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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从目从??。八，所乘載也。??，古文眞。〖注〗古文眞，《段注》：漢簡作 。??，古文眞。真，俗字。側鄰切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僊人變形而登天也。此眞之本義也。經典但言誠實。無言眞實者。諸子百家乃有眞字耳。然其字古矣。古文作？。非倉頡以前已有眞人乎。引伸爲眞誠。凡稹鎭瞋謓?塡窴闐嗔滇鬒瑱？愼字皆以眞爲聲。多取充實之意。其顚槇字以頂爲義者，亦充實上??之意也。
愼字今訓謹。古則訓誠。小雅愼爾優游，予愼無罪傳皆云。誠也。又愼爾言也，大雅考愼其相箋皆云。誠也。愼訓誠者，其字从眞。人必誠而後敬。不誠未有能敬者也。敬者愼之弟二義。誠者愼之弟一義。學者沿其流而不溯其原矣。故若詩傳，箋所說諸愼字，謂卽眞之假借字可也。从匕目??。變形故从匕目。獨言目者，道書云養生之道，耳目爲先。耳目爲尋眞之梯級。韋昭云。偓佺方眼。??，匿也。讀若隱。仙人能隱形也。？謂篆體之下也。所?乗載之。？者，？之省。下基也。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蹻去喬切。眞从四字會意。側鄰切。十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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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音値。《說文》正見也。《博雅》正也。《玉篇》不曲也。《易·坤卦》直其正也。《書·洪範》王道正直。 又準當也。《禮·投壺》馬各直其算。《史記·平準書》以白鹿皮爲皮幣，直四十萬。 又《增韻》當也。《儀禮·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疏》謂當堂上東序牆也。
又伸也。《孟子》枉尺而直尋。 又《玉篇》侍也。《晉書·羊祜傳》悉統宿衞，入直殿中。
又順也。《詩·鄭風》洵直且侯。 又猶宜也。《詩·魏風》爰得我直。
又猶但也。《孟子》直不百步耳。 又猶故也。《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又埋枉曰直。《韓愈·王仲舒墓誌》公知制誥友人得罪公，獨爲直其冤。
又直來，無事而來也。《公羊傳·莊二十七年》直來曰來。 又《禮·月令》田事旣畢，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疏》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 又骨直，謂强毅也。《周禮·冬官考工記工人》骨直以立。
又語發聲。《史記·龜筴傳》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直，語發聲也。
又柄也。《禮·明堂位》玉豆雕篹。《註》篹，籩屬，雕刻飾其直者也。《疏》雕鏤其柄。
又殖也。《揚子·太??經》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註》直之言殖也。萬物甲始出殖立，未有枝葉也。
又《揚子·方言》袒飾謂之直袊。《註》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袊也。
又《韻會小補》器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又官名。《鄧析子轉辭篇》湯有司直之人。又《通典》漢時繡衣直指，卽秦時御史大夫。 又直人，邑名。《左傳·昭二十三年》劉子取直人。
又泉名。《公羊傳·昭五年》直泉者何，涌泉也。 又門名。《三輔黃圖》長安城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 又姓。漢有直不疑。
又《諡法》肇敏行成曰直。
又《集韻》《韻會》直吏切《正韻》直意切，??音治。與値通。《史記·項羽紀》直夜潰圍。《註》直，讀曰値。當也。《索隱曰》古字例以直爲値。《前漢·酷吏傳》無直甯成之怒。《史記》作値。 又物價曰直。《北史·齊景思王傳》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
又傭作得錢亦曰直。《柳宗元·送薛存義序》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又叶直略切，音著。《樂府·焦仲卿妻詩》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
又叶直六切，音逐。《楚辭·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六書正譌》从??从十目。??，古隱字。十目所視，雖隱亦直。會意。俗作直，非。
漢典 考證：〔《揚子·方言》袒謂之直衿。《註》婦人初嫁所著上衣，直衿也。〕 謹照原文袒下增飾字。兩衿字??改袊。 古羌文化初探
西戎---古代族名(2008-10-29 00:46:55)转载▼标签： 关注羌民族 西戎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周代，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在周人兴起时，西戎仍是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殷墟卜辞已出现“戎”字，是否作族称，还要进一步研究。“羌”或“氐羌”则在商代已作为族称，而且羌还用作对西方各族的通称。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虽明属东夷，仍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延续到春秋战国。
自春秋时起，“戎”还偶而与“华”并称为“华戎”。这些都是以戎作为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至于“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一、氏羌西戎的起源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wiki]九州[/wiki]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
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 三、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西戎 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于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举部迁徙于周原，与姜姓部落世为婚姻，革戎俗，发展农业，奠定了立国之基。姜姓部落在文化上与周人还有一些差别，在周原先周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带羌戎文化特点的墓葬，大概就是姜姓部落的遗存。“姜”即“羌”，姜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称的氏羌之中。当周人已农业化并且日益壮大兴起时，强调自己是黄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时“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一支夏人。 《说文解字》说：“戎，兵也”，兵即武器；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义引而称呼与之为敌的氐羌各部落为戎，一方面表示敌忾，同时也将他自身及舅族与氏羌人区别开来。 到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已臣附于商，并依靠商朝的支持，展开了对周围各游牧羌戎的兼并和征伐。古本《竹书纪年》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太[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之戎，周师大败。 太[文]丁四年，周人伐无余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继位后，为商西伯，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后来获赦释放，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于是伐犬戎、密须。 在上述季历与文王征伐的诸戎中，以西落鬼戎为最强，既称“西落”，当在周原以西汧陇地区及其以西，大概是与鬼方有共同族称的游牧民族。一次战争被俘获“十二翟王”，可见鬼戎部落之众，“十二翟王”即是十二位鬼戎部落酋长。“翟”以同音与“狄”相通假，本非族称，是周人及诸夏加给鬼戎的蔑称，与“戎”具“兵”、“凶”之义引申加之于各敌对部落相同。王国维先生说：“《经》、《传》所记，自幽王以后至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又说：“狄者，远也……《书》称'狄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乃引申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驱除者，亦谓之狄。”所谓“翟王”，即远方当驱除之王。 商及周初的鬼族，按王国维先生考证当是畏族，与媿、隗等姓相通，是汉代隶定时写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族群，西周早期铜器铭文《小盂鼎》记述了盂在受爵以后两年，即康王二十五年，以两次对鬼方战争的胜利告捷献俘于周庙而受庆赏的史实。其第一次仅俘虏即达“万三千八百十一人”，“执兽三人”，第二次又“执兽一人”，此外，还掠夺了大量牲畜财物。此铭残泐过甚，难以通读，但从可辨释的俘获数字看，已表明战争规模之大，周对他征伐不遗余力，也可见鬼方当是一个人众较多的强敌。郭沫若先生分析了俘人达万三千多，“执兽”仅一二人，指出“足见兽之重要，盖兽读为酋，言生擒其酋首也”。铭文还记述了鬼方酋长回答讯问为何反叛时说，他们因为周之伯首先进犯，才“从商”反叛的。郭沫若先生推断此处所说的商是在商朝灭亡后逃往西北的商王遗族，并具体指为后来被秦灭亡的杜毫，他们在周初曾联合鬼方进行反周的战争。 另有《梁伯戈》记载梁伯曾伐“鬼方,,蛮,,”。梁国，秦改为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在镐京东北。故王国维断定鬼方“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 在今山西省境内，商代原有许多羌人部落与方国。周初，唐叔受封于晋南，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赐之民也有“怀姓九宗”。可见当时晋南仍有不少羌戎，“怀姓”即鬼方之媿姓。在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省南部也有鬼侯城，《史记索隐》引《括地志》说：“相州滏阳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滏阳即今河北省滏阳县，鬼方也有东迁至太行山以车古黄河下游立国为诸侯的。 在周人兴起时，仍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周武王伐纣，得到了西土各国的支持，《牧誓》所举有羌，大概即殷墟卜辞中作专名的羌方。此外，在周代的文献中，很少见羌作族称，原被商代泛称为羌的诸部落与方国，其保持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都已泛称为戎。周文王虽已使诸戎臣服，也还是叛服不常。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保障京师的安全，“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西周初，从陇山东西到河套、东延及今山西境内，都有诸戎游牧部落分布，与周保持“以时入贡”、“王事天子”的关系，比较相安。从《小盂鼎》、《梁伯戈》的铭文看，康王时还发生过对鬼方的战争，而史书失载。鬼方在商周之际与周初，是周人的劲敌，所以周人把鬼方当作远方的通称。 西周中叶，与戎狄相安共处的局面日益难以维持。周穆王时，周室尚称强大，因“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西征到了什么地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昆仑丘所在，各家考证不一，肯定已超过陇山山脉，到达今甘青境内，见到了西戎的一位女酋长。穆王从陇以西迁戎至泾水上游之太原，大概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太原之戎成为周室邻近王畿的威胁，完全与穆王初衷设想背道而驰。 自夷王以后，周日益衰败，“荒服不朝”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而秦族在陇山地区逐渐壮大，周也逐渐倚靠秦人来制西戎。 周考王时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境,,，为周附庸。同时接受申侯的要求，让非子同父异母兄弟成继承其父大骆的酋长地位居犬丘,,也在天水市境,,，“以和西戎”。成的母亲是申侯之女，申的这一支对西戎有重大的影响，与周也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大概是姜姓申国仍居陇山地区的游牧人，当他们与周为敌时，称为申戎或姜氏之戎。 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周夷王时，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 周厉王时，西戎杀秦仲同族，即居于犬丘的一支大骆的后裔，王命伐戎，不克。 周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失败被杀，宣王召秦仲之五子，予兵7000破戎，西戎稍却，秦迁居犬丘，周封秦仲之长子为西垂大夫，即秦庄公。 宣王五年，猃狁,,即犬戎,,侵周至泾水北岸，宣王派南仲筑城于朔方，尹吉甫击败猃狁，逐至太原，一时西戎臣服。 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胜；三十六年代条戎、奔戎，败绩；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三十九年，王伐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述，“,,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役当与《竹书纪年》所记宣王三十九年代申戎是同一史实。千亩为周王之籍田，应距镐京不太远，宣王败后“遂料民于太原”，也就是穆王迁戎于太原之太原，在镐西北，实际上是周之远祖在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的地区，与后世所说晋阳太原不同。戎人所灭姜侯之邑，大概是姜姓之封于周原境内者，《水经·渭水注》“岐水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此姜氏城或许即戎人所灭姜侯之邑。 条戎在中条山北鸣条陌，奔戎与条戎并列应相距不远。汾、隰为晋中两水名，汉代有隰县,,今山西省离石县境,,，其地在晋国之北，故晋人称之为北戎。 从以上可以看出，宣王时与诸戎的战争重心在陇山地区的西戎，同时在霍太山南北，戎人与周与晋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 申的另一支，与周王保持密切的甥舅关系。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邑,,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控制南方。幽王后也来自谢邑之申国，幽王无道，失信于诸侯，宠褒姒，废申后及其所生太子宜臼。公元前771年,,幽王三十一年,,申侯联合增国,,也在今南阳市境内,,及犬戎攻镐京，杀幽王，立宜臼为平王。为避西戎，迁都于雒邑，史称东周；当前中国史界以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时期的开端。 进入春秋时期，诸戎分布很广，而且在中原与周王及诸夏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可分为镐京与岐周地区、伊洛地区、鲁西及豫北地区、晋国周围地区、陇山与陇以西地区。 平王东迁，封秦襄公为诸侯，命襄公从西戎手中收复岐周地区，并将岐以西赐秦。至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击败西戎，“于是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实际上岐以东仍为诸戎所占据。秦又经过几十年与诸戎的斗争，至秦武公灭戎人彭戏和小虢，于是东至华山。公元前677年,,周僖王五年,,，秦德公迁居雍,,今陕西省凤翔市,,，从此秦在崤函以西发展为强国，而秦与西戎的斗争转向陇山及陇以西地区。 鲁西及豫北地区，主要是戎州已氏之戎，春秋初与鲁、齐、郑等国的关系，已在本编第二章第一节述及。 伊洛地区，在平王东迁以前已经有不少戎人部落，其中见于《左传》有名可考者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三年,,，王子带作乱，招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攻王城，烧东门。此后，伊洛之戎曾与鲁、晋会盟，又曾攻宋，在陆浑之戎迁来以前是伊洛地区主要的戎患。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秦穆公与晋惠公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同时迁姜戎于晋南。陆浑戎周詹桓伯说是“允姓之奸，居于爪州”，晋范宣子对戌子驹支说：“昔秦人逐乃祖吾离于瓜州。”这个瓜州在秦晋西北，杜预认为在敦煌，但敦煌在秦雍都以西千数百里之外，其地在汉武帝时始立郡，若远在敦煌，对秦毫无威胁，秦也无力驱除他们。允姓，因猃狁而得姓，与鬼方媿姓相同，西戎本有九州之名，瓜州大概为其中之一，在秦雍都附近，泾、洛二水中上游及陕北一带。秦因陆浑与姜戎近都，务在驱除，而晋惠公原逃亡在外，得秦国支持才获得晋侯地位，他的母亲又是允姓戎之女，允姓戎是他的舅族，因而迎合秦国，招允姓陆浑之戎安置于伊水流域，嵩山附近，而姜戎安置于晋南。 陆浑之戎，南迁后除伊川之外，还有一些分布于熊耳、外方诸山之北，黄河之南，山北水南称为阴，所以黄河与熊耳之间称为阴地，故陆浑戎又称阴戎，又因其原居地已有九州之名，称为九州之戎。南迁后，成为周王新的威胁，在晋楚争霸期间，依违于晋楚之间。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一年,,，晋国灭陆浑，陆浑酋长奔楚，而余众属晋，不久晋国即完全吞灭九州之戎而筑城有其地。 晋国周围，西周以来不仅有许多姬姓与异姓诸侯，也有许多戎狄部落杂处其间。西周初，成王封其弟虞于唐，在河、汾以东，地方百里，唐在今山西省翼城县境。其后分为翼城、曲沃两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三年,,，曲沃武公并晋湣侯之地，迁居翼城，统一晋国，并得到周王承认为晋侯。其境域仍限于汾涑平原。武公于公元前677年去世，献公继位，大肆扩张兼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晋国女叔侯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 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韩非子·难二篇》记述晋烛过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可见献公以前晋国周围小国林立。即晋献公并国如此之多，还是“戎狄之民实环之”，直到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晋国籍谈仍声称：“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此时已是春秋晚叶，籍谈的话显然有夸大，但也反映了晋国周围戎狄分布的复杂情形。自夏代以来，直到春秋初叶，霍太山南北戎狄分布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到春秋中叶以前，戎与狄不加区分，至春秋中叶，始有“狄”的族称，晋国及郑、卫、邢等国北边各部，一般都称为狄，有赤狄、白狄、长狄各族群，将在北狄一节叙述。晋国境内杂居之戎及晋国南边之戎，有名可考者有条戎、奔戎，已在前面述及。晋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此即前所述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败绩，故晋侯生子取名为“仇”。 晋献公一方面兼并许多小国，同时注意结好于诸戎。他“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大、小二戎是以戎之二女年次相对而言，不是部落名称。按上引《左传》杜《注》显然出于不同部落，而《史记》说：“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春秋时戎狄经常相混，狐氏出于唐叔，与晋同祖而在戎狄，从狐氏对重耳在外流亡及后来夺晋侯位是为晋文公并且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看，狐氏的华化程度相当深。 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骊戎也是姬姓之在戎狄者。骊姬有宠，生子奚齐，晋献公晚年杀太子申生，迫重耳与夷吾出亡，夷吾逃至秦国，在晋献公死后得到秦穆公支持归晋夺位，即晋惠公。骊戎一般以为分布在今西安市临潼附近骊山，顾颉刚先生依当时晋东西诸国形势推断骊戎应是居于晋国绛都,,在翼城附近为晋献公所筑新都城,,东边的“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以东析城、王屋一带。 晋国南部最活跃的是姜戎。前已述及，晋惠公招姜戎安置在晋国南部。这一部落群，大概就是周宣王三十九年所伐的申戎。申，姜姓，故称姜戎。姜戎于公元前638年南迁，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二十五年,,帮助晋国邀劫袭郑未成功的秦师于崤，俘虏秦国盂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可见姜戎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晋国在文公称霸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晋一度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69年,,周灵王三年,,，晋国魏绛向晋侯建议和戎，以物产换取戎人的土地，并且得到诸戎的支持，数年间晋国重振霸业。戎狄与晋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晋国的兴衰有一定的影响。 诸戎迁徙到诸夏境内，当然会接受诸夏的文化影响，但直到春秋的中晚叶，仍大体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公元前559年,,周灵王十三年,,姜戎子驹支追述晋惠公因诸戎是四岳之后，才把诸戎安置在晋国南部，成为晋国“不侵不叛之臣”。然而此时距南迁已80年，驹支仍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币不通，言语不达”，民族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到春秋战国之际，情况就不同了，伊洛地区诸戎已被韩、魏并灭，姜戎也不复见于记载，其它鲁西豫北及豫南地区诸戎，也都已被楚国及齐、鲁等兼并，崤山以东诸戎部落已被吞灭，戎人也都已加入华夏行列，被华夏所涵化。只有陇山地区及陇以西，或与秦长期交往被华化，或在陇以西逐渐形成氐羌族群，成为秦汉以后氐羌族群的前驱。 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先羌已逝 牧业千秋——古羌文化初探之四(2008-10-30 11:22:32)转载标签： 古羌人文史话 分类： 民族文化探究 古羌人在驯养牦牛的同时，又成功培育了杂交的犏牛。犏牛是母牦牛和公黄牛交配所生的一种新型的家畜，“叶盛如朱记云：牦牛与封牛合，则生犏牛。亦类牦牛，犏气使然，故谓之犏。”(《青海地方志资料类编》) 犏牛，周秦时汉文文献中就有记载，称其尾“牛直”。(芈一之：《青海地方民族史的几个问题》载《青海地方民族史研究文选》)“牛直”字多见于《礼记》之中。如《王制》：“天子牛直礻勺”，“诸侯勺牛直，帝一。”《玉藻》：“君羔幤、虎牛直。大夫，齐车，鹿幤，豹牛直。”《少仪》：“丧。俟事，不牛直吊。”“牛直豕，则以豕左肩五个。”《春秋·毂梁传》，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牛直，言同时也。” 任乃强老先生对“牛直”的分析为：郑玄注经，已不识牛直字本义，或释为独一；或释为特性；或释为直条的衣缘，皆望文生义。在我看来都是说的祭祀献荐之事。按《王制》：“宗庙之祭，春曰，夏日。”“天子社稷，皆用太牢。”“大夫、土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依这些礼制来推断，则“牛直”就是以犏牛为牲代替“太牢”。所以恤耕牛。“诸侯勺牛直”同义。(原注云：“互明牛直”是也)。“一牛直，指诸侯五庙。只大庙用牛直。若春祭，则各庙皆用牛直。”《玉藻》之“虎牛直”、“豹牛直”；《少仪》之“牛直豕”，都指祭前田猎，国君以得虎献祭为礼，大夫，土家以得豹献祭为礼。不得虎豹，仅得野猪，皆可以代牛直。不田猎，则献牛直。本以牛直为牲之祭，是为牛直勺祭。牛直、勺即是祭之别称，因所用牲为犏牛(牛直)即称牛直祭，故又为牲之代称。《毂梁传》之牛直，指滕、薛二君同在牛直祭时朝鲁助祭。(任乃强：《古代羌人文化简论》选自《羌族源流探索》原载《民族研究通讯》)
牦牛是较寒地区特有的家畜，“一名牦牛，野番养为驮载。亦可供食，但不能耕用。”(《贵德县简志》)以往人们把牦牛强行带入气温较高的环境，结果往往是发狂而死去，因此不可能将牦牛带入中原与黄牛交配，只可能将黄牛带入古羌人生活的较寒地区。河湟古羌人将牦牛与黄牛杂交培育出“性尚良，可耕载；牧者资以取乳”(《贵德县简志》)的犏牛来。犏牛的优点是能在气温较高的地区饲养，而牦牛则相对不易，且犏牛比牦牛驯顺“性尚良”。比黄牛力气大“可耕载”又使“牧者资以取乳”，更适于耕作和饲养。犏牛适应力极强，且耐劳耐热，在河湟谷地较平坦的地区使用犏牛来耕作最适合不过，而且羌土辽阔，连接中原，那么这种“性尚良”又“可耕载”又能“取乳”的优良犏牛一定会在中原各诸侯国中得到青睐的，那么将其作为祭祀的牲畜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便被汉文文献所记载。 考古研究发现先秦时期“河湟川谷地区农业的比重基本上与牧业相当或低，在浅山地区，农业的地位与牧业相去较远。”(李智信：《试论马家窑至卡约文化经济转变的原因及影响》，载《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故而爱剑当初“教之田畜”时，肯定会把中原使用牛进行耕田的先进方法授予羌人的，这样被羌人精心培育出的耐劳力的犏牛从此大量用于农业生产中。那么犏牛在这一空间被用来耕作，也是最合适不过的。古羌人的这一发明对推动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更为重要的是犏牛在河湟占羌人农业生产的使用，是重大的农业变革，推动了当时河湟地区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奠定了河湟两千年来最基本的耕作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河湟地区以农业代替畜牧业成为主导河湟地区主要经济形态的步伐，也成为汉王朝时羌人在河湟地区迅速崛起，并在河湟地区赖以生存和几次反抗中原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对后世藏族农业经济的丰富也是功不可没的。（作者：勉卫忠） 先羌已逝 牧业千秋——古羌文化初探之三(2008-10-30 11:15:54)转载▼标签： 古羌人文史话 分类： 民族文化探究 来源：青海日报 犛 (汉 ?典 ?網 ZDIC.NET) 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聲。凡犛之屬皆从犛。莫交切〖注〗《段注》：犛切里之；氂切莫交。 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西南夷長髦牛也。今四川雅州府淸谿縣大相嶺之外有地名旄牛，產旄牛。而淸谿縣南抵寧遠府，西抵打箭鑪，古西南夷之地，皆產旄牛。如郭樸注《山海經》所云：背，厀及胡，尾皆有長毛者。小角，其體純黑，土俗用爲菜，其尾腊之可爲拂子。云長髦者，謂背，厀，胡，尾皆有長毛。下文氂字乃專謂尾也。此牛名犛牛，音如貍。楚語：巴浦之犀犛。上林賦：?旄貘犛。以其長髦也。故《史記?西南夷傳》謂之髦牛，以其尾名氂也。故周禮樂師注謂之氂牛，以氂可飾旄也。故禮注，爾雅注，北山經，上林賦注，漢書西南夷傳皆謂之旄牛。氂，髦，旄三字音同，因之讀犛如毛，非也。據上林賦則旄，犛異物。中山經：荆山多犛牛。郭曰：旄牛屬。从牛。??聲。里之切。一部。按犛切里之， 氂切莫交。徐用唐韵不誤，而俗本誤易之。凡犛之屬皆从犛。 音茅。《說文》本作犛。長髦牛也。从牛，??聲。《玉篇》獸如牛而尾長，名曰犛牛。《楚語》巴浦之犀犛兕象。《註》犛，莫交切。《司馬相如·上林賦》??旄獏犛。《註》犛，一音茅，或以爲貓牛，毛可爲翿是也。《集韻》或作氂斄髦，通作貓。《廣韻》書作犛。 又《集韻》謨袍切，音毛。本作氂。犛牛尾也。或作斄。《楚語·犀犛註》犛，亦作旄。 又《廣韻》里之切《集韻》《韻會》陵之切，??音釐。義同。 又《玉篇》牛黑色。《司馬相如·上林賦》獏犛。《註》張揖曰：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班固·西都賦》曳犀犛。 又《集韻》鳴龍切，音氂。羌中牛名。李登說。 又《廣韻》落哀切《集韻》郎才切，??音來。《廣韻》關西有長尾牛。《集韻》或作氂。
漢典 考證：〔《班固·西都賦》頓犀犛。〕 謹照原文頓改曳。
牦牛，藏语为“雅牛”，是青藏高原上独特的远古野生动物，这种野牛体大，腿短，全身有黑褐色、棕色或白色的长毛，且力大、凶猛、狂暴，成群吃草。因“野牛，青海较多行则成群。”(《贵德县简志》)又因河湟古羌人是最早居于本地的土著民族，因而驯养牦牛的重任已非他莫属了。 先秦文献中称牦牛为“犛”。犛牛“一名毛犀，一名猫牛，一名麾，一名牦牛，一名竹车，一名犨”(《大通县志》第五卷)而“犛，西南夷长髦牛也。”(《说文》卷二)犛牛：出西南徼外，居深山中，野牛也。(《大通县志》第五卷)
《尚书·牧誓》中武王伐纣时就有关于牦牛的记载，同时武王的军队之中就有羌人部落，如“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部落联盟于牧野，而且《诗经·商颂》也说商王武丁之时，曾讨伐诸羌，“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可见诸羌与中原关系之密切，那么羌人的畜产品和加工的成品或作为商品或作为贡品输入到商王朝，也是有可能的。
《书·牧誓》中记有：“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其中的“旄”指的就是用牦牛的尾巴制作的拂子(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后汉书》云“毛可为旄”《西宁府新志·畜牧志》亦云“犛牛(尾巴可作缨)”这种拂子即“缨”汉文古籍称其为：“髳”“麾”，用于装饰车、马，或将它系在旗杆顶端，王右手拿着它以指挥诸侯，成为权利的象征。三国时“牦”字通作“眊”同样也是指牦牛尾做成的拂子，《三国志注》有“刘备性好结眊”，就是用拂子编成假发戴在头顶上。
关于牛尾的考古资料则有：“上孙家寨有墓葬在二层台南部两侧置有牛头、蹄、牛尾骨……有的墓中四牛蹄加以牛尾。”(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转引自冉光荣等著《羌族史》)范晔《后汉书》指出：“冉駹夷出旄牛，重千斤，毛可为旌。观此则牦牛之名盖取诸此。”(《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代的羌人因其养牦牛而被称为牦牛羌，又因河湟羌人“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谓首，灭狄、戎……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后汉书·西羌传》)，由此可推测从爰剑时代河湟羌人也已开始驯养或放牧牦牛了，并被其后代子孙所继承和发扬，到了汉代以驯养良种牦牛而著称。
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作为殉葬品。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有牛皮制成的鞋和用牦牛毛纺成的毛线和毛绳以及毛带(其间夹有少量的牦牛毛)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古羌人已经能够驯养牦牛，而且还能够将牦牛皮和牦牛毛加工成生活用品。由此可见其畜牧业之发达。更为甚者，1983年湟源县大华卡约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铜牦牛，从制作工艺上看，已是相当精美。(《后汉书·西羌传》)另外，塔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一件陶牦牛，两角和尾部稍残，背部呈波浪形，腹部的长毛及地，显露出牦牛的形象。(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这些资料都进一步说明了牦牛在古羌人的畜牧业生产中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是他们衣食住行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来源。先秦时期，河湟古羌人已经把野牦牛驯养成为乳、肉、役兼用的主要家畜之一，其地位在畜群中仅次于藏系绵羊，有时可能会超越藏羊而占据主要地位，并且羌人将其作为商品或贡品被大量输入中原，供中原历代王朝使用，从而使其很早就记录于汉文文献之中。(作者：勉卫忠)
先羌已逝 牧业千秋——河湟地区古羌文化初探之二 (2008-10-30
来源：青海日报 河湟地区的古羌人用了很长的时间驯化藏系绵羊。藏羊，是远古时期栖息于青藏高原的一种特有的动物， 又称“番羊，青海周围牧场弥望遍于山谷原野，无虑数千百万。”(《西宁府续志》十卷)其毛颇长，尾巴小， 由于其双角盘旋卷曲于头顶，故又称“盘羊”。古代汉文文献中都把“羌”作为从事畜牧业，且以养羊为特 色的一个民族。《说文》中载：“西羌、西戎羊种也，从羊……盖为多羊之国。”《说文·羊部》释：“羌， 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亦称“羌，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 (《太平御览》卷七九四)从以上的古文献中我们可知，羌人以养羊而闻名于中原。我国最早创造的羊字系象 形字，画的是大头、盘角、大眼、小尾巴的“羊”字，独体象形字，字像正面羊头形，如殷墟甲骨文中就有 “羊”字,显然是古羌人畜养的大角藏系绵羊。 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中证实，先秦时期河湟古羌人的畜群中，藏系绵羊占有很大的比重，故此，其也以 牧羊人而得名。在今甘、青的河湟地区与古羌人有关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诺木洪文化各遗址中都有大 量陪葬的羊，尤其是卡约文化中的阿哈特拉山普遍以羊作为随葬品，有的多达2000只，而有的墓中随葬羊角 有100多个。(徐新国、格桑本：《卡约文化阿哈特拉类型初探》)这些羊角非常大且弯曲，是藏绵羊的角。 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还有大量的有关鹿、大角羊等动物题材的纹饰，这与羌族从古至今对羊的图 腾崇拜是一脉相承的。 河湟古羌人逐渐走向较发达的畜牧业文明是由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他们长时间驯化并圈养的绵羊， 为他们解决的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还有防御寒冷的衣着问题。 《夏书·禹贡》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郑玄《注》云：“皮衣之民，居此昆仑、 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水经注》云：“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屈也，河水 屈而东北流，经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故析支，是今阿尼玛卿雪山的东北方向的黄河河曲处，这里 无疑是指居住在析支之地的一个羌族部落。《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曰：“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内，羌鬃之属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这更加明显地把析支指为羌人或西戎的一支，故《后汉书 ·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 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就是把析支作为羌人的 祖先来记述的。而卡约文化遗址中的阿哈特拉类型地域的分布正是阿尼玛卿雪山的东北方向的黄河河曲处， 正好大体相当于析支的活动区域。那么“禹贡”所指“织皮”之人就是指穿羊皮袄或羊毛织物的西羌之人。 在湟中大华卡约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一男性，身长约1.7米，身穿羊皮袄……(《太平御览》卷794)另外， 关于用羊毛搓拧成线，然后织成毛布，也是具有实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 遗址中有以羊、牛毛染成褐、黑、红、蓝等色织成的毛布和毛带、毛线、毛绳。(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毛布的主要原料是绵羊毛，有 的还经过染色，以黄、褐两色为主，少数为灰黑色、红色或白色。羊毛用陶或铜纺轮以及骨纺轮经过加工纺 织成毛线，再用线织成毛布，汉文文献中称为“褐”即毛布，其“厚实温暖，亦能资以御寒”(《丹噶尔厅 志》五卷)正适合于青藏高原的河湟羌人，诺木洪文化遗址中的居民就使用这种毛布缝制衣服或是其它生活 用品，如毛带用绵羊毛织成，个别的其间夹有少量的牦牛毛；毛线和毛绳多用绵羊毛和牦牛毛织成。 先秦时期河湟古羌人是藏系绵羊的最早驯养者，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及汉文文献可知，此时河湟古羌人 的畜牧业经济是较发达的，他们将绵羊作为贡品或商品大量输送至中原，由此也被称之为牧羊人。时至今 日，在四川省岷江上游的羌族人的家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这里的羌族人以养羊为主，“羊对于他们 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羊肉是重要的副食品，羊毛用来织成毯子，羊皮为衣着的主要原料。” (冉光荣《羌族史》)(作者：勉卫忠)
先羌已逝 牧业千秋——古羌文化初探之一(2008- 来源：青海日报 先秦时期，河湟地区已成为古羌人繁衍生息的家园，他们是最早开发河湟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古羌人驯化了藏系绵羊、牦牛、藏獒，成功杂交了犏牛，不仅使青藏高原的畜 牧业文明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奠定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基础。古羌人的这些功绩是中华文 明丰富的组成部分，功不可没。 从殷商甲骨卜辞到周朝汉文古籍都记载着：居住于今天青藏高原河湟地区的土著居民为西戎羌 人，尤其是《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第一篇比较完整的周朝时期河湟羌人的历史记载。另外从考古材 料来看，今河湟一带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高原腹地 的诺木洪文化，经过考古学界多年的探询现已基本确定其族属为西戎羌族文化，周时期河湟地区已成 为羌人的故乡，他们世代传承，繁衍生息，成为最早开发河湟谷地和青海高原的世居民族。 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要受到一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生存方式 及其物质生产的活动。西羌所居地区依据《通典·州郡·鄯州》条注：“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地” 另据《后汉书》所述，古西羌是指黄河、湟水，即所谓湟中地，整体上指的是黄河与湟水相交的广大 地区，这一地区东部属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西、南部倚着青藏高原并与之毗连一体，属于两种不 同类型的地域相互连接过渡的镶嵌地带。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沛，适于农耕；兼之森林繁茂，水草丰 美，是理想的牧畜环境。因而古代河湟地区无论哪一民族所从事的社会经济都不能与畜牧业经济相脱离。 因其有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河湟古羌人的畜牧业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驯养家畜的方式也极为独特。 对此我国民族史专家任乃强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撰文推测：“……羌族很早便形成了。他们最先驯 养野牛成为牦牛，野羊成为藏羊、野马成为藏马，还驯服了一种凶猛的狻猊，成为忠勇于人的藏犬(獒)。 更还创造了异种杂交而育成乳、肉、毛、皮和役用皆优于牦牛但不能传种的犏牛。”(任乃强：《白马 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先秦，河湟羌人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大规模的早期畜牧业生产的呢？这里首推《后汉书》的《西羌传》 关于河湟羌人在周朝秦厉公(公元前476-433年)时期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其文曰：“河湟间少 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逐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由此可知，周时期 河湟羌人学习爰剑从秦国学来的种田和养畜的先进技术，逐渐从原始畜牧、射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开 始向着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过渡。而且到了“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欲复穆公之迹，忍季 父印畏秦南出赐支河。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多娶妻。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九子为十七种。”(《后 汉书·西羌传》)从此其后代子孙世居河湟且畜牧业繁盛。从考古资料来看，无戈爰剑及其子孙生活的年 代正好处于卡约文化的发展阶段。(卢光耀：《青铜文化与诸羌戎》，载芈一之主编《黄河上游地区历史 与文物》)其生产方式的过渡也可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来证实。卡约文化及同时期的辛店、诺木洪文化属 于青铜文化，青铜的生产促进了河湟流域各羌部落的狩猎业发展，这是因为青铜器的生产为猎人提供了更 为锋利、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狩猎业的发展为大面积范围内的放牧创造了条件。“畜牧业在青海境内比 农业更能有效地利用周围的各种资源，因而也更具有优越性。”(李智信：《试论马家窑至卡约文化经济 转变的原因及影响》，载《青海考古五十年文集》)青海河湟地区远古文化从新时期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 也完成了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变。“从齐家文化到卡约文化的经济转变是甘青高原地区的一个进步，并导致 了生产、生活用具的变化。”(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卡约文化的墓葬中又习惯用羊、 牛、马、猪、狗和鹿随葬，而且彩陶上多见的羊、鹿等图案，说明卡约文化应是一种兼农、牧和渔猎的经 济，总的来说，当属畜牧业经济。比如发现于湟中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中从随葬马、羊、牛等大家畜骨骼 上看，当属纯牧业。诺木洪文化的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在塔里他里哈遗址北部即六号土环围墙之南约40 多米处发现一座略呈卵圆形的大型圈栏。在圈栏内有大量的羊粪堆积，又有少量的牛、马和骆驼粪便。 (《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从以上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我们可知，先秦时期羌 人社会已存在较发达的畜牧业经济。 羌人创造的独特的畜牧业，不仅开创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先河，也为千百年来至今不衰的高原畜 牧业经济和后代人充分利用青海地区草场资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河湟羌人进一步发迹且长期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青海高原畜牧业文化增加了雪域色彩，成为藏族在青藏 高原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 (作者:王延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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