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上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彩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的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建有许多仓库，它们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为数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酒不停地在人们杯中流淌；男人和女人们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如果从熟睡片刻后朦醒过来，他们便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民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衷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一段间歇期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夺。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与在各地发生的劫掠活动中被抢夺的财富相比，这些贡物的价值不是很大。
窝阔台没有与他的军队相伴而行，征战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份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原，和风将蚊子赶跑，充足而未被城市居民污染的水用之不竭，附近的山脉在寒冬季节就是畜群的避难所。众所周知，正因为有这些良好的条件，哈剌和林的位置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有永久性居民的城市比一个临时性的好营地会产生更多不同的需求。人们需要在一年四季中都有持续不断的食物供应，如果没有办法保证生产，城市就要经常依靠那些从数百英里外的戈壁以南地区运来的、代价高昂的货品。在宽阔的大草原上，城市无法为人们提供自然庇护物以躲避冬天的刺骨寒风；不像那些可以退入群山并倚之为御寒屏障的畜群，城市不可能轻易地在不同的季节重新迁移。这些问题最终注定会困扰蒙古国的首都。
窝阔台可能是以典型的蒙古风格开始建造宫殿的，他向草原射出一支箭，然后根据箭的方向建筑了宫殿的第一翼，为了使其空间大小符合蒙古的规格，边翼的长度延展至一支箭的标准射距。窝阔台用同样的方式建起了另一翼，并在中间安置一座巍峨的殿堂把两翼连接起来。他筑了一堵坚固的墙壁围住所有的宫殿，正是由于这些墙的缘故，这个地方获得了“哈剌和林”的名称，其意为“黑色砾石”或“黑色城墙”。拉施特·哀丁形容窝阔台的新宫殿“建有高大的柱子，结构非常雄伟，与一位君主的宏图十分相称。在工匠们描以彩绘和图画后，宫殿的建造才告完成”。
蒙古人继续生活在毡帐中，它们围绕着哈剌和林分布在宽广的草原上。汗庭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地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它们距离都城往往有几天或一周的路程。中国的建筑师和工匠们设计营造了哈剌和林城中的各种建筑，但是窝阔台为自己家庭建造的私人宫殿却是穆斯林式的，它在迦坚茶寒，距离哈剌和林一天的行程。其他国家的都城是用来显示统治家族的权力、伟大和威望的，但哈剌和林不是这样，它最初主要是作为一个大仓库和大工场而存在，其作用长期被包括窝阔台在内的多数蒙古人所忽视。他们把它当作存放货物和工具的基地，蒙古人的货物和工具包括了为他们劳动的工匠。都城本身几乎不生产什么，但它却聚集了从帝国各个地方呈献上来的贡物。都城划出三分之一的地方，作为新近征召而来的官吏们的住处，他们必须负责管理这个国家，这些人包括众多的抄写员和翻译人员，他们来自帝国中的各个民族，所以他们能处理各相应地区的事务。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座城市最古老的记述来自于志费尼，他描述出一个封闭式花园的情景，它的布局复杂，在每个主要的方向上都有一扇大门直面而立。在花园内，中国工匠建造了“一座城堡，城门就像花园的门那样；在它里面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窝阔台］之用，一层供他的后妃之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之用”。在宫殿的前面，窝阔台开凿了一系列的水池，“那里经常聚有很多水禽”。他在那里观看或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个男人对酒格外喜爱，宽敞宫殿的中心摆放着一只只金银制的酒缸，它们都又大又重，因此，据说窝阔台总是准备着骆驼和大象，“在举行公众节筵时，它们可以搬运各种饮料”。
除了为自己和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修建宫殿外，窝阔台还为佛教徒、穆斯林、道士和基督教信徒分别盖起了朝拜之所。当然，基督徒似乎在蒙古国的朝廷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因为窝阔台，还有他的三个兄弟，在征服客列亦惕部和乃蛮部时都迎娶了信仰基督教的妻子，而且窝阔台的子孙中也有基督徒，尤其是他宠爱的孙子失烈门（《圣经》中“所罗门”的蒙古译名）。蒙古人信奉基督教，部分地是由于“耶酥”（Jesus）的名字，其发音类似于他们心中的神圣数字“九”的蒙古语读音，也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整个王朝的奠基人——的名字发音相近。尽管基督徒地位尊显，但就宗教信仰来说，哈剌和林这座不大的城市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宽容的城市，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互相尊敬，平等和睦地相处，这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鼓励从事贸易的商队来到新都，窝阔台以极高的价格将所有种类的货物全部买下，不管自己是否需要它们，也不管它们的质量是好是坏。拉施特·哀丁写道，窝阔台“每天一吃完饭就坐在汗庭门口的椅子上，那里成堆地放置着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每一样商品货物。他常常把陶器分发给各个阶层的蒙古人和穆斯林，他还经常命令体格健壮的人任意将它们取走，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除了动物和各种日用货物之外，商人们还带着成箱成批的纺织品、象牙、珍珠、猎鹰、金制的酒杯、饰有宝石的飘带、柳木制的鞭柄、印度豹、弓弩和箭头、衣服、帽子、奇异的动物头角等，来到蒙古的都城。各地的人们也来到这里竞显艺技，他们有来自中国的表演者和音乐家，有来自波斯的摔跤手，还有来自拜占庭的演滑稽戏的小丑。
窝阔台汗经常付出两倍于定价的钱购买输入的货物，以此显示他对设法来此的商人所作努力的奖赏，并以之促使其他商人效仿他们。窝阔台还下令，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都按十加一的方式付款，即给他们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润。蒙古人还在这些商队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在为促进贸易做了一番努力之后，窝阔台开始采用一套标准化的度量衡体系，以取代各地和各城市使用的各种标准不一的制度。由于金银和铸币运送时数量巨大，蒙古人就创造出纸币的流通制度，这使得交易更方便、更安全。
窝阔台的军队已设法使蒙古在中亚的统治重新稳定，而且，在老将速不台的正确指挥下，蒙古军联合南宋王朝共同分割了金朝残存的财富和土地。窝阔台的父亲在战时将军队驻扎于农地，他把战利品运送回国，以此保证货物供应的稳定；然而，窝阔台却越来越注重利用军队的力量来保护商人们的行商安全，使他们带来更多的货物。他派卫戍军长期驻扎下来以保护道路和商人，他废除各地混乱复杂的税收制度，禁止各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因为它们增加了贸易的困难和代价。蒙古人沿路种植树木，它们在炎炎夏日为行人遮荫，在冬季雪天标志道路。在那些树木无法生长的地区，人们立起石柱标明路向。志费尼认为，蒙古国的道路旨在提供这样一种方便，即“只要可以赚取利润或利益，哪怕是远在西方之极和东方之鄙，商人们也定会专心赶路而去”。
窝阔台不再上马征战而是住进了哈剌和林城，并兴建了他父亲所厌恶的石墙建筑物，他朝着偏离成吉思汗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一个嬗变的过程开始了：伴随着各种较高文化和文明——它们与成吉思汗的遗产背道而驰——的诱惑，蒙古人将从一个尚武好战的马背民族转变为一个定居民族。
到了1235年，窝阔台挥霍了他父亲大部分的财富。建造和管理都城的花费甚巨，而且窝阔台习惯于用钱无度。贡物仍然从帝国各地不断输入，但其数量已经无法与他父亲在位时相比。无论窝阔台是兴建都城还是改革行政体制，蒙古帝国最终还得依赖于征服。窝阔台拼命地需要增加财富，以继续维持他和蒙古人业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蒙古人不种庄稼、不制造加工产品，他们也不愿意卖掉豢养的大量马匹。如果蒙古帝国要生存下去，那么窝阔台就不得不将蒙古人投入战争，去攻击还未曾掠夺过的新目标，但新目标究竟是哪一个？在哪儿？
为了决定接下来征服的目标，在新都城哈剌和林附近的草原上，窝阔台召集举行忽里台大会，与会者们似乎支持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一些人想让军队向南挺进到辽阔的南亚次大陆，由于那里酷热难耐，因此当时成吉思汗放弃了入侵那里的念头，他只能在北方群山上向次大陆投去一瞥。另一些人倡议长途奔袭进入波斯，然后攻占寓言中提到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还有一些人则主张全面进攻南宋——不久前蒙古与它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盟。
可是，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他就是刚刚战胜金朝而赶回来的速不台将军。他是成吉思汗手下最杰出的将领，精通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会使用大型的攻击型器械，在蒙古军的每一场重大战役中他都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如今速不台年逾六旬，一只眼可能已失明，据说他因身体过于肥胖而不再骑马，只能坐一辆由士兵牵引的铁车以为代步之用。尽管有身体上的缺陷，但他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并渴望重返战场。速不台不想回头与被他打败过多次的穆斯林或中国军队作战，他决心组织一次针对西方、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役，以使成吉思汗的策略有重大突破，而西方或欧洲是速不台最近偶然发现的一个前所未知的文明世界。他坚持认为，像中国、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一样，欧洲也掌握着巨大的财富。速不台已经与欧洲军队交过锋，他了解对方的作战方法，知道如何轻易地将他们击败。
对于大多数参加忽里台大会的人来说，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谜。速不台是到过那里的唯一一位还在世的统兵将领，当初他只是率领小股部队对欧洲国家进行试探。他发现欧洲，是在此十多年前的1221年，正值成吉思汗入侵中亚期间，当时速不台和哲别正沿着里海追赶花剌子模算端。在算端死后，他们要求并允许继续向北，以探明那里的形势，他们发现了基督教小王国格鲁吉亚，当时是吉奥尔吉三世（也称布里安特）在位。
哲别对格鲁吉亚的防御力量进行了试探。经过几个世纪与周围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之后，格鲁吉亚人以拥有一支作战技能娴熟的职业军队而自豪，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出兵迎击气势汹汹的蒙古人。就像从前许多次与突厥和穆斯林军队作战时一样。哲别的蒙古军先是猛扑向格鲁吉亚人，万箭齐发，随后突然掉头逃跑，让对方认为自己是仓皇溃散；当然，这只不过是佯装败退的“狗斗”策略。格鲁吉亚士兵过于自信了，他们冲破原有的阵列，竞相追逐蒙古人，而蒙古人只是设法使自己始终位于追击者的前面。格鲁吉亚人的战马逐渐不堪重负，长途追击也使它们过于疲劳；马力较弱的战骑远远落在后面，因此格鲁吉亚人的队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就在格鲁吉亚军队全面分散并初显疲劳时，撤退中的哲别军士兵却将格鲁吉亚人直接引入了速不台军的埋伏圈内。速不台军截击格鲁吉亚人，哲别的士兵换乘新马后冲锋陷阵，重新加入战斗。数小时后，蒙古军彻底打败了格鲁吉亚军，并推翻了这个小国的贵族统治。速不台使这个国家成为蒙古人在欧洲的第一个附庸，成为此前产生的众多支持和忠于蒙古的附庸之一。
随着这次试探性战斗的成功，速不台和哲别沿着群山进军，去探知东欧平原，看看在战场上还能遇见其他什么样的陌生民族。蒙古人系统而持久地探查了这个地方。由于平时注重侦察并汇总各类信息，因此蒙古人已确定那里的人口数量和城市位置，了解到政治上的分裂和各国的敌对状况。蒙古人找到了一些叫做“钦察人”的突厥部落，他们分布于里海和黑海北岸的平原上，过着与蒙古人相近的游牧生活。双方的人民同样居住在毡布搭起的帐篷内，各自说着相互有某种联系的语言，蒙古人从钦察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诱使一些钦察人与之结盟。速不台真正关注的目标在于更北和更西的农耕地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城市，虽然人们都信仰东正教、说俄罗斯语，但是他们却被互相敌视的、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们分割而治。速不台率领军队朝这些城市行进，以观察领主们如何应对，1223年4月底，他到达了黑海以北的第聂伯河。
为了能有足够的力量将野蛮的异教徒侵略军驱逐出去，平原上的基督教城市联合了起来了。各处的部队迅速被召集，它们来自于这个地区所有各公国和城邦——斯摩棱斯克、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基辅、沃里尼亚、库尔斯克、苏兹达尔，还有部分钦察人。从伽里赤、契尔尼果夫和基辅来的三支军队是在各自国王的指挥下，他们的名字都叫“密赤思老”。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基辅王密赤思老——最大、最富有城市的国王，他率领的军队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女婿。正当俄罗斯各军缓慢行进时，蒙古军派出了由十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去商议有关劝对方投降或联合的事宜。俄罗斯人傲慢地处死了所有的蒙古使者，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蒙古人的外交礼节，很快地，所有俄罗斯王公就要为他们的罪行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一开始遭遇到一场小冲突后，蒙古人随即向东撤退，好像他们害怕与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一样。俄罗斯军队及部分钦察盟军得意地尾随其后，但是一天天过去了，蒙古军仍然跑在追逐他们的俄罗斯人前面。当时有些俄罗斯部队还未到达前线，因此来不及加入追击蒙古人的行列，追击中行动缓慢的部队逐渐落在后面，只有行动快速的部队还紧紧地跟着撤退的蒙古军不放。俄罗斯人担心蒙古人可能逃脱，这样他们就掳获不到蒙古人此前横扫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时所获的大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为了争相获得荣誉，也为了抢先进行掠夺，俄罗斯的王公诸侯们都命令自己的士兵快速向前冲锋，以便取得战败蒙古的首功；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一个如何组织部队有序后退、重整队形或安全撤离的计划。在将近两周的追击后，俄罗斯军的先锋终于在迦勒迦河（流入亚速海）赶上了蒙古军，在那里，他们要最终将迫使入侵者一战，而哲别和速不台已经选好了对蒙古军最有利的地形。为了不让敌人在长途急行军后有片刻的喘息，同时也是担心蒙古军可能再一次逃跑，信心百倍的俄罗斯王公们整顿了战斗队列，准备攻击敌人。
后来的许多编年史在记载俄罗斯参战士兵的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俄罗斯方面基本上在四万到八万人之间；其参战人数至少是蒙古军士兵的两倍。然而俄罗斯士兵大部分从谷场和乡下小村招募而来，他们都是农夫，在身体健康、营养充足的情况下，他们在偶尔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表现顽强、富有经验，但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看成是职业军队，特别是在冬季之末缺乏足够的食物来补充营养时。与其说善于使用武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更擅长挥舞镰刀割草，或是扬起鞭子驱策公牛。贵族军官们仍确信很容易就会取得胜利，农夫们忠实地在盾牌后面列好队形，除了手中的农具——权且当作一把剑、一支矛、一个重锤或一根棍棒——以外，每个人还拿着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武器；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弓箭手站在附近，高级军官骄傲地坐在战马上，矗立在步兵的后面。
俄罗斯士兵肩并着肩，稳固地站在一起，互相依靠着，他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攻击，他们只有下定决心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打乱。可是攻击似乎并未来临，蒙古人没有进攻，他们开始击鼓歌唱，突然，蒙古人的队伍陷入了一片可怕的寂静之中，完全没有了声响。因为那是一个清新的春日，空气中没有太多的尘土，所以蒙古人采取了“静攻”，通过摇动旗帜来控制协调各支部队的行动，他们挥旗示意骑在马上的弓弩手，悄悄地向俄罗斯步兵阵列疾进。马蹄踏地的重击声发出阵阵回响，穿梭于俄罗斯军队的阵列中，传递到了正在待命冲锋而神情紧张的俄罗斯士兵的腿上。但对方却没有发起冲击，蒙古骑兵在斯拉夫人武器的射程之外停了下来，在那里向俄罗斯步兵阵列万箭并发。俄罗斯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他们没有人能够有效反击蒙古兵。俄罗斯士兵没有人能用剑当面与蒙古兵搏斗，没有人能将长矛投向他们，或拿着棍棒追逐他们。所有的蒙古兵都拥有大捆的箭，蒙古人在设计箭时是处心积虑的，他们的箭根本无法搭在敌人的弓弦上射出。出于受挫后的愤怒，俄罗斯士兵把散落在地上的箭折断，他们确信这样一来，蒙古人就不能得到它们再次使用了。
随着步兵被冲垮，俄罗斯的弓箭手瞄准蒙古人开始射箭反击，但是弹力不足的欧洲弓射程很短，几乎无法射中目标。蒙古人嘲笑着捡起了俄罗斯人射过来的箭；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对方的箭折断，而是将这些箭搭在自己的弓上射向了它们原来的主人，因为这些箭的槽口与蒙古的弓弦非常相配。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俄罗斯军队开始在惊慌失措中迅速败退，俄罗斯士兵像是一群逃跑的羚羊或惊恐的小鹿，而蒙古军则追在后面，将他们一一捕杀。溃退中的俄罗斯军队与即将抵达战场的一队队士兵撞在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开始互相践踏，这样就堵塞了后退的道路，增加了混乱和伤亡。
俄罗斯的王公们手持耀眼的标枪，腰挂发亮的宝剑，举着各色的旗帜，身穿引以为豪的战袍，跨坐在高大结实的军马上。这些欧洲军马被豢养得体形魁伟、富有力量，成为一种展示品——在阅兵场上它们可以承载起贵族骑士盔甲的重量，但人们饲养它们却不是为了使它们在战场上快速敏捷地行动。因为有厚重的金属盔甲保护着，所以俄罗斯王公在与其他欧洲贵族鏖战沙场时常常毫无畏惧，但随着周围的步兵全线撤退，王公们也不得不逃跑。他们的军马虽然漂亮，却无法负重长途奔驰，蒙古人追上了全副武装的骑士，将这些处于统治地位
的俄罗斯城邦的王公诸侯们一个个杀死。一路上，蒙古人继续追逐和屠戮退往黑海的俄罗斯人，在那里，战斗开始了，引用《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条目中的话来说，派出去与蒙古军作战的大量士兵，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家”。自从约一千年前匈奴人攻击欧洲以来，这是亚洲武力第一次入侵欧洲，并彻底歼灭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在这场战斗之后，速不台和哲别带领士兵在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春天，他们连续好几天举行大规模的酒宴来庆祝胜利。战败的国王密赤思老和他的两个女婿成为宴会“荣幸的客人”，但是他们的遭遇却显示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蒙古人用毡制的毛毯将三人裹住，以符合三人的高级贵族身份，把他们塞进帐中的地板之下，然后蒙古人整夜在地板上喝酒唱歌，慢慢地、残酷地将他们压死。让俄罗斯人知道这是对他们杀死蒙古使节的严厉惩罚，这对蒙古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地，向自己的士兵重申，应该自觉地对杀害蒙古人的不公道行为进行相应的报复，这对蒙古将领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古俄罗斯贸易城市的编年史家记录了蒙古人的出现，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是谁，这些人离开后又去至何处，他们把自己国家败于陌生民族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于上帝的惩罚。由于蒙古人不是留下来占领土地，而是长途跋涉返回蒙古国，所以欧洲人很快忘却了蒙古人的胜利，又重新陷入了他们自己的争斗之中。基督徒解释说，因为蒙古人是执行上帝的意志严惩罪人，所以上帝又送他们回家了。《诺伏哥罗德编年史》阐述道，“鞑靼人从第伯聂河往回走，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也不清楚他们在何处把自己隐藏；我们犯下了罪行，上帝知道从哪里将他们招来惩罚我们。”
在速不台首次战胜俄罗斯人十二年后，忽里台大会的与会者回顾了蒙古人这段早期的胜利经历。窝阔台首先关心的是从对欧洲的战争中获得财富，而不是战争策略问题。尽管在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与对中国和穆斯林的战争比较起来，远征欧洲几乎没有得到战利品。因为速不台的军队没有时间或多余的兵力去组织攻打那些墙壁高筑的城市，所以蒙古军只带回很少的战利品，但速不台的初步探索向人们揭示出，那里存在着许多城市；更重要的是，在克里米亚休战养马期间，蒙古人发现这里乃是被热那亚商人所操纵的贸易中心地带，它们中有些地方已被蒙古人掠袭过。
窝阔台看上去不喜欢、更可能是不信任速不台，而速不台在很大程度上对窝阔台也如此。速不台的地位有术赤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居于较远的西部草原，并且继承了速不台在伏尔加河一带征服的土地。术赤死后，速不台依靠术赤之子拔都，成功进入术赤系后王的汗庭任职。拔都汗在成吉思汗诸孙中排行第二，而且是他们之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使他最有可能在窝阔台死后被选为大汗，而征战欧州将会极大地增加他的财富、威望，从根本上加强他的候选资格。
拔都提出了众多相类似的出征理由，而窝阔台却拒绝了他，窝阔台更加坚定地想从对南宋的战争中使自己获利。窝阔台的位置在蒙古帝国的中心，两个兄长家族的份地将他和欧洲隔开，只有幼弟拖雷的封地位于他和南宋之间。就在三年前——那是一个秋天，正当大多数发酵的马奶可以为人们所用之时——有天早上，四十岁的拖雷在醉酒狂欢后踉跄地走出窝阔台的帐篷，突然倒地而毙。这对窝阔台是十分有利的，他立即行动，企图通过促成他儿子贵由和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已故的客列亦惕部汪罕的侄女——的婚姻，来吞并亡弟的财产，包括祖宗故地和不儿罕·合勒敦山。然而，唆鲁禾帖尼拒绝了，理由是四个年幼的儿子需要她一心一意地抚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但此时此刻，她那未经考验的儿子们尚无力与他们的伯父——大汗——抗衡。
通过南征宋朝，窝阔台在唆鲁禾帖尼面前会更具威望和影响力，同时可以将她所持的财产纳入自己的腰包，他以侵宋为借口对那些曾经效忠于她丈夫的战士发号施令。这样的话，一场侵宋战争能给窝阔台带来双重的利益：一方面，他可以从中国夺取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他也有机会从亡弟的遗孀那里吞并亡弟的土地和军队。
在黄金家族内部，分成了主张入侵欧洲和主张进攻南宋的两派，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前所未有的决议：蒙古军队全线出击；同时进军攻打南宋和欧洲。蒙古军将进行一系列的战斗，这会使蒙古军长途奔袭五千英里以上，超过一百个纬度单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创造过得以与之相匹配的如是壮举，直到二战中美国及其盟国同时在欧亚发动攻势为止。窝阔台汗派出三支军队——主要都是在他宠爱的几个儿子的统率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南宋。欧洲之战会在拔都汗的指挥下进行，他以速不台为向导；但是有个措施可能是用来限制拔都汗权力的，即来自四个世系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们，都被派去负责指挥不同方向的战斗。窝阔台则派出了他最不喜欢、最令他头痛的儿子——贵由。
虽然作出这个决议是很有勇气的，但它可能是蒙古帝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决议。尽管对宋战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蒙古人还是未能占领南宋的主要地区，而在此次战争中，窝阔台痛失一个爱子，这可能是由于几个儿子在战争中存在分歧和缺少速不台指导的缘故。由于侵宋半途而止，因此宋帝国在最终投降蒙古之前又在风雨飘摇中存在了四十年。相比之下，欧洲之战尽管因不同支系诸王之间的争吵而被拖延，但在军事上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与以前成吉思汗征服城市时获得的财富比起来，这次征战所得到的财富价值仍然不值一提。
对欧洲用兵的准备工作需要两年，信使四处传达决议和布置任务。1235年的忽里台大会决定恢复和扩展成吉思汗时建立的驿站体系；战争的前线是如此遥远，因而迅速且可靠的通讯就变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在采取正式的入侵行动之前，蒙古人派出一些小分队去刺探敌人的守备情况，并为蒙古人的牲畜探寻合适的牧场和水源。他们找到那些最适合喂养绵羊、山羊，以及放牧牛马的河流、草原。有些地方看上去草地不够，蒙古人就分遣小股部队去焚烧他们日后要经过的村庄和田地，以便把农田开发为牧场，这些土地未经农夫的耕耘和种植，它们在蒙古军到来之前就被还原为草地。长达五年的欧洲战争标志着蒙古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差不多一切事情都依战场计划而进行。远征欧洲的军队由五万蒙古人和其他十万同盟军组成。作为一个老练的草原猎人，作为一个紧随成吉思汗四出征战的英勇武士，速不台表现出他经过长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如何思考，知道怎样打仗，此外，蒙哥和拔都，这两个最富智慧和最具才能的成吉思汗的孙子，也努力地协助他指挥作战。直至战争开始时，蒙古军队已经吸收了中国和穆斯林最好的技术与军事知识，这使它成为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武装力量，可能远胜于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的军队。
速不台把不里阿耳人占据的伏尔加河作为征服的首要目标。1236年（猴儿年），蒙古军主力出发了，在主力部队之前以两百人的侦察兵为开路先锋，之后又以两百人的战士为断后卫队，他们一旦到达伏尔加河，真正的入侵就开始了。此战，蒙古军实施了不同寻常、但对他们来说又是屡试不爽的策略——分兵合击、至少两线作战，如此一来，敌人就无法判断到底哪个城市或王公将是蒙古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任何一个王公，如果将军队调离自己的城市而去增援其他人，那么别处的蒙古军就会进攻这个不设防的城市。由于自己的大本营面临着不确定的危险，因此每个王公都把军队用来固守自己的领土，没有人去支援其他人。
速不台带领军队北上，直指不里阿耳人的故地，而蒙哥——已故的拖雷的长子，率领另一支军队南下逼近钦察突厥人。一些钦察人逃跑了，但另外的都同意加入蒙古军去攻击俄罗斯城市。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快速撤退后，蒙古人把他们的领地作为大本营，存留的百万牲畜在这里放养，向东绵延达数百英里。不少已经生活在东欧平原的游牧部落与蒙古人合作，还有一些部落不断逃离，把恐怖和惊慌散布到面临入侵的前沿地区。
从伏尔加河出发，蒙古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横扫今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经过多次探查，蒙古人发现这些城邦和公国仍然处于分裂和互相敌对的状态之中，正如大约二十年他们入侵时一样。蒙古人每次都采取相同的外交程序。每到一地，他们就开始活动：派出正式的使节要求首府城市投降，加入蒙古大家庭，成为大汗的附庸仆从。如果他们愿意投降，使节就向新附庸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侵犯，允许他们的家族保持统治地位，准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受保护的回报，这些人必须拿出所有财富和物资的十分之一，当作贡物献给蒙古，但几乎没有城市能付得起这笔费用。
蒙古人将梁赞城作为第一个目标，《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38年条目说“鞑靼人来时，数也数不尽，就像蝗虫一样多”。首先，小股蒙古部队分散开来去蹂躏周围的农村。每个士兵都抓来一定数量的平民、驱使他们去干杂活，如挖工事、砍树、运送补给。然后士兵们焚烧村子，让剩下的农夫向城市的木制城墙爬去，寻找安全之处。当蒙古军最后到达城市外围时，里面已聚集了众多惊慌和恐惧的平民。蒙古人派了一个女使者去递送书信并命令投降，守城的官员担心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拒绝与她进行任何谈判，于是蒙古人准备攻城。
蒙古人不断进攻，他们令俄罗斯人感到十分可怕。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长着强壮有力的胸膛，消瘦苍白的脸，坚硬高耸的肩膀，短小歪扭的鼻子；下颚尖而突出，上颌深陷，牙齿长而稀少，眉毛从头发延伸到鼻子，眼睛乌黑、不停转动，整张脸长而严酷，四肢瘦而强健，膝盖下的大腿粗厚而短小。”进攻时，蒙古武士穿着一件轻巧的皮甲，它前厚后薄，所以“他们不可能试图转身逃跑”；搏斗中，“他们用长矛、棍棒、战斧和刀剑等英勇作战、绝不屈服，但最突出的是使用弓弩”；如果被俘，“他们从不乞求怜悯，绝不把自己活着交给战胜者”，这些精神，表现出他们“迫使全世界都归其统治的目的和坚定信念”。
蒙古人没有攻打梁赞的城墙，他们驱使大量强征而来的壮丁建造一项工程，这样做更能让城中居民感到迷惑和恐慌。壮丁们把树砍倒，将它们拖到城墙前方蒙古军的阵前，然后开始沿着梁赞城快速地建起一堵墙。这堵墙形成了一排坚固的栅栏，完全包围了城市，封锁了各处城门，防止城中的守军派兵突袭蒙古人或破坏蒙古军的攻城器械。这墙是木制的，以传统的“捏儿格”（nerge）形式构成，它是过去蒙古人在群体狩猎活动中围猎动物时形成的猎圈。蒙古人的墙切断了城外援军的行进路线，他们无法前来支援或是运来粮饷供给。这堵墙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最大恐惧可能是，居民们被封锁在城中，没有任何逃走的希望。蒙古兵藏在墙后面，就处于城中敌军弓箭的射程之外，而他们却可以在城中守军根本看不到的情况下，架起攻城的器械，或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
蒙古兵藏在新建木墙后面的甬道内很安全，如今他们紧紧盯住梁赞城，就像世世代代的蒙古猎人把挂着毛毯的绳索系在树上拉直、从后面俯视着被他们牢牢围住的猎物。城市居民已经熟悉蒙古人经常使用抛石机和破城锤的情形，但他们没有体验过变化后新的炮击方式，蒙古人发展出一种崭新的作战形式。他们的抛石机大量地抛出巨石、大块的木头、整罐燃烧的石脑油、火药和其他不知名的东西。蒙古兵就像使用燃烧弹和烟幕弹一样四处播撒火种，释放出难闻的气味，这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邪恶魔法的施展和疾病的来源。除了射出火苗之外，这些装置还能将小型燃烧火箭或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掷向敌方的城墙。这些神秘武器造成了极大的恐怖，以致于受害者们后来传说，蒙古人不仅骑着战马而且还驾着被驯服的暴龙行进。
在城市遭受轰击的过程中，隐蔽的入侵者投射出大量不知名的东西，其所产生的炮火、烟尘造成了城内的混乱，也使城内士气严重受挫，这就等于摧毁了城市的防御。经过五天恐怖而极具破坏力的炮击后，蒙古军从木墙后面出现了，他们随即带上云梯和破城锤攻打已被损坏的城墙，仅一天的功夫就拿下此城。居民纷纷避难于教堂，在那里，很多人死于蒙古人点燃的熊熊烈火之中，胜利者将城中贵族抓捕在一起全部处死，一位当时的俄罗斯编年史家记载这场大屠杀说，在蒙古军经过的地方，“没有人能睁开眼睛为死者哭喊”。蒙古人挑选一些俘虏作为随军苦力，并迫使大量的人逃往下一个城市。难民不仅给下一个城市的居民带去了血腥的战斗情节，而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蒙古军到来进攻之前，他们再度使那个城市的生活空间变得十分狭小。
当新战俘拆除栅栏、开始将木料运往下一个目标城市时，一位随军的蒙古户口调查官记录下了掠夺而来的人口、牲畜和货物的数量。他们根据所有蒙古人——从孤儿寡妇到黄金家族的成员——应得份额的规定，把货物和俘虏分成多份，然后派上千战俘将货物运回哈剌和林。
难民传播着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从马修·帕里斯——英格兰赫特福德郡圣艾版斯的本笃会修道院的一位修道士——写的编年史中看到。1240年，他记录了已知最早的关于蒙古人在西欧的活动，他说蒙古人是“一个巨大的游牧部落，属于可恶的撒旦后裔”，“就像从塔尔塔罗斯释放出来的魔鬼一样”，他还错误地写道，“他们叫鞑靼人，来自于一条叫鞑靼的河，它穿过他们居住的山脉”。“塔尔塔罗斯”是地狱的希腊语名称，是冥府最底下的深渊，提坦就是因为在众神之间挑起战争而遭审判并被囚禁于此。
帕里斯记述蒙古人“毁灭性地蹂躏了东部的国家，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接着他又通过具体的细节来描述这些残忍的入侵者，他们“把城市夷为平地，焚烧森林，摧毁城堡，砍倒葡萄树，破坏花园，集体屠杀市民和农夫；如果他们偶尔宽恕了一些求饶的人，他们就会像对待最下贱的奴隶一样，强迫那些人在前面与亲人撕杀。假如这些人佯装搏斗，或是通知他们的同胞逃跑，那么紧随其后的鞑靼人就会把他们宰杀；即使这些人英勇战斗并获胜，也得不到任何奖赏作为回报，野蛮人就是这样把俘虏当作牛马一般来虐待的”。
从激烈的警告上升到歇斯底里的怨恨，马修·帕里斯继续咒骂蒙古入侵者：“他们毫无人性、如同禽兽，与其说是人还不如称其为妖魔，他们饮血止渴，把狗肉和人肉撕裂后吞吃。”在使用很多侮辱性的刻薄话来添油加醋之后，他说出了一些重要而准确的信息：“他们披着牛皮，用铁制长矛武装自己；身材粗短，体格结实而富有力量；他们战无不胜、劳而不倦；他们没有用盔甲掩护后背，而是用它来保护前胸；他们喝牛羊的鲜血，把它当作美味佳肴；他们有强壮的战马，这些马以树叶甚至是树杆本身为食；由于他们腿脚短，所以上马时要靠三层的台阶而不是马蹬。”帕里斯书中其他部分的要点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掺杂了少数错误的认识：“他们没有人间法律，不知怜悯，比狮子或熊更残忍；他们有用牛皮制成的小船，十或十二人拥有一条；他们擅长航行或游泳，因此可以及时地、毫不困难地横渡水面最宽阔、水流最湍急的大河；当牛羊的鲜血喝完时，他们就喝混浊不清的水，甚至喝泥浆水。”
就在1240年马修·帕里斯记录下这些所见所闻的同时，蒙古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俄罗斯大多数的地区性城市，他们正准备攻占斯拉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基辅。1240年（鼠儿年）11月，蒙古特使利用早到的冰季，跨过许多河流，来到基辅城下，不出意料之外，基辅当局把他们全部杀死，并傲慢地将尸体挂在城头示众。
在蒙哥率领下，蒙古军在初冬时节屯兵基辅城周围，俄罗斯牧师形容它为“鞑靼之云”。据说蒙古军行动时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连城内的人们彼此都无法听见彼此之间的说话。当蒙古士兵攻占各处城门时，居民们躲进了宏伟华丽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避难，直至教堂内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任何人时，人们关上了大门。外面惊恐万分的难民仍然希望在教堂圣地附近找到安全之地，很多人爬上教堂的围墙，到屋顶上去寻找避难所，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多，以致于整个建筑物因不堪重负而倒塌，压死了许多拥挤在教堂里面的人。
1240年12月6日，蒙古军打下了基辅城，洗劫并焚毁了该城。基辅守将德米特尔，在被贵族统治者抛弃之后，仍然顽强奋战，拔都非常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和坚韧毅力，赦免其不死。蒙古对俄罗斯战争的阶段胜利结束。在一年多后的1242年条目中，《诺伏哥罗德编年史》开始提到这一地区新的统治者，书中不仅称之为“蒙古的拔都汗”，而且还冠以“沙皇拔都”的称号，其意义就是“恺撒拔都”，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统一的权威政治的建立，这种权威凌驾于众多互相敌对的俄罗斯王公家族之上。正如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所说：“我向您鞠躬，沙皇陛下，因为上帝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随着基辅的陷落，蒙古完成了对欧洲东部的征服。蒙古人把大量难民赶往西方，难民散布着有关蒙古人的传说，这样，在蒙古人到达之前，中欧地区已人心惶惶。难民几乎没有机会逃脱，1241年2月，速不台派出了新的侦察小分队，当时河流仍旧结冰，蒙古骑兵更能轻而易举地挺进到匈牙利平原。欧洲战场上的战争，还涉及到对未来蒙古帝国和世界的支配权的争夺，当然这不取决于战争本身——打胜仗对蒙古人来说相对容易，它取决于成吉思汗的孙子们在幕后的政治角逐。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被选为大汗，这其实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没有解决汗位继承问题；而只是推迟到了下一代，现在，这下一代人正指挥蒙古军横扫欧洲，并已经开始了对最高领导权的竞争。
摘自《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作者：[美]杰克·威泽弗德 重庆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