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与传统教育

　　民族精神相对于社会心理与观念具有更强的凝固性与滞变性。但是凝固与滞变不等于顽固与不变。民族精神总是在历史的变迁、文化的演进过程中生机勃勃地运动着、发展着、进化着。

　　民族精神是在人与自然作物质交换，及人与人作共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发展与进化的。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一个民族与他民族相区别的个性差异,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精神。另—方面，是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个人在互动过程中，个人对待自我的活动中积淀凝集的与它民族相区别的个性差异。这可以看作是民族根本精神的派生。但是它绝不完全等同、对应于民族的根本精神，而是民族根本精神的扬弃、超越。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对自然、对社会与人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是最深层的制约着教育发展的文化动因。

　　一、“参与”——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基本精神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正视与作为自身的现实存在对象的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把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各民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心理素质的个性差异，就是由他们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所决定的。

　　中华民族以农耕为主的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发轫于八千年前。定居的农耕生活使我们的祖先较早地形成了—夫一妻制的家庭。家庭既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单位，也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单位。我们的祖先在发展“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的同时，亦发展了“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从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农耕生产力，为文明的创造奠定了基础．也给自然界打上了农耕民族的印记。自然界本身也成为直观农耕民族历史形象的图画。

　　对于较早进入农耕生活，从而形成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相结合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中华初民而言，除了蒙昧时代种种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似乎“天地为父母”、“地育万物”的观念最具有原始的朴素性，由于生产活动的需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系辞》）的认识活动自不可缺少。然而主客观条件又极大地限制着最初人类的想象性和思维能力，所以最初的思维仅是以自身的属性和行为去比附他物，见自然界生生不已，人类自身亦生生不已，且天覆地载如两性交感，产生天地夫妻如父母的观念是极为自然的。因此，中国三千年的哲学，其基本概念是“阴阳交感”，其基本原理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一阴一阳谓之道”，其推崇的最高境界是“赞天地之化育”。通过考察民族文化遗存，人们发现中华初民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一种“功利的”、“理性的”和“审美的”的人生态度。其意识形态表现是典型的现世主义的。在实践领域则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参与精神”。这种参与精神不是作为主体的参与，而是作为客体的参与。它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天然统一”和“人的依赖关系”的产物。当农耕的人们还在信奉“靠天吃饭”的时候，出现、产生占统治地位的主体精神是难以设想的。但是，在“赞天地之育化”的参与精神中已经具有主体精神的萌芽。首先，它肯定了天地间只有人才能够参与天地之化育，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它是典型的现世主义的，其中包含了注重实际的求实、务实的思想因素。再次，它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最后，它包含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使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和浩劫，但是仍然作为东方文化的典范而长存。

　　中华民族“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精神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教育活动自不能外。但是它对教育的影响首先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通过对文化心理结构的中层结构的某些要素如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等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教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的。

　　首先，从传统价值取向看，家庭化价值取向与权威化价值取向受支配于“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精神。

　　在传统文化中，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也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基本形式。人由天地阴阳之气所化生。因此，人所直接从事的生育的事业归根结蒂是天地化育万物的事业的—部分。正如医治疾病是为了使人体阴平阳密、观察天象是为了预知阴阳消息、岁时祭祀是为消弭阴阳之灾、论道邦经是为了阴阳和合以维持阳尊阴卑的统治秩序。人之生育是体现天地的广生大德。在家庭中，没有血缘情感之外的实践理性，也没有实践理性之外的血缘情感，两者完全是融为一体的。其要旨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一方面使人类自身生生不息无限延续；另一方面通过人类自身生产的维持与延续来保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生产的延续。把基于两性关系的家庭制度原则推而广之，那么整个社会就是阴阳关系构成的整体，整个社会关系都可以用阴阳关系来规范与调节。大家都分别属于阴阳统一体中的一方，又都要调理阴阳关系，所以大家都在“赞天地之化育’。正是由于这种倾向，中国的传统价值取向把家庭放在—个至关重要的地位，莘莘学子企望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在这样的意义上，“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也获得了内在的支持，它也与“参与”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通过读书“参与”政事，只有这种“参与”，终扭曲变形为不可救药的“社会病态”。

　　其次，从思维方式看，中国传统的注意整体、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的思维模式也是与“赞天地之化育”密不可分的。在这样的思维模式看来，人作为客体融化于自然模式之中，个体作为一个环节依附于家族伦理关系谱的链条之中。一方面，“赞天地之化育”包含了天地人交融互摄的观念，认为人生天地间，秉受天地之气，又可参与天地化育万物的活动，天地人三者乃是相互包含的统—整体；另—方面，“赞天地之化育”使得先民们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而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故此强调血缘情感纽带。个体是通过家族或等级名分这些一般的范畴来意识自己。这样，在思维方式上必然是个体与群体、部分与整体交融互摄。再者，传统的农民靠天吃饭，他们“参天地之化育”，不能不将自身的生存与自然紧紧联系在—起，大河流域的农业要求维护与农业生产兴废关系至大的水利灌溉的共同利益，使得每一个体农户紧紧依赖氏族或公社的自然共同体。这就导致人们必然是从整体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从整体出发强调价值。此外，在“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中，“农民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他们纯朴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从而在思维方式上又表现了注重直觉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与思维方式的整体化特征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影响至深至广。

　　二、“和”——中华民族对待社会与人的基本精神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赞天地之化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们保持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说明，传统观念是把和视为人际关系一种理想状态的。当然，人与人的“和”，与人与自然的“和”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主体精神比较缺乏，更多的是怀着对自然的崇敬与被动的适应的话，那么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和”，主体精神是充分而丰满的，更多的是通过社会教育强调人的主动适应。这种特征表现在中国传统的家族精神、人本精神、群体精神与道德精神之中。

　　第一，从传统的家族精神看，家族精神是与“孝”紧密联系着的。早在西周时期，人们把两代的“族”与‘宗”内化为家庭，加强了个体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孝’的观念就被突出起来，强调对祖先的尊敬、怀念和祭典；春秋时期，孝的内容泛化为对现世父母的孝养。从宗子或族子对祖先的孝为核心转变为子女对父母的孝为核心，使得“孝”逐渐成为调节现实家庭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的孝母。鉴于此，孔子对“孝”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四个方面：敬养父母；顺从父母；埋葬和祭扫父母要合乎礼节；为人孝弟．不好犯上。战国时期，孝作为维系“家邦”型国家的积极作用，受到了重视。孟子直接把孝视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之后，孝的观念和思想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老少妇孺必须遵循的基本人际准则。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国是以宗法的家庭扩大型为中心而构建的国家。家庭既是庞大的国家、社会的基础细胞，又是人际、社会各种纵横关系的核心网络。当君子“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君者也”的时候，家庭内所奉行的孝悌之道，便可推之于国家、天下，这就是君子事亲孝，忠便可移于君，事兄弟，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治便可移于官。这样家与国便同步同构，国只不过是家的扩大型而已，这种宗法的家庭扩大型的国家，凝集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结构，便表现为以孝为百行之首的心理积习，构成家庭与国家的稳定，维系了家庭和国家的和谐统一。

　　“孝”的家族精神对传统教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且不论孟子明确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的主张，也不论蒙学教材《三字经》中所谓“首孝弟，次见闻”，把孝顺父母、尊重兄长看作比增长见识、钻研学问更重要，仅从中国古代若干“家训”把“孝”放到非常突出的地位而言，“孝”不仅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孜孜追求的，而且成为深入家庭中的“耳濡目染”的教育内容。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人才的标准除了“读书做官”这一主旋律外，“传统中国社会也还有些别的成就途径，如做—个为人称道的孝子、烈妇”这种插曲。孝子的产生途径，就是举“孝廉”。可见，传统社会教育是非常重孝的。

　　第二，从传统的人本精神看，中国传统文化既贵人，人为万物之灵，又重如何做人，处理好人际关系。管子首先提出“人本”主张。《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管子的人本精神重在如何尊重人，注重人的外在形式和人君关系。孔子也提出了他的人本主张，孔子的人本精神重在如何做人，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即所谓管子重外王，孔子重内圣。先秦以后，中国的人本精神沿着两条途径发展，其一是沿着管子外王而内圣的道路，另一是沿着孔子内圣而外王的道路，截止宋明理学，无论是程朱道学派，还是陆王心学派，大体是沿着孔孟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对“仁”作了全面的继承与发展。朱熹在《论语·集注·学而》中把“仁”规定为：“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爱之理”就是讲爱之为爱的道理或准则，之所以是爱之理，是因为，“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仁，即是做人的道理或准则，还是—种未发之爱的根据或本体。宋明理学仁者爱之理的人本精神是沿着《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演变的。

　　显然，孔子“仁”的思想不仅是指导教育实践的基本思想，而且是取舍教育内容、衡量人才的重要尺度。某些时代，“仁”的思想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早在孟子那里，“仁”就成了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施政纲领。仅从教育方面看，他首先提出了“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的主张；其次他还从“仁政”的思想出发，强调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此外，孟子还认为教育可造就圣仁俊杰的统治者。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孙。”（《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认为统治者应信任仁德贤能之人，礼贤下士，大胆启用学优干练之士，使教育通过培养出来的人才实现“仁政”的理想服务。

　　在中国教育史上，无视“仁”的教育思想的教育家是很少的，也没有哪—个朝代的教育不讲“仁”，所以尽管像荀子从“法”的精神阐述教育，但最终没有指导实践，更谈不上像儒学的“仁”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了。

　　第三，从传统的群体精神看，群体精神亦体现着远古氏族社会人与人、人与氏族的互助、互爱的“和”的精神。当这种精神从自在的无意识进到自为的有意识，那就产生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孔子“仁者爱人”的价值导向，并不是个体独立人格的确立，而是一种人们应该具有的对别人、对社会的人伦义务，旨在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仁者爱人”的实践趋向便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此所谓“已”与“人”就是自己与他人，包括群体人。因此，孔子的爱人并不是尊重个体人格的独立，而是体现了—种爱人的精神。宋明理学家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群体精神，而发起了对“亲亲”、“爱有等差”的冲击，进而提出了“兼爱”的思想精神，要求一切人都像兄弟一样相爱。所谓爱，便是爱己爱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仁，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这种爱，便是泛爱众的“兼爱”，“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立必立己立人，知必知己知人，爱必爱己爱人，成必成己成物。这种兼爱之仁，认为自己应对他人、群体、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个人是不能超越、疏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于是才能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铮铮誓言，以致有“为天地立志（心），为生民之道（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世开拓精神。这种精神是泛爱万物、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精神。这里的我，不是个体的我，而是群体的我，是一种群体精神。

　　这种群体精神，在哲学上表现为自我超越的与天地万物一体意识，个体的人的意识淡薄；在人生与宗教上，讲求在现存世界里安排人生，表现人生与现实的统—；在文学艺术和美学上，表现为主体与客体是相融合的整体，个体的意志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教育领域则表现出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使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讲“气节”、讲利他，岳飞、文天祥就是其杰出代表；另一方面，形成了尊群体、鄙个人的教育传统。这种重群体轻个体的观念，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才能。在“礼”的束博下，人们不得超越自已的社会地位去思考问题，即“君子思不出其位”。这种观念作用于传统教育，形成了教师“绝对权威”的地位，师生之间是一种封闭式的师授学承关系，学生的思想、观点、行为必须以其师为楷模，在对待学业研究上，唯于先师之教，恪守于圣人之道，以守护文化遗产为己任，形成“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风气，且以标新立异为诟病，不能有独到的见解，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在人的发展上，重群体轻个人的教育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个性的全面发展应是智慧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全面协调的发展，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智力和体力”“充分自由发展”。但是传统文化的群体精神强调外在道德的规范力量和约束力量，片面要求人们“慎独”“自省”，进行自我修养、主观修养的升华，客观上抑制了智慧、意志力量，造成了人们在认识、情感、意志、审美等领域的个性缺陷。

　　第四，从传统的道德精神看，从西周初年的“敬德保民”到孔子的孝悌为“仁之本”，无不具有明显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从孟子突出孔子的“仁”，强调人人具有的“仁”、“义”、“札”、“智”四种道德本心，到宋明理学强调仁既具有本位、形而上、目的和生的意义。又具有“爱人”、“天心”、“兼爱”、“公”的意义，这种旨在凝聚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精神、使个体的心理“平衡”、个体与社会关系“和谐”的道德意义越来越明显。宋明理学家“立人极”的主旨是为了成“圣”，追求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为“圣”的内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注》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通书·公》中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为圣必须仁、义、中、公、正，学做“圣人”的要旨是无欲。心如“无欲，便静虚，静如水则明鉴，虚若谷则无杂，便见得道理明白透彻，湛然纯一，心理意念活动时，心直便公，公则无物我之间，即做到公正无私。这样，人们的思想境界便进入轩冕之贵，金玉之富，犹如铢尘一样轻微，即所谓“心泰则无不足，天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使人们在“无不足”之中求得心灵的转化与齐一。这种转化，使得困苦忧愁的客观环境或物质条件，在无不足的泰然之中找到了补偿，因而获得了个体的心理平衡，即“和”；及个体与社会的平衡，即和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道德精神对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对传统教育的影响看，它是产生权威化的传统价值取向和重视社会人伦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因此，它也是传统教育基本特色的形成与发育成熟的有力杠杆。不仅如此，传统的道德精神还直接泛化到社会生活的领域，形成社会教育的基本环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这一方面，它既起过积极的作用，也产生过消极影响。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只有在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历史演化过程中才能升华出来，但是传统的道德精神发展到了宋明理学，朱熹以后，极力强调天理人欲的对立方面，而忽视其“人欲中自有天理”的同一方面。理学家们在把天理作为道德理想、价值取向的过程中，愈来愈与人的欲望要求、个人尊严和价值异化。这种异化使现实社会的人越来越觉得无望成为圣者，因而产生了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的人格分裂，即假道学家。同时，存天理，灭人欲的结果，往往产生扼杀功利、窒息人欲，以致无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等弊端。因此，道德精神的夸大不可避免产生了不关心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百姓日用之学，而陷于空谈心性、天理人欲的道德论辩，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祸害，也使得传统教育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空谈哲学、清风弄月成为教育对象孤芳自赏的生活方式和学问途径。上述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维度考察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华民族“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精神与“和”的精神是与其“自强精神”联系在—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强精神”是超越“人与自然”、“人与人”两方面的又一种民族精神。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顽强生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反抗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完善自我的进取精神，等等。

　　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有两个突出表现。其一是富有“日新”、“革新”观念。《礼记·大学》有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赞扬日日更新。《周易杂卦》云：“革，古故也；鼎，取新也。”主张革故鼎新，除旧布新。因为富有革故鼎新的思想，所以《周易大传·革卦·传》还主张要进行社会变革，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不矣哉。”这是强调变革是自然界与社会的普遍规律。其二是富有一种极乐观的人生生活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不断地追求完善的自我体魄、学识、技能、道德。

　　自强精神对传统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孔子赞扬“刚毅”，曾子提倡“宏毅”、《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类，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

　　不难看到，传统的道德精神对传统教育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反面的、消极的阻碍。实际上，这也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乃至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传统教育关系的浓缩与写照。看不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传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当然，看不到其间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传统教育发展的阻碍与消极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扬弃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传统教育的—般关系将是我们坚持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发展方向的必要前提。

　　最后，还特别需要指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面积与欧洲差不多的广袤的气候温和的大地上“自确定”、“自否定”、“自生展”（借用黑格尔的术语），自成一统，一脉相承。在总体上形成了稳定凝聚、完整连续、自我完善的体系。其中，民族精神对支撑中华民族文明大厦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中的这两句名言曾经激励过中华人民创造出了无愧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中华文明，今天，它亦将成为我们奋发向上、团结奋进的最深层的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