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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书《乐毅论帖》旧拓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于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拓，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后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拓，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拓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拓非原拓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拓的再拓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拓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拓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于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于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于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现在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巗《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余清斋帖本》拓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于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于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拓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拓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王羲之书《乐毅论》
《乐毅论》原文：
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营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讨齐以明燕主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着於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迈至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任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也，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於两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犲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亏齐十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废，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覇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诛哉。其与邻敌何以相顷。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言之，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乐毅论》今译：
世人大多认为乐毅不能按时攻克即墨是错误的，因此，（我在此）记叙并论述他。
探求古代贤能的心意，应该先从大的方面和远的方面想，一定是（先感觉）曲折难懂，然后方可领会啊。如今（对）乐毅之事的曲折有人还未能彻底了解，因而大多认为他错了。这样让前代贤人在将来被人误解不是很可惜吗，看乐毅赠给燕惠王的信，他大概在谋略上是差不多了，合乎于仁道而且能始终如一。他告喻昭王说：伊尹流放太甲而没有猜疑，太甲被流放而没有抱怨，这是（因为）把大业放在最公正之处，并且是以天下为考虑了。如果想极尽仁道的度量，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使得他的君主兴盛发达，与先君情趣相合，君臣同心协力，这样，大业就能稳定了。在这个时候，乐毅的志向，是千年一遇啊，也将推行千年一遇的崇高仁道。哪里是他拘泥于时局，仅仅为满足兼并呢，兼并（齐鲁）不是乐毅所希望的，使燕国强大而废除仁道，也不是乐毅所希望的。不屑于苟且有成，也就心中没有眼前的小事情了，不渴求小的收获，这是意在一统天下啊。这样看来，攻打齐国是要借此机会来撼动天下，讨伐齐国的目的是要阐明燕王的仁义，没有动用武力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包围城池而没有加害于百姓，这样仁慈之心将传播很远，攻打别国不为谋求（私人）功劳，除掉暴君不用武力，这样，最高尚的美德就能普遍天下；率领其他诸侯国倡导仁道，近乎于商汤和周武王了，乐毅恰好弘扬仁道，放弃（攻打）两个城市，让百姓安生，表明诚信，来等待他们（齐国）出现弊端，使得即墨县和莒县的百姓回头怨恨自己的国君，（最后）愿意放下兵器，像亲人一样依赖我们。善于守卫的智慧，（是）不要随便做什么事情，这样，想要仁道就能得到仁道，（也是）即墨士大夫的仁义啊。责任到了尽头就会随从，只有他才是合适周全的方法。开通更广阔的渠道，来等待田单一类人（降服），助长容纳善良的风气，申明齐国士人的志向。使忠诚的人实现节操，明理的人显著道义，天下昭彰，传给后世。我的恩泽就像春光，百姓就如春草，道义光耀宇宙，贤能之人托付真心，邻国之人倾心羡慕，天下引领向往，（都）想推戴燕王。随着众人的呼声，两座城邑一定会降服，这样，霸王之业就可实现。即使停留在两城，也会很快告喻天下。不幸发生变故，在当时形势是不希望的，功败垂成，乃是命中注定。如果用威势逼迫，用武力攻打，则攻城只为求的暂时的功劳，让燕国和齐国的士人在两座城池间流血，拼杀形成很多伤残，让四个国家的人来看，这样（是）用放纵残暴替换战乱，贪婪私利，邻国看到，我们就成了豺狼。既丢失了用兵的意义，也丧失了扶弱的仁道，使齐国士人节操受损，废除清廉优良作风。拥有的是大义废弃，丢弃的是崇高的王道，即使两座城池能够攻克，称霸天下的事情也背离很远了。再说，燕国即使兼并了齐国，对世人又如何诛伐？与（原来的）邻敌又怎样相处？乐毅难道不知攻克两城很容易么，只是考虑到城池攻克时也就背离霸业了；难道不知不能迅速攻克会产生变故？只是考虑到背离了霸业与产生变故是一样的。因此说来，乐毅没有屠戮两座城池，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褚摹《兰亭序》（整体与局部） 《褚摹兰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序》原迹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真迹据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的“神龙本”为最佳；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
此卷根据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定为褚摹兰亭序。同时卷中有米芾题诗，故亦称“米芾诗题本”。
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玉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米芾诗后接纸上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等5家题词及钤印均伪，当是南宋末年所临。以后接纸上的元、明诸家题识均真，然疑是别处移来配上的。
以后纸题跋、印章考证，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又据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也可印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点画用笔少锋芒，与近真的《冯摹兰亭序》(神龙本)呈鹅毛笔书写特点的风格迥异，亦和以褚摹为底本的唐摹本墨迹不同，当属于唐以后一再重摹的宋摹古本。此卷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此卷流传鉴藏经过大致为：北宋滕中、南宋绍兴内府、元赵孟頫、明浦江郑氏、项元汴、清卞永誉、乾隆内府。曾著录于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阮元《石渠随笔》等书，并刻入“兰亭八柱”。 褚遂良（596-659），唐朝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认为，他对王字理解的深刻，有辨认王字真伪的能力。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褚遂良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认为，他对王字理解的深刻，有辨认王字真伪的能力。 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他不仅书法写得“古雅绝俗，瘦硬有余”，而且还有一双精妙神奇的书法鉴赏慧眼。唐贞观十二年，因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不幸病逝，便召见褚遂良，并任命他为侍书。
用位高权显来描述褚遂良是毫不为过的，他是历代书法大家中介入封建社会权力中心的少数人物之一。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褚遂良的书法。 褚遂良其父褚亮，为唐代开国元老，进爵开国县侯，卒年八十八，以贞观功臣陪葬昭陵。以家庭背景和他自己的才能，褚遂良颇得太宗重用，先后任六品秘书郎、谏议大夫、太子宾客、黄门侍郎、检校大理卿，直至大权在握的中书令(首席宰相)，甚至作了辅佐太子(唐高宗李治)的顾命大臣。褚遂良忠义直言，唐太宗多所采纳。而太宗崩，高宗继位，褚遂良的直谏却遭来了杀身之祸。唐高宗永徽六年，为反对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褚遂良义正词严，当庭置朝笏于阶上，脱冠解巾，伏阶叩头，以至于头血迸溅。武则天于帘内大骂：“何不扑杀此獠！”但最终高宗还是改立昭仪为后。不久，褚遂良以潜谋不轨之罪贬爱州，卒于任上。此后，子孙流配，两子彦甫、彦冲被杀。一代良臣，结局悲惨，然褚遂良声名亦届此载入史册。 褚遂良被推为初唐楷书四家之一，其主要成就也在楷书。前人评褚遂良书法“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张怀瓘《书断》)“婉美华丽”(朱长文《墨池编》)，“褚登善以姿态胜，故举笔辄变”(蒋衡《拙存堂题跋》)。足见其书风属于秀美一路。但褚遂良的疏瘦则并非枯瘦，王澍言“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当是识者之言。综言之，褚遂良楷线条瘦劲，结字谨严，用笔富于节奏，华丽而不失刚劲，上承隋人书法，下开有唐一代书风，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有人云其书法平民化云云，实则言褚遂良书法有普及之功耳。 褚遂良楷书，世称“褚书”，为后世效法的经典法书之一。然究其所自，却断非无源之水。张怀颧《书断》言“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虞监书法，恪守右军，圆融内蕴，与褚遂良瘦硬迥异。而其父褚亮与欧阳询相善，观褚遂良早年书法，颇多隶意，与欧阳询多相似之处。褚亮与欧阳询同在隋朝为官时，褚遂良年十六左右，正是志学之年，故其学当自欧阳询。观其《伊阙佛龛碑》，碑近隋碑风格而亦有欧体风神，可为佐证。另外，李嗣真《书后品》言唐太宗、李元昌(汉王)、褚遂良“皆受之于史陵”。史陵为隋人，《书断》称其“亦有高古，伤于疏瘦”，恰与褚遂良风格相近。然虞世南与褚遂良的关系，势必影响到褚的书风。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在宏文馆招集二十四名五品以上子弟，“敕虞世南欧阳询教授楷法”，次年在国子监设立书学，置书学博士教授书学。褚遂良当时为负责图书缮写秘书郎，书风受到虞世南、欧阳询的影响应所难免。所谓“祖述右军”，当在贞观十三年太宗搜集王羲之书法之后。贞观十年，褚遂良被太宗召为侍书，世人所献大王书迹，均由褚遂良鉴定，“天下争赉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并编辑了《右军书目》。然此时褚遂良书风已基本确定，只是进一步完善而已，故右军书法，对他影响并不是根本上的。其影响最重要的是得虚实之辨，而非一味瘦硬。 由此可知，褚书书法，受史陵影响最大，其总体风格还未跳出隋代碑刻书法的圈子，但后期则多少透露出唐楷书风的风神，故上文所言上承隋代，下开有唐，意在斯也。 褚书之短，前人谓“丰艳雕刻”、“恨乏自然，功勤精悉”云云。作为一个积极入世，极有作为的权臣，他的书法也基本是基于实用的。国子监的书学课程也应该是学习实用书法，故雕刻、规整、不够自然等等是在所难免的，这也是整个唐代楷书的通病。相对而言，褚遂良书法倒比其他几位唐代楷书大家更为生动活泼，这是今天书法界一度出现褚遂良热的主要原因。然今之学褚者，或失之软弱，或失之枯瘦，不知褚书于瘦劲中显丰腴，灵动中有刚劲，是学者之失，非褚氏之过也。 褚遂良传世书法有十余件，多为碑刻。《孟法师碑》多存隶意，用笔多圆，风格近于欧、虞，结字用笔失于拘谨。优秀者当推《雁塔圣教序碑》与《大字阴符经》。前者是褚遂良的代表作，字体瘦劲，结字精密，兼用行书笔法，华丽秀劲，风神疏朗，人谓金生玉润、古雅风流，堪称杰作。《大字阴符经》为墨迹纸本，传为晚年之作。笔力劲峭，意韵古淡，沉着痛快。虽有伪迹之嫌，然其艺术成就昭然在目，足可以假当真。其他碑刻墨迹亦足参学，然须知道取舍，取其精华方可。 延伸阅读 唐代书法的开山鼻祖——褚遂良
欧、虞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陈、隋，入唐时均已六十余岁。唐代书法的真正开创者，理当首推褚遂良了。上承钟、王、欧、虞，下启张旭、鲁公，卓然成为唐代书法的中流砥柱。
一、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褚氏先祖本在河南阳翟，晋室南迁时徙居江南，为当时名门望族。父褚良是位博学精艺的名流，陈、隋时官至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入唐后，为弘文馆十八学士之一，与欧阳询、虞世南为相知有素的同僚。因魏征推举，褚遂良步入政治舞台，并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贞观末，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命辅政。唐高宗时，累迁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认称“褚河南”。
褚遂良早年深受父的影响，常出入于名士官场之中，博涉经史，潜心翰墨。青年时，其楷书为欧阳询所称，视为难得之材。又曾师虞世南，精研羲之笔法。其间，又曾师从以“疏瘦”见称的书法名家史陵。据记载史陵的楷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金石录》）这对褚遂良晚期书风的形成，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贞观十二年（638），被唐太宗喻为“与我，犹一体也”的虞世南去世，太宗悲痛不已。曾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即推荐道：“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诏令褚遂良为侍书。
唐太宗因酷爱书法，曾不惜重金遍求羲之遗迹，又亲自为《晋书·王羲之本传》作《赞》；设弘文馆，诏令五品以上京官子弟去弘文馆学书，并将书学立为国学，书学由此蔚然成风。当时，太宗征得羲之遗墨甚多，真伪难辨。褚遂良为此一一作了详细的鉴定，一无舛误，成为中国鉴定史上第一人。并编定《右军书目》，藏于内府，为以后研究王羲之书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褚遂良既以书法为太宗所赏识，既进而又以其政治上和人格上竭智尽忠、直言不讳的秉性，深得太宗的信赖。太宗在位的后十年中，褚遂良先后提出了几十条有益的建议。大多为太宗采纳。太宗曾叹道：“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旧唐书·本传》）
褚遂良早在任起居郎时，唐太宗曾问他：“朕有不善，卿必记邪？” 褚遂良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因为，“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可见其耿直磊落的秉性。
当国力日趋强盛，唐太宗便打算进一步扩展领土与势力。曾派侯君集征服了高昌，继而又每年调发千余人去防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认为这样既得不到当地人民的信服，又苦了军臣。不如选择有实力有能力得高昌首领为领袖，予以高昌人民自治的权利，又使其成为唐朝的藩属。太宗接受了他的提议。不久，唐太宗又打算征服高丽，褚遂良极力上疏劝谏。太宗不但没有听取，执意御驾亲征。结果遭到了高丽人的坚决抵抗，败师而回，后悔当时不该不听褚遂良的劝诫。
皇子的成长与皇位的继承，历来为地帝王们极为关注和焦虑的大事。唐太宗曾打算将一些年幼的皇子出任都督、刺史等要职。褚遂良得悉后，立即上疏太宗，认为皇子年幼，难以管辖众臣、处理公务，不如留在京都，既可以使他们时刻感到皇帝的权威，不敢胡作非为，又能观摩朝政。使他们成才之后，再出任都督、刺史等，便能临重任而胜任之。太宗以为此提议颇为深刻，便予以采纳。在皇位的继承上，唐太宗举棋不定，苦恼不堪。最后，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和褚遂良共同商议，遂立李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卧病不起。那时，房玄龄已死，李勣被猜忌而遭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便成了太宗顾命托孤的大臣。一天，太宗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召入病榻前，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即命褚遂良草诏高宗即位。
然而，这位名重两朝的忠臣和伟大的书法家，同封建社会中其他忠臣烈士一样，没有逃脱悲惨的厄运。当褚遂良写完名重天下的《雁塔圣教序》后两年，残酷的现实为他写下了生命的最后一章。
唐高中李治即位的头几年，由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辅政，尚有贞观遗风。永徽六年（656），唐高宗便准备废除皇后王氏，立太宗的才人昭仪武氏（则天）为皇后。为此，高宗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和于志宁进殿商议。褚遂良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具有忠义坚贞，疾恶如仇的性格，并出于对其他三位大臣的安危着想，以及维护国家和君主的尊严，决定由他一人挺身独当。起初，高宗对废后之事尚难以启齿，因为昭仪武氏的身世和同太宗的关系，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当高宗话音刚落，褚遂良便严正地上前说道：“皇后本名家，事奉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他过，不可废！”高宗听了，非常不快。翌日，又议其事。褚遂良再次苦谏道：“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说罢，褚遂良便将手中的笏扔在台阶上，边叩头，边大声疾呼：“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血流满了褚遂良的前额。高宗勃然大怒，而一直在帘内偷听窥视的武则天，不由咬牙切齿地喊道：“何不扑杀此獠！”幸亏长孙无忌极力阻拦，褚遂良才免于受刑。正在此时，那位元勋李勣却奉迎高宗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废后之事，由此而定。
高宗既立武则天为后，从此，褚遂良便一再被贬。初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显庆二年（657），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次年，忧愤而死。死后被追夺官爵，子孙被流放到爱州，子彦甫、彦冲在流放中被杀。
褚遂良尽管遭此不白之冤，但天下人对他的道德品行和精湛的艺术，给予崇高的敬仰。在他死后的第五年（龙朔三年），在他任过职的同州，重新摹刻了他生前的杰出名篇《雁塔圣教序》（世称《同州圣教序》），以此寄托对他的深深怀念。
二、
褚遂良传世作品仅存《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
《伊阙佛龛碑》（又名《三龛记》），是现存褚遂良最早的书法作品。现存河南洛阳龙门山。虽名为碑，实为摩崖刻作碑状。贞观十年（636），长孙文德皇后去世，其子李泰（太宗四子）在洛阳龙门山开凿佛窟，为长孙皇后冥福，数年凿成。贞观十五年，由岑文本撰文记其事，褚遂良书丹，时褚遂良46岁。长孙氏是位贤德的皇后，曾为初唐开明的政治起过积极的作用，朝廷文武大臣以至天下民众，莫不敬崇于她。也许正是出于这种静慕之心，又加上此碑置于佛窟之内，具有一个庄严的主题。所以，褚遂良将此碑写得特别的端整静穆，清虚高洁。横平竖直，刚严实在，朴质宽博，犹如仁者之言行，磊落坦荡，清澈见底，没有过多的修饰。笔势往来，时而显露出隶书所特有的波磔之笔，浑朴中似有一种婀娜之气。再从技法和书风上看，褚遂良充分吸取了汉、隋诸碑和欧阳询“铭石之书”的特点内疏外密，字体较扁，横向取势，重心较低，这与隶书的书势相类；方刚挺劲，纵横质实，，又近于欧体；同时又融入了自己从容浑朴的个性与刚严的气度，展示了一种度特的艺术风采。此碑虽有些地方尚显板滞，但已流露出了褚遂良惊人的艺术天才，尤其在情感方面的处理上，是相当杰出的。在他的笔下，书法已成了寄托和表现心境和情感的艺术，达到了“心画”的境界。这只要我们将此碑同其他上碑比较一下，便可悠然会心。对此，后人予以很高的评价。杨守敬《评碑记》：“方整宽博，伟则有之，非用奇也。”并称“盖犹沿陈、隋旧格。登善晚年始力求变化耳，又知婵娟婀娜，先要此境界。”翁方刚称此碑为“唐楷中隶法”，而刘熙载赞美更甚，说它“兼有欧、虞之胜”。这些平说，大多着眼书势用笔。事实上，最为可贵的是其中所包含的情感与个性，这同他为政为人的品格和气度是一致的。此所谓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志。
《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642）刻。由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丹。原碑早已不存，现存宋拓孤本也已残缺不全，仅存769字。原拓本曾为清李宗瀚所藏，为“临川四宝”之一。近代流入日本，归三井氏听冰阁。细看此碑，可以感到也许因对象和情感的不同，虽仅次《伊阙佛龛碑》一年，而气息境界大有不同，似乎看上去是两人所书，不仅深受欧、虞的影响，更具有六朝人的气息。如《高贞碑》唐初殷令民的《裴镜民碑》，并开了王知敬、张旭的先河。其书法温婉闲雅，平和丰润，宽舒安祥，如得道指士，谈笑间，自有一种超尘拔俗之姿。结体平中见奇，和中见智，虽似无惊人之举而足以惊人。设想，如果没有博大精深的学识，没有超越荣辱的气度和志气平和的心境，怎能写出如此境界的作品？从技法和风格上看，此碑几乎将前碑中板滞之弊一洗而尽。在书势上，虽仍与前碑颇为相近，但更为圆熟，不再重心偏低。在用笔上，隶书的遗意更浓，又参以虞世南圆润虚和的风韵，在平和中似有一种翩跹之势，方愿出入，美不胜收，尽得自然。此碑可谓集陈、隋碑志和欧、虞之大成，可以探知褚遂良此时已悟得魏晋之神韵，并将这种神韵发挥得淋漓尽致。褚遂良这一突破，为历代书家所推崇。李宗瀚跋道：“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六代之余，高古追钟、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很显然，褚遂良将欧的刚严、虞的圆润融于其中，并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审美理想，真正拉开了唐代书法的先河。沈尹默虽为以代宗师，但其所临总感到有欠苍茫之气。
《房玄龄碑》，又称《房梁公碑》。唐永徽三年（652）刻，为陕西醴泉昭陵陪葬碑之一。时褚遂良57岁。此碑现仍在，但磨泐严重，碑文二千余字，今仅存三百余字。现存唯一宋拓本，亦是残本，笔迹清晰的字有八百多个，亦为“临川四宝”之一，民国时流入日本，为中村不折氏收藏。此碑与《孟法师碑》相隔10年，不论从结体、用笔，还是从书风上看，大相径庭，仿佛完全出于两人之手。按常理，此碑是为已故丞相房玄龄所书，有一个严肃的主题，该写成早年两碑“铭石之书”的样子。但是，褚遂良忠实于自己的书法理想，重视书法中的风韵情趣，并付之实现，把该是较为端庄的“铭石之书”写成这个样子，结果诞生了千古杰作，这实在是个创举。从主观上看，前已说过褚遂良曾深受史陵的影响，但史陵的字今已不存，其书风应接近于《龙藏寺》。再从更远的方面看，与汉代的《礼器碑》为一脉，均属于疏瘦刚硬的一路。如将《龙藏寺》写得流畅一点、华丽一点，就是褚遂良这一书风，只是前者为古质，后者为今妍。在书势上，这三碑均取横势，捺法均与隶法相通，尤其是同《礼器碑》，捺法的节奏和轻重均表现得比较夸张，起到一个支撑全体和“峻拔一角”的作用。故从传统的书学上讲，学褚遂良晚年书，《礼器碑》是必学的，所谓“旁参汉魏，以强筋骨”。薛曜学的虽是褚遂良，然筋骨太露，已失丰润之姿和无肌肤之丽，实开了柳公权和宋徽宗的先河。加上在书写时，褚遂良更多地沉浸在叙述房玄龄一生忠烈的文辞中，忘乎于笔墨的工拙，任情恣性，笔势更为豪放，无拘无束。值得注意的是，宋拓孤本虽仅存八百余字，但明显有枯笔迹象的竟达四十余处，这在楷书的碑文中是绝无仅有。笔画虽如游丝，但清雅劲峻，如铁线老藤，毫芒转折，曲尽其妙；又如春蚕吐丝，文章具在。纵横牵制，八面生势，点画之间，充盈了一种刚正不渝的性格。但他的挺健并非直来直往，而是笔笔三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曲线之美，尤其是横、竖、钩、折，时时有温婉玉润、美丽多方的灵秀之气，有美人婵娟，铅华卓约之称。结体宽绰雅逸，朗洁清丽，如琴韵妙响于空林，余音袅袅，使人赏心悦目，表现出一代忠烈之臣温文尔雅的另一面情愫。
《雁塔圣教序》唐永徽四年（653）刻。原石有两块：以块是《大唐太宗文皇帝制三藏圣教序》，文字为唐太宗御撰；另一块是《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是唐高宗为太子时所撰，均为褚遂良书丹。后碑的字略大于前碑，两石分别镶嵌于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南墙左右。因此两碑嵌于壁间，未受雨淋日晒的剥蚀和人为的破坏，故至今基本完好，只是拓摹以久，已成碑底，诸多用笔的细节已不复存在。此碑为名刀万文韶所刻，故能传其神采。然自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出，天下为之风行。又因褚遂良曾极力反对立武则天为后，武则天对此耿耿于怀。故自褚遂良被贬，曾先后又另立了两块《圣教序》，以此同褚遂良所书相抗衡。一块为王行满所书，名为《招提寺圣教序》；另一块是集王羲之书而成的名为《集字圣教序》。
《雁塔圣教序》从书风上讲，此碑与《房玄龄碑》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因所书的时间和对象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趣味和时间感的暗示性格有异趣。《房玄龄碑》是为已故丞相所书，褚遂良虽比房玄低一辈，然感情深笃，临碑作书，充满了一种情感的冲动，也很少有顾虑，故势随情生，法因势生，节奏极为明快，枯笔由此而生。《雁塔圣教序》则为御制文字，深感圣恩，故下笔较为小心谨慎，笔笔写来，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神情清远，所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清远萧散，疏瘦劲炼，容夷婉畅，铅华卓约，尤其是《记》，写得更为灵和劲逸。
三、
作为唐代书法的中流砥柱，褚遂良的影响是既深刻又广泛的。刘熙载《书概》中称：“褚河南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确实符合历史的状况。自《雁塔圣教序》出，天下为之风靡，冒他的名字的膺品也陆续出现，如《阴符经》、《倪宽赞》、《枯树赋》等等，但这些伪作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更全面地了解褚遂良的书法艺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自此以后，唐代的书法莫不受其影响，几乎与王羲之平分秋色，由此真正拉开了大唐书法的序幕。
褚遂良传世的作品虽然只有四件，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却能领略到不同的艺术风采。从前期的两件作品上看，《孟法师碑》尽管仅次《伊阙佛龛碑》一年，其书风竟会相差如此之大，是其他书家所难以抗衡的。显然，褚遂良在刻苦追摹古人的同时，能悟得书道三昧，既是师承又非单纯的师承，最终使他能以自家本色别开生面。褚遂良在深受欧、虞和史陵的影响的同时，又能在宫中看到并精心临摹众多前贤的名迹，使他能很快地领悟到古人的各种用笔的方法，以致挥运自如，得心应手。从上两碑中，我们可以细察到欧的刚方、虞的圆润和史陵的疏瘦等特点。三者中，对其影响最深刻的应该是史陵。据记载，史陵的书法保持了南朝高古的气韵，一是疏瘦，二是有汉隶遗风，隶、楷相间，使史陵的书法在用笔上显得格外的丰富优美。也许正是如此，褚遂良在学习欧、虞史三家的基础上，旁习汉、陈、隋碑志和“二王”书法。这果然同文字由隶变楷的发展过程有关，但更多地表现出褚遂良对隶书遗韵的思慕。这种“复古”，不是文字学意义上的，而时有深刻的审美趣味的文化背景，与褚遂良文人学士的儒雅本性不无内在的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探知一些褚遂良早期书法“隶楷”风格的成因。正是这一点，尽管是碑，因刻工甚精，处处能给人一种翰墨淋漓的感觉，这在初唐期他书家中所难以看到得。对学书而言，更重要的是因此碑取法甚广，通过它既可以进一步对欧、虞有更深的了解，也为今后打开“二王”的门径，获得更丰富的内涵和信息。但随着书家艺术个性和情感的变化，褚遂良最终又抛弃了早期的那种风格，创造了一种更新、更令人振奋艺术风格，《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的诞生，就是这一新风格成熟的标志。
自贞观十二年，褚遂良迁为侍书以后，曾为唐太宗鉴定王羲之书法真迹，这样，他比任何书家更容易更广泛的接触到“二王”以及前人的名迹，更便于学到羲之的神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性。这些书迹，大多属于南派的书简之作（又称为帖），与他前期所作的“铭石之书”（又称为碑）在实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书风和书写形式。前者强调的是笔墨情趣和韵律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后者注重于充实端严和便于深刻，具有严肃的主题；其功用的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作风也就自而各异。加上史陵的“疏瘦”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极力推崇，这对褚遂良晚年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初唐书法由陈、隋遗风到对王羲之书法的继承，最终走向个性化的发展道路，其在继承上的广度与深度，是唐代书家中是屈指可数的。从他早期的两件作品上看，他基本上是沿着陈、隋及欧以来的“铭石之书”的旧格，写得平和稳健，追求的是骨法用笔的充实感和实在感，并以力取横势的隶书作风，展示了与前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只有达到这一点，褚遂良才又可能在其晚年表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从其晚年代的两件作品来看，与前期整整相差十年，期间没有留下任何作品，不管从风格还是从技法上讲，几乎与前期没有任何关系，好像完全出于两人之手。最终，褚遂良以其独特的审美理想和艺术个性，将这种强烈的笔墨情趣、左右映带的书简之风，淋漓尽致地表现在“铭石之书”上，给人以全新的艺术风采，这是褚遂良晚年书法的最大的特点。楷书到了他之手，第一次将碑和帖得到了完美的融合，逐成千古绝唱，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
从褚遂良晚年的两件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以下几个特点：
（一）首先是将书简之作的作风融入于“铭石之书”中，使楷书的笔法、笔势和结构等方面获得最大程度的解放，开辟了行法楷书的新天地。这样，就将楷书直接同行书构成了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只需将其楷书点画写得更活泼一点，并简化偏旁部首和某些笔画，上下字带动以下，便能直接写成行书。就这一点而言，在所有的楷书中占有最大的优势，这对以后学习书法开辟了一个新的门径。这对以后在艺术审美上对“逸品”的重视和提倡，在创作提供了成熟的艺术形式，其影响是深远的。
（二）正因为上述的特点，在创作上褚遂良采取以势生势，以势生法，以势立形，增强了点画之间的贯穿和联系的同时，突出了点画之间的流动感和韵律，强调笔笔能达其意而运之，贵能其中有物，其中有韵，达意生变，迹存其情。并且，一笔数字，一气呵成，从分显现了书法中“无声之音”的艺术特征，故写到劲疾处出现枯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谓“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书谱》）。正因如此，其用笔是八面出锋，八面生势，左右映带，上下飞动，穷尽变化，一气运化。这样，既使骨法用笔的技巧予以明朗化，又增强了点画用笔生动性和丰富性，使笔触更明显地蕴含着抒情的色彩，故有唐代书法的集大成者之称。
（三）疏瘦，但疏则朗洁，瘦而不薄。其原因有三：（1）行笔时采用平面运动与深度（提按）相结合的方式，即颜真卿所谓的“屋漏痕”，在曲折波动之中，获得一种古藤似的坚忍不拔的审美意象，增强了笔触的深度意味；（2）充分发挥长锋笔的优势，用中锋即便入纸重按至八分，笔画的粗细与笔的直径相对应。这样，既能加强运笔时的力度，又能使点画紧结厚实，这既是褚字用笔极重要的特点，也是学褚字的最基本的要点；（3）在书势上，采用隶法，力取横势，尤其是是捺法，与《礼器碑》相同。从而使整个字在书势上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达到了“俊拔一角”的艺术目的。当然，这种隶法，只是总体气格上的，而不是激发的累加，主要是为了表现书势上的宽博与横向飞动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既是褚遂良书风的特点，也是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他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楷书与行书间的内在的联系，展示书道艺术语言的共通的规律——“印印泥”和“锥画沙”。从那以后，历代书家均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褚遂良的影响。就初唐而言，有敬客、薛稷、薛曜、钟绍京和魏栖梧等。在唐受其影响并获得最高成就的，是草书第一大家张旭和唐代书法的象征颜真卿。从张旭的《郎官石记》上看，与褚遂良早期的书风甚为接近。在颜真卿的书法中，我们虽然已很少能看到其影响的痕迹，但他曾师从张旭，潜心学过褚遂良的书法，这在史料中是有据可查的，他晚年所提出的“屋漏痕”其实滥觞于褚遂良，这种笔法尤其在薛稷的书法中已表现得相当普遍和成熟。在宋，最受褚遂良影响的莫如米芾了。米芾对古人书法多所讥贬，却对褚遂良情有独衷，在其《自叙帖》说：“余初学，先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对褚遂良的评价也甚高，认为：“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续书评》）而他的小行书和小楷《向太后挽词》十有七八出于褚法。从那以后，十有八九的书家都从褚遂良书法中汲取营养，以求得书法三昧。近代，学褚遂良一派而获得最高成就的，当首推沈尹默了，他的楷书基本上是得力于褚遂良的《孟法师碑》，只是少了些苍茫之感。
从对“二王”书风的突破而言，褚遂良是“初唐四家”中的第一人、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当然，这种突破是建立在前两家的基础上的，并提供了一个很清晰的继承与发展的线索，这不仅对以往即便是今天，更有着很重要研究和反省价值。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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