墓，墓室长15米，宽10.7米，底部长9.45米，宽5.9米，深8.25米，4条墓道中保存较好的一条存长26.1米，宽2.7-3.2米，墓室中有“亚”字型椁室，长4.55米，存高3米，墓内腰坑、奠基坑、二层台、门道共殉有48人，狗6只。这是目前发现安阳殷墟以外唯一一座四墓道墓葬，也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殉人最多的大墓。墓的主人学者认为是东夷薄姑国首领，或是商王朝诸侯方伯人物。亚丑族氏，甲骨文有“辛卯，王??????小臣丑??????其作圉于东对（邦），王占曰吉”的记录。亚丑族之青铜觥、爵、罍、甗上有“亚丑，者（诸）后以太子尊彝”铭文，学者认为属于丑祭祀王后和太子的礼器。种种现象说明，亚丑族氏与商王关系不同一般。“兿”族氏青铜器在殷墟也有出土，说明苏埠屯的“兿”也来自那里。苏埠屯所代表的弥河中游十分密集的殷墟至西周早期文化遗址是殷墟时期整个莱州湾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中心。
五、以双王城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盐文明研究成果对探讨商族、商文明起源的启示
“鲁北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盐业考古研究”课题和“中国早期盐业文明研究”课题的启动与开展，其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极富新发现的成果发布，揭示出这一成果还与中国古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密切相关，这就是商族、商文明的起源问题。
学者王守功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指出：主要分布于沂山以北鲁北中部潍弥淄流域的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地处海岱文化腹心地带，四周均不直接与其他考古学文化接壤，历史文化比较单纯”，为典型龙山文化，且“代表龙山文化陶器制作最高水平的蛋壳陶高柄杯数量多且种类复杂”。该区域“经过发掘的遗址数量多，面积较大，发现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该类型与城子崖类型“均为鲁北文化区，是龙山文化中心区域之一”。 在姚官庄龙山文化类型区，边线王村“发现了城址，城址的城墙之下挖有工程浩大的基槽”，“西朱封发现三座大型重椁墓葬”。学者栾丰实在《大汶口文化》中指出：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应该就是少昊部族所创造的文化”。栾丰实所讲鲁北地区与王守功所讲沂山以北地区同指今潍弥淄流域。少昊嬴姓，即燕姓。少昊氏族以鸟为图腾，而产生于弥河流域的益族即为嬴姓，益之名的古文是燕子的象形，燕即玄鸟，后转化为凤。《诗经??商颂》记录商族起源的神话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左传??定公十年》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衣同指并举，而汉碑文之裔实由“商”、“衣”合文，说明周人心目中商人本为“夷”。《史记??殷本纪》载：商人的祖先名契。而契字本意为刻木记事，与文字起源有关，也与仓颉造字的传说相联系。而迄今为止术界公认的最早图像文字是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13个陶文，而陵阳河先人所建立的古国莒正是嬴姓。商字的本义为酒器，商族的起源当与酒和酒器的制造有关，与甾字的起源相同。而考古发现，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成套制备米酒的器具，包含有漏缸、尊、鬶、觚形杯、高柄杯和瓶，陵阳河古国被学界称为“酿酒业发达”。少昊又称金天氏，以冶金而著称，而沿沭、弥一带的少昊氏文化被称为冶炼技术发达，“青铜器独树一帜”。
传世下来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史传为伯益所作，后学界认为不可靠且主要部分成书于战国初期。但既是史传，却不可以轻易彻底否定。伯益实是产生于弥河流域少昊氏先民后裔的总代表，依靠这里创造的高度文明，他对天下形胜作了初步记录，后世又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这是极有可能的。《山海经》记曰：“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这大壑，应即远古时代在沂沭断裂带上形成原始弥河之状，或可理解为面积1000平方公里的古巨淀湖（全新世中期），这里即归墟之地，即少昊建国之地。
《说文》载：“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地下出土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尸”字傅斯年、郭沫若等学者认定为即后世之“夷”字，是对古夷人踞（跪）坐习俗的摹写，至西周春秋时才代以“夷”字。蚩尤即是神话中“巨人”部族的代表。而弥（弭）河之弥的本意即指松开弓箭，弭则指两头嵌饰了骨角的角弓。《山海经??海内经》又载：“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即少昊的子孙发明了弓箭，而般之本意为旋转陶丕制陶，而用作地名则指今淄河以西的淄川（古般阳），《太平御览??古史考》载：“黄帝作车，少昊略加牛”，记载少昊氏族最早懂得使用畜力。
少昊之昊（皋、皞）与少昊氏东夷先民的太阳崇拜有关，如诸城市前寨和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文日、云、山之图画字。皋又为鸟，《逸周书??王会解》载：“鸟有文彩者，皋鸡似凫”（即长尾鸡）。皋又通高，本意为古人在郊野水边高地举行祭祀祷告活动，均因太阳在高处，而鸟、高、皋皆因崇拜而生的音近字名。今寿光原王高镇薛家岭一带（此薛即汉“菑川国薛人”之公孙弘“牧豕海上”之地）为古弥河入海口，又是重要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商、周、秦、汉遗址分布地带。王高薛家岭遗址是一处重要的从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的大型遗址， 曾出土过巨量青铜器（两车斗）和大批贝壳币（用多个编织袋装运）及大批各类文物。《山东盐业》2005年第二期关于双王城盐业遗址的报道载：记者随专业人员在双王城水库西侧遗址所处条台田排水沟中发现大量古代陶片，经鉴定最早为夏代，然后是商周时期。这说明，王高一带古弥河入海口是东夷少昊族文明的源头。
综上所述，《诗经》记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世商代青铜器有“玄鸟妇”铭文，其他出土物与文献记载与此一致，显系商之远族出自少昊氏之鸟图腾族。商字本意是酒器，商族祖契之字本意为刻木记事。显然商的远族是以高柄蛋壳陶杯为代表处于“中华史前文化领先地位”大汶口文化时期少昊氏先民西行的一支，与黄帝族通婚，并逐渐在豫鲁一带发展壮大。但他们根系里却带有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后世商文化的发展无不透漏出少昊氏先民文化的史影，如盐之兴，酒之兴，铜之兴，文之兴。
潍弥淄流域的姚官庄类型东夷文化是海岱文化腹心地带，是东夷文化的典型文化。这一带的自然之阜首推鱼盐。东夷文化之夷的命名以此为中心，少昊氏鸟官系统以此为中心。这一带由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路而来，形成了古国时代山东境内最宏大规模和最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又由于此地北东俱滨海，文化的输出，人口的迁徙则自然主要西向和南向，事实上，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这是这一带文明的主要输出方向，从而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商文化的兴起。
潍弥淄流域的自然之赋是鱼盐。鱼盐，主要是盐在人类生命史、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夷，从大从弓，不仅发明了弓箭，而且身体高大，为巨人族。这与此地的自然之赋有直接关系。从此可以看出盐在人类生命学中的意义。正是充分的合理的有质量的盐分的摄入，才造成人体的健壮，生命的旺盛与力量的强大。因为盐对于人类生命健康的意义，使它成为从人类生命起源时就视为很珍贵的东西，因此也成为人类最早的交易品，从而促成了人类商业的诞生。由于盐对于人类生命极为重要的意义，足量的盐分和合理营养的充分摄入，使这里先民不仅身体高大，而且长寿（寿光古有长寿乡）。不仅长寿，而且具有极强的活力、创造力和智慧。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原始农业（寿光之寿的本意即为耕后地貌的象形，后以其纹引为长寿之意）。这里产生了最早的原始盐业（“宿沙煮盐”），这里产生了号为文明之巅的高柄蛋壳陶杯。这里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复合武器弓箭。这里产生了最早的文字和造字传说（“仓颉造字”，莒县陵阳河陶文）。这里产生了最早最成熟的纺织技术（龙山文化陶器底部印有清晰的布纹，己族之己由三横两竖构成，为编织的象形）。这里产生了最著名的成套酿酒器具与青铜冶炼技术（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这里产生了最早的鸟图腾崇拜（鸟形陶鬶、鸟图腾柱、姚官庄陶塑人面像）。这里是最早最大量的贝壳币源产地。等等。
商汤于公元前1600年灭夏立商，至盘庚时已历300年。商族兴起于山东西北部商河一带。中商之后，由于内起祸端，仲丁以“蓝（莱）夷作宼”为由，把战略目标转向东方。而商后期西方周国已羽翼渐丰，已构成对商朝的威胁。一个强大的王朝，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由于商族血液中留有的海岱文化基因，由于他们对东方资源（盐与金，《管子??地数篇》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的了解，遂将其占取盐金之地，以此为大后方以与周国斗争作为战略选择。 殷墟时期，商人在北方、西方、南方、东南部势力退缩，唯在渤海南岸地区突然极度强盛起来，就是商王朝自仲丁以后历代不断强化这一战略的结果。目前已发现的300余处殷商时期盐文化遗址，出土物特点均属商文化。这应是商王朝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组织进行大规模盐业生产，进行文化扩张，建立政治中心，落实东进战略的结果。只在殷墟时代著名贤王武丁朝一段，史籍所记大规模的征夷战争就有三次（“妇好征夷”、“其步伐夷”、“妇妌伐龙方”），《诗经??玄鸟篇》“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即为武丁对渤海西南岸及淮河下游夷人用兵的咏唱。
上古社会历史中有一种奇特现象，即盐与酒的关联。历史上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这一性质，盐成为最早最大宗的商品，不管由王朝经营还是私人经营，盐都是最大宗的财富。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酒的原料是粮食，获取粮食要用钱购得。所以王朝得盐时酒得以滥，私人得盐时酒得以兴。殷商王朝通过实施东进战略，获得丰厚的盐业资源，并通过官营与贸易，获得巨额财富，所以有商一代以酒成风。贤王武丁的一句“若作酒醴，尔维曲孽，若作和羹，尔维盐梅”，不仅是对贤相傅说、对酒盐美味的赞美，而且于自然中揭示出了盐与酒的奇特关系。殷墟之际，不仅创造了那时灿烂的盐文明，而且创造了商代灿烂的酒文化。
第三节 纪国强盛与齐国崛起
自商朝起，纪国就是东方一个强大国家。纪国的强大，源于这里的自然之阜与悠久文明，自然之阜中最重要的即丰富的盐资源。西周初期，姜氏封齐之后，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还呈现纪强齐弱的态势，直到齐七世君迁都临淄，尤其是公元前685年管仲相齐时，齐国才逐渐并且真正走上强国之路。而齐国的强盛，正与管仲实行的以“食盐官营”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有直接关系。
一、纪国强盛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表明，自公元前1046年，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时期。西周王朝为了实现大一统的治国理念，在山东东夷地区建立了齐鲁两个诸侯国，鲁国居泰山以南，齐国居泰山以北。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初封之齐“负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仅有“方百里”之幅，且姜尚、吕伋父子仍在朝辅佐周王，自太公至哀公死后“五世而返”，观整个西周时期和春秋前期，虽然《史记??齐太公世家》记成王时即授太公“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棱，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之权，但直至前690年纪侯“大去其国”纪灭稍前，距齐都以东淄河东岸仅几公里的纪国酅邑及以东大片土地仍主要是纪国势力范围，说明整个西周以至春秋前半期，纪国是东方一个强大国家，这一时期的东方大国是鲁、纪，而不是鲁、齐。纪能监齐且使周夷王烹杀齐哀公（齐哀公荒淫），以及西周晚期纪国尚能铸造八件套己侯编钟即可证明。齐国从太公到文公十君历有200余年，为齐之前期，太公父子供职王室，周烹哀公，哀公弟杀胡公，胡公子杀厉公，齐公室动荡不已，齐与纪虽为紧邻，齐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两国各处，边界相安无事。
这一时期，渊源极早的渔盐之利多为纪国所有，纪国亦因此而强大。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考古发掘中，在36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殷墟1-4期和西周早期的盐业遗址共76处，而这些盐业生产遗址在西周时期为纪国所有，由双王城盐业遗址向南，在古弥河入海口处的王高及相邻的寿光古城，被称为“聚賹之都”，由此可见纪国因拥有广阔的盐业生产资源所致的经济发达与富裕。公元前690年，纪侯“大去其国”后纪都的青铜宝器、美玉等为齐所得，直至公元前589年，齐晋鞍（济南西）之战，齐师大败，齐顷公派佐相将原纪国的宝器（纪甗、玉、磬等）拱送于晋，以求其和。
战国时齐国鲁仲连《鲁连子》记载“夙（宿）沙瞿子善煮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古者夙（宿）沙初鬻盐”。夙沙即宿沙，夙、宿古通用。宿沙氏即《左传??僖公二十年》所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之宿。以宿沙氏为代表的太昊先民是最早从事海盐生产的，是海盐生产技术的发明者，也是太昊、少昊氏先民中最早掌握海盐生产技术，世代从事海盐生产和渔盐文明的主要代表。宿、夙、铺皆通，直至上世纪初，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附近还有7个以窝铺为名之村，而窝与宿、夙、铺通（双王城盐业遗址中就发现一具躺在作坊地窝中的骸骨）。而中央之“央”字，也是与盐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字名，在渤海南岸地区的“央子”即俗称之“疙瘩地”，是指古代人们据以从事盐业生产并留下大量遗迹的高地。而寿光及以西以东有大量以央为称的地名，仅寿光境内即有央子、央上、郭李央、菜央子、大荒北央等。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神话与故事传说全集《山海经》13卷中就有4卷以“大荒”名之，而寿光双王城一带正有“大荒北央”地名。直到春秋后期的齐灵公时期（前581-前554）宿沙一族仍是齐国最主要的盐业生产者，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齐滨海，故（宿沙）卫为渔盐之利”。《左传》还记载鲁襄公时期（前572-前542）宿沙氏族的首领为齐灵公的“少傅”。因为纪国掌有丰富盐业资源，整个西周时期以至春秋前期，纪国国富民强。由于纪国在经济上的强大，纪国是这一时期的东方强国。因之才有《左传》所记“纪人伐夷”（前722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纪）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及“纪裂繻来逆女”、“伯姬归于纪”（纪国君娶鲁国鲁惠公女为后，伯姬嫁到了纪国）、“逆王后于纪”、“季姜归于京师”（纪侯的第四个女儿嫁为周桓王的王后，已到京师）等重要历史事件。
二、齐国崛起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立周，武王当国三年后殁，成王年少，周公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又“征伐于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周公居冢宰，摄政。成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始躬亲王事”。学者普遍认为齐公就封应在周公、成王伐“丰、薄姑”之后的成王八年，以其地而封，就封者为太公的儿子吕伋。
虽然《史记??姜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姜太公所定的这一治国方略，到真正显效，实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至齐五世，哀公被烹，显示了齐作为首封之国到这时在王室地位的下降，且从胡公、武公、厉公、文公，齐国都处在内乱动荡中。从太公受封，到齐文公，已历200余年，为齐国前期。这一时期，虽然原处东方以纪国为主控制的大片土地海域已归齐国所有，但这并没有带来齐国的强大。由于种种原因，齐国仍处于一个较低发展水平。
姜太公治国方略真正得到扎实实行，或说齐国的发展与壮大是从七世君齐献公由薄姑迁都临淄开始起步。薄姑即今博兴县地，虽然地近渔盐，但居僻人寡，而临淄则为东西交通要冲，位于平原农业地带，在客观上为齐国的壮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相联系，是齐国在政治路线上的调整和变化。郑国在西周为一地位特殊的国家。郑的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周之东迁正因于郑在东方已有的基础。前771年周幽王被杀时郑桓公一同殉难，其子郑武公护平王东迁至洛阳，武公乃周之上卿，东周大权实掌于郑之手中，郑挟天子而令诸侯，为当时“小霸”。郑都新郑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是中原商业中心。齐文公、齐武公、齐僖公三公在位近百年，均坚持与郑修好、结盟。与郑的结盟，从齐国来说，打开经济发展的西大门，使齐国富产的渔盐布帛可以畅销于中原腹地，为实现国富民强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则是“齐郑之党合，天下始多故，而诸侯遂无王”，即诸侯起而无王，自齐郑结盟始。
齐国经文公、武公、僖公三公近百年经营后又遭遇曲折。僖公子名诸儿，即齐襄公，淫乱昏庸，再度使齐国陷入内忧外患。他与其妹即鲁桓公妻私通，且在桓公与其会盟时杀死桓公，又于会盟时杀死郑国君子。齐襄公外欺诸侯，内欺大臣，终起内乱，被其族弟公孙无知杀死，次年自立为君的公孙无知又被杀。再来的动乱却为齐国的崛起带来契机。继之为君的即为春秋第一霸的齐桓公。齐桓公所以成为第一霸，又因于管仲的全面改革所带来齐国政治经济的全面振兴。
公元前685年，管仲辅佐齐桓公为相。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管仲既任政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恶”，“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管仲相齐最主要的经济思想是“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即根据齐国海盐资源丰富的优势，进一步“与俗同恶”，制定和提出了“食盐官营”政策，即通过实行食盐官营，实行“通货积财”，“使关市讥而不征”，且“通齐国渔盐与东莱”，在原有食盐西售的基础上，进一步开辟东部市场。食盐官营政策，即“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放开盐业生产，实行民产、官收、官运、官销，尽收财用于国家。管仲是春秋战国期间第一个提出“食盐官营”政策的政治家。这一政策实行后，齐国的盐业资源得到空前开发，管仲也由于在盐业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而被后世奉为“盐宗”之一。
管仲的盐业政策主要由民产、官运、官卖三部分组成。 首先是民产和官收。《管子》称，“北海之众”，其“流入海之处，可煮盐之所也”，“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征）而积之”，“聚庸（佣）而煮盐”。这些记载说明，在管仲主持下，实行的盐业政策是放开民产，统一由政府征收，并且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已经出现大盐业主，采用雇佣方式，集中大批劳动力从事盐业生产。其次是官运。因为“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盐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独特资源和战略物资，控制食盐运输，是管仲盐业政策、盐业战略的重要环节。管仲提出，“以四什之贾（价），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等无盐之国，且通过齐长城的修建，把食盐西运之途控死，以此达到在经济政治上控制西南诸国的目的。为了垄断盐业资源，管仲还提出“因人（家）之山海假之”，即把不产于本国的盐廉价收买，加价“而官出之”，即经过转手贸易，把天下盐利收于一国。第三是官卖。管仲提出，“海王之国，谨正盐荚”。盐为“食者之将”，人人仰给，“无盐则肿”，为了实现食盐专卖，国家对人口进行彻底登记，官府按户口定额售盐，稳收盐利，使民众于不觉间，无从逃税，“盐利收入，其数必巨”，“国用已足”，以尽收“国无海不王”之效，被史家称为“千古盐政之祖”。
管仲通过实行新的盐政和改革，使包括原纪国在内的海盐资源得到有效开发。考古发掘证实，进入东周时期，寿光双王城一代的盐业继续维持生产，同时，随着纪国版图进入齐国，渤海南岸的盐业生产进一步向东发展，使今寒亭、昌邑以至以东，成为齐国的盐业主产区。在2009年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今潍坊市滨海区（原寒亭区）的央子镇发现东周时期的盐业遗址86处，显示了齐国盐业产区大规模东进的趋势。齐国盐业产区的大规模东进，即对今潍坊市寒亭区、昌邑市沿海一代盐业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是历史上环渤海地区盐业生产的第二个高峰期。
管仲实行新的盐政与改革，收到巨大成效。《管子》记载，齐国实行新盐政后，每年从十月开始至次年正月征收积聚起来的食盐达“三万六千钟”。 当时1钟合今348公斤，以此计齐国一年从盐业中获利以金计达1.1万余斤。
管仲实行的新盐政及其一系列改革，实现了民富国强的目的。源源不断的财源，使齐国的经济实力得到空前增强。依靠这种强大经济实力，又依靠“尊王攘夷”的政治策略，使齐国得到了征伐小国（不朝天子）的权利，成为华夏诸侯国领袖。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先后主持洮（鄄城）之盟会，匡正天子之位；助燕伐戎；救卫立戴公；救刑筑刑城；杀庆父立（鲁）僖公，立下赫赫史功。 齐桓公以其兴灭国，继绝嗣，攘夷狄，尊王室的诸多业绩，建立起赫赫霸业。齐桓公在位40余年，主持诸侯国盟会达15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正是在管仲辅佐下，齐国“南伐召陵”、“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束马太行”，从立国初的“方百里”而成为“膏壤二千里”的“洋洋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春秋第一霸”和六国中存世时间最长的诸侯国。
第四节 盐业衍进与历史影响
继齐国之后的秦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视盐业生产并且彻底实行“食盐官营”的国家，并依此所形成的经济实力而统一天下。自秦朝于今寿光双王城一带设置盐官以来，以寿光为中心的莱州湾南岸地区历朝历代都是各个封建国家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从而衍成一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为绵长、连续不断、悠久深遂、富丽无比的盐文化画卷。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工生产的盐，海盐最早。中国最早的海盐生产依据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是《史记??夏本记》所记青州之地“厥贡盐絺”及2001年至2008年经过6次大规模调查、勘探、发掘所揭露，并被评为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即从今青州市弥河中游以下至弥河下游今寿光古弥河入海口处的双王城一带。随着商王朝在这一带及其沿渤海南岸向西向东地区的盐业开发，以至西周、东周时期，海盐生产技术又传播于今辽东半岛和江浙沿海一带。
继齐国之后，历史上又一个重视盐业生产并实行彻底盐业官营的国家是秦国，秦孝公（前361-338）用商鞅改变了盐政松弛状况，实行“壹山泽”之法，即国家“专山泽之利，管山泽之饶”，在盐区设置盐官，统管生产和流通。 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后，秦的这一政策继续得到实行。由于今寿光以北双王城水库（1974年在原双王城大洼基础上修建而成）一带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至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是东方最主要的海盐生产地并设有盐官，今水库西侧一带即为古盐城遗址，秦灭齐国后于此盐城附近设立了寿光县，由于秦帝国获取了这一重要海盐资源，此时的寿光县成为秦帝国的海盐生产中心。这一带在隋唐以前一直称为秦城乡以及秦皇多次东巡在双王城以东筑有望海台即是明证。
公元前206年，汉王朝建立。西汉前期，实行“驰山泽之禁”的政策，即放开民煮、官收盐税的政策，实际上，盐业生产的控制权和主要利益掌握在各诸侯国和富商大贾手中，如齐国大盐商刁间，经营煮盐业，家产达数千万，富比王侯。诸侯中则以吴王刘濞、菑川国（治寿光纪台）王刘贤为代表，他们“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得利极厚，以致“无赋于民”而“国内富饶”，在这些诸侯国内民无赋税，而国用充足，“以故能使其众”，这些诸侯国国力大增，由是敢于对抗朝廷，终于于公元前154年酿成吴、楚、菑川、胶东、胶西、济南、赵七王之乱，成为200余年西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西汉王朝建立后，盐税收入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其时产盐区已遍布全国各地。据《汉书》、《汉志》记载，西汉中叶及王莽时期全国设盐官的地方有36处，分布于27个郡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海盐产区的潍坊市北部渤海南岸，仍是重要海盐产区，设有寿光、都昌（昌邑）两个盐官署， 向西有千乘（广饶）、章武（沧县），向东有当利（掖县）、娹县（黄县）、计斤（胶县）、长广（莱阳）等盐官署，可知当时渤海南岸海盐产区仍以潍坊一带的古老盐区寿光等地为中心。西汉时期，海盐生产几乎已遍及中国所有沿海地区，占到所设盐官署的一半，海盐已成为西汉时期食盐的主要品种。
汉武帝中期以后，由于长年战争，国库空虚，御使大夫张汤承武帝旨意，提出实施“盐铁专营”之策，将盐铁收入由少府（专为皇室服务的财务机关）转为大农（政府财政机构）主管，并从齐地“大煮盐”（即大盐业主）中选拔东郭咸阳为大农丞，内廷侍中桑弘羊等也参与其事。东郭咸阳采用管仲的“正盐荚”和均输、平准之法，实行官府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不允许私人（富商大贾）使用奴隶或“亡命罪人”从事煮盐，对违禁者施以“釱左趾”的严刑，使天下盐利尽归于朝廷，收到了“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之效。同时这一政策的实施，导致盐价猛涨，百姓买不起高价食盐而“淡食”，加剧了人民与封建统治之间的矛盾，终于在公元87年武帝逝世后引发著名的“盐铁之议”，至汉宣帝时（前73-前49）由学者桓宽依据辩论记录写成《盐铁论》，成为中国盐业经济史上一部重要经典。
从公元220年至589年，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这一时期盐业经营的最主要特点是军事强制性的“食盐官营”政策。《魏书》记载，这一时期长江以北的海盐产区仍主要在环渤海地区，即沧州（今乐陵县）、瀛洲（今河北河间县）、幽州（今河北蓟城即北京市）、青州等地，这一时期的盐业生产基层单位，北朝称“灶”，南朝称“亭”。灶以柴草为燃料，一灶一锅（镬），每灶年产食盐平均为78.6石（斛），日产为0.21石（斛）。其时青州盐灶总量为546个，年产食盐达42916石，为仅次于沧州的第二大盐区。
公元323年，爆发永嘉之乱。公元400年，慕荣德称帝于广固（今青州市），建立南燕国。慕荣德接受当地人晏谟建议，“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 乌常泽即今寿光市北营里镇黑冢子村村侧的黑冢泊，其地即西汉、东汉封刘赏、刘错之平望侯后为平望县地，泊之南侧高地上即秦始皇所筑望海台旧址。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寿光一带仍是青州之地的盐业生产中心。
二.隋唐五代宋辽夏金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灭亡，隋朝建立。隋唐五代，是盐业生产全面发展的时期。虽然隋唐时期淮浙地区盐业开发已上升为首富之区，但山东青齐盐区由于盐业生产历史悠久，仍是北方两大海盐产区之一（河北盐区和莱州湾盐区），而地处渤海南岸的今潍坊地区（寿光、寒亭、昌邑）即是莱州湾盐区的核心地带。这一地区，颇多卤泽及“今古煮盐处”，汉置盐官，唐时生产也在继续。《新唐书??食货志》即将青州列为“盐价市轻货”的七州之首。又由于安史之乱之际，平原君颜真卿领兵抵抗，为解军用而行盐之专卖，而于唐肃宗（公元756-762）、唐代宗（公元763-779）时期，于五州（青、莱、登、海、密）设租庸调使主持盐业专卖。说明这一时期以今潍坊北部地区为核心的北方盐业生产仍处在发展之中。虽然此后北方盐业因战乱遭到破坏，北方海盐生产相形没落，但并未完全停滞，至唐穆宗（公元821-824）时期，诏敕仍谓青、淄、兖、郓等州归唐时“往年籴盐价钱，近收七十万贯”，以当时盐价斗约250文计，则籴盐28万石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今青州市以北地区所产。北宋李昉著《太平广记》记唐后期在今潍坊市设有“北海盐院”，说明唐后期潍坊地区盐业生产仍在继续发展。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制》记密州诸城县“滨海有卤泽九所，煮盐，今古多收其利”。五代时期，从后晋高祖（公元936-942）时所记“每年海盐界分约收盐价钱一十七万贯”，又《新五代史》记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旁，可知其控制的山东、河北地区海盐生产仍称可观。
隋唐五代时期称海盐生产者为亭户（亦称灶户），来源于沿海之地的盐亭与亭场。唐代中期实行盐业专卖之后，亭户“隶盐铁使”，“免其杂徭”，“盗煮私盐者罪有差”。亭户的收入仅为盐价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高额盐价导致私盐泛滥，私盐泛滥导致严刑峻法，严刑峻法导致盐民对封建统治的激烈反抗与斗争。唐末，公元875年，爆发了由所谓“盐贼”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成为摧毁唐朝统治的主要力量。同时，因盐利而导致藩镇与朝廷的矛盾与斗争，也是导致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唐德宗（公元780-804）时，淄青节度使李纳、李师古即长期霸占盐池，甚至派重兵戍守。曾为青州节度使的宋州人朱煊，从小即从父贩盐，成为豪右，父因贩盐伏法后，“亡命青州”，于唐末战乱中，割据一方，成为节度使。
宋代今潍坊地区属全国十五路中的京（汴梁）东路，治今青州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又分京东路为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东东路仍治今青州市。南宋（1127-1279）时期，南宋王朝的山东盐使司设于益都（今青州市），为山东地区的盐业管理中心。今潍坊地区仍是山东盐业生产和管理中心。 北宋前期，今潍坊地区的盐业生产实行的是“官不榷盐”制度，即灶户“各煎各卖”，灶户所产食盐，或自由销售，或由官府统一收购，后期实行“交引盐”或“钞引盐”法。其时每灶约有四、五户组成，平均每户年产盐9000斤左右，产值为150贯（缗）左右。宋代官收盐利“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占国用“十之八九”，盐利中“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年获食盐总量从2亿多宋斤增加至4亿宋斤左右。为保证中央盐利收入，宋朝制定了“犯榷货”或“犯禁物”罪项，于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规定“贩私盐30斤，售土盐10斤者坐死”，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今潍坊市沿海盐区始于场灶、铺坨四周修建坨垣。
曾被辽国征服的女真人建立金国后，于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线对峙达一个半世纪。今潍坊地区曾是辽、宋、金反复争夺之地，盐业作为任何统治者都不可忽视的战略资源，盐业生产仍然有较大发展。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年），金升青州为益都府，将京东东路改称山东东路，治今青州市。其时，益都府辖境中重要的盐场即包括今潍坊地区的寿光、广陵（今寿光境）、高乂（今寿光境）、密州（今诸城）等盐场。金泰和五年（1205年）复置的山东盐司（治今青州市）所产海盐的销区有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大名府路、南京路4路23州。在金承安三年（1198年）前后金庭对全国七盐司收益统计中，山东盐司岁入盐课额达255万贯，占全国七司总收入的40.91%，而加沧州、宝坻二盐司，海盐岁入占全国盐课收入的79.8%，成为金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发生在南宋末的李全、杨妙真抗金抗元及其子李璮播乱又与盐有着密切关系。李全、李福兄弟为潍坊北海（今潍坊市潍城区）人，杨安儿、杨妙真为益都县人，均为今潍坊市人，他们先后抗金抗元，又曾与宋军协同作战，最终降于蒙古军，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李全说服金将张林以其十二州七十城归宋，张林之“财计”即仰于“六盐场”，李全兄弟为山东盐利与张林反目，兴定二年（1220年），李全取道滨州而归楚州（今江苏淮安），“假盐利慰赡之”，败张林而占有益都府城。其子李璮继承李全、杨妙真的全部军事实力（沂、涟、青三支军队），拥有山东东部40余城，占有青州一带的盐业资源，拥兵自重，发动兵乱，被蒙军围于济南城至粮尽援绝，“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终被元军斩于军前，结束了李氏父子占据山东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三、元明清民国时期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大元，成为元朝皇帝，并在八年后（1279年）灭南宋而统一全国。元朝十分重视盐业生产和管理，获得巨额盐业收入，称“国家财赋，盐利为盛”。1230年，全国尚未统一，窝阔台（忽必烈儿子，继忽必烈为大汗）设立十路盐课税所，其中益都盐课税所即其之一，时益都盐课税所有“灶户二千一百七十隶之，每银一两，得盐四十斤”。 1234年又设立了河间（河北）、山东（益都，后移至济南）两处盐运司，行使政府盐业产销管理职权。至元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元代盐产量进入极盛期，其时，山东盐运司所辖年产量达到31万引（每引400斤），在全国九处盐区中，仅次于两淮、两浙、河间。各盐运司均设有盐仓，山东盐运司所辖盐仓称为坨。盐运司所雇运盐船队称“运盐纲船”，史籍记载山东盐司“括舟……即场运以输坨”，“运舟三十为纲，纲设官”。山东运司所产食盐“行盐之地，周围三万里”。元朝山东居民分为民、军、站、盐、儒等户种，盐户即专事盐业生产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盐。由于战争和赋税盘剥，盐户多逃逸。1263年，忽必烈下令：山东“灶户逃亡者，招民户补之”。官盐高价，导致私盐盛行。今潍坊地区“青地多舄卤，盐所易出”，私盐更甚。自六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始，即实行“比屋计口配盐”，“令濒海去处桩配（桩配法即食盐法）”，即政府将盐税总额按户等高下摊派，“口岁至五十斤”，买盐成了百姓扛不起的负担，激化了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惠宗至正十四年（1354年），益都盐民郭火你赤起事于“山东、河北，若蹈无人之境”。早于此爆发的由盐户张士诚率盐民举行的淮东大起义，则直接导致了元朝的灭亡。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1369年，朱元璋在济南设立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为全国六盐司之一。明洪武十三年后，国家盐务为户部主管。户部设有四属部，金部管渔盐事，但明王朝的户部之属部金部却设于山东都转运使司，即“天下盐课，山东司兼领之”，即山东盐司代管全国的盐课收入。
中国盐业技术史上的利用地下卤水制盐与利用阳光完成取卤、成盐工序两项关键技术均源于今潍坊地区的寿光一带，这些先进技术的运用与普及，至明朝时期，其他地区犹不及山东。据《盐法议略》记载，明末清初山东官台（寿光）、王家冈（广饶）等十盐场已全部采用晒制技术，而同时期两淮及其以南地区则仍处于“溜井”构造晒盐阶段，还落后于山东。明弘治时期，山东有灶户13571户，灶丁45226人。洪武时期，山东灶丁“每丁岁办盐四引，地每亩办盐一十六斤，车一辆办盐二百斤，牛、驴每头办盐一百斤”。山东灶丁每丁生产能力为岁办盐814斤（二引又十四斤八两）。山东盐区行盐（销区）疆界为鲁、皖、苏16府2州。总产在全国六转运使司、八盐课提举司（卫）中列第四，排在两淮、两浙、长芦之后。
明朝政府盐业管理机构有盐运司（提举司）、分司和盐课司三级，盐课司设于盐场，为明代盐业基层管理单位。见于史载处于今潍坊市境内的盐场有寿光官台场、潍县（今寒亭）固堤场。明制，每场均设有官盐仓。史载“县有里长，场有总催”，《明宣宗实录》载“有抑配在场办盐者，有总催、盐甲、头目私盐取财者”，“总催即元百夫长”，山东灶户，“最殷实者充总称，即有司间之里长（里催）也；稍次充镬头，即有司间之甲首也”，又别称为“料头”、“台头”（直接向盐丁征收盐课即料头之盐的人）。明朝“每五年一次”编审灶户，各场总催“照原额选其殷实佥充，亦五年一换”。
明代灶具铸造经历了官铸盘铁、官铸锅撇、商铸锅撇三个阶段。官铸向商铸过渡，反映了商人在盐业社会、盐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导致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纲法的建立（商人从官方得到支盐销盐权称“纲册”即合法行盐资格）。
山东也是实行票盐较早的盐区之一。寿光官台等山东各盐场，“舟楫难通，商贩不至”，“各盐场灶丁例许煎盐变卖，抵纳课银，为无引之贩，常以私捕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题准：给以小票，每票该盐五百六十斤，共纳银二钱五分”。票盐纳税行盐，使更多的人转入盐的行销活动中。山东也是盐课折银最早的盐区，盐课折银，即朝廷将灶户缴纳的实物盐课按比例折成货币上纳。其时今潍坊地区的官台场、固堤场，弘治时期一大引折银0.15两。隆庆时期，官台场、固堤场等山东各盐场折布盐课，给票纳银，以灶户贫富分上中下三等，上丁0.2两，中丁0.1两，下丁0.05两。
公元1616年，明灭清立。明末清初，战乱频仍，人口锐减，盐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据《清盐法志??山东》记：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前，逃亡灶丁多达24213人，超过灶丁原额的一半。 垄断食盐运输的纲商亦因“连年荒乱，商民资本荡尽”，残存各商，“苦难万状，束手待毙”。在此情况下，以山东巡抚方大猷和巡盐御史吴邦臣联衔上书作“欲招商先须惠商”之议，为顺治帝采纳，成为清初恢复盐政的中心思想。在这一政策下，全国盐业经济渐得复兴。史载山东盐区初招商时，“未及两月，新商鳞集百家”。其时，山东是最早设立都转运使司（全国六处）且是最早差遣盐御史的两个盐区之一。清初山东盐区共有19场，康熙十六年（1677年）裁撤7场，19场、12场中位于寿光的官台场均列其中（今潍坊地区仅此一处）。场设盐课司大使一人，正八品，职掌场课收纳、食盐生产和收贮、稽查灶私等。《清盐法志》记载官台场盐品特点为“盐色次白，粒大小适中，其味厚”。道光年间，寿光盐区已彻底摒弃了前晒后煎法，完全采用晒盐法，盐由滩晒而成。《清盐法志》记官台场的晒盐方法“该场系择地开滩，或井或沟，形式不一，取水曝晒。若水咸卤浓，七八日即可成盐”。清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94-1996），黄河三次决口，利津永阜盐场冲毁，原西运60州县的食盐改由官（台）富（富国盐场，今掖县）两场济运。清光绪三十年，黄河于利津县薄庄决口，水由徒骇河入海，其地盐池荡淹无存，永阜场并入寿光王官场。为畅通寿光官台场所产食盐运输，自明成化九年（1473年）参政唐源洁修治小清河利盐运之后，光绪十三年（1887年）登莱青州道烟台海关监督盛宣怀奏请朝廷疏浚小清河，集款百万银元，自济南黄台桥至寿光羊角沟，全长500里，于1890年完成。光绪十七年（1891年），从博兴县龙注洼下口至羊角沟海口开挖小清河新河，河面宽30丈，总长110里，挖深1.5米，耗银19.8万两。该河的开挖，使官台场一带的食盐运输更为便捷。小清河运盐航道的开挖，是山东历史上由政府投资进行的重大盐运工程。
据《清史稿??盐法补正》所载，至万历年间，山东盐区引额（产量）为9.6万引，为清初引额的1.6倍。在运销形式上，山东最先实行官运商销这种新的运销形式，又最早在今青州以及登莱等地实行“课归地丁”的民运民销形式，“革除商名，听民自行领票销卖”，起到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政府盐课收入的作用。但由于清王朝财政开支不断加大以及官吏的腐败，难以遏制盐价日益上涨，使民“兼旬弥月坚忍淡食”，导致清朝末年普遍的抢砸盐店风潮。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潍县傅戈庄盐店巡役以巡稽私盐为名，侮辱妇女，开枪打死打伤多人，群众奋起，举火焚毁盐店，火烧水淹至死巡役19名，成为中国历史上著明的火焚盐店事件。
1912年民国建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国初年，山东共有盐场7处，潍坊地区的官台场为其一。民国二年(1913年)，山东设盐运使署，当年山东盐税收入419万元，占全国盐税收入的22%。民国三年（1914年）广饶县王家冈场并入官台场（称王官场或官冈场）。1914年废除引票，改由凭财政部颁发的运盐执照运销食盐。1925年，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以筹集军饷为由进行盐商登记，每引收食户捐2元，强加于消费者。1933年，山东产盐937万担，占全国产量的21.6%，居全国首位。 1935年，裁并部分盐场，山东盐场分为羊角沟（寿光）盐、胶州盐、东岸盐三个系统。1938年，伪山东盐务管理局在济南成立，全省设七个盐场公署，王官场（驻羊角沟）为其一。1939年1月23日，日军侵入寿光，分别在羊角沟、侯镇设立据点，侵占王官盐场，并在侯镇据点配备汽车，通过昌乐火车站大肆掠夺寿光所产食盐。1940年5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寿光属之）号召打击日寇对食盐的封锁掠夺，在游击队组织下将寿光、广饶存盐抢运一空。1942年，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为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大力发展盐业生产，寿光等沿海各县百余村开建几百副新盐滩。1943年秋，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将食盐作为对敌开展货币斗争的主要物资，实行食盐专卖，使用北海币输出食盐，迫使伪钞、法币贬值。十月，八路军解放王官场郭垣（今寿光岔河一带）盐区，缴获存盐44万斤。1945年4月，渤海军区解放羊角沟，废除伪王官盐务公署，俘虏全部盐警部队，缴获存盐200万担。渤海区公署指示寿光、益北等县，组织车辆5600余辆，船3000多艘，以运盐开展生产自救，共运出食盐111万担，发放盐业贷款300多万元，扶持盐民复滩生产。十月，渤海区公署指令在小清河北（羊角沟）建立新兴盐场，建滩8副，年产盐2400吨。日伪统治山东期间，掠夺原盐3873.116万担（193.6558吨）。1945年9月小清河盐运恢复，渤海区政府扶持船民水运，每户贷款1.4万元。1947年8月15日，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其第八军第64师侵入羊角沟新兴盐场，纵火焚毁盐场物资。1948年7月，渤海区公署呈请省政府批准，在黄河以北以南分别设立呈口盐务局和羊角沟盐务局。1949年1月1日，山东省盐务局在益都县成立，新兴盐场机关由塘头寨（羊角沟小清河北岸）迁往八面河村坨基（羊角沟小清河南岸），改名羊口盐场。
（作者：赵守祥）
作者简介：赵守祥（1958—），男，山东寿光人，寿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齐民要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潍坊市政协委员，寿光市政协常委，寿光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华文明史、中共党史和寿光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面世，并主编寿光地方党史资料、专著十几部，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省级奖励。
作 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