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挥泪斩马谡”这则故事不仅为后人广泛传颂，更做为一种楷模被效法，或用于教育，或用于管理，或用于标榜某人不徇私情、明正典律之壮举。然而，这马谡果真罪当该杀么？非也。其理由如下：
其一、马谡是作者笔下早已酝酿好了的“替死鬼”。他先以刘备的临终遗言为铺垫：“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当深察之。”按常理在守街亭这一关键战役中本应派智勇双全的姜维、赵云或是魏延去据守，而作者却偏偏把一重任交给了习贯于纸上谈兵的马谡，最后，造成了马谡被斩的悲剧。凡读过三国的人无不对这位一向聪明睿智的诸葛丞相的派将之法感到困惑和遗憾，只能埋怨作者谋篇不周，或故弄玄虚了。否则，英明一世的诸葛承相怎么会如此弱智呢？
其二、抛开作者的用意不说，街亭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败于孔明先生的谋划思想错误。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平定南方孟获之乱后，率30万蜀兵，出屯汉中，开始伐魏，试图统一全国。从战略上来看，伐魏之举本身就是个问题。当时的形势是魏强蜀弱，蜀国的人才更比不上魏国。太史谯周曾苦谏，称北方“未可图也”。但诸葛亮为报刘备一已之恩，却执意北伐。可以说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预示了北伐的败局，街亭失守不过是情理之中而已，对时局并无根本性的影响。当时蜀国正确的国策应该是专心搞好国内建设，大力收罗、培养人才，坚守边关，等真正的有利时机到来再向外扩张。从战术上来看，两军实力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马谡领兵2万人，王平领兵5千人，都是孤军深入之兵，就是加上魏延、高翔的后援接应部队各1万人，总兵力也不过4万5千人，而魏军则有20万之众；魏军主将是才智不亚于诸葛亮的司马懿父子，还有张颌、孙礼、辛毗等猛将，同时魏将曹真从另一个方向夹击附近的列柳城，更给街亭的守备造成巨大压力；诸葛亮的20多万大军远在祁山，危急之时很难施以救援。事实上胜败几乎未战已分了，即便是马谡排兵布阵应对得法，或另换一主将防守，也难保街亭不失了。
其三、街亭失守败在了孔明先生的侥幸心理上。马谡曾在诸葛亮南征中提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但服其心”的建议，诸葛亮采纳并实施，“七擒七纵”孟获，达到了“南人不复反矣”的安定局面。这说明马谡军事见识是非常高明的，它实际上阐明了军事斗争与政治目的之辩证关系。所以，在刘备问孔明“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时，孔明回答说：“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然而刘备的一句“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则叫孔明在守街亭派将中一改了平时睿智果断的风格，表现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犹豫。面对着马谡“以全家人性命担保”的请命，他并不怀疑马谡的“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深通谋略”，但想到了先主的嘱托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与马谡立下了军令状。可是，诸葛先生还是不放心，又派一员上将王平相辅，并再三嘱咐“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安营既毕，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图形状图本来我看。”临行前还谆谆告诫王平说：“如所守无危，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就是在这种“当世英才”与“不可大用”的矛盾心理过程中，最终孔明还是寄希望于马谡这位“当世英才”，把街亭的命运错误地交给了马谡。
其四、街亭失守败于诸葛先生的用人之短。马谡初以荆州从事跟随刘备取蜀入川，曾任绵竹、成都令、越太守。马谡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深通谋略，在当时蜀汉政权的同僚中出类拔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又素有刚愎自用、自命不凡的毛病，往往纸上谈兵，拘泥教条。从用人的角度来看，对一个人的提拔使用必须遵循用人之长，避人之短的原则。马谡是一个文官，出谋划策可以，带兵打仗并非所长，孔明本应把马谡留在身边协助出谋划策，不可使之带兵据敌，而这位孔明先生却忽略了此道，让一个白面书生去据守关键要塞，结果害了一个年轻人的性命。假如历史能再给马谡一个机会，他也许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望成为蜀国的一名出色的军事家。
其五、马谡死于诸葛先生的个人名利追求。马谡平时与孔明交往甚厚，两人常通宵达旦谈论军政大事，颇得孔明器重。在马谡即将被杀之际，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诸葛亮，为马谡求情：“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惜哉？”孔明答道：“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不听谏，马谡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孔明果真如此执法如山么？火烧赤壁时，关羽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可是他华容道放走了曹操，在众官的求情下，他竞枉开一面不怕“若复废法”了。说到底，孔明并非不知道如何量罪定刑，并非不懂得人情道理，只是他内心的私欲作怪罢了。在当时魏蜀势力悬殊的情势下，蜀国必败几成定势，街亭失守是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杀一个马谡，一是可以显示一下我诸葛先生的公正，以留万世英名；二是可以把兵败的原因归咎于马谡，转移人们视线；三是马谡的社会关系简单，杀了他会赢得更多朝庭阁僚的信任和欣赏。
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固然马谡在失街亭一事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主要原因则是诸葛先生的用人失当、矛盾心理和利令智昏的决策所造成的。马谡之被杀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蜀国整体力量的一次打击。杀一马谡而令天下有智计之士望蜀却步了，以马谡与诸葛亮的密切关系尚且被杀，况他人乎？于是马谡之后，蜀国渐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人才凋零，而终至国家灭亡。对此，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当时蜀国的疆域狭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国兴旺，再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无可奈何收罗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这样，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如此说来，这个“孔明挥泪斩马谡”并不值得后人学习与效法，倒是应该从中受到警示和教训：在任何管理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取人之长，避人之短，不可凭空议事，不可意气用事，不可因私废公，更不可打着好听的幌子而到处乱用“孔明挥泪斩马谡”，挫伤团队士气乃至给世人留下笑柄。值得效法的倒是马谡那种认罪知错，无怨无悔的坦诚精神，临刑前他“自缚跪于见帐前”，对孔明先生说：“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故曰：“马谡”不可轻斩。(宿洪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