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上 何谓精神？精神即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换一种说法，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起了熏陶、塑造作用；二是具有激励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所谓民族精神，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其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和重视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必须具有这两个方面的表现，才可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还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社会理想，即人类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它不仅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征之一，同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正如马克思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评论中所说，人总是凭借理想这一质禀，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现实走向未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崇尚理想和气节的民族。早在2500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就以惊人的智慧，提出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并且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未间断过，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太平天国的文章中，转述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话说：“欧洲近来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中国很久以前就有了。”
从严格的历史文献上来考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并描述人类共同理想方案的是中国道家的《道德经》。《道德经》提出了一个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方案，集中地表现在该书80章中，原文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系统提出并描述社会理想方案的是中国儒家的《礼记.礼运篇》。这里引用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予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予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后来，康有为在注解《礼记.礼运篇》时说：“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大道也。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故外户不闭，不知革兵，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
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对“天下为公”、“大同之道”极为赞赏，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可以认为是对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什么在他逝世之后，其墓志铭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原因就在于此。
重视整体利益是与天下为公社会理想相对应的一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优秀的伦理理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建立起国家。中国社会虽以家为本位，而又把国作为放大了的家。从根本上说，在道德上强调的是一种全局意识和整体精神，即为社会、为民族、为国的整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从《诗经》中提出“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墨子》提出要“举公义，避私怨”，直到贾谊《治安策》提出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等，都不断地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颜元力求“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林则徐主张“荀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也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应当说是中国传统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整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是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所以又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过去时代的烙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封建统治者往往用一姓王朝的利益代替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爱国精神也蕴涵着对君主的忠诚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予以批判继承的。换句话说，当年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顾炎武主张的将代表剥削阶级的“国”与代表人民利益、代表社会安定的“天下”相区别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和以和为贵的伦理思想
厚德载物出于《周易.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意思是，大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它负载着万物，养育着万物。人也应该仿效大地，培养一种宽厚宽容的精神。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来铸造自己的民族性格，塑造自己的民族形象的。“和为贵”是“厚德载物”的重要表现，也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它们共同孕育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崇尚和平的传统美德。
众所周知，中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汉族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春秋时期，主要是华夏族，到了汉代，又有戍族、狄族、夷族，等等。两晋时代，有民族斗争，但经过斗争又走向了融合。在近代，汉族又和50几个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内部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谓“厚德载物”的体现。早在25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就提出了“非攻”即“国与国不相攻”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中国历代修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而不是想打出去。这些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精神，并且受到了世界的称誉。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自己的著作中无限感慨又不无敬佩地指出：“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帝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另外，中华民族的厚德载物精神还体现在同世界人民友好相处，进行文化交流上。例如“张骞出使开‘丝路’”，“通亚非郑和七下西洋”，“历万难唐玄奘印度取经”，“传经鉴真东度扶桑”等等。
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价值。儒家提出的“和为贵”，即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也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国语.郑语》记述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之言：“夫和实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不同的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就叫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老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意见，兼容不同观念，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到正确的结论。老子亦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都肯定了和的重要性。在老子看来，“和”是万物生衍生过程的本质规律，而且也是一条客观规律。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坚持宣扬和的观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弟子有若又说：“礼之用，和为贵”。
这就是孟子著名的“人和”观，它不仅为广大人民所接受，而且在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
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人应当怎样对待自然是人类社会必须首先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历来中国思想家们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古代所论“天人合一”的“天”含义多样，一般是指自然与自然的关系。总起来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说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偏于强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说，一类是偏于强调分别的“天人之分”说。
两种学说中以“天人合一”说居主导地位。孟子最早提出“知性则知天”的天人统一思想，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天与性相通，知性也就能知天。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说，宣传人体结构与天体结构相副的“天人相类”的观点。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强调天道与人性的统一。至于“天人之分”说，主要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说法，含有征服自然的意思。再就是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认为天与人各有特殊功能，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应当指出，“天人合一”说，是侧重于宣扬天人的统一，但并不排除天人的区别，而承认区别正是强调统一的前提。
关于人对自然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有三种学说。
第一，因任自然说。庄子说：“常因自然而益生”（《庄子.德充符》）意思是一切要顺乎自然而不用人为地去补充营养。他又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强调不可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加在道上。庄子认为，自然界是和谐美好的，应当排斥一切人为，以免破坏自然状态。
第二，控制自然说。与庄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的作用，他作《天论》云：“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离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持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这里讲的“制天”、“化物”、“理物”，就是主张治理自然，利用万物以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
第三，相互协调说。《易传》提出，“乾道变化，各正其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所谓的太和就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并育，保持和谐的意思。在《易传》中，儒家学者还提出了著名的“天人合德”的思想。《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是指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指在自然变化发生以后随顺自然的变化，达到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这是一个非常深湛的符合实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宗教家以神为本而言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认识和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虽然承认天命，而怀疑鬼神。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论语.雍也》）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孔子认为应该重视生的问题，而不必考虑死后的问题。他的学生季路问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也不赞成祈祷。有一次他生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请祷，孔子说：“有诸？”子路对曰：“有之，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孔子对鬼神采取存疑态度，即不否定，又不肯定。认为人应该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必向鬼神祈祷。孔子这种思想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讲得最为鲜明。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日月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详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全后汉文》卷八十九）在此提出的“人事为本”可以说是儒家人本思想最明确的表述。所谓以人为本，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
佛教东来，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点，一般群众颇受影响，但是许多学者起而予以反驳,南北朝何承天著《达性论》，宣扬人本观念。何承天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安得与夫飞沉螺蠕并为众生哉?至于生必有死，形灭神散，犹荣积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这就否定了灵魂不灭，三世报应轮回的迷信。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质神用学说，更彻底地反驳了神不灭论。
另外，在宋明理学中，不论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或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或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都不承认灵魂不灭，不承认鬼神的存在，而都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气本论以天地之间的“气”的统一性来论证道德的根据，理本论断言道德原于宇宙本原“理”，心本论则认为道德伦理出于“本心”的要求。这些道德起源论未必正确，但是都摆脱了宗教信仰的色彩，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子。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史上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多次出现宗教狂热，甚至发生宗教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4、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刚柔相济的人生准则。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比较各个文明古国之后曾经说过：“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70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罗素也这样评论道：“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的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的科学，但是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
应该说，这都是一些既深思熟虑又切合实际的看法。人们不仅要问：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幸存”下来？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答案之一，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形成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又引导着推动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换言之，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因为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人所共知，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著称。而对于这一拼搏精神的归纳，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高度概括。所谓“健”，亦即刚健、能动之意；所谓“自强不息”，亦即积极向上、永不停止之意。这句名言，真真切切道出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永远进取的精神特征。正是凭借这一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史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１５世纪以前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并雄居世界３００年。正是凭借这一精神，古代中国人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并通过西北方戈壁沙漠间的蜿蜒商路，南海和印度洋间的海上航线向西传播，给欧亚大陆的文明带去福音，李约瑟说使“全世界都认识到他们身受到的来自中国的恩惠”。特别是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正是凭籍这一精神，即使在近代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情况下，众多的炎黄子孙不曾失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用血肉之躯筑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经过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美国的思想库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所说：“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化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结果。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中，与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刚柔相济的人生准则（即“为人之道”），并且儒道两家均有所见、各自把握一端，对人们有较大影响。儒家强调人格独立，重视“刚”的品德。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刚毅，即具有坚定性。孔子弟子曾子也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即是刚毅的表现。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赞扬坚持独立的人格。孔子更认为，为了实现仁德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儒家把理想人格称之为“圣人”、“仁人”，并认为其内涵是智、仁、勇三者的统一。孔子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意思是，智者富有知识而不困惑，仁者泛爱众而不忧虑，勇者果敢刚毅而不畏惧。《中庸》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把智、仁、勇三者称为“天下之达德”，即三种最主要的道德规范和品德。孟子还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标准，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这一言论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先秦时代，儒道两家曾有过关于刚柔的论争，即在为人之道上，儒家强调刚健有为，道家主张柔弱无为，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两个方面。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理论，又将它引进人生的层面,即老子认为,自然无为是“道”的特征，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也是为人之道，亦即老子所说的“弱者道之用”，柔弱是“道”的作用。在《老子》五千言中，始终贯穿着柔弱无为的思想。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刚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还以水作比喻说明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观察自然，看到这样的现象：“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现象都没有人力和神力的作用，而是自然而然的。他又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显然，老子的“无为”，既不是无所作为，又不是强求妄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以辅万物之自然，不敢为”，即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才是“无为”的准确含义。老子还从柔弱无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三宝”说。其原话是：“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所谓“慈”即慈爱，有了它，才有勇气。“俭”即俭朴，有了它，才能广积财富。不敢作天下之先导，有了它，才能拥有众多的人才而成就大业。老子认为这是人生的三宝，也是他所提倡的人格内涵的要点。
不难看出，儒道两家的人格价值理论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又有互补性。儒家侧重于协调，规范社会人际关系，提倡仁义，以道德品质为人格要素，以道德完善为人格主张目标。在人格价值追求上，偏重于求善，实现善的价值。道家侧重于从规范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确定理想人格的内涵和意义，主张以符合自然为前提，强调人格理想目标是追求主体与道的合一，从而达到人格绝对自由“逍遥”的境界。在人格价值追求上更重于求真，实现真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果将两家会通，则是真善美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造。以上四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思想和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们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正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所言：“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也正如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会时发表的宣言中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