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宇《结字笔法论》想到的
文/向 阳
近读陈宇先生发表于2002年第2—3期《青少年书法报》上的《结字笔法论》（以下简称“《论》文”）一文，颇多感触。笔者是一位寓居山野的业余书学者，于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和系统的学习研究，无意引发与陈宇先生的论辩。只不过陈宇先生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许多思考，令笔者有不吐不快之感，遂记述如下，就教于陈宇先生，或盼聆听书界同仁的高见，以达到求真的目的。
大凡谈到书法艺术的组成要素，都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结字、笔法、墨法、章法等内容。其中结字和笔法，作为书法艺术构成的两大最基本的要素，在书法艺术构成中谁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对此，正如陈宇先生所说，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笔法中心论”和“结构第一说”。遗憾的是，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论者长期以来各执一端，谁也没能说服谁，以致双方至今仍争论不休而无定论。显然，陈宇先生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即在书法艺术构成的诸要素中，他认为，结字是第一位的。
“笔法中心论”与“结构第一说”究竟谁是谁非？陈宇先生在《论》文中用了几近全文一半的篇幅予以了论述。他依凭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对黄淳先生的“书法艺术诸要素若结字、若章法、若墨法，皆决定于笔法”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将笔法从“艺术深层的核心”位置上抽出，与结字、章法、墨法同归于意为“外在的功用和表现”的“表象”，即哲学意义上的“用”，以此论证“笔法中心论”的谬误。我们姑且不论否定了“笔法中心论”是否就能反证“结构第一说”的成立，如果陈宇先生的论述就止于此，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陈宇先生“结构第一说”的立论目的，并不是要向我们强调对书法艺术不同构成要素的各自关注程度。通观《论》文，其主旨是要告诉我们“笔法决定于结字”。他的不惜重墨对“笔法中心论”的反驳，全是为后文关于“结字决定笔法”论述所进行的铺垫。但是陈宇先生在行文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无论是结字第一还是笔法第一，都不能必然说明二者谁决定谁。我们不禁要问，“结构第一说”与“结字决定笔法”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对于这致命的一环，为什么陈宇先生没有告诉给我们。
在《论》文的第二部份，陈宇先生首先从字体演变进化的进程切入，考察了用笔与结构的关系，据此对“结字决定笔法”进行了论证。在他看来，就整个书法史而言，篆书转化为隶书，隶书转化为行书、草书、楷书等书体的演变，主要是结构的演变。篆、隶、行、草、楷等书体定型后均确立了各自不同的用笔法则。由此推断出“用笔的发展是受结体的演变而变迁的”，“笔法是依托结字而存在与表现，结字决定了作者的笔法”。如此推断，不免让人产生陈宇先生有把结体与书体等同之嫌。陈宇先生在文中说“所谓结构，是指字的形态的构成，主要是指线条的排列组合的方式或方法”，进而他又说结构“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字形”。他在文中引用了王力先生关于字形含义的语句，并解释说字形实际上包含用笔和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概念混乱不清或是牵强等同基础上的论述所得出的论断，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进一步而言，陈宇先生在文中以结构和用笔的变迁为脉络，详尽例举分析了各书体演变的进程。如他分析说“古隶”在结构上“增损了篆书的笔画，改变了秦篆或大篆结构的对称性，字形变圆为方”，“已不同于小篆或是大篆的写法，但仍然较多地保存了篆的用笔法则”，并说“在结构变化的同时，字形变圆为方的过渡中，用笔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方折用笔代替了圆转用笔，同时还注重提按，但其主要的用笔还是以小篆的线性用笔为主。”那么请问陈宇先生，既然“结字决定用笔”，为什么“古隶”作为“隶”书之一类“仍然较多地保存了篆的用笔法则”？钟繇的小楷作为“楷”书“还带有隶书用笔的特点”？而只有在它们完整地确立了自己的用笔法则后，隶书与篆书、楷书与隶书才彻底地划清了界线？陈宇先生自己在文中不也是说写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的用笔是不一样的吗？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篆变隶致使篆书字形“变圆为方”的根源进行一番探究。我们知道，字形的方圆是直接以笔画的方圆表现出来的，而笔画的“方”、“圆”是用笔“折”与“转”的结果，即笔画是笔法的迹化，不同形态的笔画是因不同的用笔造成的。因而，用笔的变化是结构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在书体的递变过程中，笔法是起决定作用的。纵观中国书法发展史，各大书体演化的动因在于人们追求书写简捷和文字美观的需要。作为汉字最早形式的篆书结体繁复、体势严整，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实际工作、生活需要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增强，书写者在书写中求简求美，除了圆笔之外，开始混用方笔折画，改部份弧线为直线，并追求线条的粗细、长短、断连、正斜等变化，最终实现了篆书的隶化。此后，在隶书形成的基础上，人们为进一步追求书写的快速、流美、顺畅和加强节奏感、变化感，不断地丰富发展笔画样式和运笔方式，导致了字体的递变，相继出现了章草、行书、草书、楷书等书体。由此可见，汉字字体的演变，无不是用笔变化带来结体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笔法的发展史。
而陈宇先生的错误正在于无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客观事实，他知道了书体的演变主要是结构的演变，但他就此止步，没有进一步去思考结构演变的根本原因，就匆忙地得出结构在字体变迁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断语。本来，陈宇先生就字体演变过程的分析，已显现出用笔与结体的真正关系，足以说明结构演变是用笔变化的结果。但不知为什么，陈宇先生竟然以“我认为”为由将因果倒置，故而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遗憾。
其次，陈宇先生在《论》文中大段引用启功先生对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结字因时相沿，用笔千古不易”两句话的意见，以进一步佐证自己“结字决定笔法”观点的正确性，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又让自己沾上了欲借启功先生的威望行欺人之举的嫌疑。启功先生针对赵孟頫 “用笔千古不易”所发表的“写隶书的用笔和写篆书的用笔也不一样，写草书的用笔跟写楷书的用笔也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汉木简，出了多少万只，这木简清清楚楚，跟现在写钢笔字、铅笔字不一样，那么，用笔怎么能说‘千古不易’呢？”的意见，实在也值得商榷。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用笔”？笔者赞同陈宇先生关于“用笔是书法的基本技法，有广义和狭义两解。广义的用笔法是指用毛写好书法作品的方法，其中包括执笔法和运笔法”的说法，但陈宇先生说狭义的用笔法“单指书写点、画、文字时运笔的方法”，对此，笔者认为还应进一步明确为，狭义的用笔法包括用笔的规律法则、具体点画的运 笔方式及由此表现出的笔画形态。很显然，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中所指的“用笔”应是说的用笔的规律法则，而不应是启功先生所说的具体点画的运笔方式或笔画形态。陈宇先生既然有勇气敢于对沈尹默先生“中锋说”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启功先生的意见却为什么不假思索地接纳呢？况且，否定了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又能说明什么？难道可以说明“结字决定笔法”吗！对于赵孟頫的“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的看法，启功先生的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觉得结字倒是“首先重要”的。我看，启功先生意在强调结字的“首先”重要，并没有用笔就不重要或决定于结字的意思。如果陈宇先生硬是要以此为据来证明“结字决定笔法”，不知启功先生知道后会作何感想？
接下来，陈宇先生是通过对“结字是作者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所在”的论述，来印证“结字决定了作者的笔法”的。他承认，作者的个性气质及审美趣尚是构成风格的关键所在，是形成个人风格的决定因素，并且通过形式表现技巧等客观因素表现出来。在书法创作中，形式表现技巧无疑是集中在笔法和结构两个主要的部件。既然如此，我不明白陈宇先生为什么非得要在同为“主要部件”的笔法和结构中来分个高下呢？如果陈宇先生认为“对于书法线条而言，每一条线都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不同的结构可以在人们心中唤起很不相同的感觉”从而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结构具有对线条运动的控制作用”等等，可以说明“在风格形成过程中，结构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形成风格的关键”因而“结字决定笔法”的话，那么我要问陈宇先生，我们现在在书籍上所看到的印刷字，其结字不可谓不规整，但因其线条失去了笔画形态、质感、速度和力度，仅有规整的结构，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我们可不可以由此说“在风格形成过程中，笔法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形成风格的关键”？据陈宇先生关于“两条线段可以组合成无数不同的形态，这种无数不同的形态，就是结构”、“线条把空间割成不同的块面，这些单位空间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作为用笔内容之一的笔法姿态“应由笔画方向、笔画连接方式和笔法构成”等认识，我们可不可以说“结构是用笔控制的结果，笔法决定结字的空间构成”？对于这些问题的思索，让我想到了结字、笔法、章法、墨法共同作为书法艺术的构成要素，一方面它们是同一整体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书法艺术的构成中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能，相互之间不能替代，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它们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辩证的有机整体。因而对其中任一者的忽视或偏废，都是不公允不科学的，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关于这一点，陈宇先生在《论》文中也有所表述，我想，于此我们是应该能够达成共识的。
