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破解“三农”问题纪实
四月，北京北部山区，春风和煦，山花初绽。山间道路上，周末郊游的自驾车川流不息。
这几天，延庆县张山营镇玉皇庙村35岁的村民谢长春将她家10多间房屋打扫干净，铺好被褥，虽然忙活，但心里美滋滋的。“到了‘五一’小长假，就是我们农家院接待城里游客的高峰期了。农村人不怕辛苦，来的人越多，我们的钱包就会越鼓啊。”
在谢长春的记忆中，10多年前她刚嫁到这个距离北京市区80多公里的小山村时，“砂石路面坑坑洼洼，街边到处堆着猪粪柴垛”。而今，街道平了，路灯亮了，全村60%的农户都用自家的农家院办起了民俗旅游。“以前我们羡慕城里人富，现在城里人羡慕这里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一年里忙个大半年，挣到五六万元没问题。”谢长春开心地说。
玉皇庙村的变迁，只是北京农村的平常一景。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北京市从推进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始终紧抓“三农”不放松，思想解放，大胆探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创新之举，让京郊农民搭上了首都发展的“快车”。
重农之情：从“短板”变“高地”
在北京，农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农业人口不到270万，而恰恰是“三农”问题，被北京市委、市政府定为必须“接补”的“短板”。
“由于城市发达，与全国各地相比，北京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落差’更加明显。”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坦言，农村群众要求加快发展、缩小差距的呼声强烈。
赵弘认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农村，也是缓解北京城区人口、交通、土地和水资源紧张等难题的必由之路，同时，北京在经济总量达到1万多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正从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雄厚。“北京有必要也有条件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背倚群山的北京，山地占了全市面积的一大半。北京的城乡一体化，重在郊区，难在山区。2004年，为求解山区发展之策，市领导在调研基础上出台一系列扶持山区发展的政策。其中，北京市财政每年拨款1.92亿元，让4.3万名山区农民成为由政府发工资的专职山林管护员。
笔者来到与河北省一山之隔的延庆县西大庄科村时，带着护林员袖标的赵宝正在巡山，尽管暖阳高照，但山风嗖嗖地吹得人脸生疼。“现在天旱风大，正是山火易发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山上转七八个小时，政府既然每月给发400多元工资，就得负起这个责任。”赵宝说。
“我们村的地都在山上，一亩地一年也就三五百元的收入，要没有政府的这个护林员政策，许多村民可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西大庄科村村委会主任徐建喜说，全村100来口人，男女劳力现在都成了护林员，每人年收入有5000多元。此外，从2011年开始，又实施了林权制度改革，每户能分到四五千元，村民的收入又涨了一大截。
强农之策：先“输血”再“造血”
“许多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城市反哺力度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北京也是如此。”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蒋力歌说，近年来，北京注重按城乡一体化的思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布局和制度安排，并以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支撑，促进政策和资源向农村倾斜。
由于强有力的政策，据北京市发改委统计，2003年，北京对10个远郊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仅为30%，2004年提高到40%，2005年以来连续7年超过50%，累计投入856亿元，投资年均增速约20%。全市已形成完整的公共财政惠农政策，仅“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让渡区县财力达212亿元。
蒋力歌说，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拉动下，北京各区县大力推进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六个一体化”，加快农村向城镇化、社区化转变。
“村民感受最大的变化是宽阔的马路通到了家门口，路通了，一通百通，村民的思路也就通啦。”顺义区杨镇红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唐江岩说，以前，红寺村只能靠天吃饭，连一条像样的村路都修不起。自2007年以来，政府已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村里修路、安装太阳能路灯、修建太阳能浴池等，使村容村貌大变样。
有了政府的大力“输血”，北京农村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能力也显著提高，农业向高端化、多功能转化。笔者走进通州区台湖镇金福艺农农业园的温室大棚，只见五彩番茄、水果黄瓜、彩色甜椒等长势喜人。工作人员介绍，园区占地约3000亩，集高效设施种植、观光采摘、科技示范、科普教育、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年产瓜菜50多万公斤，年利润超过1000万元，全部产品获得无公害认证。
“目前，农业占北京GDP的比重不到1%，却有超越GDP的意义。”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农委主任王孝东介绍，北京大力发展高端、集约、高效的都市型现代农业，一产和二产、三产不断融合，农业产业和环境建设紧密结合，农业的生态、休闲、旅游、服务、文化等功能不断拓展。2011年起北京每年设立1亿元的沟域经济发展专项基金，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门头沟的“玫瑰谷”、密云的“紫海香堤”、怀柔的“雁栖不夜谷”等特色沟域吸引无数游人前往休闲娱乐。
富农之效：由“谋生”到“养生”
北京农村的变化，最终体现在农民生活的改善上。“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改革不断深入、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北京农民告别了过去只求温饱的‘生存型’状态，正向‘有住房、有资产、有工资、有社保’的新型市民转变。”王孝东说。
——“资产变股份，农民变股东”。北京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迅速推进，已有3300多个农村组织完成改革，250多万农民成为农村集体资产的“股东”。全市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约4800个，成员出资总额逾40亿元，覆盖2/3以上从事一产的农户。
——“村庄变社区，农民转居民”。城乡接合部50个重点村的改造使20多万农民整体转为城镇居民，通州区北神树村就是其中之一，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忠国辉告诉记者，北神树村地处城乡接合部，以前环境脏乱差，去年底，全村整体搬迁“上楼”，760多户都住进了新建的楼房，人均住房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不光生活环境变了，农民的精神头也大不一样了”。
笔者在密云县石城镇王庄村看到，崔云淑老人正在街边晒太阳。她说：“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也有不少收入呢，每月275元的养老补贴，每年1270元的库区移民补贴，我一个月干三天的村里保洁，一年收入2000元。我现在生活不靠儿女，身心轻松着哩。”
陈新洲 赵仁伟黄海 刘浦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